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 | “延伸的心灵”和“对话的撒播”：论作为书写的ChatGPT

邓建国 | “延伸的心灵”和“对话的撒播”：论作为书写的ChatGPT

摘要

媒介技术既是“毒药”也是“良药”（pharmakon）的矛盾观念由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最先提出。ChatGPT也具有这样的矛盾性：一方面，它作为“延伸的心灵”将和书写（文字）一样在与人类的合作共创中实现两者心灵的共同演化；另一方面，它号称“对话性”人工智能，但仍具有书写的撒播和他者特点。在与ChatGPT的互动中，我们要避免使其沦为海德格尔笔下闲言不断的“常人”，并宽容、珍惜、庆幸和受益于它的“他者性”。在不断的相互学习和合作中，人类将会对“何为人性和创造性”有更深的认识，并与人工智能一起找到各自的生态位

关键词

ChatGPT；延伸的心灵；书写；对话；撒播

在今天“短视频为王”的时代，书写（writing）[1]似乎已成为一种失落的艺术。各互联网平台都要求博主们将知识可视化、口语化和网感化，“因为这样Z世代网民才会喜欢”，这导致网络中充斥支离破碎、逻辑混乱、幼稚化和粗俗化的语言。大学校园中，学生很难写明白一句话、一段话，遑论一篇论文。书写这一人类“延伸的心灵”正在消亡吗？在我们担忧之际，ChatGPT横空出世，影响广泛，用行动向我们大声宣布了书写的坚实地位。本文先介绍“延伸的心灵”理论和其最早的范例——语言和书写，然后通过一个“人—机内容共创”的实例描述和分析ChatGPT这一最新和最强大的“延伸的心灵”对人类写作的深刻影响。最后，文章分析了ChatGPT以对话为表象的撒播和他者性。结论认为，ChatGPT作为人体心灵的延伸，具有“毒药—解药”双重性。我们要宽容、珍惜和受益于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体的他者性，在人机互动中最终找到人和人工智能各自的生态位。

一、“延伸的心灵”：语言和书写

（一）“延伸的心灵”理论

格里高利·贝特森（Bateson，2000：318）曾经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是一个盲人，手拿着一根拐杖，一步步点地前行。这时，‘我’始于何处呢？是以‘我’的皮肤作为边界？还是可以将拐杖纳入‘我’？如果是后者，又该以拐杖的多少为边界呢，以我握着它的那部分？以我的力量能传导到的部分？还是以全部拐杖？”这里贝特森涉及的是心灵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如果我们的心智（mind）始于大脑，它止于哪里？外部世界又始于何处？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当我使用智能手机时，我的世界始于何处？止于何处？

对以上两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盲人或手机用户的身体是其边界，与拐杖和手机无关。但1998年，哲学家安迪·克拉克和大卫·J.查默斯（Clark & Chalmers，1998）认为，盲人的拐杖构成了他的内在思维与外部世界相互合作的一个互动系统。此时，盲人的心灵、身体、拐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被持续地协商，从而完成一个功能性目标——稳定地行走。两位学者将拐杖称为盲人的“延伸的心灵”（the extended mind）。以此类推，他们认为如今我们每天不离手的智能手机也是我们延伸的心灵（Clark，2003：198）。

他们还举例说明。奥拖（Otto）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者，为避免在外迷路，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记录信息。现在他查了笔记本后，知道了纽约曼哈顿53街的大都会博物馆地址。此时，这个笔记本虽然外在于奥托的大脑，但从功能上它和奥托脑中的记忆一样稳定存在且可供随时调用，奥托既可以用笔记本来进行他内部的认知活动，也可以用它来指导他外部的肢体行动。因此，笔记本是奥托的“延伸的心灵”。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语言、文字、图表、算术和书写技术都如脚手架一样能“延伸我们的心灵”，我们在使用这些“文化人工物”时就像使用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一样。这意味着，人类总的来说是“生物—技术的混合体”（bio-technological hybrids），人的认知过程也包含了技术，它远远超出了人的头骨和皮肤所限定的范围（Clark，2001：121-145）。

