协商式透明性：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动态调适（下）

什么是记者手记？这一概念对职业新闻人来说如同常识一般，笔者编码并提取受访者的相关描述发现，记者手记的内容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向信息，即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见闻”、“素材”，是新闻报道里不会或者不方便呈现的，对新闻报道起到了解释、说明、补充的作用，甚至提供了“非常一手和独家的信息，是之前媒体都没有披露过的”（11号）；另一个方面是感受，“就是讲我体表的感觉”（10号），是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情感”、“冲击”、“困惑”、“感触”。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新闻报道本身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记者手记可以被视为一种新闻透明实践，分别从信息与情感两个层面呈现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

根据文献回顾部分对情感的阐释，即，跳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二元对立，通过建立在言语与行动基础上的情感实践来捕捉和理解情感，记者手记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情感表达的体现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探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本文透过相应的记者手记文本与对职业新闻人的深度访谈发现，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与他们对自身情感的记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其中涉及职业新闻人调适自身情感的方式、作为组织的专业媒体的发展目标与规制、新闻业整体的行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一）情感表达的内在驱动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消息来源作为连接职业新闻人个人与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桥梁是激发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关键因素，是否对这些情感在记者手记中加以表达以及如何表达与新闻从业者调适自身情感的不同方式有关。研究发现，职业新闻人协调自身情感的方式大体可归为两种。

第一种是接纳情感。职业新闻人将自己跟消息来源的接触作为事实的一部分，进而将自己在接近新闻事实的过程中产生的感受通过记者手记加以表达。例如，11号受访者带着善意面对身处人生困境中的消息来源，其作为中间人在观察消息来源生活境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介入对方的生活，由此产生的连接使其思考自己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并促使其付诸表达。“我跟他（指采访对象，笔者注）接触的这个过程，就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的一部分。比如，他第一次不告诉我，或者说要透过我去传递一些话，这不就是他正身处的一种很尴尬的现实；他第二次又是一个更可能不同的说辞。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会有更多的话想说的一种心情”。透过受访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采访对象的处境，这种处境对于揭示新闻事件的全貌具有重要意义，也使记者形成了较强的情感表达的内在驱动。“虽然我内心觉得那个稿子（指新闻报道，笔者注）已经体现出了这个复杂性，但是我好像有一种还想再解释一下的那种心态，但这里面肯定就不合适用那种稿子去呈现，因为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包括有很多我跟他们接触下来的一些事情”。由此可看出，职业新闻人之所以借助记者手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想法，是因为新闻报道无法容纳记者个人主观的想法，也就无法呈现记者个人视角的感受，记者手记成为职业新闻人表达情感的一种选择。

不难看出，职业新闻人对自己与消息来源之间的情感有着明确的感知，并且通过记者手记这一专业媒体新闻生产可以接受的写作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观察。记者对自身情感的表达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新闻人物的生活世界之中，并且携带着作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记者是基于跟消息来源的接触而成为新闻事件所构筑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中既有“以朋友的方式”与消息来源展开交流而获得采写素材后产生的“愧疚之心”，又有对身处困境中的新闻人物的善意乃至同情，还有作为职业新闻人与消息来源所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天然的冲突。当这些复杂心绪逐步走出职业新闻人的内心，由专业媒体公开发布时，本身就是对他们情感的接纳。此时，无论是职业新闻人个人，还是专业媒体，都认可他们情感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种是排除情感。职业新闻人将自身的情感与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分离开来，记者外在于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所构筑的生活世界，这种调适自身情感的方式影响着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有的职业新闻人从选题阶段开始便以一种疏离的态度面对新闻事件及消息来源，对其采取一种怀疑态度，同时有意识地与新闻人物保持距离，这使得相应的记者手记偏重对新闻人物相关信息的呈现，即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记者手记中有所呈现也主要服务于对新闻人物的描述。“我写我的心理活动也是为了阐述她（指采访对象，笔者注），帮助读者去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这种呈现情感的方式与职业新闻人的工作方式有关，“我自己做新闻比较抽离”，“我甚至尽量地不触碰跟我过去很有关系的选题，因为会不客观。……我就情愿去写一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的东西”。不难看出，上面的10号受访者对自身情感表现出很高的觉察，会有意识地区分自己的感受与消息来源的感受。这种对自身“感性认识”的排除，使得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相对较低。有的职业新闻人虽然在与消息来源的接触过程中经历了情感冲击，并在记者手记中有所呈现，但认为记者手记是个人化的感受，是不重要的信息，这本质上也是对情感的排除。“当时我采访她的时候，哪怕只能共情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已经让我有点难以承受的感觉……我至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采访，很需要消耗那种情感能量”（6号）。尽管如此，受访者认为这些内容并不能为新闻事件提供更多的“增量”，因为重要的是新闻事件本身的信息。“我这个手记对于整个事情，没有提供什么增量，它其实也是一家之言。……在我看来，它是可有可无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类受访者虽然在采访过程中对消息来源采取不同的情感态度，有的相对疏离，有的投入其中，但记者自身都是外在于新闻事实的。这种做法源自于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记者应该是藏在报道背后，应该站在角落里观察。这种观念影响着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

