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 等丨回归新闻的基本观念：2023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摘 要   本文利用LDA主题模型，对2023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综述，据此归纳出新闻学当下理论发展的核心议题和演化方向。通过对665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文本挖掘，本文凝练出本年度新闻学研究的六大板块、20个主题，并对不同主题下的代表性文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2023年全球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从不同理论传统、分析视野和批判性思维出发对新闻基本观念进行重申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折射出新闻学理论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动时期体现出的高挥发性特征。本文进而提出，数字新闻学范式的发展亟待走出为技术逻辑所牵引和制约的初创期，应尝试通过对新闻业的人文主义价值属性的重新阐发建立兼有解释力与关怀的完整体系。

关键词   新闻学；新闻理论；数字新闻学；新闻实践；新闻业

一、引言：思路和方法

本文延续2021年度和2022年度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的思路和方法对英文文献进行主题聚类和文本细读，试图摹刻过去一年国际新闻学研究的知识版图。首先，依据2023年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CR），从传播学类96本SSCI期刊中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5的新闻学领域期刊作为文献来源，通过科学网（WoS）进行期刊来源和发表时间检索并获取全年论文发表数据，检索时间为2023年11月16日。经过去重、过滤书评和编辑评论后，最终获得发表于Digital Journalism（114篇）、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6篇）、Journalism Studies（116篇）、Journalism（191篇）和Journalism Practice（218篇）的学术论文共计665篇。

以样本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文本为训练语料，本文利用LDA主题模型计算文献内容的主题和关键词分布概率。考虑到主题聚类的内部一致性和可解释性，研究者剔除无法命名的聚类后凝练出20个主题，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研究板块，分别为“新闻概念与理念”“新闻生产与实践”“新闻内容与话语”“新闻流通与核查”“新闻媒介与创新”和“新闻职业与教育”。具体而言，“新闻概念与理念”包括新闻与媒体信任的重建、生态扩张与资本影响、主流新闻的再概念化三个主题；“新闻生产与实践”包含新闻报道的科学策略、社区新闻与实践社区、新闻工作的性别实践、成为在线仇恨对象的记者等四个主题；“新闻内容与话语”涵盖新闻议题的内容分析、新闻中的女性表征、新闻中的暴力世相；“新闻流通与核查”涉及错误信息的纠正和新闻事实核查两个主题；“新闻媒介与创新”则有新闻媒介的可供性、人工智能的应用、新闻创新的困境等三个主题；最后，“新闻职业与教育”包含新闻专业与就业、新闻知识与素养两个主题。

二、新闻概念与理念

（一）新闻与媒体信任的重建

在新闻媒体遭遇信任危机之下，本年度的新闻学界从不同角度寻求重建信任的解决方案。于是，情感的作用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如剧场新闻（live journalism）就被寄予了借由情感激发受众参与从而提升新闻信任的期待，Anna Hänninen和Tarja Rautiainen-Keskustalo基于芬兰剧场新闻项目Musta laatikko的经验材料，从“说”与“听”的听觉视角来理解剧场新闻。研究发现“会说话的记者”建立起与观众的对话关系，使观众专注于新闻报道。包含记者真实情感、动机等个人风格，披露新闻故事幕后的新闻实践且表演痕迹不明显的演讲能够增强观众对记者作为专业人士及内容可信度的信任感。同时，情感也是舆论极化的催化剂。面对冲突报道的煽情化倾向，Meagan Doll等人把目光投向旨在使冲突去极化的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从“无家可归”这一冲突议题入手，在美国进行了一项802人参与的实验，发现和平新闻框架可能对于个人对新闻文章的可信度产生短期的积极影响，但对媒体的信任度仍主要由政治意识形态驱动。

新闻信任的构建策略也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受众信任的建立涉及复杂的沟通劳动。透过美国和以色列五轮选举报道这一多棱镜，Tali Aharoni等人揭开了记者建立信任的话语劳动，发现记者主要通过事实性修辞、权威性修辞和透明度修辞三种策略重新确立记者的专业和文化权威，为维持受众对新闻业的信任提供了机会。面对受众与不明来源新闻在平台的短暂相遇，Amy Arguedas等人基于来自巴西、印度、英国和美国的232名参与者对不同平台的使用经验，提出内容、社交和平台线索是面对来源不熟悉的新闻时受众进行启发式评估（heuristic evaluations）的核心。