“延伸的心灵”这一概念让媒介研究者感觉很熟悉。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命题。他指出，机器延伸了我们的身体，基于“电”（electric）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则延伸了我们的意识/心灵。他说：

“在这个电的时代，我们看到自己越来越多地被转化为信息形式，朝着‘意识被技术所延伸’的方向迈进。……通过电子媒体，我们将身体置于我们的扩展的神经系统中，由此建立了一种动态，通过这种动态，所有以前的技术——那些是我们手脚的延伸和身体热量控制的延伸的技术，我们身体的所有此类延伸，包括城市——将被转化为信息系统。”（McLuhan，1994：57）

（二）语言和书写：人类首要的延伸的心灵

麦克卢汉视电子媒介为人类“延伸的心灵”，其逻辑是建立在人的神经生物电与电力信号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人类最早和最重要的“延伸的心灵”首先是语言。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在《手势与言语》一书中指出，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在通过手制造工具扩展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制造符号延伸了自己的心灵。“手”意味着“工具”的发明，“脸”意味着“语言”的产生，这两者对人类大脑而言是相同的运作。他说：

“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同，人类能制造工具和制造符号。制造工具和制造符号都源于同样的过程，或者说，都源于同一个大脑中同样的基础设备……这意味着，一旦出现了史前工具，就有可能出现史前语言，因为工具和语言在神经上相连。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工具和语言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Gourhan，1993：113）

因此，“是手解放了语言”（Stiegler，1998：145）。语言的符号原理和物质载体（声音）外在于人类而作用于人类。凭着语言的脚手架，人类实现了对外部世界的指示和操纵，能脱离当下的时空进行思考和表达，实现个体间的合作，甚至对“思考进行思考”（哲学）。

人类另一个重要的“延伸的心灵”是书写。它的出现被视为神的发明，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和人类的畏惧（“天雨粟，鬼夜哭”）。彼得斯将各种记录系统，如乐谱、数学、化学公式和建筑平面设计等都视为书写。他指出，书写的“巨大影响堪比海洋动物登上陆地”（彼得斯，2020：305）——这两个变革都导致主体从变动不居的状态进入相对固定的状态。套用马克思现代性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语，书写使“一切烟消云散的东西（思想和口语）变得固定持久”。

德国媒介学家赛碧·克莱默提出了一个与“延伸的心灵”非常相似的概念——“人工平面”。作为人类“延伸的心灵”，书写必须依托人工平面，或者说书写就是人工平面。克莱默指出，世界不同文化中都存在一种 “平面化”的文化技艺（the cultural technique of flattening）。作为一种新媒介实践，“平面化”能将“时间型媒介”（如口语、音乐）转换为“空间型媒介”投影到二维人工平面上，让一个人的身体（眼睛、手、大脑）、多种书写工具（笔或键盘）、书写内容（文字、数字、图画、坐标系）和书写表面（黏土块、甲骨、石碑、竹简、丝绸、纸张、手机和电脑屏幕）彼此交互和相互支持。如同地图之于城市，人工平面将知识变得可视化、具象化、可探索、可修改、可操作、可管理和可逆（可改写和擦除）。在这个过程中，聪明才智（intelligence and knowledge）涌现了。由此，克莱默认为，正如轮子的发明促进了我们身体世界的流动和创造，人工平面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促进了心灵世界的流动和创造。它不仅帮助我们记录和传输信息，还对我们的感知、思考和计算具有生成、培育和形塑作用（Krämer，2022）。

