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学民 刘元顿｜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关于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关系的 ...

推荐语

在中英文权威学术平台检索主题词“人工智能”，有超过678万相关学术发表，深刻改变了人类世界的人工智能俨然成为了最重要的学术议题之一：因为它带来的机遇，也因为它带来的风险。

人工智能会给政治传播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以一种哲学辩证式的讨论从“政治”的角度探索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种影响体现为四个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表现为“人工智能对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可怕的风险“应该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人的主体地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人的政治尊严，乃至政治民主的属性等”。化解这种风险最有效的途径指向了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让“人是目的”成为伟大的政治信仰。

“如果人工智能把这一切都取代了，那么，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摘要

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和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现在学界业界对人工智能的负面风险已经开始预警，化解风险的种种“对策之道”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最有效的“方略”应该是：树立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正确认知，在认知观念上坚定地为人工智能立“道德之法”，立“政治之法”，立“哲学信仰”。

关键词

人工智能；政治传播；人是目的；政治信仰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政治局势动荡不居的情势之下，科技进步的步伐却没有停止。其中，势头最为强劲的莫过于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现在，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乃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被“裹挟”“沉浸”“熔铸”在浩瀚繁芜的人工智能之中。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与研究，横跨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学科等领域。放眼望去，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可谓“铺天盖地”。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已经超越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及衣食住行，深深地植入了维护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政治”的深处，亟须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予以关注。本文选取“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的特殊研究视角，对“人工智能与政治传播”进行哲学辩证式的学术探索。

一、人工智能发展的政治传播面相

23年年末，最令全球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就是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全球媒体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关注、传播、解读，已然成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最热门”的话题，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传播议题。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人工智能”这样具体的“科技发展”话题，进入了两国元首和两国政府的“对话”核心，这是空前的！这足以证明现在“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我们应格外注意的是，如此高度的政治对话，并不是关注人工智能的一般重要性，而是关注人工智能的“安全”“可能性危害”等负面风险。其实，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全球高规格关注人工智能的行动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2023年11月1日至2日，“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举行，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和欧盟在内的超过25个国家的代表以及马斯克、OpenAI创始人兼CEO阿尔特曼等科技巨头与会。与会国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同意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人工智能（AI）监管方法。

根据《布莱切利宣言》，与会国一致认为，人工智能已经被部署在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全球机遇的同时，还给网络安全、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带来了重大风险。“人工智能模型最重要的功能，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造成严重甚至灾难性的伤害，”《布莱切利宣言》写道，“鉴于人工智能快速且不确定的变化速度，以及技术投资加速的背景，我们确信加深对这些潜在风险的理解以及应对风险的行动尤为紧迫。”与会国强调，对于最有可能发现的与前沿人工智能相关的具体风险，各国决心加强和维持合作，通过现有的国际论坛和其他举措，识别、理解有关风险并采取适当行动。路透社认为，《布莱切利宣言》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议程，重点是确定共同关注的风险，建立对这些风险的科学理解，同时制定减轻这些风险的跨国政策。

中国在《布莱切利宣言》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指出，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发展人工智能，应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加强技术风险管控，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鼓励各方协同共治，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不断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能力的差距。

中方认为，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多元挑战的背景下，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合作凝聚共识，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中方表示，愿与各方一道就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加强沟通交流，为推动形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和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积极贡献智慧，切实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案例有力地说明，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传播层面的重要议题，围绕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基于不同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的“国际政治话语”。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与发展问题已经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技术发展、生命医学发展等层面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迅猛发酵、扩展、深入，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而引发了“政治”的关注和干预，直接被列入“风险治理”的范围。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政治传播面相”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正在构筑一个逐步区别于传统政治的“新政治”，比如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主体”“政治秩序”等；第二，人工智能正在“创造”一种新品质、新品貌的“政治信息”，被技术性植入的内容，使政治信息彻底失去其固有的、应有的“本质”；第三，在前面所论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更加颠覆了原有政治传播的过程，改变着原有的“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民众”等政治传播的基本关系；第四，人工智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的最为可怕的风险和后果，应该是正在改变人的主体地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人的政治尊严，乃至政治“民主”的属性等。

人工智能的“政治传播面相”，或者说，从政治传播视角观察人工智能使用和发展带来的社会效果，当然不止这些。总的来说，可以抽象地归纳为两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使用和发展，在技术层面强力地作用于整个社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多维度、多层面的“福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伦理层面的道德担忧、哲学深度的精神担忧、政治层面的自由担忧。目前情势是两个方面均衡存在，但是，人们一旦展望未来，就不那么乐观了，人们的期盼迅速聚拢在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和发展的“规制”上。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看，当人们屏气凝视火热的人工智能时，“人是目的”便会迅速成为人们心目中深切期盼的政治信仰。

二、人工智能给政治传播带来的正面效能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谷歌前CEO、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机学院院长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合著的《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应该是目前为止从哲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技术发展多学科全方位“反思”人工智能的著作，所以书名直接使用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这样的表述。作者主张：“我们既不褒扬人工智能，也不试图去贬低它。因为无论你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它都已变得无所不在。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尚在人类理解范围之内时，对这种影响加以考量。”学界的研究，比较宏观地总结出了人工智能的总体特征：高效率、多中心、强依赖、硬门槛、黑箱化、情景化等，毫无疑问，这些总体特征体现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

