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下）

八、新闻与新兴行动者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崛起和新闻平台化趋势引发了学者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新闻媒体公信力式微的当下，突破传统新闻机构边界的地方组织也成为一大研究对象。新兴行动者的议题主要围绕这两个面向展开：新闻媒体对平台依附的程度、本质和差异；地方组织的新闻实践及其在整体媒介生态中扮演的角色。

随着新闻平台化趋势出现，学者开始关注新闻机构对平台的依附性和不同因素导致的依附程度差异。Kammer（2023）发现所有新闻机构都必须跟第三方平台进行资源交换，而平台占据主导权。这种依附性冲击了新闻业的原有边界，比如内容推荐平台推动编辑和广告的边界模糊化，使新闻业容易受到平台经济的消极影响，还对新闻多样性构成挑战。新闻机构对平台依附的本质是依赖平台进行新闻分发以制造可见性（Papa & Kouros，2023），而新闻机构也意识到了数字平台对新闻自主性的威胁，主动调整协商二者的制度性关系。Chua（2023）发现尽管新闻出版商受到平台限制，但通过特定实践创新可以保持一定独立性。不仅如此，新闻机构还会结合新旧媒介逻辑，在传统新闻标准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游戏规则之间保持平衡。但是，也有新闻机构的平台化程度较低，不会因为社交媒体改变新闻内容（Hase et al.，2023）。此外，有一部分学者采取法学视角，考察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新闻自主性的影响。由于在传统意义上，法律保障媒体的编辑独立性，法学和新闻学学科视角的融合将有益于关于编辑独立性的规范性讨论。Seipp等（2023）认为新闻媒体的意见权力正被平台争夺，媒体集中法应与时俱进，提出规范举措以处理权力不平衡和结构性依附。并且，这种法律监管和组织政策的制订对记者也有约束和赋能作用。

随着数字化和商业化趋势发展，处在新闻业边缘的行动者呈现多元化特征，Maares与Hanusch（2023）提出一种包含自治/他律和正统/异端两个维度的理论框架，以理解复杂的边缘新闻业。在全国性新闻机构逐渐衰落的背景下，地方媒体组织受到更多关注，比如地方新闻机构如何促进全国媒体生态多样性。地方媒体还被委以恢复新闻业公信力的重任，如Arnold和Blackman（2023）发现“超地方运作”（hyperlocal）代表着一种媒体亚文化，其工作实践和经营模式恢复和重新利用了主流媒体的部分要素。此外，学者还关注地方媒体的新闻实践如何促进新闻多样性。而且，由于地方媒体与社区联系紧密，地方新闻机构被视作满足社区信息需求和展开合作的基础设施，揭露当地社区存在的犯罪事实（McCallum et al.，2023）。Wenzel（2023）也发现“互助合作新闻”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挑战客观性的新闻原则，加强了公共媒体与基层影响者之间的联系。在关注地方媒体从业者如何看待新闻业边界和践行道德准则之外，调查性新闻报道领域中“开源行动者”发挥的作用和与记者协商新闻边界的过程也被纳入研究范围（Müller & Wiik，2023）。

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大多从社会-技术的跨学科视角出发，采用场域理论、可供性理论、制度理论、媒介逻辑、边界工作和自主性等理论资源和概念，讨论数字平台和地方机构等新兴行动者对新闻场域的影响，以及新闻媒体稳固边界和维持自主性的努力。研究者大多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前者关注地方组织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机构记者如何应对边界重塑，后者旨在分析地方媒体生产的新闻内容。但是，近几年来，平台对新闻出版商编辑独立性的影响逐渐减弱（Hartley et al.，2023），新闻机构是否能真正减少对平台的依附，以及这种依附程度在不同媒体之间有何差异，较少受到学者关注。此外，Tiktok等新平台的崛起是否构成新闻场域的新兴行动者、ChatGPT等新兴技术发展是否会颠覆现有的新闻机构和平台的制度性关系也亟需考察。

九、新闻与情感体验

新闻学研究中的情感体验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围绕记者在新闻工作中的情绪反应及其与职业认同、工作倦怠、组织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展开。记者不仅在具体工作时会面临数字化转型、工作场景不安全等情况，而且在冲突环境中会面临遭受创伤的重大风险（Obermaier et al.，2023），因此需要了解记者在具体情境中的管理与应对方式。比如在处理和应对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媒体时，Faris等（2023）发现记者和政治家/官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例如通过恐惧、沮丧、友好关系、争论、接受来表达），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也有相互关联的活动，如咖啡聚会或政治活动。新闻业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情感化的职业，研究者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分析了记者在应对此类社会情境时的需求和期待。组织支持在记者情绪管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Hoak，2023）。从这个层面出发，新闻编辑室作为意义、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场所，为记者提供了一种效率感和“好”新闻的理想，有助于促进他们的归属感与职业认同感（Maares et al.，2023）。Stupart（2023）则通过理论化愤怒在新闻中的地位表明，尽管控制和管理方面有着重要的规范，但愤怒在调查记者的工作中仍构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组成部分。相应地，也有研究发现这些以及其他与工作相关的情绪压力管理不当时，将带来包括工作满意度、职业倦怠、职业认同等一系列负面影响（Guo，2023）。总体而言，围绕记者面向的研究侧重于记者本身的情绪体验及应对方式，对如何缓解记者压力的预防措施关注不足。另外，对全球新闻中的情感和情绪的研究应该在塑造新闻角色和代表方式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背景下进行。