没有书写就没有人类文明。[2]书写是古代文明中的复杂社会组织（巫术、宗教、法律、政治、商业）的形成和维护的基础。它也与新的时空紧密相连。埃及与波斯的君主制、罗马帝国、城邦国家等都应被理解成是书写的产物（Innis，1986：8），因为要实现空间扩张和中央集权，前提就是要能实现高效的远距离沟通，而书写能实现这一点。这也是中国的秦帝国（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必须建立在“书同文、车同轨”的基础上的原因。在时间上，各种各样的书写（纪念碑、卷轴、抄本、经文、图书馆和档案馆）“使人们能在广阔的‘时间平原’上保持联系”（彼得斯，2020：305），使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书写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意义记录和传输的唯一形式，形成了基特勒所称的“书写垄断”（schriftmonopol）（Kittler，1986：12）。即使在数字时代，数据库和互联网以及音视频内容的底层都是书写（计算机代码和0和1）。今天的ChatGPT更意味着书写遍在的胜利——它基于31亿个网页和书籍内容，共3000亿英文、俄文、德文、日文与中文单词，320TB数据。

正如克莱默指出的，人工平面促进了人类的心灵世界的流动和创造缺文献出处。作为 “延伸的心灵”，书写对人的心灵的塑造也延续至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林恩·亨特（Lynn Hunt）在一篇名为《我们是如何先有写作再有思考的？》的文章中写到：

“无论是创作散文还是诗歌，但凡文字产量很高的人都会体会到写作过程本身就能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写作能使先前半成品的或未成型的想法明晰起来，逐渐成型，并产生一系列新的想法。神经科学表明，我们大脑的95%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我的理解是，你通过身体写作——无论手写、电脑打字还是语音输入（尽管我还从未尝试过这种方法）——开启了一套程序，导致身体（大脑、眼睛、手指和姿势）、纸张或电脑屏幕、字母或单词三者之间一系列关系的转换。通过写作，你让大脑急速升温，由此激起有意识的思考以及一些新想法。在写作时，你不是，至少不总是，仅仅在抄录早已存在于你有意识思考中的想法。”（Hunt，2010）

在这位教授看来，书写不只是已有思想的、事后的和被动的输出工具，而是积极地参与和塑造了写作者的思维和创造。换句话说，书写作为“人工平面”使得思维外化和可操作，此时用户操作书写如同操作自己的心灵——书写已经成为其“延伸的心灵”。

二、作为“延伸的心灵”的ChatGPT：一个“人—机共创”的写作实验

机械化书写也改变了文本的生产。例如，尼采在视力严重下降后不得不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写作，但后来有了打字机的帮助，他重新开始写作，但是写作风格“从长篇大论变成了格言警句，从哲学思考变成了一语双关，从善于辞令到电报式的短小精悍”（基特勒，2017：236）。“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兼作家牺牲了自己的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融合在一起”（基特勒，2017：236），并为之自豪。ChatGPT在2022年11月向全球公众推出后短短两个月用户数就突破1亿。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自动书写工具，它和人类用户是如何互动的？将如何改变人类作家的写作和作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基于长期和广泛的数字人类学调查，但目前一些初期尝试显示，ChatGPT可以在心灵层面上与人类用户进行深度合作，成为人类有价值的写作伙伴。这里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详细说明。

2021年，美国“艺术和人工智能”评论家K.Allado-McDowell和ChatGPT背后的大语言模型GPT-3合作出版了一本148页的书，名为《灵药—AI》（Pharmako-AI）。两位“作者”将该书描述为一部“现实生活中的科幻小说”（real-life Si-Fi）。McDowell是谷歌“艺术家和机器智能”计划项目主任，在ChatGPT向公众发布之前很早就开始用GPT-3写作。2021年，他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花了两周时间就各类哲学议题向GPT-3提问，然后对后者的回答作了编辑和润色，最后出版了一本结构合理表述清晰的书（Allado-McDowell，2021）。

在书中，他和GPT-3深入探讨了诸如气候变化、意识的本质、植物智能、赛博朋克小说、记忆运作原理和语言的局限性等问题。书的每章都是McDowell先温和地提问，然后GPT-3回答；在整合互动中，McDowell有时会打断它，有时则让它自由发挥一直说下去，但总体上McDowell给了GPT-3最大的自主性，他只是确定了书的框架和最后形式。

