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透明性：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动态调适（上）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透明性作为一种新兴新闻职业理念，被视为解决新闻业困境的重要方式。但也正因如此，新闻透明性被赋予一种工具理性和规范论色彩，甚至被加诸维持新闻机构合法性的使命（Karlsson，2022：2）。然而研究者常常因理论视角的不同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新闻透明性有利于增进信任、获得真相与新闻透明性不利于公众信任、影响记者展开工作的观点同时存在（Heim & Craft，2020：314-315）。

从新闻实践来看，新闻透明性并非静态的规范，往往是通过记者手记等文本实践实现的。所谓“记者手记”，主要从职业新闻人个人视角，讲述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和记者的个人体验。这类内容能够呈现职业新闻人对新闻操作、新闻事件的感受与观点，体现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

情感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主体因素，其公开展现对职业新闻人个体与作为公共产品的新闻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关注源自数字新闻业的发展对传统新闻职业理念的冲击。有研究者关注记者手记体现出来的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并将其视为新闻透明性的一种展演形式（张洋，2023）；研究者也认可新闻实践中新闻行动者情感表达的合理性，并试图将这些情感纳入衡量新闻报道的标准体系加以规制（常江，何仁亿，2022）。但是，新闻学界在考察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时，未能深入新闻编辑部内部，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关注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流动。故本文从实践的角度聚焦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并采用深度访谈法，探究影响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因素，进而审视既有的新闻透明性理念。

（一）新闻透明性的理念与实践

1.新闻透明性的理念

美国新闻学者Kovach和Rosenstiel（2001：80）提出“透明原则”（Rule of Transparency），因针对专业媒体而又被广泛称为新闻透明性（journalistic transparency）（Vos & Craft，2016）。尽管两位研究者试图将透明性视为新闻工作者遵循客观性原则的一种方法，并且列举了这一方法在实践中该如何应用，但在后续的论述中他们逐步将透明性视为一种规范性原则，倡导新闻工作者遵循透明性原则（Kovach & Rosenstiel，2001：77-82）。因此，透明性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后便主要带着规范论的视角指导新闻实践。Plaisance（2007）进一步将新闻透明性纳入伦理学的学术脉络，认为透明性根植于康德提出的“人性原则”，意味着对他人的真诚和坦率，是一种道德义务并决定着道德行为的本质。

Karlsson作为新闻透明性的重要研究者，在研究早期提出“披露的透明性”（disclosure transparency）和“参与的透明性”（participatory transparency）（Karlsson，2010）；之后从“披露的透明性”中区分出“环境透明性”（ambient transparency）（Karlsson，2020）。Heim和Craft（2020：309-312）进一步将新闻透明性最基本的内涵视为公开（openness），他们主要关注公开的内容，认为信息的获取（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信息的披露（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以及公众参与（participation）构成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基本维度。这种理解新闻透明性的方式强调信息披露的程度与目标，甚至追问决策者的动机，却也意识到人的动机往往难以说清楚。Singer（2007）在文化规范意义上将新闻透明性与责任（accountability）联系起来，甚至将其等同于责任。他认为新闻透明性是指一种以公开为导向的责任延伸，对真相负责，并且涵盖行动前、行动中以及行动后的真实披露。这种对新闻透明性的界定强调新闻从业者对责任的承担，并且对处于不同阶段的内容负责。Wasserman将真实披露的内容分为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并认为应该披露结果而非过程，因为新闻过程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的争论过程，甚至存在一定的冲突，需要空间和隐私（Heim & Craft，2020：315-316）。上述研究对新闻透明性的理解侧重关注信息披露的结果，虽然有研究者意识到新闻工作者的动机难以言说，但在界定新闻透明性时并未充分考虑这一点。事实上，正如Karlsson（2022：78+86）在其总结性著作《透明性与新闻业》（Transparency and Journalism）一书中对既有研究加以反思而指出的，将新闻透明性等同于公开（openness）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更诚实的做法是将其视为“对可见性的战略性管理”（strategically managed visibility）。这一观点卸下了加诸新闻透明性之上的规范性迷思，也启发我们跳出对新闻透明性结果的关注，进一步探索新闻透明性的展开过程。