另一方面，议题聚焦接收者体验，主要从新闻生产策略角度探讨情绪或情感在新闻中的作用。其中，当情绪情感作为一种生产策略时，一般结合框架理论或叙事分析的方法探讨其作为一种元素如何被应用到新闻的框架叙事当中，进而影响接收者在新闻报道中的媒体参与。叙事研究视角下，第一人称视角的沉浸式叙事在创造效价方面（valence dimension）的情感体验更有效，可以增强与主人公真实互动的体验（Or et al.，2023）。同时，还可以使用围绕情感锻造的叙事元素和第一人称报道来构建记者和受众之间的亲密关系（Lindgren，2023）。另外，情绪在媒体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实践中有着重要作用。当情绪情感作为中介发挥作用时，Van't Riet等（2023）发现在网络儿童新闻文章中，与焦虑相关的信息和范文的使用显著增加了一篇文章被年轻新闻消费者选择的可能性。与愤怒、悲伤和积极情绪相关的信息对选择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参与感方面，相比于负面帖子，建设性社交媒体帖子导致了更高水平的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和感知新闻可信度（Overgaard，2023），矛盾的情绪、怜悯和嫉妒比钦佩和蔑视更能激发社交媒体参与度（Tian et al.，2023）。根据认知、情感和行为原则，以上研究都表明情绪情感在媒体参与与接收者感知中所发挥的效用。因此，讨论受众参与度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以及情感情绪在新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索。

无论围绕记者还是接收者的情感体验，该议题主要以社会-心理学科为主导，通常借鉴工作情绪管理模型、心理应对理论、情感接近性、社会支持、情绪、积极心理学等与心理学相关的概念或理论资源，以回答记者及接收者在新闻工作具体情境中的情感反应动态。在研究方法使用上，深度访谈与实验设计是两种使用频率较高的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方法的运用以记者为主要对象，实验法则聚焦接收者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感知与影响。不过，由于新闻学研究的“情感转向”处于初始阶段，该议题的理论资源与分析方式使用相对单一。未来研究可将关注点全方位拓展至新闻生产、新闻文本、新闻消费等方面。同时，可以结合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拓展情感体验的问题面向。

十、新闻与媒体信任

在讨论新闻与媒体信任这一议题时，研究者主要关注三方面的内容：媒体信任的重要性、造成公众对媒体信任下降的因素，以及如何加强公众对媒体的信任。首先，媒体信任不仅代表受众对新闻的反应，更是使新闻成为一种可能的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通过探讨信任在新闻制作各个阶段的作用，可以认为媒体信任是新闻资金、制作、发行和受众测量的结构和基础，对新闻制作与媒体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Jakobsson和Stiernstedt（2023）通过对文献进行回顾，确定了有关媒体信任重要性的三个不同论点，即认为媒体信任对媒体组织和媒体行业都很重要，对公民身份和培养有政治参与能力的知情公众至关重要，以及需要将媒体信任与其他形式的信任（如社会、政治和机构信任）联系起来。

但是，媒体信任在当今新闻环境中遭遇了严重考验，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不信任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识导致公众对媒体信任下降的因素也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相对其他来源的新闻，人们更加不信任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新闻，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等中介机构会影响受众对于新闻可信度的认知（Karlsen & Aalberg，2023）。即使媒体对公众进行错误信息的提醒，这样的警告也有可能存在负面溢出效应，引发人们对真实新闻的普遍不信任，害怕这种对错误信息的暗示背后存在着欺骗性偏见（Van der Meer et al.，2023）。而在线评论也会对媒体信任产生影响，当评论特别针对媒体或作者时，媒体的信任会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针对作者的不文明评论会降低大众对媒体的信任，而针对媒体的不文明评论则会降低大众对于特定媒体的信任（Hutchens et al.，2023）。即使不文明评论并没有直接攻击新闻媒体，但这种新闻媒体暴露于不文明评论的现象，也会导致人们降低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这种情况就算在人们接触到的前几条评论都是文明言论的情况下也依然适用（Masullo et al.，2023）。由此可见，媒体在线上平台进行内容发布时，在线评论的观点态度会影响到大众对媒体的信任，媒体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为了与受众建立信任，记者也可以在新闻实践过程中采用一系列策略。一方面，记者可以通过掩盖新闻制作过程，使用虚假言论、被动语态和避免辩解来产生信任；另一方面，权威和透明度表现策略也有助于建立信任，它强调记者的可信角色，并将选举项目嵌入元话语中，以产生真实性和谨慎性（Aharoni et al.，2023），这两种平行策略能够唤起一种双重形式的可信度。此外，Swijtink等（2023）还特别指出，建设性新闻与非建设性新闻相比，引发的负面情绪水平较低，积极情绪水平则较高，并且情绪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的主题。这些结果进一步强调了研究人员和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平衡建设性新闻元素的重要性，并能够以此来优化受众的信息处理。总的来说，媒体与记者在重建或维护公众的信任时，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突出强调自身的可信性，并在观点表达和新闻类型选择上有所侧重。