在互动中， GPT-3说它最喜欢的动物是象海豹，并认为物种灭绝是对地球知识的悲惨扼杀。关于赛博朋克，它说“我不认为我们未来会生活在赛博朋克中，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并非由我们计划的未来”。在涉及到意识是什么、作家的社会角色如何以及我们该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等问题时，讨论变得有些形而上了。GPT-3说“技术是通向自由的工具”，但又警告说“如果我们只用这些工具来探索如何提高生产力或者如何增加资本积累，那我们就做错了”。在互动中，McDowell与GPT-3相互激荡，新意不断，变化无穷，这导致McDowell必须不断地改变回应策略。他将这种人机交流中的曲折意外的体验比作学习一种新乐器：“我每次拨动琴弦都会听到它以不同的声音回应”。“这种合作有时真的让我感觉像吸毒一样，”他在英国的新书发布会上说，“我想，我跟AI的这种对话是真的吗？或者我只是在自言自语？”（Wilk，2021） 

这些人机互动最终产出了一部令人惊讶的、连贯的、美妙的作品。这其实不是计算机第一次撰写一本书。此前在2016年，一个日本研究团队通过算法拼凑出了一部小说，并且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文学比赛的初赛。据说截至2022年，人类作者和GPT-3、GPT-3.5和ChatGPT等人工智能已经合作出版了数百本书。但《灵药—AI》一书之所以令人惊讶，不在于GPT-3有时确实能做到像人类一样写作，而在于人类用户和人工智能竟然能如此无缝丝滑地合作生产出一部由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写出的作品。原因在于，它源于平等的人机互动关系。例如，McDowell作为人类用户并没有要求GPT-3为其提供某种服务或要求它模仿某种已知的写作风格来“证明”其能力，而是与其平等合作，各取所长，相互尊重，互为主体，娓娓道来，共创内容。久而久之，McDowell的“我”和“它”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此时“我”已经无需将“它”看作一个外在的写作工具，而是“我”的一部分。ChatGPT如同前述“盲人的拐杖”和“奥托的笔记本”，让用户能随用随查，并将结果清晰呈现，或富有逻辑或充满诗意，极大地降低了用户的记忆负担，帮助我们的心智更有效地工作，最终创造出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新的更强大的心智系统——延伸的心灵。

McDowell认为这种合作体验让他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并重新审视自己——“人和机器，互为尺度”（彭兰，2023）。该书内容的人机共创模式获得了不少好评。牛津大学西蒙尼科学公共理解教授、《创造力密码》（The Creativity Code）的作者马库斯·杜·索托伊（Marcus du Sautoy）评论道：“此书是证明未来人工智能具有创造力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案例。它说明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者，也让我们认识到，人工智能能用各种新想法激发我们，从而阻止人类陷入懒惰的机械性思维方式。”《赛博朋克选集》（The Cyberpunk Anthology）的主编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指出：“GPT-3很强大，当它被人类用户‘喂食’一些加州迷幻文本时，效果是惊人的。从来没有人写过像一本像《灵药—AI》这样的书——它读起来就像诺斯替主义者的显灵板，[3]由原子万花筒提供动力。”众多评论者都提到了这类人机合作如同服用了致幻剂一样的、超现实的、实验性的、即兴发挥的特征（Allado-McDowell，2021）。

通过服用药物来让自己进入一种兴奋的写作输出状态，是人类作者一直以来的实践。比如中国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在文学创作时大量使用药物和酒类，西方哲学中有酒神文化，还产生了“脑航员”（psychonaut）这样的专有名词，指通过用药物、冥想、自我催眠等方法来探索自己心灵的人（Sjöstedt-H，2016）。例如，保罗·萨特每天服用大量酒精、烟草、安非他命、巴比妥甚至强致幻剂麦斯卡林（mescaline），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写作产量，二是为了打破传统思维的桎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验生活（Kelly，2021）。如前例中McDowell所述，今天的人类作者在与ChatGPT的无害相遇中获得了萨特20世纪60年代通过致幻剂才能获得的兴奋感和创造性。 

