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年度报告（上）

基于对四本新闻学SSCI期刊论文的分析，本报告提炼出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十大议题，分别是意识形态、创新实践、受众参与、新闻文化、伦理规范、职业风险、新闻的未来、新兴行动者、情感体验、媒体信任，通过描述十大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的特征，勾勒出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整体图景。从这十大议题可以看出，无论研究指向何种社会现象，解释何类社会问题，其重点始终离不开对该议题之下关键行动者的关注与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报告还从社会客体、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三方面反思了中国新闻业研究应有何为的问题。

引言

1924年1月，《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创刊，被后世学者们认为“标志着新闻学术研究的开端”（Singer et al.，2023）。在此之前，对新闻业和记者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通常关注报纸杂志等媒介编辑和出版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一些趣闻轶事和所谓的历史记录（马丁·劳福霍兹，戴维·韦弗，2022：4）。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新闻学研究已转变为一门典型的社会科学，强调在明确的问题意识指引下，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新闻业现实进行观照（白红义，2021a）。在数字新闻时代，当今西方新闻业，尤其是美国新闻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经济或政治的干预，而是本体论的变化（Ryfe，2019）。随着新闻生产主体不断扩充，新闻生产量相比以往急剧提升，记者在新闻生产领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基于这一社会事实，新闻业是什么，为了什么，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新闻产品区分开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这提示研究者必须从本体出发，重新审视数字新闻业在实践中关注的社会客体转向，以及新闻学研究针对该转向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所持有的立场与使用的工具。

本报告旨在以研究议题为锚点，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三个层面勾勒2023年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图景。具体而言，研究议题指西方新闻学研究关注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主题范畴；本体论关注的是构成议题现象或问题的客体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关注对象、问题面向、分析层次等；认识论指在对议题进行探索、解释时所持有的视角与立场，一般体现在理论资源的使用上；方法论则侧重于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等策略工具。报告依然将《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Journalism）、《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四本期刊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团队从SAGE Publications和Taylor & Francis数据库分别收集了四本刊物于2023年正式刊发的全部论文，排除书评、编辑语等非研究型论文，《数字新闻学》共有10期91篇论文，《新闻学研究》共有16期105篇论文，《新闻学》共有12期145篇论文，《新闻实践》共有10期104篇论文，总计445篇论文纳入本报告分析范围。

具体研究过程中，在参考既有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新闻学期刊的方法基础上（Zelizer，2004；Steensen & Ahva，2015；Steensen et al.，2019），团队成员结合研究问题、刊物实际情况，细读原文，通过小组讨论确定研究议题、理论资源、方法策略三个编码类目及编码原则。研究议题上，编码遵循一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首先，小组将研究问题、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文献综述概括纳入“研究议题”编码范畴，提炼1—6个核心关键词，构建原创数据集作为一级编码文本来源。其中，将研究问题、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文献综述概括纳入研究议题分析范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研究问题本身是社会客体的反映，主题性/结果性关键词则是对研究议题和问题的概括，文献综述体现了为研究问题寻找知识脉络的过程，将三者纳入分析范畴，可以实现交叉验证，增强研究结果的信度。在一级编码基础上，小组根据词意确定对核心关键词的类型学划分标准，合并同类项，形成关键词意群；最后，在选择性编码阶段对其进行主题聚类，按照频次排序，确定十大核心研究议题（见表1）。

理论资源的编码主要将学科视角、概念、理论、理论模型/分析框架四个方面纳入编码范畴。方法策略按照研究过程分为数据/材料收集、数据/材料分析、混合研究设计三个范畴。对于不明确的理论资源、方法策略，团队成员通过识别摘要、过程性关键词（代表论文研究过程中理论、方法、模型、变量等的关键词）、文献综述、研究结论等部分内容进行确证。编码结束后，本研究依照不同研究议题，对理论资源、方法使用情况进行描述与分析。以下报告内容将依次展现十大研究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所呈现的特征。