回到中国语境，国内研究者对新闻透明性的论述也主要沿着规范性的视角展开，强调新闻机构主动披露新闻生产过程、将新闻生产的“元信息”告知公众（张超，2020），其“核心理念是‘后台披露’”（王斌，胡杨，2021）。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新闻透明性概念可能意味着新闻业理性与情感关系的重要转向（涂凌波，张天放，2022），关于“新闻透明性”的探讨亦被视为对以客观性为主导的传统新闻生产价值准则的一种回拨（赵立兵，2023）。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也关注到新闻透明性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白红义，雷悦雯，2022），甚至对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根基存在疑虑（常江，杨惠涵，2023）。不过，有研究者针对职业新闻人公开展现自身的情感，提出“主体透明性”（张洋，2023）的概念，这有助于在经验研究层面进一步破除新闻业理性与情感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些研究在理解新闻透明性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规范或理念，虽然有研究者关注到新闻透明性与职业新闻人情感之间的关系乃至新闻透明实践中新闻工作者个人的情感表达，但或者属于理论层面的探讨，或者将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呈现视为一种“展演”。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在使用新闻透明性这一概念时有意无意地对其加以界定，但这些界定没有充分注意到新闻透明性的实践语境，也没有进一步关注到新闻透明实践中影响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具体因素，整体上还是将新闻透明性视为一种规范或理念。基于此，有必要从实践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与新闻透明性的概念对话，发现具体实践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对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影响。

2.新闻透明性的实践

新闻透明性的实践是理解新闻透明性的落脚点，因为只有透过实践，才能捕捉影响新闻透明性的各种因素。当前研究者关注到的新闻透明实践包括在线显示事实性错误的更正、提供新闻报道中引用文件的链接、提供记者的联系方式、呈现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等做法，但认为这些举措以一种有限的、易实现的方式展现透明，使得作为规范的处于想象层面的新闻透明性与日常新闻生产执行的新闻透明性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Chadha & Koliska，2015）。Mor和Reich（2018）考察了一个鼓励记者上传新闻背后的文件的在线平台，通过分析这些文件，发现这一新闻透明实践允许受众直接接触原始材料并对信息做出独立判断。随着播客的兴起，Perdomo和Rodrigues-Rouleau（2021）认为，播客通过揭示新闻过程、建构记者角色形象、重申新闻文化，展示了一种“自我庆祝的透明性”（self-celebratory transparency）。Haapanen（2022）聚焦的是解释新闻从业者重要决策的编辑文本（editorial texts），如扩展性采访（extended interviews）、解释新闻生产决策的推特等，他指出应该注意编辑文本的语言使用，充分理解语言使用与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提醒我们将类似文本置于其生成的具体语境中，而不是就文本谈文本。

中国专业媒体的新闻透明实践可以追溯至以记者手记为代表的专业媒体对其后台操作的呈现（张洋，2023），这些内容在传统媒体时代常常通过报纸、图书等方式获得传播。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报道的幕后呈现获得了更多的表达空间，拓展到视频、音频等方式。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记者在使用视频博客（Vlog）和视频日记（video diary）过程中对其工作情况的披露，并指出这些叙事形式拓展了新闻透明性的实践空间（Meng & Wang ，2023），也呈现出记者的情感及其对自身的反思（Meng & Zhang Ivy，2022）。

针对记者手记呈现出的新闻从业者对自身决定和行动的阐释，可以结合元新闻话语相关理论进行分析。Carlson（2016）将新闻业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并将其置于一个话语领域中，这个话语领域持续地建构新闻业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他用“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描述这一领域，将其定义为：“对新闻文本及其生产实践或接收条件之评价的公开表达。”Carlson强调这类话语的产生并非只局限于新闻业内部，而是由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行动者竞相构建。这种区分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视角来自Carlson对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的关注，并着重考虑社会认可对建立新闻权威的必要性，这实际上为“元新闻话语”赋予了一种权力视角（Carlson，2017：5-6+90-93）。如果我们跳出权力视角，便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关于新闻业的讨论要被赋予“‘元’新闻话语”的地位，这种所谓“元”话语来自何处？事实上，这种赋予新闻话语“元”地位的分析方式预设了这类话语与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之间的关系，而容易忽略行动者在表达这类“元”话语时，其具体目的是什么？其中的情感表达承载哪些用意？与读者有何关联？回答这些问题需深入“元新闻话语”的生产情境中。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启发，回到本文的研究问题。从静态的视角看，文字、视频、音频等不同形式呈现出来的记者手记是一种元新闻话语或文本类型；但从其动态生成的视角看，这些内容还是一种实践。这里对“实践”的理解承接在以夏兹金为代表的实践理论之中，夏兹金等将理解实践的重点放在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实践中的主客观元素通过相互协调使得行动者之间达成对相应实践运行规范的“共识”，最终使该类实践的运行模式得以形成（顾洁，2018）。本文将记者手记视为一种实践，在具体的新闻生产语境中考察记者手记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发现实践对新闻透明性内涵的影响，另一方面弥补仅从文本或话语层面考察这类内容的不足。

