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转型新闻学”：气候报道应以“行为改变”为首要目标吗
摘要: 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德国电视一台每天制作的黄金档新闻栏目《今日新闻》（Tagesschau）中，气候已经成为了最频繁被提及的话题。该项统计显示，在2019年，气候话题占据了节目的56%。在随后的几 ...
根据瑞士《新苏黎世报》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德国电视一台每天制作的黄金档新闻栏目《今日新闻》（Tagesschau）中，气候已经成为了最频繁被提及的话题。该项统计显示，在2019年，气候话题占据了节目的56%。在随后的几年中，除了疫情最为严重的2020年，气候话题稳定地占据了节目内容的50%左右。即便如此，在气候活动家们看来，全世界对气候的关注依然不够。而认为媒体在报道气候问题上没有尽责的不仅仅是气候活动家，一些欧美世界最顶尖的新闻传播学教授也认为，现在的气候报道已经“过时”了，气候报道应该在气候运动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今日新闻》网站截图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授泡克森（Bernhard Pörksen）认为，古典政治新闻学的理想必须被抛弃，“愚蠢的中立理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意义，在危机时刻更是完全错误的。”他呼吁一种新的所谓“地球新闻学的报道”。汉堡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布吕格曼（Michael Brüggemann）提出了“转型新闻学”（Transformativer Journalismus）的概念。他认为，在事关气候危机时，媒体不应该再保持中立，而是应该尽力促进公民意识和行动的改变。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法兰克福汇报》的专栏作家施陶恩（Harald Staun）的认可，“几乎每个人都想拯救环境，但几乎没有人为此做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记者相信，新闻业迫切需要改变，以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学院中的学者和媒体从业者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也重塑了欧美主流媒体中的气候报道。他们完全更改了新闻的属性，让它隶属于一种由特定意识形态推动的“行动主义”（Aktivismus），同时让“新闻学”变成了“行为心理学”。因此，现在的气候记者往往更像心理学家，而不是环境专家。 2020年，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风险沟通的小组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循证传播的五条原则》（Five rules for evidence communication）的文章。他们认为，科学传播的首要遵循的原则是：“传达，而非说服”（Inform, not persuade）。媒体业界向“行动主义”的转向肯定违反了这一原则。本文将简要探讨这种新闻“行动主义”（行为影响）在实际中的应用，以及它所带来的危害。 气候报道中的行为影响 在Covid-19流行期间，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沙布斯（Manuel Schabus）曾经对不同年龄段的约4000名德国人做了一次大型的问卷调查。根据随后的统计分析，他发现受访者对感染后演变成重症的风险高估了7至38倍。欧美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是，他的这一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发现，从公共（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人对风险的错估，比那些从私人（独立）媒体获取信息的人高了3倍。也就是说，主流媒体放大了Covid-19对每个人的风险。 “放大风险”被媒体称为助推（Nudge）。“助推”是一种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它是通过对人们的行为框架做细微的改变，使得有利于预期结果的行为和选择被自动激发出来。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通过媒体“放大风险”的助推，促使人们在行为上变得更为谨慎，更乐于接受政府的各项限制措施。助推在当今的欧美社会中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们的青睐。因为，它可以在悬置不同意识形态支持者对有争议问题没完没了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改变人们的行为，达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认为，助推可以克服公众对有争议的、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抵触情绪。在英国政府所认可的行为干预的纲领性文件《思维空间》（Mindspace）中提到，“助推”是“改变行为而不改变思想”。 
当地时间2023年7月30日，美国加州，莫哈韦国家保护区发生山火，大火已经烧毁了超过7万英亩的土地。 在Covid-19结束之后，“助推”也被顺理成章地延用到了对气候危机的应对之中。英国女专栏作家多茨沃斯（Laura Dodsworth，她在Covid-19期间对英国政府和媒体的“助推”作了最为详细的调查研究）曾经采访过实施“助推”的SPI-B成员，“这样的恐惧宣传有没有一个退出机制。”对方的回答是，Covid-19的危机过后还有气候危机，为什么需要退出。《纽约时报》今年7月的一篇头版文章的标题《极端天气，下一个Covid-19》也从侧面反映了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已经对此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天空电视台（Sky）曾委托SPI-B撰写了一份关于“引导观众实现生活方式低碳化”的报告。该报告就节目内容的导向为电视台提供了原则性的建议：使观众尽量不强烈抵触他们最初不同意的信息。在气候危机的大框架下，这些“最初不同意”当然指的是对观众日常行为的改变，比如，接受素食，少用大排量汽车和少旅行等等这些建议。与报道Covid-19时的情况类似，媒体在实施这些心理学的行为干预理论时，主要向人们提供强烈情感的信息。 美国和欧洲的社会科学家对数百篇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评估。