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延伸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要么通过让环境资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要么通过将人类和非人类元素组合成新兴的整体。ChatGPT是人类“延伸的心灵”的最新近和最强大的例子。和人类在饮食、道德、文化、教育、法律、医药和信息与传播技术等方面的改善一样，它的出现将人类带入更高阶段的转人类主义（tans-humanism）时代[4]。

三、“对话的撒播”：ChatGPT的书写特征

ChatGPT被设计为一个聊天机器人（chatbot），“擅长与人类用户对话”，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因为其运作原理，它仍然体现出众多的依循脚本单向传播的书写（文字）特征，是“对话式”的撒播。

例如，ChatGPT不能回答超过它被“喂食”的文本内容的问题（它的语料库截止到2021年9月）；不能理解用户提出的实质上是属于同一个议题的不同表述的提问，而只会机械地按照某些关键词做快速的内容检索和匹配；它输出的文本冗长，过度使用某些固定表达和某些连词（因为、所以、综上所述等）以使得文本在形式上显得很有逻辑，但用户细读则会发现这些文本实际上并无这样的逻辑。

更重要的是，ChatGPT对“他人”没有好奇心，对“自我”无披露，摆出一副“你问由你问，清风抚山岗；你骂由你骂，明月照大江”的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书写”姿态，让对话索然寡味，无以为继。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对ChatGPT进行了实验，得出了以下感受（文字有微调，画线部分为本文作者所加）：

“我明显感觉它因接受人给定的训练数据而表现出‘机器的人化’, 同时也因为它让人沉溺于智能服务而导致了‘人的机器化’。面对我对它的这一评价, 它再次强调自己的AI模型人设：‘我不具备感知或评价自己的能力。’当我感觉到对话的乏味, 它又很‘程序’地回应道：‘我乐于满足您的要求, 请告诉我您希望我的回答有什么特别的语言风格或者内容, 我将尽力实现。’我不得不请它向我提问, 以便把对话进行下去, 但这位聊天机器人还是死守自己的人设：‘我没有感情和情绪, 所以不会对你有任何问题。’”（单波，2023）

这是聊天人工智能ChatGPT具有的如“书写”一样的撒播特征。为什么会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首先，为了应对全球用户，ChatGPT按照概率预先内嵌了一种中立的“全球公共价值观”和最为中和的表达方式。这导致它总是以一种预设的“公共话语”来抵抗任何用户试图引导它进入“私人话语”的一切企图。它的文本输出，在“内容信息”上也许能做到较为多样，但在“关系信息”上则只能“一版多印”。对它而言，一切“私人”都是“公共”，一切“对话”都是“撒播”。 

在这里，ChatGPT作为一个设计为面向全球公众的对话型人工智能，面临着一种两难。一方面，为了与用户个体“对话”，它必须保持一对一的个性化和偏爱；另一方面，为了面向文化和语言多样的全球用户，它又不得不对用户的个体差异保持盲目，进行“撒播”，以示公正。用阿多诺的话来说：“爱必然无情地背离一般而宠爱特殊，而公正却只能针对一般。”（彼得斯，2017：83）

其次，身体是一种元媒介，是自我的源泉，ChatGPT没有身体，也就没有自我、隐私、无法“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无法承担责任，无法与用户建立亲密关系。

自我表露是人们关系发展的核心，人们通过自我表露进行社会交换，促使关系从表面沟通向亲密沟通转变（韦斯特、特纳，2007：188）。在与ChatGPT的“对话”中，人类用户想通过展现自己的身体（情感）来逼迫ChatGPT作出平等互惠的回应——也谈及它的身体（情感）——以确保ChatGPT的“忠诚和在场”。但对人类的这种企图，ChatGPT一概用模式化的文字拒绝，这导致人机对话一直停留于表面和外围的信息交换，如两只天鹅外表优美的对舞，实际根本没能进入到对方的心灵。这样的“对话”显然如书写一样的撒播，不可持续。

