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科生教育中成为一级学科。在学术史层面,2023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5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付饶、钟美丽、周源及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程俊超在《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刊文,使用文本挖掘(n=47593)、内容分析(n=3750)和社会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基于知识管理过程的理论视角,从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知识转移三个方面考察1998―2022年9种CSSCI新闻传播类期刊文章的总体状况、发展脉络和地区差异,由此评估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情况。研究发现:从1998―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创造水平不断攀升,学科自主性仍需提高;知识存储环境更迭迅速,内在知识库更新缓慢,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有待加强;需推动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的规范发展,以促进知识积累与应用。
1998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本科生教育中成为一级学科。2023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5周年。当前,中国传媒业处于结构性变革时期,媒介技术加速革新,新闻传播学面临学科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的结合。在学科自主性方面,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资源交流过程中,目前仍处于弱势;在民族自主性方面,当前,“中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概念、理论的注脚。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应该建构自身知识的主体性,进而体现其民族自主性。 本研究以知识管理过程为理论框架,以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类CSSCI期刊发表的47593篇文章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挖掘、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近25年间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内涵和外延,并考察其发展脉络和研究轨迹。 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以Alavi和Leidner提出的知识管理过程(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es)为理论框架,系统考察知识体系建构的前三个环节:知识创造、知识存储、知识转移。同时,本研究进一步考察知识管理相关变量的历时性和地域分布情况,以全面考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为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证资料和理论思考。 知识创造 (一)研究论文、作者及机构数量 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1998―2022年刊发论文的数量:1998―2012年间论文数量逐年上升,2011、2012年均达到2632篇。2012―2020年,论文数量持续下降至1686篇。2020―2021年,论文数量增至1765篇,随后降至2022年的1537篇。 47593篇论文共有作者28376位,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作者为:陈力丹(157篇)、曹鹏(148篇)、游苏宁(146篇)、喻国明(114篇)、郭建良(95篇)。共有7216家研究机构发表过论文,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研究机构为:中国传媒大学(2881篇)、中国人民大学(1835篇)、复旦大学(1819篇)、武汉大学(1003篇)和南京大学(924篇)。 (二)跨学科合作研究情况 中国新闻传播学存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论文占比为6.2%。1998―2022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逐年上升,从1998―2002年的1.8%,上涨至2018―2022年的13.1%。而且,跨学科合作研究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00.667,p<0.001)。从地区来看,跨学科合作研究在地区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x2=29.681,p<0.001)。中部地区(12.6%)和其他地区(12.5%)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高于西部(5.9%)和东部(5.4%)地区。 1998―2022年,共有来自70个一级学科的2985名作者合著完成了1238篇论文,占抽样论文总数的33.0%,在合著论文中,作者数量排名前5位的学科是新闻传播学(1843人次)、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496人次)、基础医学(76人次)、教育学(45人次)、戏剧与影视学(43人次)。总的来看,合作研究网络拥有较高的联通度(0.809)、较低的碎片度(0.191),这表明,大多数学科都参与到新闻传播学跨学科合作研究中;新闻传播学处在合作网络的核心位置(0.668),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0.345)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323)次之。 