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记者经常掩盖单项研究或气候变化研究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忽视报道不同气候模型提供的不同预测，也没有在报道中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谨慎语言来限定气候变化各种后果的可能性。在报道IPCC的新报告或联合国峰会等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大事件时，记者们也倾向于通过强调未来最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情景来渲染其重要性，将新科学报告的结论定格在灾难性的、引发恐惧的风险上，而不是强调在这些风险面前保护健康或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机会。“地球在燃烧”，“联合国称气候大屠杀即将来临”，还有天气预报中随处可见的深红色地图取代了Covid-19期间教堂中被摆满的棺材，成为了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最常看见的报道气候危机的符号。这些带有“末日论调”的报道被视为能够最有效，最快速地使人们过上低碳生活的助推方式。 助推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理论。其实，我们同样也有更为“古老”的理论来解释气候报道中的这种末日论调。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考察个体如何理解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和人际互动时，他发现了框架的意义。戈夫曼将框架描述为“解释图式”。它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问题、事件和主题”。在传播领域，框架作为演讲、广告和新闻报道的手段，有助于在科学家、记者、决策者和公众之间提供共同的参考点和意义。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加姆森（William Gamson）在公共讨论领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框架可能有助于确定公民之间的辩论条件，但很少完全决定公众舆论。相反，作为“框架竞赛”的一部分，一种解释方案可能会因为与大众文化产生共鸣、符合媒体的叙事或得到精英阶层的大力赞助而获得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框架不仅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过程。对气候变化的“末日论”的叙述在“框架竞赛”中击败了其它框架（如“怀疑论框架”）成为了媒体叙述中的主导框架。支持末日论框架的记者、学者和普通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而其它框架的支持者会在生活中遭受到惩罚。 另外，认知心理学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们的心理学实验中应用了框架概念，以此了解个体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策。他们发现，不同的信息呈现方式或框架会导致个体截然不同的反应。在以收益/损失（benefit/cost）为框架的实验中，两位心理学家观察到，如果以收益框架进行叙述，那么人们倾向于规避风险；反之，如果以损失框架进行叙述，那么人们倾向于承担风险。很明显，当主流媒体以“末日论”方式报道气候变化问题时，他们使用了“损失框架”。他们告诉人们，气候变化的结局是世界毁灭，以此敦促人们尽快地改变行为和生活方式，并且接受由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彻底改变所带来的种种风险。 媒体无论在使用“助推”，还是求诸“框架”理论时，似乎都基于如下假设，即人们只有在看到危险威胁到自己的生命时才会采取行动，任何更为现实和理性的描述都无助于改变人的行为。然而，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哈佛大学教授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著作《启蒙，就现在》（Enlightenment Now）中提到，“比起被告知全球变暖有多可怕，当人们被告知气候问题可以通过政策和技术创新来解决时，他们更有可能接受这一事实。” “我们不应该恐惧” 社会现实也印证了平克的看法。气候危机报道中的“末日论调”正在将社会分为两派：一派因为恐慌对未来彻底失去信心，他们认为，除非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对所有社会和文化机制进行彻底改革，否则的话，世界的未来必定走向毁灭；另一派则是对这种剧烈动荡避而远之，竭尽全力维持现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走向健康的中间路线，社会正在自我分裂，大规模的内部冲突正在不断被酝酿出来。任何一个陷于冲突和分裂之中的社会都是无法面对危机的。本节将进一步讨论这种“末日论”或者说“我要你恐惧”的报道对社会、科学和新闻本身的伤害。 1）“末日论”气候报道会扭曲成本效益比较（Cost–benefit analysis），并且陷入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困境。在气候变化的报道中，风险被夸大，意味着最终的收益被无限放大（“拯救地球”）。那么，在面对无限大的收益时，任何成本都可以被接受了。这最终塑造了当下气候辩论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那些成本高昂，收益完全不确定的干预措施却被认为是“唯一”的解决危机的方法。比如，去年德国著名的经济记者赫尔曼（Ulrike Herrmann）出版了《资本主义的终结》（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该书是去年德国的畅销书，她本人也成为了过去一年德国各类严肃电视广播节目中最受欢迎的嘉宾之一。在书中，赫尔曼指出“绿色”与“增长和繁荣”是不可兼容的。她对未来气候友好型的绿色经济的设想是：我们必须接受长期的经济衰退，必须接受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因为，如果没有短时间内的技术革命，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绿色能源支持世界的正常运转的。根据德国最重要的经济咨询机构、慕尼黑大学ifo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福斯特（Clemens Fuest）教授的计算，德国要真正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能未来必须承受每年15%左右的经济衰退。