上述两种职业新闻人协调自身情感的方式形成了对比，这两种方式在新闻界，甚至在同一家专业媒体中同时存在。这从侧面反映出职业新闻人所处的工作境遇，一方面新闻客观性的传统强调记者是新闻事件的客观记录者，另一方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真实地存在于新闻工作中，而且这种情感的力量相当强大。这种冲突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处于矛盾之中，这也正是Thoits所关注的个体的真实情感与“情感规则”的期望不一致的情形（特纳，斯戴兹，2005/2007：42）。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手记提供了职业新闻人表达情感的空间，使职业新闻人在矛盾的工作境遇中获得一定的“情感自由”（雷迪，2001/2020：171），使他们的情感得以在公共空间中流动。8号受访者点明了记者手记使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从不公开到公开的过程：“我把我自己所想的东西发出来了，我不写，不代表我没有。我有自己的想法，以前只是发在自己私人的领域，我在朋友圈里、在微博上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发。现在我是公开地发，它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只是把一部分抑制住了。就是你在写报道的时候，你要抑制那个‘你’，你的主观的评判，然后写手记的时候你把那个‘你’释放出来。”这个从抑制到释放的过程与职业新闻人的内在驱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建立在其个人对自身情感觉察的基础上，并且需要注意到这种情感对新闻报道产生的影响。只有职业新闻人个人接纳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才有可能在记者手记中有所表达。

（二）情感表达的组织约束

霍克希尔德（2012/2020：71-73）认为，包括组织在内的任何制度都可以充当导演的部分功能，不仅使行动者的情感表达符合制度所赞同的方式，而且制度会规制情感表达的前台布置，并引导观众看待事物的方式。研究发现，制度化的组织也会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施加影响，进一步体现在与情感表达紧密相关的身体实践中。

在短视频和播客兴起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文字呈现方式，记者手记的内容也会以短视频和播客的形式呈现。这些形式使职业新闻人的身体、声音等个人生物信息广泛地进入公众视野，也进一步影响着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根据笔者所做的深度访谈，以短视频和播客形式呈现的记者手记在专业媒体S内部所处的整体制作背景是专业媒体在已经完成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抖音、B站等平台媒体扩展影响力。“App太多了……所以一个新闻媒体，它可能不一定只自建平台。……它要在各个平台取得成功，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它的影响力、传播力、公信力和引导力。所以你只有自己的一个平台可能远远不够，对品牌的塑造可能也是远远不够的”（7号）。就短视频形式的记者手记而言，其拍摄想法源于“单位想孵化一批IP，鼓励我们自己去做一些号”（2号）；播客也是如此：“领导鼓励大家每个部门都去搞搞新媒体项目，搞一些这种个人的IP，比如说你去开个抖音号。”（6号）由此可以看出，相关内容的制作来自专业媒体内部自上而下的号召，是专业媒体拓展影响力的一种尝试。

受访者将短视频形式的记者手记称之为“视频版的记者手记”。就本文考察的案例而言，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具体内容依托的是此前已在专业媒体S的新闻客户端以及各大平台发布的暗访类调查报道，由从事相应调查报道的记者讲述采访过程。透过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制作过程，可以进一步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组织印记。