一、新闻与意识形态

媒体和政党关系所表征的意识形态问题已成为当下重点讨论的社会现象。围绕媒体、政治二者彼此间的作用与互动，一般聚焦以下三个问题：党派媒体的政治作用、政治利用媒体报道的方式，以及媒介在意识形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党派媒体的政治作用问题下，主要包括黑人媒体、民族媒体、族裔媒体、含有政治倾向性的新闻非营利组织，以及另类媒体。其中，另类网络媒体作为党派媒体的新兴代表，成为2023年讨论的重点。一方面，学者们在探索另类网络媒体议程的问题中，发现党派媒体在引发社会运动，塑造各类主体身份、国家形象、政治知识与公共媒体角色、少数群体的媒介形象、公民行为，以及重要的公共新闻和社会话题等方面发挥作用。比如，Kim（2023）对美国媒体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美国媒体为美国对外援助发挥作用主要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高调的援助故事，而在宣布后未能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全面的跟进。媒体主要用物质援助来描述发展援助，不加批判地将其称为“行善”，同时将其非合法性归因于受援国的无能。另一方面，学者们通常将党派媒体与主流/专业媒体置于显性或隐性的比较视角下看待其关系及各自的新闻实践，比如在新闻实践和普遍持有的新闻道德原则的方式下，Dowling（2023）以另类媒体机构Unicorn Riot、IndyMedia为案例，讨论了另类媒体激进新闻形式的具体表现。与专业事实核查人员相比，Tsang等（2023）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党派事实核查人员不太可能局限于揭露虚假事实本身，他们更有可能采用无来源信息。

在政治利用媒体报道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媒介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机制和将非本国记者作为软实力工具两种。前者的着眼点一般在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比如新闻来源及客观性面临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党派媒体会选择性使用政治家个体言论、新冠疫情、网络新闻使用、假新闻等议题素材，表征媒体的立场和倾向，进而对政治产生影响；编辑制作方面则体现在对新闻叙事、话语框架及话语策略塑造的研究上。比如Bedingfield（2023）利用黑人和女权主义评论家考察美国历史上的两个关键时刻，发现当时白人主流媒体帮助具体化了种族叙事，而新的黑人媒体现正在努力解构这些叙事。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身份政治与编辑独立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媒体独立性对议题框架的影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当记者作为软实力工具时，政治和媒体体现在两组相关性关系上：审查、信息控制制度与记者职业生涯相联系，进而影响记者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并合理化自身的服从行为以及运作方式（Vessey，2023）。同时，党派新闻偏见也与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有关。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记者通常不像威权政治制度下的记者那样认同特定的角色概念，他们拒绝接受威权主义新闻和转型期新闻所定义的传统角色概念。而在“混合政权”和“不完善民主”的转型政治体系中，新闻业具有一组特定的角色概念，这些概念与政治激进主义相关联。相比之下，“完全民主国家”的记者往往不会接受这种做法（Soontjens et al.，2023）。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将政治和报道、民粹主义和新闻组织、新闻和国家等主体勾连在一起，充当社会运作的控制机制。

在对研究问题进行探索与分析时，学者通常会借鉴来自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政治平行性、框架理论、新闻价值、边界工作、媒介间议程设置、影响层次模型等新闻传播学科的经典概念与理论，为研究问题提供了解释视角与分析框架。除此之外，后殖民主义视角、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认知模型、民粹主义、批判种族主义理论等主要来源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被用于理解新闻工作者处于该场域时的反应与态度。由于大部分研究问题都属于效果、行为研究范畴，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案例研究与访谈是其在经验分析层面的主要研究工具。意识形态作为表征媒体和政党关系的核心要素，反映了当下新闻行业已成为各类主体博弈的主要场所。