信任日益被视为新闻的基础设施，透明度、创新和协作也被纳入信任建立的关键途径，开源存储库（open-source repositories）处于这三者的交叉点上。Rodrigo Zamith考察了124家新闻媒体对GitHub的使用，发现开源存储库虽然表现出作为信任构建的基础设施的潜力，但总体而言，并不普遍的应用、低透明度的参与以及有限的技术创新和协作表明这一基础设施未能充分动员参与和协作行为，对“信任劳动”的投资回报率低，因而可能加剧透明度和可信度的“脱钩”，面临持续使用制度化的挑战。

（二）生态扩张与资本影响  

进入数字时代，新闻场域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多重资本要素的交叉影响。在整体生态层面，Ramón Salaverría和María-del-Pilar Martínez-Costa对西班牙2726家活跃数字媒体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1994年至2020年之间，西班牙数字新闻生态系统实现剧烈扩张和持续增长，互联网用户比例与活跃数字媒体数量呈现高度相关性，经济衰退反而为原生数字媒体的增长提供了催化剂，而政治极化则以更加微妙和不易察觉的方式发挥着影响。

同时，作为经济力量的平台成为新闻学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新闻消费转移到线上，用户数据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以新闻应用程序这一介于新闻机构与第三方之间的媒介为线索，Aske Kammer使用监控工具记录英、美、意、葡、丹、德等国家的24个新闻应用程序与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发现在这些应用程序上，新闻机构从第三方获得工具和服务，以提高数字新闻产品的质量和性能，而第三方从新闻机构获取了用户数据。这一资源交换首先挑战了新闻机构作为独立组织运作的能力，使得亚马逊、脸书、苹果等公司的优势不断扩大；在加剧了对新闻机构经济基础的侵蚀的同时引发隐私问题，继而影响新闻业的民主活力；最终，谷歌、脸书等平台的权力进一步集中，新闻机构虽获得短期优势，却也失去了数据市场的竞争优势。

如何将新闻业从社交媒体平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透过Yariv Ratner等人对内容推荐平台Taboola和Outbrain的研究，可以看到即使有着与社交媒体平台不一样的商业模式，这些为新闻机构提供技术或服务的平台仍然创造着由算法策划的广告空间，不仅模糊了广告与新闻的界限，而且间接产生了“赢家通吃”的网络效应，事实上仍是将新闻业暴露在平台经济的影响之下。

Gino Canella以质疑客观性为起点，认为新闻业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记者讲述的真相也并非无私，而是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嵌入的权力动态的影响。其在对30名身份各异的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记者们认为媒体行业劳资关系的变化、数字媒体的算法和激励结构以及各类行动者之间日益显化的修辞竞争是影响记者讲述真相的主要原因，也即与叙事框架、风格及数字媒体的客观性经济学有着根本的联系。

（三）主流新闻的再概念化

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培育了多种样态的“另类新闻”（alternative journalism），“外围”“闯入者”等概念进入新闻学视野，引起学者们对于多元行动者及其新闻实践的关注和对新闻“边界”问题的探讨。Steen Steensen等人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language-game）概念为框架，分析2000—2022年间发表的779篇新闻学期刊文章中对“主流”（mainstream）这一关键概念的运用，揭示了“主流”一词缺乏明晰而共享的定义，具有多重含义表明其在学术话语中的语言游戏规则是混乱的，因而它只是一个虚幻的边界对象，由此他们进一步呼吁学术界努力使这一概念使用的背景、关系、目的和规范基础透明化。