视频版记者手记的制作始于平台账号的创建，根据笔者的访谈，账号的创建有着一定的考虑，特别是要开发不带机构属性的个人化账号。在开发账号的过程中，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自媒体账号作为参考样本。之所以采用个人化账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内容审核受到过多限制，另一方面是避免与专业媒体自身的“品牌调性”相冲突。专业媒体创建自媒体化账号的做法一方面为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提供了平台基础，另一方面使职业新闻人有机会突破常规的新闻生产，去制作另类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视频版记者手记首先是在披露与隐藏的矛盾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制作角度看，“当时我们会构思怎么样让他（指记者，笔者注）把所谓暗访背后的有趣的点，或者是一些大家平常不知道的点，披露出来”（5号）；因为此前的报道是暗访，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要“把脸遮掉，把声音变掉”。由此可以看出，视频版记者手记使暗访过程中更多的细节获得了呈现机会，作为一种“后台的呈现”带来了一定的“信息增量”（4号）。其次，视频版记者手记在社交媒体与专业媒体的不同风格之间寻求差异。短视频“更偏‘社媒’一点”，“通过加进去一些特效，一些花字，或者记者本身特色的一些口播、slogan之类，想让它更有记忆点，更方便网络传播”（5号），从而使短视频更契合社交媒体的属性，以“区别于本身做的那个暗访”。整体来看，职业新闻人在视频版记者手记中呈现出来的情感表达是一种幽默的风格。最后，视频版记者手记会考虑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所涉及的法律界限，避免牵涉其中。“涉及公众利益的话，我都站在公众一边……相对来说，它（指暗访报道的内容，笔者注）的法律的界限很清晰”（2号）。塔奇曼（1978/2008：94+104+108）指出，新闻报道需要构建一张互相证实的新闻事实网，这张新闻事实网中没有记者的声音，以避免专业媒体陷入纷争。同样地，对于可以容纳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记者手记，专业媒体也需要避免“卷入事端”。因此，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是经过一定平衡之后的结果，这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风险控制，不止由作为个体的职业新闻人来把控，而且体现在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流程之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暗访是新闻从业者为了公共利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隐藏身份进行采访的一种方式（牛静，2021：81），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为了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新闻机构会尽可能不透露记者的个人信息。视频版记者手记则是让记者走进公共领域，出现在读者的注视下，其中的风险固然可以采用遮脸、变声等方式加以排除，但也可能会因整体形象的出现而使人产生一定联想。因此，暗访与视频版记者手记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职业新闻人表达出来的担心便是这种张力的体现。“相对来说，我肯定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很多知道我的人都跑过来给我发消息，你怎么还拍这种（东西），有的人就夸我，赞美嘛，但对我来说，压力肯定是大于赞美的”（3号）。职业新闻人的压力主要出于对身份暴露的担心，这种担心胜过来自外界的正向反馈，正如1号受访者所指出的“还是要保护他”。因此，在视频版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对身体的敏感性使得其在展开情感表达时相对谨慎。

由此可以看出，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受到制度化组织的多重影响。在整体上，相关情感表达与身体实践被纳入了组织的发展目标之中。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些情感表达又受到自上而下的组织管理的影响，既有突破组织局限的尝试，如创办具有个人色彩的账号，又有出于组织压力而产生的部分情感隐身，最终需要在内容制作的独特性与职业新闻人个人生物信息的保护之间做好平衡。

从根本上说，包括视频版记者手记在内的不同形式的记者手记因职业新闻人代表新闻组织行使采访权而得以生产，其中尽管呈现的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情感表达，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组织的印记。“他（指记者，笔者注）就算再怎么说话，其实我觉得还是代表这个媒（体），虽然他也是‘个人’，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点代表媒体在说，这里面的分寸就很难说”（11号）。12号受访者在评价手记这类内容的撰写时说道：“我们这个东西，希望有鲜活的，但它一定还是代表单位的。”这句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以说是指出了所有涉及专业媒体新闻透明实践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新闻组织在推动记者手记的形成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对职业新闻人情感的收放程度加以调适，而且需要在新闻组织的发展与职业新闻人个人的信息保护之间达成平衡。

（三）情感表达的职业伦理考量

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建立在职业新闻人对情感自我觉察的基础上，但情感表达的内容作为一种公共叙事由专业媒体公开、正式地加以发布，故职业新闻人在记者手记中展开情感表达时会从职业伦理的角度加以考量，使之符合新闻公共叙事的要求。