二、新闻与创新实践

过去十几年，随着数字技术进入新闻行业，围绕内容生产所展开的各类创新实践相继出现，也推动新闻创新议题成为新闻学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所聚焦的问题面向围绕算法推荐等技术要素、创业公司等新进入者、新的新闻类型以及数字新闻学视野下的新闻生产策略创新展开。技术发展背景下，技术与新闻的关系、记者和编辑等利益相关者对技术采用的理解与态度、其在新闻创新实践中的适当性，以及算法推荐引入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原理等问题被着重讨论。比如在自动化新闻生产的背景下，Dierickx（2023）运用物质性概念探讨了软件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的相关性，发现技术人工制品也可被理解为由专业价值观和文化实践所塑造。Munoriyarwa等（2023）的访谈研究则表明，南非主流新闻室对人工智能实践的吸收是缓慢、多样，但有条不紊的。AI在新闻室中的用途主要有整体性挪用、专有技术运用、特定任务专有三种。对人工智能的不同吸收，与对这一技术的根深蒂固的怀疑正发生着冲突。这种怀疑是由对工作损失的恐惧、采用人工智能的成本、有限的培训、围绕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在民主进程中的功效所驱动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记者采用新技术的影响因素、数字化与记者职业认同的关系、技术背景下受众在新闻生产中的角色等偏技术策略导向的现象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Holman 和Perreault（2023）在创新扩散概念视角下，通过访谈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大多数技术的使用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男性使用DSLR和摄像机的比例明显高于女性，而女性使用非线性视频编辑软件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同样，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组织中，数字化的新闻话语会强化记者的再技能化过程（Trimithiotis & Stavrou，2023），影响新记者对新闻工作的期望值。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报酬的驱动下可能会选择从事其他创业工作。聚焦受众角色，Dodds等（2023）基于对新闻编辑室的民族志，发现舆论力量已经转移到数据化版本的受众身上，这对于理解当前多平台新闻编辑室对流量的追逐以及这种现象如何影响新闻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依托新闻业的技术发展，部分研究将关注点放在类似沉浸式科技公司作为“新进入者”对新闻场域的潜在影响上（Wu，2023），包括其与传统新闻人员的关系及其对自身在新闻场域中的定位、记者如何看待自动化新闻对新闻自由的法律影响（Jamil，2023）等。建设性新闻、气候新闻、科学新闻、慢新闻等成为当下数字新闻领域新新闻类型的代表。其中，新闻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关于建设性新闻未来发展的反思、各种新闻类型的实践如何等，是学者们认为亟待解决的研究问题。比如对受众如何理解健康科学报道中科学证据的强度和不确定性的追问（Løvlie et al.，2023），勾勒了其在具体实践中所呈现的行业现象与新问题。除此之外，学者研究了新闻服务、社交媒体平台、报道叙事框架、早期新闻网站吸引用户的设计等方面的创新做法，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设计内容的互动性以及用户能动性的发挥。

技术发展使得内容生产领域的边界变得模糊。在回答以上问题时，边界工作、新闻框架、叙事理论是常用的概念理论资源，借此窥探各类主体如何在技术的加持下为自身利益服务。结合问题性质，经验材料的收集偏向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等方法，材料处理则侧重主题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定性方法的使用。各类新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内容生产领域提供了多重创新实践选择，不过，创新实践议题下的大部分研究仍局限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观念，因此在理论层面未有突破和创新。在“新瓶装旧酒”的现状下，技术逻辑下行业发展的本质并未得到真正探索。

三、新闻与受众参与

随着受众角色日益频繁地介入原有的新闻生态，有关受众参与的研究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点。既往以新闻编辑室为中心的研究对受众参与的定义和操作化大多强调新闻的生产语境而非接收语境，而现在的研究逐渐把受众作为主体，重视受众感知和实践的主体性、多样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文化与政治内涵（Carlson & Peters，2023）。

对新闻的定义和认知是受众参与的基础，这既决定了受众对新闻的反应方式，也形成了他们对新闻业期望的土壤。由此，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分别是受众对不同类别媒体的认知和不同受众角色对媒体的认知。就前者而言，受众对另类媒体、事实核查新闻、虚假新闻的认知与理解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议题。譬如在政治信息环境中新闻碎片化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Steppat等（2023）发现受众会将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相融合以致无法区分。受众对虚假新闻的定义则超越了“假新闻”和阴谋论本身，还包含有偏见的新闻和政治炒作，其背后是他们对新闻媒体的怀疑和批判性解读（Kyriakidou et al.，2023）。反观后者，有研究者将受众分为观察者、倾听者和连接者三类角色（Goyanes et al.， 2023），不同角色的受众对新闻的认知有所差异。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试图解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受众对新闻的认知，以及这些认知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其中，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新闻与商业内容边界的模糊、个体处理内容的能力和动机、以党派偏见为例的主观感知（Amazeen，2023；Lee & Jang，2023）等，都会对受众的新闻认知产生影响。这些处于动态中的受众认知除了会影响他们与新闻业的关系，也会影响社会民主的实现。