“主流”的多义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数字新闻生态下“中心-边缘”的流动性，正如Joshua Atkinson等人对美国中西部县级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深度访谈后发现的那样，两党中都有关键人物在政治工作中使用另类媒体，曾经处于边缘的另类媒体逐渐在主流政治传播中发挥作用。在长期由白人记者主导的精英主流媒体中，Sid Bedingfield也发现新黑人媒体正努力在主流公共领域建立关于种族主义的新共识，而网络公共领域虽提供了更多公民参与的机会，但也设置了新的障碍，右翼的记者、活动人士和政客同时在利用这些平台进行妖魔化宣传以推翻新黑人媒体的合法性，新一代黑人记者要以灵活的方式进行长期抵抗方能长久生存。“中心-边缘”流动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二者的对抗中，也体现在彼此的杂糅关系里。Carol Arnold和Shane Blackman研究了不同于新闻业报纸“母体文化”的亚文化——互联网时代的超本地工作实践，基于对英国27家超本地运营商的分析，发现亚文化在抵抗时亦有对主流文化的借鉴，这些运营商正形成一种对主流文化回收再利用的“拼贴文化”，特别是在社会凝聚力上对主流媒体的元素进行“缝缝补补”。

三、新闻生产与实践

（一）新闻报道的科学策略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新闻媒体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何报道科学新闻也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点。为研究播客如何帮助听众获取科学知识，Arnd-Michael Nohl研究了德国国家广播电台的播客Coronavirus-Update，发现这一具有解释性和信息功能的、单一主题的播客催生出一种教育形式：记者充当教育催化剂，专家不断输出和拓展科学知识，在忠实听众组成的“想象社区”里，播客凭借其时长优势、内容的单一性和节目的持续性，能够通过反复阐述、拓展知识、虚构互动记忆，向受众传递新的、更复杂的与大流行病相关的科学信息，也使得播客从纯粹的新闻形式发展为一种教育形式。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然而公共卫生不平等的趋势在加剧，在新闻报道领域则体现为南方国家在报道科学新闻时面临的技术、经济资源以及记者培训方面的困境。基于对巴基斯坦25名记者的深度访谈，Sadia Jamil从知识型新闻（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的角度出发，认为记者的知识缺失是巴基斯坦科学报道的主要问题，并揭示了该国记者在教育和实践两方面面临的挑战。教育方面即不合适的课程、教学方法以及对过程能力的培养缺失。实践方面即在报道标准和对记者在社交媒体分享科学信息的道德上存在分歧；缺乏跨数字平台管理科学新闻的技术能力；新闻机构忽视对知识型新闻的数字资源的投资。

在新闻报道中用数据说话是一种表现客观性的常用策略，但Morten Steensberg在对丹麦政治新闻中使用统计数据情况的研究中发现，政治新闻中充斥着大量对数据的使用，且数据大多来自于政治精英，穿上定量信息的客观性外衣后成为政客使其议程逃脱新闻审查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新闻的透明度几乎无可凭依。数据并非眼见为实，而新闻目击者的记忆也存在被误导的可能。Robin Blom综合了新闻学、大众传播和记忆研究等方面的成果，认为记者通过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和发布虚假目击者陈述两种途径来影响目击者记忆，并进一步呼吁以跨学科的方式研究影响目击者记忆和公共知识的常见新闻惯例与实践，从而优化培养记者的教学方法。

（二）社区新闻与实践社区

社交媒体成为受众获取信息，进行自我表达、同侪交往和政治参与的重要空间，同时也为新闻媒体建立在线受众社区提供了渠道。Niina Sormanen等人对芬兰最大的青年女生杂志的Instagram社区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其通过多种策略激发受众的情感和快速参与：发布情感主题的信息；采取积极框架并鼓励受众使用表情符号、标签进行快速评论；在提供关于公民/政治问题时提供视觉主导的信息。总体而言，共享的情感主题，社区式互动和鼓励参与是形成活跃的青年杂志在线受众社区的主要手段。社区新闻的复兴催生了大量小型的新闻机构，其公众形象与记者在社交媒体中的网络身份往往界限模糊，因此Sibo Chena和Shirley Roburn研究了加拿大独立在线新闻杂志The Local将社交媒体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情况，通过对该杂志官方账户及其两位明星记者发布的300条新冠疫情相关推文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于传统记者超脱的观察者和信息提供者的角色，The Local发展出一种以超本地的故事、社区领导力和公开立场为特征的新闻报道方法，优先考虑超本地、数据支持和情感故事，“社区内部人”是这一新闻机构及其记者的核心身份。在主流新闻业影响力日渐衰微之时，利用数字力量进行各种新闻实验的社区新闻正在构建一个新的系统，重新定义何为记者以及新闻业可能和应该实现何种目标。

