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博士说丨童兵：理论的价值是推动实务的进步

博士档案：

童兵，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

浙江绍兴人，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

1958年-1963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学习。

1963年-196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受分配参加劳动锻炼，一年后调往《锦铁消息报》担任该报记者及编辑。

1978年-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不久又随新闻专业迁回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年-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毕业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

1990年12月，晋升为教授。

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1年，调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2012年，获中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新闻专业委员会中国新闻教育贡献人物称号和中国新闻教育奖。

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志德书院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人力资源部博士后管委会第五、六、七届专家组成员。

生于1942年的童兵是新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受访者供图）

成为一名记者， 是童兵中学时期的愿望。但在十余年的求学经历中，他发现自己的理想还是“搞学术，做研究”。

196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童兵被分配到内蒙古科尔沁参加劳动锻炼.1970年因《锦铁消息报》意外发现其写作能力而成为一名记者。

时代浪潮裹挟着初出茅庐的新闻学子向未知的方向漂流。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远在关外的童兵重新振奋起求学的斗志，于次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这一年，距离童兵本科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他在硕博期间的导师是新闻教育家甘惜分。跟随导师脚步，童兵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工作。

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需要大量的基础阅读支撑。一年时间内，童兵将四千余篇带“马”字的论文全部通读，50卷马恩全集也都全部通读一遍。

“马恩全集是分批次出版的，前39卷全部读完之后，后11卷是陆续到1985年才全部出齐。”童兵说，当时只有在原中央编译局才能看到最全的新书。还是“穷学生”的童兵经常带着两个馒头、一杯开水在编译局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

1988年博士毕业后，童兵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承担教职工作。在四十余年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他发表学术论文七百余篇，出版及主编各类著作、教材、辞书等共五十余部，陆续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新闻理论》《比较新闻传播学》《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等学术专著。

“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可以说没有喘大气的时候，没有安安心心睡觉的机会，都是不断地突破新的任务。当时虽然很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觉得挺值的。”他说。

作为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亲历了新闻学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的历程，见证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一北一南两大名校新闻学的发展。 

“简单朴素地做学问，但不做简单地学问”，“人生一日不敢虚度”是他屡屡提起的信条。

已是耄耋之年，童兵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仍然站在讲授新闻学的三尺讲台之上。

“真”是童兵治学的一个关键词，他曾经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这4个“真”字总结自己一生的治学感悟，学问求真也让他屡屡直言新闻学界、业界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研究进入新时期，他直陈学科发展的短板，“在各个学科门类中，新闻学学科建设发展缓慢。”在他看来，要解决新闻学的发展问题，“需要心平气和地把问题摊开来、摆开来，有深入的分析，这可能就好了。”

“我的理想不在这个地方”

南方周末：1963年参加高考时，你为什么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

童兵：我中学的时候就想当记者，当时担任学生干部，是学生会主席，对新闻并不陌生。要考文科的学生干部一般就是选择政治系、国际政治系，另外就是新闻系。当时我国新闻系最好的高校，北边的就是人民大学，南边的就是复旦大学，我父母不希望我离开上海，所以就考了复旦。

南方周末：从本科毕业到报考研究生之间隔了整整十年，能谈谈这一段经历吗？

童兵：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被分配去东北参加劳动锻炼，刚开始是做养路工修铁路。当时我们国家大的铁路局都有企业报，锦州铁路就有一个企业报，叫《锦铁消息报》。半年多之后，他们知道了我，把我调到报社去当编辑和记者。报社经常办通讯员学习班，因为我是学新闻的，就经常去讲课，和大家关系比较融洽。

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我国又恢复高考了。一开始铁路上还不想放我，因为我已经本科毕业了。但是后来锦州铁路局听说人民大学、复旦大学都招硕士研究生了（以前新闻专业是没有研究生的）就同意我试试去考。我一考就考上了，是我们国家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对您的个人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童兵：我个人命运的变化和改革开放是紧紧相连的。我有的时候在会上或者课上也经常会讲到，很感谢邓小平。如果不恢复高考，不恢复大学招生，那我这一辈子可能还是在锦州铁路局这个小报当记者，干得好可能给我提一个副总编或者总编。但是，我的理想不在这个地方，我还是想搞学术，想搞理论。