作为受众参与的基石，“受众能动性”（audience agency）被界定为个体、组织群体或集体受众有意或偶然地采取行动、实施权力的能力（Hendrickx，2023）。在此基础上，受众在新闻生产、分发、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受众转向”愈发凸显。比如在新闻使用范畴下，因应新闻业的各类变化，Vulpius等（2023）发展出一种有关新闻使用的类型学，包括新闻媒体如何在受众个体的媒体剧目中出现、维持以及消失。这可以避免静态、孤立的视角，转而动态、联系地看待受众的新闻使用。同时，已有研究指出另类媒体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反民主的威胁（Schwarzenegger，2023），具有意识形态偏见或明显政治倾向的受众更容易在危机时期使用另类媒体。另外，研究者还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新闻消费。譬如，Zhou等（2023）认为可供性理论可以用于理解印刷或其他媒体如何促进新闻消费中的信息获取和消费过程的意义建构。当然，受订阅价格、足够的免费新闻、不想将支付作为承诺使用的手段，以及其他技术问题的影响，并非所有受众都愿意为新闻付费（Kormelink，2023）。与之类似，也有研究者探讨了年轻成人用户关于订阅新闻的体验，发现他们并不反对为新闻付费，但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新闻收费持批评态度（Borchgrevink-Brækhus & Moe，2023）。

此外，部分受众出于个体或结构性原因选择新闻回避，这同样是受众参与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研究者对新闻回避的兴趣与日俱增，试图从不同视角探索新闻回避的前因与后果。其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因素都会对新闻回避产生影响。比如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人缺乏文化和经济资本，更有可能回避网络新闻；而且缺乏文化资本可能会回避公共服务新闻和优质新闻，缺乏经济资本则会回避大众新闻（Lindell & Båge，2023）。Goyanes等（2023）更多考察了与新闻回避相关的个体因素，比如政治兴趣、新闻超载、对专业新闻的信任，以及对“新闻找到我”的认知。同时，在对新闻回避进行类型学分析时，谨防把受众动机作为唯一的分类依据，因为这将难以捕捉媒体习惯是如何通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和社会构建的偏好形成的（Palmer et al.，2023）。

受众作为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行动者，其扮演的角色逐渐得到重视。因此，受众能动性、使用与满足理论等概念成为该议题在认识论层面不可或缺的资源。同时，参与者视角强调受众的切身体验，诸如实验法、访谈法为获取受众理解新闻业经验材料提供了适宜的策略工具。总体而言，面对日益复杂的数字媒体环境，当下的新闻业需要重新思考并调适自己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更加植根于包容参与、真诚对话和对受众透明的新闻实践（Pignard-Cheynel & Amigo，2023），以期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新闻观看待媒体内容和文化、公民和民主、公众和公共事务等更广泛的问题。

四、新闻与新闻文化

在新闻文化议题下，研究主要围绕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组织）两类主体的生产活动展开，在此基础上凸显二者在角色与职业认知、新闻生产等方面所形成的工作惯例与新闻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进一步讨论目前新闻行业在社会文化建构中的运作机制及扮演的角色。将新闻工作者视为研究主体时，问题一般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以重大公共事件为案例，追问记者在这个过程中遇到数字转型的危机与挑战时，如何创新自身新闻观念、重塑对自身角色的认识，进而对相应事件进行报道与建构。比如Arafat 和Porlezza（2023）利用对埃及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在面对数字转型中的挑战时，记者更多地依赖交互式数字报道方式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对现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重组，以达到新闻创新的目的。其次，相较于从整体层面围绕新闻工作者展开讨论，部分研究对主流之外记者编辑的文化、共同信仰和行为更感兴趣。比如在当前数字环境中，黑人媒体通常被概念化为宣传媒介的情况下，Fayne（2023）关注黑人新闻编辑自身如何定义宣传，进一步扩展了宣传概念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其他主体包括品牌记者、宗教记者、生活方式类记者等，问题一般围绕这类主体关于工作内容的操作惯例、职业角色认知、如何想象新闻业的未来等展开。最后，部分研究将关注点落在记者群体本身，探索其如何内化新闻实践文化。有的以国家为分析单位，讨论不同体制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观念和角色表现（Vu et al.，2023）；有的以技术为导向，探索数字新闻业为主导的今天，记者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以及对数字工具的使用（Papanagnou，2023）。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局限、媒体行业本身的演变、媒介技术的颠覆力量等因素如何影响记者的工作和身份职业建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