1998―2022年间,跨学科合作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合作网络的节点数从1998―2002年的25个提升到2018―2022年的43个;跨学科合作研究活跃程度不断提升,网络的边数和平均度分别从1998―2002年的46条边、1.840上升至2018―2022年的140条边、3.256;跨学科信息流动先降后升,网络密度由1998―2002年的0.163上升至2018―2022年的0.251;尤其近5年,不同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参与度变高,网络的联通度从1998―2002年的0.573上升至2018―2022年的0.953,网络碎片度从1998―2002年的0.427上升至2013―2017年的0.592,随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0.047,这意味着合作研究由学科内部转向学科之间;学科之间的接近程度相对平稳;曾经位于合作网络核心位置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戏剧与影视学,在最近5年被基础医学(0.427)、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416)所取代;新闻传播学(0.700)核心位置更加凸显。 知识存储 (一)研究样本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样本的论文为361篇,占比仅9.6%,论文数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在2013―2017年达到顶峰113篇后,下降至106篇。研究社会组织(52.4%)和所有人口(23.5%)的论文比例最高。研究老年人群体的论文占比最低(0.8%)。涉及研究样本论文的时期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7.148,p>0.05)。同时,涉及研究样本论文的地区之间差异,也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6.770,p>0.05)。 (二)媒介内容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媒介内容的论文为688篇,占比为18.3%。涉及媒介内容的论文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39.856,p<0.05)。新闻和评论内容(47.2%)占比最高,但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64.6%下降至2018―2022年的40.7%;相反地,影像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1998―2002年的10.1%上升至2018―2022年的30.5%。涉及媒介内容论文的地区之间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2.113,p>0.05)。 (三)渠道研究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渠道的论文数量达1000篇,占比26.7%。在时期差异上,印刷媒体渠道从1998―2002年的33.0%上升至2003―2007年的47.3%,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14.5%;互联网在2003―2007年后急剧上升,从2003―2007年的22.2%,上升至2018―2022年的65.8%,是所有研究渠道中变化最大的项目。涉及研究渠道论文的时期变化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60.383,p<0.001)。涉及研究渠道论文的地区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0.656,p<0.05)。东部地区研究渠道为互联网的数量(345篇)远高于中部(74篇)、西部(33篇)地区,但东部地区占比(43.8%)却低于中部地区(56.9%)、略高于西部地区(43.4%)。 (四)效果研究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涉及研究效果的论文仅占比4.5%。态度(28.1%)、认知(24.0%)、行为(19.8%)是效果研究较为常见的项目。此外,情感是近5年来兴起的效果研究项目。涉及研究效果的论文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40.095,p<0.01)。但是,地区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10.206,p>0.05)。 (五)研究议题 通过对47593篇论文的标题进行LDA主题建模,识别出的议题可明显分为两类:新闻传播类和编辑出版类,占所有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68.5%。识别出议题的论文中,编辑出版类包含出版业务、数字出版、学术出版、主题出版等议题。新闻传播类议题,共识别出10个议题。其中,占比最多的是新媒体(17.9%),其次是新闻业务(13.3%)、电视研究(8.8%)和传媒产业(8.8%);随后是批判研究、舆论监督、国际传播,占比均为8.5%;研究较少的议题是传播理论(4.7%)、新闻史(4.1%)和新闻传播教育(4.0%)。 1998―2022年,不同研究议题的论文数量存在显著差异(x2=228.127,p<0.001)。整体而言,排名第一的新媒体议题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15.9%上升至2013―2017年的19.1%,而后在2018―2022年小幅下降至17.8%。同时,国际传播议题的占比大幅上升,从1998―2002年的6.8%上升至2018―2022年的10.1%。舆论监督、新闻史和新闻传播教育等议题出现小幅上升趋势。占比较多的电视研究数量比例下降,从1998―2002年的10.6%下降至2018―2022年的7.4%;与该议题相关的新闻业务、传媒产业研究同样呈下降趋势;批判研究比例趋于平稳。另外,传播理论议题也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5.3%下降至2018―2022年的3.4%。此外,2018―2022年,部分研究议题发展趋势有所变化,新媒体议题从原本的上升趋势转为下降,新闻业务议题从原本的下降趋势转为平稳。 (六)研究领域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媒介产业占比37.1%,位居第一。其次是媒介内容(14.9%)、讯息生产(9.7%)、媒介从业者(8.6%)以及新闻传播学研究(8.0%)。占比最少的研究领域是新闻传播学方法,仅为0.2%。研究领域时期变化的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301.149,p<0.001)。此外,媒介产业领域东部和西部地区占比都为37.5%,中部地区为34.4%。研究领域地区之间的差异,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28.828,p>0.05)。 知识转移 (一)理论构建 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317篇论文含有理论,占比不足一成(8.5%)。1998―2022年,论文包含理论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趋势,由1998―2002年的5.7%上升至2013―2017年的11.2%,后减少至2018―2022年的6.3%,下降幅度较大。西部地区的论文含有理论比例最高,为9.2%,东部地区的论文含有理论的比例最低,为8.3%;然而,论文是否包含理论在地区上没有显著差异(x2=0.379,p>0.05)。 317篇包含理论的论文,7种理论被提及10次以上。被提及最多的理论是议程设置理论(44次),被提及10次以上的理论还包括“框架理论“(17次)、“麦克卢汉思想”(17次)、“沉默的螺旋”(13次)、“把关理论”(12次)、“使用与满足”(11次)、“创新扩散”(11次)。