首先，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或主动、或被动地受限于新闻业对客观性的强调。新闻客观性作为新闻业主导的专业理念要求记者不得表达个人想法（曾庆香，2005：209），以免产生倾向性或刻板成见。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延伸到记者手记中，“这一块（指记者手记的写作，笔者注）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要求平衡的，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这种倾向性、观点太过于（明显），除非界定性很明确”（2号）。总体而言，作为主导理念的新闻客观性使新闻业在整体上形成了排除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行业文化。正如13号受访者所说：“大家可能认为媒体（人）没有什么情感的取向，他们有偏向的话，就说明他们有倾向，就不客观理性了。”因此，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不可避免地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职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并不意味着记者一定会产生倾向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新闻客观性，展现出更具反思性的道德意涵。这是因为记者手记中的情感表达来自记者对自身情感的觉察，这种觉察非但不是让其肆意地表达个人主张，反而有助于其保持反思的态度。“他（采访对象，笔者注）虽然是一个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也需要被监督，或者说他也让渡自己的一部分隐私。但是他又是一个事件的受害者，又是一个普通人。如果真的把很多审视的目光，或者说把他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又不是很合适。我觉得这个度特别难把握”（11号）。在撰写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受访者做了很多平衡，但仍想进行解释。“我可能觉得这种善意还不够，我还要再跟大家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可能我自己心里有这个愿望”。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受访者的部分情感表达源自对新闻工作的回顾与审视并且在相应的记者手记中书写自己心中的困惑。这类情感表达反映出的不是记者的倾向性，而是记者对自己作为人的情感的感知与反身性思考，体现出一种高度的道德自觉。此时的新闻透明性非但不是Karlsson（2010）所说的“透明性仪式”，反而形成了超越新闻客观性的驱动力量。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职业新闻人在撰写新闻报道时已经考虑到了对消息来源隐私的保护。Walt Harrington指出，经典新闻学认为记者须将读者置于首位，而不是他所报道的对象和他所为之写作的对象，但是当报道普通人的个人生活时，他认为“记者必须采取一种混合的道德观”，即“尽其所能保护他们的身体、社会和心理福利，尊重他们的尊严和隐私”（Coward，2013：150）。事实上，除了新闻报道，在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同样出于对消息来源隐私的保护而对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所保留。正如6号受访者所认为的：“哪怕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也不是说一个公共事件里面的人物所有的信息都要被大家知道。”（6号）由此可见，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需要谨慎对待消息来源相关内容的呈现。

最后，新闻职业伦理塑造的专业媒体作为合法的新闻报道者的身份使职业新闻人在制作或发布记者手记时会平衡个人叙事与公共叙事之间的关系。Carlson（2017：30+49）指出，专业主义既是影响记者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也塑造着新闻业的合法性。新闻职业伦理是专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下的新闻叙事以陈述的口吻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在缺少第一人称的情况下，新闻报道似乎是无可指摘的（Carlson，2017：36+58），专业媒体的权威性不言自明；而记者手记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除了指向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还指向职业新闻人自身，这种“卷入人物”的叙事使文本的情节携带一定的主观性，进而增加了人的意识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赵毅衡，2013：11），这影响着“文本权威”（textual authority）（Carlson，2017：50），也影响着专业媒体的权威性。9号受访者指出：“以这种个人视角发东西的时候，它会给人一种不权威（的感觉）。……肯定是在以你专业媒体S记者的身份有一个很详实的调查之后，再发这篇稿子（指一篇记者手记，笔者注）”， “这些内容，作为补充信息可以，它只能作为配菜，肯定不是主菜，不是硬菜”。由此可以看出，新闻报道与记者手记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新闻叙事，它们所包含的新闻生产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前者因超然的叙事方式而成为权威叙事，后者因个人视角的出现会弱化文本的权威性。因此，记者手记的叙事方式影响着其文本地位，即一般作为辅助性文本出现。但不容否认的是，记者手记作为在专业媒体上正式发布的文本仍是面向公众的新闻产品，属于公共叙事。因此，它的文本仍是“一个有故事结构的稿子”，而不是把整个采访过程和写作过程都“一五一十地”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记者手记的叙事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情感表达，也是对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的一种记录，这决定了这类内容的制作需要平衡个人叙事与公共叙事。正如8号受访者所说，记者手记中的“那个‘我’，他不是自说自话，他不是说，‘我’那天，‘我’自己在想什么……他只是说‘我’那天在场，‘我’看到了什么，以及‘我’做了什么，对方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馈，其实记者也不是主角，只是把记者袒露在了读者面前”。因此，记者手记虽然是以职业新闻人的个人视角展开叙事，但其文本重心并不完全是职业新闻人个人的心绪，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即透过“我”去理解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这也反映出Carlson（2017：77）所区分的“新闻叙事”（narratives of journalism）与“关于新闻的叙事”（narratives about journalism）在新闻实践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混杂的。