相反，将新闻机构（组织）视为研究主体时，核心问题指向在新媒体语境下所形成的新闻工作惯例，以及如何通过报道进行新闻生产与权威维护。在新的网络技术对新闻生产产生影响的背景下，Barnoy和Reich（2023）通过访谈发现数字消息来源并没有使消息来源的选择多元化，并且比起非数字消息来源来说，更少被核实和提及。除此之外，媒体的新闻叙事形式、传播方式也是目前讨论的重点。在不断变化的新闻体制下，McCaffrey（2023）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英雄神话故事在新闻业的制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推进了新兴新闻伦理准则中的核心原则，还认可了职业守则所不具备的品质，如勇气、坚忍和冒险的倾向，其象征力量赋予了普通规则崇高的意义，将其等同于英雄记者赋予他们生命的更高的召唤。Kulkarni等（2023）则从对比倒金字塔与故事化叙事中发现，新闻中很少使用的线性形式的故事可以更有效地将知识传递给新闻消费者。借此，在总结故事化叙事的操作原则下，为网络新闻中以用户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奠定基础。

该议题下对研究问题的回应，一般遵循社会-文化或者文化-心理研究路径，关注新闻以及围绕新闻为主体的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所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除角色认知、自我概念、职业角色等普遍概念的使用外，集体记忆和新闻价值观是反映该议题视角的典型代表。比如Wang和Downey（2023）从理论层面将合作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运用前瞻性记忆和回顾性记忆这组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理解叙事的记忆和转变。作者发现，在不同的新闻文化中，回顾记忆和前瞻记忆的运作会有所不同，这为对新闻文化中的记忆进行比较分析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媒体也会运用集体记忆概念构建公众人物形象、处理新闻丑闻以及对新闻业本身进行文化复兴。反观新闻价值观，它是新闻行业及其主体在新闻生产中内化的一套观念、惯例与共识。在新闻价值观视角下，目前的研究一方面聚焦对新闻价值理论本身的讨论，尤其是其作为潜在的组织结构如何塑造对新闻价值的理解（Varma，2023）；另一方面依托技术背景，探讨新闻价值观如何与新兴技术融合以及在商业利益的影响下，自由职业记者在新闻收集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客户选择相应的新闻价值观（Zhang & Jenkins，2023）。相应地，对文化与意义的关注更多使用民族志、访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不过，在技术、商业利益等因素驱动下，新闻本身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已具有“流动性”特征，如何捕捉不同情境下各类主体的行动逻辑以及该过程对新闻文化的重塑，在方法上仍需要创新与突破。

五、新闻与伦理规范

在新闻与伦理规范的讨论中，有两个核心议题被广泛关注。一个是新闻伦理规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包括新闻行业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中所遇到的挑战，以及新闻伦理规范在新闻报道中的具体应用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新闻业和整个社会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不稳定，这可能会影响记者的独立生产模式。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会对媒体机构的工作流程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新闻报道准确性的下降（Fiser & Caks，2023）；管理层人员也会因为记者对于规范的颠覆，而将他们从报道中剔除或解雇（Konieczna & Maria，2023）；Shah等（2023）则关注了非西方、非民主、农村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发现资金不足、需要担任多个职位、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缺乏教育和培训等因素，限制着这些地区的记者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追求西方新闻标准所定义的专业主义与满足当地条件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张力。

当然，在新闻业内部，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本身也影响着新闻伦理实施。新闻业对于部分伦理要求进行明确规范的缺位，会导致新闻记者在操作过程中的伦理缺失。Springer等（2023）发现，即使在激烈冲突造成的高压情况下，进行事实查证仍然是部分记者们的个性化做法，这些做法是由新闻编辑室文化中内化的、不成文的专业规则形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核查协议或专门工具的支持。在定位数据的使用方面，仅有不到一半的美国大型新闻机构公开分享了伦理准则，业界对如何合乎伦理地使用定位数据缺乏清晰的政策和指导方针（Oppegaard & Schmitz Weiss，2023）。Seo（2023）则发现，导致新闻报道失误的，除了既往研究探讨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记者的信仰体系和惯例也显著地影响着报道。此外，记者的经验和年龄也是影响变量，经验较少的事实核查者更倾向于认为行动主义是事实核查的目的，而年轻的事实核查者更有可能声称事实核查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事业的理想，并将此作为对信息透明度的承诺（Rodríguez-Pérez et al.，2023）。