在新闻媒体和气候活动家对未来气候灾难的预言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气候变化会带来经济崩溃，战争，大规模的移民，对资源的抢夺。不过，赫尔曼或者克莱因（Naomi Klein）提出的以经济衰退来抑制气候变暖的方案，会先于气候变化带来这些社会灾难。 剑桥大学的人文地理学教授休姆（Michael Hulme）指出了“赫尔曼们”的最根本问题，即他们诉诸了一种还原论的思想。他认为，与气候危机相比，不惜一切代价“禁零”（Net Zero）的想法更为危险。因为，这种看法将所有的政治社会的努力都“还原”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上，这样势必让其它维持美好世界的事物都变得非必要，将更广泛的正义和福祉问题边缘化。其实，休姆教授所谈论的还原论问题最终指向的也是在处理气候危机时的成本效益失调。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1日，德国柏林，德国活动人士带“三只猴子”抗议气候问题。 2）这种“恐惧”叙事揭示了埋藏在西方社会中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即对日益绝望和自我毁灭的一种社会反应。恐怖袭击、冠状病毒和气候危机都加深了这种绝望的情绪。处于这种情绪中的人们在面对一个新出现的未知的恐惧对象时，本能地会要求加强控制。比如，气候活动家们诉诸禁止使用维持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基本生产资料来减少碳排放，从而度过末日危机。但是，加强控制又会进一步推高恐惧的情绪，恐惧的情绪又会诉诸更强的控制。这样恶性的螺旋不断上升加强，直到对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这种“末世论”的恐惧宣传已经对欧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气候焦虑所引发的抑郁症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界亟待攻克的难题。2021年，一项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0个国家16-25岁青少年的研究报告显示，84%的青少年担心气候变化，59%的青少年非常担心。45%的人声称他们因为担心气候变化，已经无法正常工作，这就是典型的焦虑症。主流媒体声称，他们的气候宣传是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更为了生存环境。他们的这一说法我们现在无法验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给青年人的健康造成了重创，抑郁症患者的寿命会相应的减少。首先是媒体而不是气候使年轻人的生存环境恶化，预期寿命降低。另外，主流媒体在没有得到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把所有受众拖入了一场可能对他们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的心理学实验之中。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纽伦堡法典的（Nuremberg Code）知情同意原则。该原则是所有治疗或者医学实验的首要原则。主流媒体出于崇高的拯救世界的动机，推动的全新的新闻实践恰恰是伦理上最可疑的。 3）无论是“恐惧”还是“末日论”的气候叙事都是新闻报道转向行动主义的表现。不过，这种新闻的行动主义造成了新闻和科学的两败俱伤。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德国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劳特巴赫现象”。劳特巴赫（Karl Lauterbach）是德国现任的卫生部长。Covid-19见证了他从一位不太出名的地方议员、普通的大学教授，变成了德国最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各家德语媒体出现频率一度甚至超过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夫人。媒体认为，劳特巴赫拥有“出色的科学传达和沟通能力”。不过，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在电视节目还是他本人的推特上，劳特巴赫每天都在犯各种最为低级的科学错误，甚至有意歪曲他所引用的科学研究。在大流行病期间，奋力与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作斗争的德国主流媒体，为什么会力捧这位传播错误“科学信息”的专家呢？因为，劳特巴赫对科学研究的歪曲甚至捏造，都有利于推动德国媒体所主导的政治议程，即严格的行动限制和疫苗接种是走出大流行病的唯一通道。 
当地时间2023年6月25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布罗肯的森林被极端天气、树皮甲虫的侵扰，变成枯树林。 以“行为改变”为主导的新闻报道最终使“叙事”压倒了“事实”。根据前慕尼黑大学传播学教授麦因（Michael Meyen）的看法，大量出现在媒体上的事实核查栏目经常混淆事实和观点。他们常常将一种特定的观点包装成事实。另外，在科学报道中，他们将某些科学家的研究结论当作“事实”去“核查”另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他认为，事实核查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成为媒体维持和控制某一套特定叙述的工具。 在德语媒体的气候报道中，“劳特巴赫现象”依然非常的普遍，只是“劳特巴赫”被换成了肯菲尔特（Claudia Kemfert）和拉姆斯托夫（Stefan Rahmstorf）等等。肯菲尔特教授一次次地在媒体上宣称，可再生能源要比核电更为经济。不过，无论是从现实（德国居民收到的电费账单）还是从物理和经济学理论上来看，她的这些说法都是漏洞百出的。拉姆斯托夫教授则是“临界点理论”最早的提出人之一，在媒体上反反复复地发出了他的警告信息。为了推动受众的行为改变，媒体往往选择那些符合他们政治议程的专家，然后屏蔽掉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根据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授舍菲尔（Mike Schäfer）的研究，大概有96%的专家在这些媒体的讨论中被忽视了。通过让这些被精心挑选过的专家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塑造出科学家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在此，本文暂不讨论“科学共识”在历史上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灾难，“科学共识”不是“科学”等等这些问题，只想谈谈“科学共识”的外延在媒体报道中如何被扩大了，以及这与新闻行动主义的关系。