通过将新闻业想象为一个分布式的“实践社区”，研究者们对各类新闻社区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Stephanie Brookes和Lisa Waller在分析了澳大利亚事实核查机构CoronaCheck的新闻信（newsletter）并访谈了相关制作人员之后，着重探讨了事实核查实践社区之间的协作，发现这一社区中国家和国际机构联盟及专业组织在资源、制作和分发方面建立起了生产和协作网络，并通过技术、方法、资源的共享助推一系列实验的开展及问题的解决。因此，事实核查工作中的国际和机构协作实践是揭示新闻实践亚社区如何拓展其职权范围并重新调整该领域关注点以应对变化的关键。

实践社区最鲜明的特征在于趣缘群体通过相互交流来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Serena Miller等人探索了开发评估标准建立和检验实践社区的可能，通过对2015—2019年期间美国大学新闻出版物中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新闻进行定量内容分析，从可持续发展专业全国排名、具有环境专业新闻的学生出版物、设有环境新闻专业三个方面进行评分，发现这一实践社区的强弱与内容主题多样性相关，而未呈现出与来源隶属关系的关联性。

（三）新闻工作中的性别实践

新闻是对社会现实的再现，近年来性别议题成为全球热点，对于新闻场域中性别平等问题的学术讨论也越来越多，研究者们多聚焦于性别失衡较严重的报道领域或争议较大的性少数群体。在对于性别层面的署名偏见的探讨中，Karin Boczek等人瞄准了男性气质更为显著的体育新闻，以足球报道为例，通过分析2006—2020年《南德意志报》体育报道的署名，发现女性作者对女足的报道明显多于男足，女足文章中女性作者的比例为49%，但所有足球文章中女性作者的比例仅为8%，且一般体育新闻中女性作者的比例在近年也未有增加，女性作者仍然被边缘化。研究进一步采用将实验刺激嵌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635名参与者开展实验，结果表明参与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对女性作者的负面偏见，但出现了女性参与者可能认为女性记者专业知识较少的情况，这可能是女性内化性别歧视的结果。

在Leyla Dogruel等人的研究中，通过两个关联的实验探讨了记者在报道性别平等新闻时会否出现性别署名偏见。研究结果显示，针对女性作者的性别署名偏见取决于内容和上下文特征，在性别线索清晰可见（如文章伴随肖像图片）时会被激活。而且，女性作者在有关性别平等的话题中被认为更可信，规定的情感规范并没有进一步加强对女性作者的偏见。

随着对性别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性少数群体在媒体中的可见度也逐渐上升，跨性别议题引发了记者和学者对于如何对社会政治重要问题进行更具反思性和责任感的报道的思考。Holly Thorpe等人关注到了东京奥运会的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哈伯德，对报道过此新闻的4个国家的6位主流媒体顺性别体育记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揭示了他们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反性以对抗公众情绪中对于跨性别的“道德恐慌”：在这一议题上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教育自己、同事和读者；谨慎处理不同的消息来源；在跨性别恐惧症和网络暴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思考自身的责任。

（四）成为在线仇恨对象的记者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记者在新闻实践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在当前的数字环境中，在线仇恨言论日渐频仍，新闻工作者成为了负面公众评价、网络攻击和骚扰的目标群体。为了更好地理解受众对新闻媒体的敌意的特征和内涵，Čedomir Markov和Ana Đorđević对来自塞尔维亚四个不同地区的20位新闻工作者进行了采访，以探究记者如何感知和体验反对媒体的言论，以及接触仇恨言论的心理和职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仇恨记者言论，本质上是一种由新闻行为引发的、通过使用侮辱性和威胁性的表达对记者个人或职业群体的人身攻击。研究发现，目前记者面对的仇恨言论主要包括两类——多元政党针对独立记者精心策划的攻击，以及极端党派受众真实而零散的仇恨表达。由于对制度保护缺乏信心，记者只能依靠自身职业角色和社会关系来缓冲和面对这些负面的情感和精神创伤。