（二）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情感在新闻生产与消费中的重要性获得广泛认可，形成了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Wahl-Jorgensen，2020；常江，田浩，2021）。在新闻生产研究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能否公开表达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基本面向，相关观点经历了从否定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新闻报道中的呈现（Schudson，2001），到承认职业新闻人对新闻人物的情感共鸣并认可情感化的报道风格（Schmidt，2021），再到倡导将情感化、故事化的叙事方式普遍化（常江，王雅韵，2023）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在认识论层面，研究者借助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审视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客观性原则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现象学对体验的强调唤醒了研究者对职业新闻人情感的关注，情感意味着身体在场，构筑起超越理性的生活世界（赵立兵，2023）；二是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关注情感性（emotionality）如何通过惯例、行业会议获得新闻业的认可，并将情感性视为专业新闻的组成部分（Schmidt，2021）；三是倡导调适新闻生产者的社会角色，认为新闻生产者不仅提供外部信息，而且倡导一定的理想、价值与情感（赵立兵，2023；Steinke & Belair-Gagnon，2020），甚至需要承担公民的情感教育（袁光锋，2017）。

就围绕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具体研究而言，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新闻文本出发，将文本中的情感视为中介性情感（mediated emotion）（凯伦·沃尔-乔根森，田浩，2021），考察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如何使用和呈现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的情感（Steinke & Belair-Gagnon，2020），进而引导受众（陈阳，周子杰，2022），甚至引发用户的情感参与（陈阳等，2023），但将职业新闻人自身的情感排除在新闻文本之外（Wahl-Jorgensen，2013）；二是将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情感视为一种情感劳动，这些情感劳动是新闻工作的展开所必不可少的（Glück，2016），但因与客观性相悖而常常处于无法谈论的境地（Richards & Rees，2011）；三是关注职业新闻人对新闻职业的感受，包括职业新闻人对新闻业的情怀（柳旭东，张瑞瑶，2019）、由于新闻业的不稳定特征而产生的情感压力（Ekdale et al.，2015）。这三类研究的特点是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局限于新闻业的范围内，从新闻业的视角出发看待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将其视为在公共空间中流动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情感。

职业新闻人的情感在公共空间中的流动，即是说，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不仅面向新闻业内部，而且面向整个社会空间。这种站在新闻业外部看待职业新闻人情感表达的视角，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生产的语境发生了由职业性转向社会性、从封闭性转向开放性的根本性转变（杨保军，2020；姜华，张涛甫，2021；Moran & Usher，2021）。因此，本文将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置于广阔的数字空间中，与此同时，跳出新闻文本，透过记者手记的实践，探察职业新闻人情感的表达与展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深入构建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与新闻透明性乃至新闻客观性之间的关系。