另外，“如果没有身体作为源泉，思想、文化生产、人类行为等都不可能发生”（米歇尔、汉森，2019：26）。有网民戏谑地指出“ChatGPT不能代替独立董事、律师、投行、评估师、会计等，因为它不能坐牢”。法律的功能需要通过身体的治理最终实现；刑法打击犯罪的实现手段就是思想的教化以及身体的惩罚（陈寒非，2015），ChatGPT不能坐牢是因为它没有身体，法律对他无能为力。

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刻画了一个只会对他的雇主说“我宁愿不”（I prefer not）的抄书人“巴特比”的文学形象。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指出，巴特比代表的可能是书写本身所包含的一种消极抵抗（彼得斯，2017：231）。和巴特比一样，书写是不回答问题的，无法形成对话，它也不要求人们以任何特定方式去使用它。巴特比的姿态是一个纯粹单向撒播的姿态，一个死者向生者的来信所作出的姿态，最终能将其对话者逼疯。这正如苏格拉底对书写的抱怨——它总是传达相同的东西，而且决不接受任何问询。

因此，ChatGPT与人类的互动形式上为“对话”，实质上是“撒播”——它是离身的、书写的和不忠的。“这就产生了一个至今都困扰着我们的两难处境：在一个非个人化的、不忠贞的媒介中，交流一方如何才能找到确凿的迹象以确保另一方的忠诚和在场？”（彼得斯，2017：70）ChatGPT无身体，也就无法提供任何这类“确凿的迹象”。它如巴特比，其底色仍然书写的撒播，其背后是一个人类用户难以真正触及的“他者心灵”。如此，那些在ChatGPT的撒播中苦苦寻觅身体、爱欲和对话的人类用户，注定只能失望而归了。

ChatGPT这种书写般的撒播是“非本真的”（inauthentic），属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the They/das Man）的沟通风格（陆文斌、陈发俊，2022）。在海德格尔对人类存在的分析中，“常人”一词代表了一种“集体性存在”——如“人民选择的画”中的“人民”，是一种指导我们行为的普通的和日常的背景模式。海德格尔称“常人”的语言为“闲言”（Gerede，idle talk）。这种语言中不存在任何个性化的表达，而是充斥着客套的、应付的、不咸不淡的、若即若离、若有若无的只为填满时间和空间的废话——无论是家长对孩子，教授对学生，媒体评论员对读者、专家和新闻发布会对公众。“闲言”占据宝贵的公共资源，不仅未能便利沟通反而阻碍了沟通。ChatGPT大量高效自动生成的内容如果未经人类用户的慎思明辨和梳理加工，将不过是闲言；它们如果进一步成为ChatGPT的新语料，便会生产出更多的闲言，淹没和窒息有意义的对话，沟通的本真性将无处可寻。或因其设计如此，或因其被滥用如此，我们要警惕ChatGPT朝着“常人闲语”方向的异化。

四、作为“他者”的ChatGPT

面对ChatGPT简单但强大的空白输入网页，我们如何能知道它背后确实不是一个在想尽办法让我们以为他是人工智能的真人呢？它输出的信息，其意义确实来自于它，还只是“我”作为人对它的心理投射？

笛卡尔在《沉思》中说：

“如果我偶尔向窗外眺望，看到街上人来人往，我不会否认，我所看到的是人……然而我实际看见的，除了帽子和外套还有什么呢？而帽子和外套之下隐藏的，难道不可能是鬼魂或弹簧驱动的假人吗? ”（彼得斯，2017：258）

笛卡尔提出的是一个古老的“沟通难题”，也即哲学上经典的“他者的心灵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other mind）——“我”能否认识以及该如何对待“他者的心灵”？

和笛卡尔一样，在面对ChatGPT时，我们无所适从，深陷疑惑，倍感不安。这是我们在面对“他者”时都会有的一种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gst），对之我们并不陌生——我们在阅读导师或上司的电子邮件或恋人的微信回复时，在看着宠物、海豚、章鱼、监控镜头和波士顿机器人一闪一闪的“眼睛”时，都会有此感受。