为了识别在线仇恨言论对记者伤害的潜在风险因素，Magdalena Obermaier的研究发现，记者群体的职业特征、受众对记者“敌对角色”的认知是其遭受仇恨言论的重要原因。其中，女性记者和具有移民背景的记者也分别成为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网络仇恨言论攻击的对象。除了这些职业因素之外，记者从事内容审查、受众对媒体的不信任以及其破坏性参与等也增加了记者成为仇恨言论受害者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为记者提供包括数字媒体素养、法律援助和安全保护在内的支持，还应确保记者的心理健康和复原力，尤其是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社会支持和同行之间的团结行动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心理反馈和作用机制方面，Magdalena Celuch等学者关注芬兰媒体从业者对网络仇恨言论的体验，通过实验调查他们遭受或旁观在线骚扰、死亡威胁等经历的心理反应。研究表明，网上仇恨言论的骚扰和侵犯是普遍存在的，被试者与仇恨言论对象越接近，旁观者产生的焦虑程度越高。同时，仇恨言论对象在公共领域中的可见性、骚扰频率、严重性以及幸福感等因素均会影响个体对在线骚扰的反应，以此说明网络骚扰和仇恨对媒体从业者已经构成严重的身心影响，迫切需要为这些受害者制定预防措施和支持系统。

四、新闻内容与话语

（一）新闻议题的内容分析

世界的动荡与分裂直接体现在新闻报道的议题中，冲突新闻、灾难新闻、少数群体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假新闻泛滥等现象为报道带来新的挑战，种种变化也让学界将目光聚焦于这些议题，通过话语和框架分析等方法揭开报道背后缠绕的多重力量并予以反思。移民问题是近十年来全球政治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Naya Kalfeli等人选取7家希腊媒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和平新闻模型对2020年初双重危机（希腊-土耳其边境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的1054篇移民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政治精英占据消息来源的主导地位，缺少移民和难民的声音以及对于边境控制和执法政策的关注，虽然不同媒体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难民和移民在媒体话语中被“非人化”，描绘成欧洲“门口的敌人”，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威胁，也是土耳其手中的“强大武器”。

突发性灾难的发生往往挑战了新闻业和政治精英的常规行动，Julian Matthews以英国四家媒体对格伦费尔公寓楼大火的电视报道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发现这起灾难中破坏性的地理因素（富人区的穷人）、专家意见和评论挑战了传统报道模板的权威倾斜，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批评政府不作为，反思英国种族、贫困等问题的声音大量出现，进而导致政治精英道歉。在少数群体议题上，Emma Verhoeven等人则从声音政治（the politics of voice）以及有价值和包容性的新闻业的概念出发研究了性别少数群体的报道呈现，选取了比利时13家荷兰语媒体的1570篇报道进行框架和内容分析，提取出包括受害者、可见性、认同、内部斗争等维度的包容性框架（inclusive frames）和越轨（deviance）、教条主义两种排斥性框架（exclusive frames）。

新闻报道如何应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假新闻？Francisco Marques等人认为社论通过对专业惯例、原则的披露以及为读者处理假新闻提供建议，可能有助于在争议中建立新闻的权威和合法性，因此对巴西3家媒体2017—2020年的375篇社论进行内容分析，结果表明重要的政治事件为社论更多讨论“假新闻”提供了契机，错误和虚假信息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损害民主。报纸常视自己为被政治当局攻击的受害者并在社论中强调新闻业在制作和提供可靠信息上的专业优势。与此同时，社论中抨击了作为其竞争对手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处理错误和虚假信息上的问题，但却刻意回避了外界对于报纸的批评。

（二）新闻中的女性表征

女性并非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而是在内部呈现出多元身份交叉的差异性特征，因此对新闻中的女性表征研究也十分关注不同领域的女性是如何被再现的。在政治领域，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创历史地有6位女性参选人，Ho-Chun Chang等人通过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初选期间的84000篇报纸文章进行主题建模和网络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现任者的性别设定，性别偏见在方法上很难衡量，但潜在的性别偏见以性别刻板印象的形式存在。媒体对特定对手的关注设定了政治议程，男性候选人（尤其是拜登）常因被拿来与特朗普做比较而受到更多报道，从而使得男性主导的话题成为讨论中心，医疗健康、教育等女性候选人占优势的话题的关注度被削减；女性候选人民意调查和新闻报道之间的差异波动是男性的三倍，表明其竞选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具有极为敏感的反应。结合实用主义偏见，女性候选人被边缘化的处境不仅来自跨性别的比较，也来自同一性别之间的比较。