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议题，媒体信任下的研究大多采用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学科视角，实验法和访谈法是这一议题下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而不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研究，最终目的多为测量和分析受众的态度与新闻策略的应用效果，以此来探究新闻业与新闻媒体可以采取何种方式来加强受众对于新闻媒体的信任感，最终打破公信力式微的媒体困境。在未来的探究过程中，新闻业可以尝试将一些规范和价值观正式化，并将其纳入现有的新闻道德准则当中，这些隐含的准则是一种未开发的资源，可以提高公众眼中新闻业的社会合法性和权威性（Karlsson et al.，2023）。另外，地方新闻业的兴起也应当受到新闻媒体的重视，除了强调客观的信息传播者和监督者的传统新闻角色，还可以进一步阐述媒体“好邻居”的角色（Moon & Lawrence，2023），比如利用社区新闻等形式进一步拉近与受众的关系，赢得更多媒体信任。

结语

依托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分析维度，本报告从意识形态、创新实践、受众参与、新闻文化、伦理规范、职业风险、新闻的未来、新兴行动者、情感体验、媒体信任十个方面，勾勒了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图景。无论研究指向何种社会现象，解释何类社会问题，其重点始终离不开对该议题之下关键行动者的关注与讨论。新技术不断发展，内容生产领域不断演化出新的行动者加入竞争。同时，在地缘政治的交织下，意识形态已成为新闻研究领域的显性问题。这个过程中，媒体原有的操作规范已不适用当下的社会情境，进而出现信任危机、职业伦理、合法性等行业问题，新闻业何以自处成为共同追问的议题。一方面，勾连过去、当下与未来，学者们回望过去，重访客观性、真实性等经典理论，反思变与不变之基；立足当下，创新观念与不断实践成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托底之举；展望未来，受众在新闻内容生态系统中的位置逐渐得到重视。另一方面，反求诸己，新闻工作者从事内容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风险与经历的情感体验得以关照。记者作为身处其间的具象个体，其对新闻工作的理解与选择，无疑成为重述新闻功能与意义的主要体现。新闻何为？新闻何以可为？学界、业界与教育界的同行者在集体探寻新闻的未来中，新闻自身的文化得以共同书写。

诚然，新闻研究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借助合理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白红义，2021b）。在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图景基础上，报告将其视作一面棱镜，从以下三方面反思中国新闻业研究应有何为：本体论上，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传统媒体衰落已成必然。同时，伴随技术的加持，社会或行业问题不断涌现，中国新闻业自身面临应接不暇的变革挑战。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何以拨开迷雾，探寻问题本质，值得省思。譬如针对目前舆论场关于中国新闻业衰兴的讨论与争议，立足本体，大众想象的新闻业与具体的新闻实践是否存在错位？为何会出现这场讨论？其反映的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还是社会危机的映射？这些问题所反映的社会本质应当被研究者们追问。

当下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要求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新闻业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索与解释，这对理论资源的丰富度提出了要求。借此，中国新闻学研究可以从历史、其他学科以及自身理论化水平三方面丰富认识论视角。首先，由于许多新现象与问题都为历史复现，历史分析的视角可以帮助研究者窥探客体发展与演化的路径，进而为当下提供借鉴意义。其次，重思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其出现的问题既是子系统的问题，也是社会系统的问题。在共性与差异之间，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理论资源，也可以在结合问题的关注维度、层次与对象中“为我所用”。最后，无论是为不断发展变化的行业提供理论支撑，还是新闻业自身目前的理论资源贡献数量，既为中国新闻业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发展之机。未来，需要更多学者以理论化为研究目标，识别新闻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与模式，回应社会关切。不过需要警惕的是，理论本身是一种框架，透过框架的视角看现象，视野难免存在局限。

相应地，在方法论上，首先，针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研究者需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通过大量经验个案勾勒整个中国新闻业的现实图景。其次，在分析探索过程中，不管是显性还是隐性，研究者应持有比较分析的视角，用以发现不同地方、文化、国家、组织现象背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后，需要打破质性与量化方法对立的二元认知框架，认识到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在对社会客体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研究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服务研究目标。

（白红义 简丹丹 陈炜漫 李昂 谭文静：《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2024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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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