在这些理论中,传播效果理论较多。但在被提及3次以上的理论中,批判理论较多。同时,被提及3次以上的理论大部分为新闻传播学理论,较少涉及其他学科理论。 研究涉及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传播学,占比为48.3%(一种理论可能有多个来源)。此外,社会学(11.1%)、经济学(11.1%)和心理学(10.5%)也是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且占比远高于其他学科。 1998―2022年,论文的理论来源是传播学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2002年的60.0%降至2018―2022年的41.1%。 在理论使用方面,大多数论文停留在“仅引用”“理论应用”上,占比分别为46.5%和30.2%。将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的论文在1998―2022年之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3.4%增加至2018―2022年的21.3%。“理论应用”从1998―2002年的20.7%上升至2008―2012年的36.4%,随后下降至2018―2022年的19.1%。 (二)研究方法 含有研究方法论文的时期差异,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x2=65.102,p<0.001),包含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从1998―2002年的5.4%上升至2018―2022年的16.0%。中部地区论文含有研究方法的比例(28.3%)略高于西部(26.2%)和东部(23.0%)。同时,有无研究方法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x2=8.472,p<0.05)。在随机抽取的3750篇论文中,77.3%采用诠释研究取向,19.0%采用实证研究取向,0.6%采用批判研究取向,3.1%采用其他研究取向。在方法论方面,89.5%的论文不包含任何研究方法。在包含研究方法的392篇论文中,8.6%的论文持定量方法论,1.4%持定性方法论,仅17篇论文(0.5%)持混合方法论;同时,内容分析、调查法是最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分别占比5.1%和3.4%;话语分析、民族志是使用较少的研究方法,占比都为0.2%。 结论与讨论 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容易受到技术、文化、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论文,试图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分析近25年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情况。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造水平不断增强,正拓展学科“融合性”,但学科自主性仍有待提高 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论文数量、作者数量、研究机构数量都有明显增长。1998―2022年,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共刊发论文47593篇。有28376位作者、7216家研究机构参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构建。论文数量自1998年逐年上升,在2011、2012年达到2632篇后开始回落。2022年,期刊发文数量为1537篇,仅为巅峰时期的58.4%。这体现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创造水平在近10年出现从重量到重质的新趋势。 整体而言,中国新闻传播学正努力拓展学科“融合性”。跨学科合作研究比例不断攀升,从1998―2002年的1.8%,上升至2018―2022年的13.1%。另外,跨学科合作研究也呈现明显的地域特色。中部地区(12.6%)和其他地区(12.5%)的跨学科合作研究论文占比高于西部(5.9%)和东部(5.4%)地区。由此可见,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国新闻传播学始终在寻求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中部地区的跨学科合作研究水平更为突出。近5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新的趋势,跨学科合作取向由“自环”逐渐转向“外联”,学者们更倾向于和基础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自然科学学者合作。 然而,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进入新闻传播学领域,也会分散新闻传播学科核心的知识体系。研究发现,论文的理论来源是传播学的比例,从1998―2002年的60.0%下降至2018―2022年的41.1%。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比例不断上升。这些数据表明,跨学科合作研究的确促进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知识体系的发展。但同时,跨学科合作研究也分散了新闻传播研究对传统概念、理论的关注。因此,在推动跨学科发展的同时,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需要创新发展新闻传播学的核心基础概念,探索信息传播规律,以回应社会发展中的传播问题与媒介产业现象。 (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存储环境更迭迅速,内在知识库更新缓慢,需加强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 从知识存储的角度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存储库包含两个维度:知识本身和与知识相关的环境。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存储在不断顺应媒介环境的变化,“新媒体”研究带动知识的流动与创新。研究发现,研究印刷媒体和电视的论文占比分别从1998―2002年的33.0%和21.6%下降至2018―2022年的14.5%和8.1%,研究互联网渠道的论文数量从1998―2002年的26.1%上升至2018―2022年的65.8%,涨幅近250%;对移动设备的研究实现了从0%至3.8%的突破。从新闻传播研究的研究议题,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规律。“新媒体”是排名第一的研究议题,占比17.9%。而且,在LDA模型识别出的主题词中,“互联网”“数字化”“媒体融合”等关键词散落在各个主题中。这表明大多数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议题,都考察了媒介技术、媒体转型等主题。