无论是精英女性还是底层的女性，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处境。Nathan Emmanuel对2017年至2020年尼日利亚三大全国性日报网站关于性工作者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从中确定了4位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并辅之以文献分析，探讨在尼日利亚父权社会中媒体对性工作者的呈现时发现：媒体对这一少数群体的生存困境充耳不闻；性工作者被视为罪犯而非犯罪受害者，性工作也被建构为一个性别化的职业；媒体用负面标签和刻板印象将这些女性置于理想女性的最底层，将之推向更深层次的边缘化，从而维护男性气质的霸权文化。

对于有着宗教、少数族裔等身份的女性而言，其遭受的压迫往往是多重而复杂的。Deepa Fadnis采取交叉性视角多维度对《印度时报》2002—2019年间对穆斯林少女在宗教冲突中被11名印度教男子性侵一案的报道进行话语分析，并对印度各地英文出版物的记者进行深度访谈，发现《印度时报》的报道将女性的身份政治化，强调其宗教身份，忽视其性侵受害者的身份，并将其建构为骚乱的受害者，同时对被告的身份和立场避而不谈。在深度访谈中还发现穆斯林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数字技术中的弱势地位也使案件未能获得媒体的足够关注。印度媒体接受印度强奸文化叙事的过程中再生产了厌女、帝国主义、本质主义和偏见的权力结构。

在音乐新闻领域中，“男团”常因其拥有大量年轻女性粉丝而受到贬低，Renita Coleman和Annie Lyons考察了美英两国5家媒体2010—2015年对于男团和非男团乐队的报道，通过对二者及其粉丝群体的报道进行比较，发现报道中对男团及其粉丝群体的刻板印象显著多于非男团乐队，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来自于男团歌手的年龄及其粉丝的年龄和性别。男团歌手因展现出年轻以及纯真无害等与女性相关的气质被贬低，而最为有害的非人化出现在对其粉丝的描述中，报道通过对“少女粉丝”歇斯底里和狂热情感的强调将女性歌迷描绘为极端行为的整体，继而将这种刻板印象渗透到对男团的描述中。研究进一步提出这种对年轻女性粉丝及男团的嘲笑与污名化会延续一种文化等级制度，这些刻板印象会边缘化年轻女孩、不符合男子气概的男生、男同性恋者等群体，并影响关于性别身份、认同、宽容及青年力量的社会观念。

（三）新闻中的暴力世相

恐怖袭击、家庭暴力、性别暴力等暴力事件将世界变得更加分裂，对于暴力事件的报道既是社会的镜像，也会影响社会对于暴力的认知和理解。Valerie Hase通过对德国2012—2018年间5家德国媒体的5411篇恐怖袭击相关报道进行了抽样分析，发现西方媒体在定义何为恐怖主义袭击上存在偏见，具有极高致命性的事件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更可能被称为恐怖主义而非右翼或左翼极端分子的袭击，说明新闻在将政治暴力行为呈现为恐怖主义上存在高度选择性，这可能助长伊斯兰恐惧症并阻碍针对不同形式的极端主义的政策应对措施。

建设性新闻为推动社会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并提供解决方案创造了新的可能。Katri Uibu对澳大利亚3家新闻网站2014—2016年间对家庭暴力的在线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并对3家媒体的12名记者和编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结果表明记者和编辑虽努力增加建设性报道，但由于法律和对谋杀框架的依赖等原因，报道包含的建设性信息仍然十分有限，未能提供围绕家庭暴力这一社会问题的复杂语境信息以助力解决暴力问题。研究进一步制定了针对家庭暴力报道的在线新闻指南，提出关注受害者的描述，将该问题视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单个受害者的一次性案件。

针对妇女的性别暴力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普遍问题，近年来相关报道虽然日益增多，但许多报道仍表现出耸人听闻、指责受害者等特征，因此需要进一步厘清报道相关新闻面临的障碍与挑战。Miriam Hernández采用影响层次模型（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探讨了墨西哥新莱昂州报道杀戮女性的新闻所受到的影响，对该州20位专门报道女性死亡事件的记者和编辑进行深度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表明，常规层面（消息来源、可用资源和犯罪形式）和组织层面（报纸版面和经济需求）继续左右着最初的大部分新闻议程，杀戮女性的新闻仍主要以偶发和孤立的方式被报道，记者努力寻求机会推动将该问题视为更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报道，使得带有性别视角的报道越来越多，并试图在策略上弥补过去带有偏见的报道。