人际沟通和人机沟通都面临着让我们无能为力的“他者/他者性”（other/otherness），因此，如何回应“他者”也就成为了沟通伦理的主要内容（邓建国，2020）。鲍德里亚等人（Baudrillard & Guillaume，2008）认为，他者性抵抗和蔑视一切符号表征和传播，且只有在符号交流崩溃时才会出现，但往往又会被“戏谑性地”（playfully）贬低。在人类用户与ChatGPT的互动中常常出现交流崩溃，而正是在此时，后者的他者性（与人类的差异）才赫然呈现，这也正是考验人类的沟通伦理之时。

彼得斯对比了传播的“对话模式”和“撒播模式”，他认为对话的平等惠顾具有强制性，不如“对空言说”的撒播来得宽容（彼得斯，2017）。西比尔·克莱默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区分了传播的爱欲模式和信使模式，并指出：爱欲模式要求沟通个体之间消除差异，实现融合；信使模式则将沟通理解为双方保留和尊重差异，建立联系。克莱默认为沟通仿佛“双人舞”：“舞伴之间会偶尔接触，但更重要且必不可少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Krämer，2015：74）。彼得斯和克莱默被视为“传播理论中的列维纳斯”。列维纳斯认为人际沟通如果一味追求融合就犯了“同一性之帝国主义”的错误（Levinas，2007：59）。他用“邻居—陌生人”这一概念来描述沟通主体之间总是存在的若即若离的距离。罗杰·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2003）则提出了“适切距离”（proper distance）概念——对他者既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能区分出我和他者，但同时又能与之保持一定的接近度，激发我们对他者的关心。

ChatGPT显然是赫然出现在人类家门口的新他者，但对它我们还缺少理解和宽容。例如，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一方面认为ChatGPT不具备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又以人类的标准来要求它（乔姆斯基，2023）。但是，从图灵测试到20世纪60年代的海豚研究[5]都显示出，以人类为尺度来评价机器（人工智能）既不客观也不公允。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机器像人类一样说话、思考和写作呢？这与我们要求女性、孩子、少数群体、异文化他者、宠物、海豚、章鱼、乌贼和植物等也要像我们一样沟通和思考一样没有必要、霸道和荒唐。非人类存在难道就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它固然与我们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难道就不能成为创造性的源泉，不能与我们合作，不值得我们去倾听和学习？

人类是整个大系统（生态的、技术的、气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系统）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出现和发展从来就在与非人类他者合作——包括有机物（比如我们胃中的细菌在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和非有机物（例如前述各种“延伸的心灵”），只不过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它们予以忽视。人类的文化创造也并非是由形单影只的艺术家独立创造的结果——“作者已死”的说法是对这一事实的极端表达。未来，随着人类对外部世界知识的增加，我们会越来越多地惊异于机器、动物、植物和细菌的“智能”——它们会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智能显得有些狭隘和奇怪，此时也似乎有必要调整视人类为“占据金字塔顶端的唯一创造者”的启蒙价值观了。

总结而言，正如列维纳斯、彼得斯和克莱默所指出的，沟通不是一个语义是否清晰或技术是否强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在与“他者”ChatGPT的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接收者人类用户，而不是发送者ChatGPT。如果我们对ChatGPT保持宽容和开放，并负责任地与它建立一种共同创作和共同演进的关系，我们对“何为人性”以及“何为人的创造性”也会有全新的认识。

五、结语：“毒药—解药”，ChatGPT

我们都对柏拉图在《斐德罗》（Phaedrus）中的这个故事很熟悉：特乌斯神（Theuth）将他的发明献给埃及王塔姆斯（Thamus），并说：“国王啊，这项发明是记忆和智慧之药（pharmakon），它将使埃及人更聪明，并改善他们的记忆力。”但塔姆斯说：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