以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作为切入点，需要厘清的一个前提问题是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关系。情感体验是人们内心感受到的情感，情感表达是指人们以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等不同方式所表达的情感（孙一萍，2018），既有研究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主要呈现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之间存在不一致，表达出来的情感的真实性存疑；第二种观点认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为情感体验本身就是被塑造的结果，追问情感的真伪没有意义（孙一萍，2018）。Scheer（2012）采用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将情感从体验与表达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认为作为实践的情感（emotion as practice）依赖以具体的言语（sayings）和行动（doings）表现出来的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并与这些言语和行动交织在一起。这种对情感的理解强调情感本身作为实践，是社会背景下身体参与的行动，并且可以从动员（mobilizing）、命名（naming）、交流（communicating）和管理（regulating）等具体的情感实践中加以捕捉和理解（Scheer，2012）。此时，无论是对情感本身的理解，还是对情感实践的理解，都离不开对身体的关注，一方面情感本身并不是简单地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身体执行的受惯习塑造的行动（Scheer，2012）；另一方面情感实践亦体现为生物意义上的身体所执行的言语与行动。基于此，本文认可上述第二种观点，认为情感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达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特别是情感表达作为Scheer（2012）所认为的情感实践（emotional practices）的一种具体表现，可以使研究者进一步聚焦情感表达的展开过程与展开方式，而不是情感表达的结果。正如Eustace所指出的，作为研究者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个体内心的真实感情，但是研究者能够通过解读情感表达的方式来揭示个体所处的组织与社会的相关信息（Eustace et al.，2012）。

就本文所关注的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而言，其关键在于情感的可言说性，而且由于职业新闻人所表达的情感指向的是具有公共属性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尽管这些情感来自个人，但当这些情感在公共空间中被言说、被了解时，就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本文透过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进一步探索这些情感的呈现与职业新闻人所处的组织、行业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本文使用的材料来自一项针对专业媒体新闻透明实践的田野考察。为了深入新闻生产情境，研究者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间以实习生身份分段深入专业媒体S中展开研究。在此期间，研究者采用以深度访谈为主，以参与式观察与非参与式观察为辅的方式展开研究。依照目的性抽样和机遇式抽样的原则，研究者对30位职业新闻人进行了访谈。访谈时间约为0.5~3.5小时不等；访谈形式包括面对面、语音通话、书面访谈以及极个别的微信即时通讯聊天。面对面访谈和语音访谈在征求访谈对象同意后全程录音，未获得访谈对象同意录音的情况则在访谈后的第一时间记录访谈对象的描述和观点。基于研究伦理中的保密原则，本文隐去了所有研究对象的身份信息并以编码代替，对相关新闻报道作了模糊化处理。

展开深度访谈时，研究者并非带着“新闻透明实践”的“预设”去了解具体的新闻实践，而是通过开放性访谈，“发现”具有新闻透明特征的实践。因此，访谈问题经历了前期从开放到半开放的过渡，在后期则以半开放半结构的形式展开。开放式访谈一般着眼于受访者的个人情况、日常工作情况、对本研究的看法等方面的内容；半开放式访谈主要是围绕受访者撰写或制作的相关记者手记等内容进行提问，涉及采访过程、写作或制作缘起、写作或制作过程、编辑过程等，尤其关注受访者对自身情感体验与观点的讲述，并且与相应公开发布的内容形成参照。对于田野考察期间形成的观察笔记与访谈记录等原始资料，研究者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编码分析。

具体到本文使用的案例，则是专业媒体S发布的文字形式的记者手记和记者讲述新闻背后故事的短视频、播客。这些案例分别以文字、短视频、音频的方式记录了专业媒体重大报道背后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流动和所思所想，使职业领域的情感进入公共领域。

什么是记者手记？这一概念对职业新闻人来说如同常识一般，笔者编码并提取受访者的相关描述发现，记者手记的内容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指向信息，即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见闻”、“素材”，是新闻报道里不会或者不方便呈现的，对新闻报道起到了解释、说明、补充的作用，甚至提供了“非常一手和独家的信息，是之前媒体都没有披露过的”（11号）；另一个方面是感受，“就是讲我体表的感觉”（10号），是记者在做报道过程中的“情感”、“冲击”、“困惑”、“感触”。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不能通过新闻报道本身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记者手记可以被视为一种新闻透明实践，分别从信息与情感两个层面呈现职业新闻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见闻与感受。

根据文献回顾部分对情感的阐释，即，跳出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的二元对立，通过建立在言语与行动基础上的情感实践来捕捉和理解情感，记者手记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情感表达的体现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探索职业新闻人的情感。本文透过相应的记者手记文本与对职业新闻人的深度访谈发现，职业新闻人的情感与他们对自身情感的记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其中涉及职业新闻人调适自身情感的方式、作为组织的专业媒体的发展目标与规制、新闻业整体的行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记者手记中职业新闻人的情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