将性别暴力视为单一的偶发性事件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报道策略，在Christine Meltzer对德国媒体的研究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其对2015—2019年德国印刷媒体的3489篇报道中暴力问题突出程度和报道性质的分析显示，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报道普遍增加，但并未反映出暴力侵害妇女的行径是一个需要采取行动和改变的重要社会问题。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行为只有在达到极端严重的程度时才会被报道，而且缺乏对社会结构性问题的讨论。对非德国籍施暴者的报道虽不占多数，但其暴力行为却被放在更大的移民等背景下被“他者化”，而本国施暴者的暴力行为被作为单一事件来报道，这无疑将模糊焦点并导致人们忽视暴力的性别本质。

五、新闻流通与核查

（一）错误信息的纠正

数字新闻的生产和制作呈现出加速化的趋势，错误信息的传播引起人们对数字新闻环境失真的担忧和关注。社交媒体为错误信息的流通提供了天然的技术土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关注到了错误信息流通的空间变量。Pranav Malhotra关注到Whatsapp中的家庭群聊作为“中层新闻空间”（Meso-News Space）对错误信息的分享及纠正的作用，这类群聊中往往包含了家人、朋友或熟人等个人的社会环境，成为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用户能够感知到不同语境下的社会规范，他们的“第三人感知”、感知社会规范与其错误信息纠正意愿间有着密切联系。中层新闻空间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关系、文化和技术等因素综合作用下错误信息共享、纠正或忽略的复杂流通机制。

在技术因素上，学界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对错误信息的流通存在潜在的助推作用。Andrew Chadwick等人考察了关系和规范对用户错误信息纠正行为的影响。这项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围绕个人新闻习惯、平台差异、错误信息感知等话题对受访者进行深访。研究指出，在日常社会互动的语境中，避免冲突的社会规范是阻碍用户纠正错误信息的关键机制。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加强用户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的个人感知，这些社会和技术融合可能促使用户回避冲突。例如，从一个信息群体切换到另一信息群体中，以“略过”对错误信息纠正或分享所带来的规范压力。

Sangwon Lee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的信息超载和“新闻偶遇”（news-finds-me，NFM）感知共同影响了用户对错误信息的信念。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认为尽管他们并不关注公共新闻，但新闻也能够通过社交网络“找到”自己，这种认知已经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得到实证验证。研究者将社交媒体新闻使用、NFM感知、政治知识与错误信息误传联系起来，并证明信息过载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社交媒体增强用户信息过载的体验，并强化人们的NFM感知，影响人们对新闻信息的信念，无论是准确或是错误的信息。

错误信息流通也引发了学者们对危机中的新闻业的担忧。Suzana Fiser等以斯洛文尼亚的新闻媒体记者和编辑为观察对象，发现在疫情期间，新闻工作条件的改变、缺乏可靠的事实来源，以及受众对持续新闻流需求的压力，导致错误信息的产生和流传。新闻媒体在减少错误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人工核实仍然是确保当地编辑室内容可信度的关键。理解错误信息的流通机制和实际影响，进而探索有效的错误信息纠正及新闻素养干预策略，是当前新闻业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二）新闻事实核查

事实核查是打击政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重要手段，过去一年的事实核查新闻以及相关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长。面对数字时代新的从业环境、海量的信息内容、复杂多元的媒介参与者，事实核查的有效性亟须重申。Carlos Rodríguez-Pérez等以伊比利亚-美洲的事实核查人员对事实核查的看法为切入点，探讨了事实核查的目的、原则和挑战，研究关注到事实核查人员在年龄经验、国际事实核查网络（IFCN）准则、进行事实核查的频率上的认知差异。通过收集伊比利亚-美洲17个国家事实核查人员的调查问卷发现，记者的经验和年龄是影响事实核查认知的重要变量，年轻的事实核查人员更有可能认为事实核查以维护新闻业的理想为目的，并成为一种对信息透明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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