另一个核心议题是探究新闻业及新闻记者为坚守新闻伦理规范所采取的措施。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虚假信息泛滥与公众不信任感加强，Muresan和 Salcudean（2023）探讨了特定背景下的记者角色感知以及传统媒体在疫情危机中的作用，认为专业新闻的作用在于打击错误信息、伪科学、阴谋论和假新闻。而面对新冠疫情中的阴谋论叙事时，新闻记者常采取偏离策略、反击策略和虚假对等策略来应对，以满足公众对可靠事实的需求（Sarelska & Jenkins，2023）。另外，有关政治选举的事实核查在西方新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Soo等（2023）通过研究BBC在2019年英国大选期间利用事实核查打击虚假信息的情况，认为广播公司可以通过在竞选活动之外的日常报道中增加更多事实核查，以及利用更广泛的专家来源进行审查，以更有效地打击虚假信息。具体而言，在新闻报道中进行数字使用时，记者会将数字的核验外包给他们信任的来源，而确定哪个消息来源可以被信任，则是一种为构建和维护可信消息来源的持续性新闻努力（Lawson，2023）。另外，地区与种族冲突也是新闻报道的聚焦点，专业、自由的新闻业必须认识到其在种族不平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基础，而不是回到自治、真相和事实的安全地带（Beckert，2023）。在记者无法亲临现场的冲突地区，记者通过新兴媒体开发消息来源，但对此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记者通过强调他们在事件中的作用，以维护他们与新闻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界限，并通过核实和审查信息来加强他们的把关人角色（Christensen & Khalil，2023）。

总体而言，有关新闻伦理规范的研究致力于全面理解新闻实践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展开，探讨新闻客观性、新闻框架、角色认知、新闻自主性、新闻专业主义等概念在新闻实践中的体现，以此来回答新闻业与新闻记者们在日常报道工作中遇到何种阻碍，以及在阻碍中如何坚持对新闻伦理规范的承诺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过程中，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并大多伴以案例分析。

六、新闻与职业风险

目前，在线骚扰、性别不平等、工作不稳定是研究者经常提及的三类新闻职业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风险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一定的交集。首先，关于在线骚扰，不少受访的记者将这种来自受众的攻击视为新闻业的一种常态，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疲劳、焦虑以及自我审查。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暴民审查”（Waisbord，2023），认为它会剥夺记者的合法性并使其沉默。Obermaier（2023）基于对德国记者的在线调查，阐述了记者成为受害者的不同因素，包括记者个人和职业特征与态度（即目标适宜性）、受众参与特征（即有动机的罪犯）和新闻编辑室支持（即合适的监护人）。除了考察在线骚扰的影响因素，研究者还探讨了它的运作过程，发现在线骚扰可能遵循自上而下的过程：从位于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到最后的支持者即大量普通社交媒体用户追随完成（Tandoc et al.，2023）。针对日益增多的在线骚扰研究，Miller（2023）强调研究者在考察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敌意和骚扰时需要结合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关注记者在不同身份上的交叉性。

性别不平等同样是一类不可忽视的职业风险。研究者从不同国家或媒体组织的具体情境出发，考察记者在性别失衡中面临的挑战。这种失衡既可以追溯至宏观的社会结构，也与媒体组织、记者个体的特点相勾连。其中，女性记者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一方面，部分国家的媒体组织由男性主导，长期存在性别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的问题，很少认真对待女性群体的声音。尽管一些国家女性记者多于男性记者，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日益严重：女性记者越来越年轻，收入却越来越低；男性记者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收入却越来越高（Dawson et al.，2023）。除了女性记者以外，研究者还将视角转向潜在的职业群体，考察新闻学专业女性学生的职业社会化过程。他们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虽然选择了新闻专业但并没有进入新闻行业，这和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学生性别意识和能动性提高等因素有关（Guo & Fang，2023）。另一方面，与前述在线骚扰相关，女性记者还容易成为性别歧视言论的攻击目标。da Silva等（2023）发现女性记者遭遇的骚扰和网络暴力既包括身体威胁，也包括针对外表、年龄和性生活的不文明言论，而这些骚扰进一步影响到了女性记者的日常生活。

关于工作不稳定的职业风险，研究者主要将关注点放在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群体即自由职业记者身上，分析他们在新闻业中的特殊位置以及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尽管他们的自主性相对较高，但工作状态和收入情况都处于高度不稳定。Norbäck（2023）以瑞典为例，指出处于就业系统内部的人通常受到政府的福利保护，而“局外人”群体如自由职业记者则暴露在紧张的、不稳定的工作状态中。然而，即使是专职记者也难以摆脱这种状态，这特别体现在收入水平上。部分记者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选择屈从于广告商的要求，在新闻内容上严重妥协，这使得记者的新闻期待与工作现实之间的不匹配尤为凸显（Cheng & Tandoc，2023），还可能导致新闻编辑室内部在商业利益和意识形态上发生冲突（Goyanes & Cañedo，2023）。