南方周末：读研期间，甘教授是如何指导你的？

童兵：甘惜分先生也是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对我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文革”以前搞过试点，但是没过一段时间就进行不下去了，所以在1978年以前是没有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这些老先生一生的愿望是想把新闻研究往前推进，比较早做相关工作的就是人大和复旦。

甘惜分先生在指导我的时候强调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读原著，他认为新闻学的研究生要多学一些经典著作；第二点，要有实践。这两点我在人大求学期间始终是坚持的，而且还是坚持得比较好的。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坚持这两点要求的？有哪些具体做法？

童兵：当时我白天上课，下午看书看到4点左右就到新闻系的办公室去看当天的报纸，当时我们穷学生是订不起报纸的。

晚上9点从教室、图书馆回来，就在宿舍评当天的报纸，包括当天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一周评5个晚上，每人负责一个礼拜，几个人轮流。负责评报的同学要做记录，一个礼拜写一份报告，这个报告要寄给报社。报社对我们的意见也很重视，每过一段时间都会给我们回信。

这样的安排，对我们学习帮助很大。3年硕士，这个方法几乎就坚持了3年。我们和新闻单位的联系也比较多，关系也比较密切。一直到毕业留校当老师，我也是这么做的。

不断开新课，招新生

南方周末：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同意设立新闻学博士。在当时的背景下，硕士毕业去从事高校教职，学历够用了，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童兵：一个是因为理论学习的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有机会旁听人民大学很多其他专业的课程。比如历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政治学，我都去听过。我去听课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是拒绝的，他们看我年龄也不小了，还那么好学，一般都同意我进他们的教室，而且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的确很关照：下课休息我去请教问题的时候，别的老师或者同学都会停下让我（先提问）。在我的学习过程中，可以说人民大学很多相关专业的老师对我都有很多帮助。

此外，我的导师还有新闻学系其他一些老师都希望我能够挑一个头，帮助学校把新闻学博士点建立起来。后来国家教委同意，新闻学就有博士学位了。当时中国开始有（新闻学）博士点，就批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另一个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南方周末：博士毕业后，你留在人大任教，2001又年回到了本科母校复旦大学，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童兵：在人民大学念完硕士后，留校是考虑到学校工作需要。当时，我们的新闻事业特别需要人才，青年人很想投身其中，到社会上去闯荡。但是导师给我讲了一些话，让我非常感动。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他们很想把我们的专业尽快恢复起来，所以希望我能够安心留在本校任教。只有留在这个专业，把老师当好了，才能够使这个专业不断有新的人才，新的发展。我很快就接受了学校里的安排，努力去做，几十年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现在想想也是很值得的。

从人大去到复旦任教，也是学校的一个调整安排。当时，复旦特别需要人。与人大相比，复旦的发展更加国际化，很多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去了国外，老师们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师生之间很了解，这种情况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学校提出这种期待，希望我们能够回来挑起重担，我是二话不说就回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压力很大，担子很重。新闻学被“文革”耽误了好多年，迫切地需要发展，到处都展现出对人才的渴望。所以无论是开始留在人大，还是后来受复旦召唤，我就是安心地教书，不断开新课、招新生。

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可以说没有喘大气的时候，没有安心睡觉的机会。当时虽然很累，但是很快这些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工作也不断有新的起色。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挺值的。

“要了解自己的使命”

南方周末：在您看来，目前的新闻学界研究整体存在怎样的转向，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

童兵：理论观点的不同是必然的，是天然存在的，也是天然合理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新闻实务的进步。你坚持你的观点是对的，结果报纸办好了，广播电视办好了，这说明理论指导了实践。反过来，你理论上讲得头头是道，却没人看你办的报纸、没人听你的广播，说明你的理论没有力量。这难道不是问题吗？我们这些搞理论的人觉得惭愧的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学界自我欣赏的风气还是很重，这是不应该的。对此，学界应该检讨，应该去分析里面的原因。

南方周末：新闻学一直面临着“新闻无学”的质疑和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童兵：“无学论”长期影响新闻学的发展，主要是几种情况。新闻学起步比较晚，独立的学问和著作不多；新闻学对中国影响比较深的方面还是实务，办报纸、办电台、办电视台都是照实干的，真搞理论研究的人不多，成就也不大。

这些认识都影响着新闻学在文科各个专业里面的地位和形象。有了我们这些博士以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才逐渐步入正轨，开始有点像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