在主流媒体中所传播的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点： A) 气候变化现象是真实存在的； B) 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C) 气候变化会产生负面影响； D) 在未来几十年内，在不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去碳化是可行的。 对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分，也有实然和应然之分。科学只是进行事实判断或者处理实然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中，充其量科学只能回答前两个问题，即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科学可能并不能回答：气候变化会产生负面影响。虽然，科学能够观测到那些令人担忧的气候现象，比如海平面上升、某些地区的洪水和干旱增加、野火的增多，以及可能出现的更强的飓风。但是，造成气候变化的化石燃料也使得人类的福祉大幅提高了：人类寿命的延长、食物供应的增加、清洁水供应的增加、贫困的减少、儿童死亡率的降低、许多疾病发生率的降低，人类面对气候灾难的适应性更强了。由此可见，要对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做出真正的评估，科学必须从纯粹描述性的主张转向规范性主张。也就是说，科学必须越界。最后，所有人都很关注科学是否能为全球去碳化提供一张明确的路线图。然而，科学无法明确权衡使用化石燃料的所有成本和收益，也无法计算出最佳的去碳化速度。这种计算涉及技术、经济、伦理、哲学和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事实判断的范畴。能源转型中的核电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何权衡核能的风险和它对减碳的贡献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力不所逮的。因为，这是一个价值判断。 不过，当媒体以“行为改变”为首要任务时，假装认为科学在C和D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事实上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前者能对人们施加强大的心理影响，后者则能指导人们如何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当媒体通过援引“科学”为他们的政治议程背书的时候，他们恰恰是反科学的，是对科学的滥用。媒体和科学之间的界限模糊反映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之间的界限模糊。媒体本应承担对复杂的价值判断的讨论，然而，他们选择援引了“科学”，即通过事实判断的“确定性”取消了价值判断中的“不确定性”。进而也就取消了价值判断，以及媒体存在的意义。当科学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媒体上，取代媒体进行价值判断时，它虽然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更高的地位，但同时也伴随着科学迅速的坠落。最终，新闻的行动主义转向将带来媒体与科学两败俱伤的结局：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媒体和科学。 “行为改变”还是“拷问式的报道” 2015年，气候科学家汉森（James Hansen）和16位合作者利用复杂的计算机建模发现，极地冰原的融化速度可能远远超过之前的估计。汉森和他的同事警告说，在几十年内，从波士顿到上海的沿海城市都可能被水淹没，从而面临军事冲突、大规模移民和经济崩溃的风险。他们将论文投稿给了《大气化学和物理学》（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杂志。在论文接受同行评审期间，汉森就与一家公关公司合作，将论文分发给了媒体，并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向记者表示，他的目的是影响年底举行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结果。 资深的调查记者雷夫金（Andrew Revkin）在他的个人博客Dot Earth上，对该研究进行了“拷问式的报道”。他将与气候学家们的邮件通信发布在了博客上。这些专家们对汉森及其同事的假设提出了批评。在他就此所撰写的两篇长篇报道中，他不仅报道了研究的具体结果，指出了论文与汉森提供给记者们的材料之间的差异，比如，“海平面的急剧上升很可能在本世纪发生”的说法。另外，雷夫金还在文中讲述了汉森“从气候科学家到气候活动家”的转变历程，分析了他论文背后的个人动机。 在气候新闻领域，雷夫金是填补平衡报道和拷问式报道空白的先驱人物。他认为，媒体倾向于过度关注支持“热门”结论的研究进展（比如，全球变暖使得飓风加剧），而对不支持该结论的同等质量的研究视而不见。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一趋势：“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机构急于筛选和放大《泰晤士报》编辑们有时称之为‘头版理念’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在科学报道中，这会让你读到的东西偏向于更灾难性的一面。这通常并不像一些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由政治议程驱动的。这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 虽然雷夫金所遵从的“拷问式报道”代表的是古老的新闻学传统，而德国新闻学者们提出的气候报道中“转型新闻学”和“新闻行动学”代表了一种最新的理论趋势。但是否所有新的趋势都是好的呢？今年7月底，德国的Penny超市推出了一项特别的活动，将“环境成本”加入到了部分商品的标价中。这使得这些商品的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西德广播公司（WDR）在Penny采访了在超市购物的顾客，没有人支持这样的活动。由于，没有获得所“预期”的采访结果，WDR的一名主播扮演成顾客接受了采访。她认为，涨价是好事。因为，通常情况下，你不会去想肉类的标价究竟“是”多少。事后WDR已经承认了，该报道没有遵守“新闻准则”。 德国媒体在“转型新闻学”或者说“新闻行动主义”的实践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了。 来源：澎湃新闻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151913 编辑：潘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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