值得注意的是,1998―2022年,国际传播议题占比从6.8%上升到10.1%,这表明新闻传播研究对文化输出、民族自主性话题尤为关注。自主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他主”知识体系而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学本土化的中心任务是明确知识的主体性、知识管理过程的自主性,关注中国新闻传播议题,以构建学科自主性和民族自主性。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研究的知识存储库更新缓慢,亟须加强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从研究样本和研究效果来看,中国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发展较为缓慢。涉及研究样本的论文仅占比9.6%;社会组织和考察所有人口仍然是占比最多的研究对象,对老年人、妇女、青少年研究较少。这表明,当前的新闻传播研究更关注媒介产业发展,倾向于用普遍的人口样本揭示基本的传播规律。如今,中国人口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在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需要将学术研究融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老年人、青少年、女性等少数弱势群体面临的传播问题。同时,涉及研究效果的研究仅占比4.5%。此外,与情感效果相关的研究在近5年逐渐兴起。未来的研究,仍需加强受众研究与效果研究,打开传播受众与效果研究的“黑箱”,探索全新的知识情境,以创新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库。 在媒介内容方面,依托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影像内容占比从1998―2002年的10.1%上升至2018―2022年的30.5%,直接考察新闻和评论的论文占比从1998―2002年的64.6%下降至2018―2022年的40.7%。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广泛考察基于图片、声音、文字、视频的多模态信息,以综合考察媒体的信息传播效能。与媒介内容相关的“媒介产业”研究占比37.1%,在研究领域中位列第一。然而,学术界关于社交媒体、数字转型的研究热情高涨,尽管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会导致基础研究不足。技术改革背景下,5G、元宇宙、ChatGPT人工智能等热点媒介现象层出不穷,以媒体融合为代表的国家政策得到广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反映了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然而,大多数是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建构具有民族自主性的知识体系上,面临如何在本土议题中寻求科学方法和原创理论的挑战。 (三)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知识转移不足,诠释研究多,需加强规范的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 研究发现,论文包含理论的比例在1998―2017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但在近5年间,包含理论的论文比例从11.2%下降至6.3%。同时,76.7%的论文对于理论的使用停留在“仅引用”“理论应用”等理论的浅层使用上,较少涉及“将理论作为研究框架”“理论比较”“理论评价”“理论检验”“理论整合”。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表明,在知识转移过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仍然缺乏创新能力,需要不断推进对中外理论的转化、实践与理论的转化。 1998―2022年,论文包含研究方法的比例逐年增加,从5.4%上升至16.0%。这反映出,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规范性有所加强。然而,诠释研究依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取向,占比为77.3%。当前,学术界对前沿国家政策、媒介现象关注较多,且主要是阐释性或批判性分析,较少构建自主科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体系,同时也缺乏科学规范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在学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积累以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缺席为代价。但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和规范的方法,已有知识则难以为后来研究者所用,也就无法服务于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一方面,需要提升知识管理的转移效率,促进知识的积累与循环。另一方面,需要积极主动加强国际对话,批判吸收西方理论,推动文化互鉴,促进多元文明实践。另外,也要坚持理论创新,把握方法自觉,将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作为抓手,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系统性、创新性发展。 (载《传媒观察》2023年第8期。原文约23000字,标题为:《何以自主?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脉络(1998―2022年)——基于知识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分析》。此为节选,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dwtsymUCNAo6pdZF_-U8w 。本文为广电总局部级项目“广播新闻舆论引导力研究”(GD1904),复旦大学人文社科先锋计划“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廖圣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付饶、钟美丽、周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俊超,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新华报业网 链接:http://www.xhby.net/zt/cmgc/202309/t20230905_8073806.shtml 编辑:潘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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