从客观的、正面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确实给人类社会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安全”“国际秩序”等广义的“政治”带来了“便利”乃至“激变”效应。但在我们看来，人工智能对“政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对“政治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改变。

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作者直言道：“在政治领域，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由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系统为越来越多方面提供信息的时代：政治信息的设计，向不同人群定制和分发这些信息，旨在挑拨社会关系的恶意行为者杜撰和操弄虚假信息，以及设计和部署相应算法来检测、识别和对抗虚假信息及其他形式的有害数据——这些背后都会有人工智能介入。随着在界定和塑造‘信息空间’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强，人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有时候人工智能在政治领域的运作方式就连其设计者也只能笼统地阐释。结果，自由社会的前景，甚至自由意志，都可能会被改变。即使这些演变被证明是良性的或可逆的，全球各地的不同社会也都有责任了解这些变化，以便使其与各自社会的价值观、结构和社会契约相协调。”这些分析、判断和希望，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但还略显模糊。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点来思考：

第一，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一个“新政治”。政治是什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达尔说得对，正因如此，我们才把“政治”放在一种不断成长变化的过程中考量，才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一个“新政治”。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个时候的“政治”，是指人们从“家庭”走向“城邦”所从事的“公共”生活；从文艺复兴到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赋予资产阶级政治以“暴力与欺骗”“狮子与狐狸”的属性；之后的霍布斯、洛克、卢梭视“政治”为一种“契约”；到了19世纪德国古典主义时期，康德和黑格尔把“政治”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政治”的本质属性没有离开过“人”。政治是人在从事的现实活动，对于“政治”的一切分析、判断和引导，皆是基于人的理性、由人来进行，人是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政治的“归属地”。但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改变着这一切。人的“政治思想”一经产生就脱离了人，人工智能把有史以来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合成”“生成”为一种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的“人的政治思想”，进而把这种来自人却又不是人的“政治思想”实际地、广泛地、深刻地、不可轻易改变地运用于人的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这种“政治”没有责任主体，也无边无界。政治本来是人的尊严、人的公平、人的正义的栖息地。在过去的政治中，人随时随地都在具体地围绕着尊严、公平、正义纠缠厮杀，但在人工智能塑造的“新政治”中，这种尊严、公平、正义被均匀地颗粒化地散布在被数字化、机械化、智能化的具体的政治事件之中，一定程度地满足着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诉求。可以说，“新政治”实现了从形式上满足过去无法轻易实现的人们诉诸政治的尊严感、公平感和正义感。

总之，如果认为政治具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双重属性，政治是不断地把其理想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活动，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前所未有地加速这种转化过程，使政治不断地以新的面貌展现在人的面前。

第二，人工智能大大节约了人类政治的运行成本，提高了人类政治的运行效能。人类社会的“政治”不是凭空就能运转的。在充满统治、压迫、剥削、掠夺、暴力、战争等血腥历史的过程中，人类政治在走向“现代文明”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般说来，国家形态的政治，需要军队、警察、监狱等物质政治系统和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法律、政策、法规等精神政治系统的巨大成本付出才能正常运行，而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物质政治系统“电子化”，比如，十字路口站立的不再是英俊严肃的活的警察，而是只有一双无所不见的眼睛的“电子警察”；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精神政治系统“数字化”，比如，充斥在社会各种场域的政治活动场所正在逐步消逝，人山人海的政治会议、堆积如山的书籍报纸正在消逝，一切政治精神系统就在人手一部的冰冷无情却又无所不知的数字手机之中，甚至有朝一日，这一切已经被先天性地植入在人的生命体及生命历程之中，人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生活来“政治化”，而天生就可以是“政治达人”“政治巨人”。

政治成本大大降低，政治效能必然大大提高。政治的本质是一种运用权力建构社会秩序、统一思想认识、进行物质生产的社会活动。“政治”并不是一种静态的要素堆积，而是实际地发挥效能、产生效果的具体活动。在政治学研究中，有“政治效能感”之说。顾名思义，“政治效能感”就是对客观的“政治效能”的感知和体验，这种感知和体验无疑可以通过“传播”而获得。但是，从本质上讲，“政治效能感”的物质基础是政治效能。

政治效能的本质功能是支撑“政治合法性”。过去，这种合法性辐射到国内民众就够了，但是现在，政治效能所支撑的“政治合法性”的辐射和覆盖范围从国内向国际延展。而人工智能的应用通过技术的延伸，完全打破了所谓国际国内间的界限，政治效能所支撑的“政治合法性”已经可以无死角全覆盖地辐射全球社会。“人工智能”话题本身成为全球社会在政治层面高度关注的议题，就是活生生的例证。

第三，重塑的新政治，导致原有政治基础上的政治传播的整个性质和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总体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深刻地持久地“永不见底”地改变着现有以及未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重构着任何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生态，进而也必然创制出种种“政治传播”的新领域、新面貌、新形态；人工智能中的“数字化”“电子化”“拟人化”，在大幅度地浓缩、精化、加速、升华由政治权力所制造和控制的政治信息传播时效的同时，也革命性地赋权于普通社会民众以信息传播的权力和能力。我们已经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变化，正在颠覆我们对政治传播中“传者与受者”“高层与底层”“精英与民众”“专制与民主”等轴心关系的认知。

总之，正像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进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再进而对于人类的政治传播的正面效能本身是无法穷尽的，我们对其的“研究”和“描述”也只是林之一木而已。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改变的“事实”会汹涌而来，我们应予以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