围绕上述不同风险，有研究者提出一个全面、跨学科的记者安全概念模型：记者安全分为身体、精神、数字和财政安全，它会在个人、组织和系统层面受到风险因素的削弱，植根于定义新闻工作边界的权力动力（Slavtcheva-Petkova et al.，2023）。为应对这些职业风险，与新闻业相关的社会各类行动者生成了与之相应的策略，主要包括记者本人、新闻组织以及其他行动者。对记者来说，他们需要充分了解不同的职业风险，并具备一定的韧性和修复力，建立具有应变能力的策略以实现自我保护（Frey， 2023）。对新闻组织而言，其结构性障碍往往不利于应对诸如网络暴力等风险。Sybert（2023）认为，尽管记者有时会对不稳定因素进行个性化处理，但仍有必要对新闻行业进行结构变革和跨联盟建设。对学校而言，在现有新闻学课程中增加数字安全课程对新闻教育和新闻从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Henrichsen & Shelton，2023）。近年来，有关职业风险和记者安全的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未来既需要不同国家研究者根据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语境展开讨论，也需要在新闻业面临多种风险的背景下进行共时性的比较研究。

七、新闻与新闻的未来

新闻的未来议题主要围绕三个面向展开：对过往新闻学研究的回顾，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综述；新型报道种类和未来的新闻业在民主社会扮演的角色；在传统新闻业式微的背景下，对新闻学教育的审视和反思。

在《数字新闻学》庆祝创刊十周年之际，学者借此机会回顾近十年新闻学研究的多样性（diversity）。Zeng和Chan（20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新闻学》的论文作者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性别平衡度略低于群体平均水平，并建议期刊促进作者国籍的全球多样性和性别敏感。Schatto-Eckrodt与Quandt（2023）对更广范围的新闻学研究进行分析后，进一步指出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学者之间存在着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不平衡，这一现象将对新闻学知识生产造成影响。此外，在认识论上，学者关注近几年新闻学研究的热门议题，包括对“外围行动者”相关理论和概念的梳理，新闻学研究的“流动性”转向及其四条研究进路，解困式新闻和建设性新闻研究综述，新闻创新实践对数字新闻业的影响等。学者提倡运用多元化的学科视角和理论资源进行分析，比如借用“技术决定论”提升跨学科性，促进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政治学科视角，或结合两种数据生产的互补视角制作新闻实践研究的数据集。Vos（2023）则提纲挈领地指出要认识学科研究盲点，并在更广泛的信息生态系统中重新定义新闻业。方法论方面，在计算传播方法兴起的当下，学者开始探究计算工具和方法的规范性和应用情况，包括多元分析法（multiverse approach）的效度问题、自动内容分析研究中未经检验的检索词引入的“噪音”等问题。

数字新闻业出现的多种新型报道方式对既有传统新闻准则造成冲击，吸引研究者对其实践进行分析，包括建设性新闻遵守传统新闻标准与创新报道方式之间的冲突、记者如何处理和平衡“他说/她说”新闻的矛盾，以及记者在政治报道中如何应用平衡和公正概念等。在更宏观的层面上，学者还关注未来的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扮演的角色。Magin等（2023）从自由民主理论进路考察德国新闻媒体是否符合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同样关注新闻业的民主规范建构作用，Harrison和Pukallus（2023）强调新闻业建设和平的功能，Budarick（2023）更具创新性地提出激进民主模式以应对传统新闻业危机。

新闻专业学生是未来的媒体从业者，他们学习新闻专业的动机、接受的新闻教育与其对新闻业的认知，对他们的职业选择具有深远影响。一些学者通过考察新闻学生在实习时期运用的软硬技能、调查新闻素养，以及专业知识结构和能力，批判性地分析新闻学位课程的科学性。Josephi和Alonso（2023）则发现新闻学专业女学生人数的增长未必带来更多的女记者，但是新闻教育扩张与女性记者数量增加之间存在联系。在认识论方面，围绕这一议题的新闻学研究大多从社会-技术-政治和教育学视角出发，借用多样性、边界工作、自由民主理论、社会责任理论等概念和理论资源。在方法论上，学者大多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内容分析法，前者属于一种社会科学领域规范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可以在宏观层面从多维视角检视科学研究状况；后者也是研究学术文章内容和不同新闻报道种类的常用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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