与此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延续新闻学界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关注，但将视角转向记者手记的生产过程，通过深度访谈和编码分析提炼出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个体、组织、行业三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作为新闻透明实践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个体的内在驱动紧密相关，并且在情感的调动与收放程度方面受到组织的影响，与此同时，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需要考虑既有的新闻专业理念与职业伦理。由此而生成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是不同方面的因素协商的结果，这一经验发现延展了新闻透明性的内涵，本文将其概念化为“协商式透明性”。协商式透明性是指，职业新闻人经由个体驱动、组织规制与行业文化之间的协商而将自身的情感加以表达。通过将情感社会学中的拟剧理论与情感文化理论相结合，可以进一步理解在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中，不同层面的因素之间如何协商进而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在行业层面，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职业文化会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程度。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把社会互动看作戏剧，社会互动在文化所创造的“脚本”的指导下展开，行动者能够觉察到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对自身的影响并据此指导行动（特纳，斯戴兹，2005/2007：22-24）。作为新闻业主导理念的新闻客观性使得职业新闻人在整体上处于情感遮蔽的职业文化语境之中，个体的真实情感与“情感规则”的期望并不一致，这使得他们的情感处于新闻生产的后台且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尽管记者手记提供了接纳职业新闻人情感的空间，但其中的情感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职业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新闻专业理念塑造的专业媒体的权威形象反过来进一步淹没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但是在记者手记的情感表达实践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职业新闻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戈登区分了看待情感文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情感的组织（institutional）意义，强调个体在情感表达时以组织情感规则而行动；另一种是情感的冲动（impulsive）意义，强调游离于组织规则和惯例之外的自发的情感表达。这两种对情感表达的理解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说“同样一种情感可以携带不同的意义”（特纳，斯戴兹，2005/2007：27-28）。戈登对情感文化的认识使我们关注到，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或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组织的期待，是对组织规则的遵守；但与此同时，部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也融入了自发的情感流露，甚至会在书写过程中注入内心深处的情感，这使得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展现出行动者内在自我的一面。因此，将拟剧理论与情感文化理论加以结合，能够使我们在关注到社会文化规范与组织规制的同时，避免对行动者能动性的忽视，进而让我们在理论层面理解个体驱动与组织规制以及行业文化之间的协商。

总的来看，协商式透明性首先是对职业新闻人主体因素的确认，意味着将职业新闻人视为情感与理性兼具的能动者。当前对既有新闻理念的哲学反思与对数字新闻情感转向的关注都反映出研究者对人类如何存在的体察，其中，职业新闻人像其他公民一样，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其次才是被赋予社会身份的记者、编辑（赵立兵，2023）。意识到并承认职业新闻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理所当然地为其戴上理性的“面具”，是协商式透明性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协商式透明性并非一味强调主体的作用，而是将其置于记者手记的生产实践中，看到职业新闻人的主体性如何与组织规制、行业文化进行协商。这一点回应了Karlsson（2022：78+85-86）指出的将新闻透明性视为“对可见性的战略性管理”（strategically managed visibility），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公开”。因此，协商式透明性意味着，职业新闻人将自身的情感付诸表达并对这种情感表达持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形成了对专业新闻领域既有“文化脚本”的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是隐性的，处于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职业文化语境之下，并且受到新闻组织的影响。

协商式透明性所揭示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受到新闻客观性的行业文化的影响，也表明了新闻透明性与新闻客观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短视频等的兴起拓展了记者手记这一类内容的叙事空间，也激发出职业新闻人相较以往更加多样化的情感表达，打破了新闻客观性的神话（张洋，2023）。但与此同时，经由代际传承的以新闻客观性为主导的专业理念仍是专业媒体及其新闻从业者的重要考量，即使是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表达，也需要在新闻客观性面前加以动态调适，尽管这些考量中还夹杂着专业媒体自身的发展目标与对纷争的规避。因此，协商式透明性揭示出新闻透明性与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两者以个体与组织的行动为载体通过协商达成对当下社交媒体情感流动的适应。

随着新闻透明性话语地位的凸显，中国新闻学界开始进一步关注新闻透明性。本文为中国专业媒体的新闻透明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视角，即以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作为切入点，基于具体的实践，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深化对新闻透明性的理解，同时，也弥补了当前对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研究的不足。本土化的经验材料阐明了协商式透明性何以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新闻客观性与新闻透明性之间的共生关系。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本文对记者手记的考察是基于相关案例的探索，由于不同专业媒体的资源禀赋不同，自身的新闻业务文化也不同，故未来需要在更多类型的专业媒体中展开研究。其二，数字技术时代专业媒体的发展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其创新实践更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故本文得出的结论主要反映了专业媒体在当时的实践情况，更长时间的纵向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协商过程的动态发展。

（吕佳臻：《协商式透明性：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动态调适——基于记者手记生产过程的考察》，2024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公众号）
编辑：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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