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结：集体记忆传播和共享的中观层次与关键议程

个体与共同体的联结：集体记忆传播和共享的中观层次与关键议程

宏大叙事霸权之外的故事确实存在，只是未被聆听。

——（Edwards， 2012：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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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集体记忆何以共享？

自哈布瓦赫首次使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以来（Halbwachs， 1992/1925），集体记忆一词在学术文献中更多地作为一个概念而非理论甚至进路出现。这一概念本身的开放性为其带来了悲剧性的命运，譬如它总是与“身份”和“文化”纠缠不清（Fabian， 1999），从而招致“记忆滥用”的诟病（Berliner， 2005）。社会科学内部对于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的理解每每颇多争议，集中体现在集体记忆究竟来自社会资源和实践的形塑，还是更多地以一种“共享的个体记忆”（shared individual memory）面貌示人。由于“记忆”一词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往往千差万别，甚至几乎很少有两个人会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它，人们可能会将所有关于过去事件的叙述称为集体记忆（Winter， 2006：4-5），这也意味着，在探讨记忆问题前，首先要对集体记忆的现象和景观展开清晰的勾勒。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出现的记忆热潮中，构建、调适和传播三个过程缺一不可。其中，构建过程是由艺术、科学、学术和自由职业中独立产生的工作形成的；适应过程是围绕着哈布瓦赫所说的社会记忆的构建而出现的，当文化活动形成社会群体的记忆后，群体的回忆又能够使群体本身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记忆是社会性的框架，当人们聚在一起回忆时，就进入了超越个人记忆的领域；而传播过程对于记忆潮的形成同样至关重要，正是与现代性相伴共生的大众传播业成为传递思想的有力手段，使得建构记忆的作者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读者，印刷业、艺术市场、休闲产业、大众传媒，加上摄影和电影的发展，为在各地传播过去的文本、图像和叙述创造了强有力的条件（Winter， 2006：26）。

然而，正如此后的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媒介越具有集体性，其潜在或实际受众的规模越大，其再现就越不可能反映受众的集体记忆（Kantsteiner， 2002）。遗憾的是，这种“集体记忆的个人化”趋势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和警惕。根据阿斯曼（2016/1999）的观点，文化记忆构成了社会集体认同的基础，交往记忆则无此功能。文化记忆可分为潜在的和实际的两种模式，只有历史资源与当代情境相关时，才会进入实际模式。但在当前考察集体记忆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进路中，作为三种记忆热潮的形成机制，构建、调适和传播过程被关注的程度并不均衡，呈现出“重文化、轻交往”的趋势。社会学、哲学和史学领域的大多数记忆研究将集体理解作一个国家或一种广泛层面的文化（Harris et al.， 2008），但文化中的个人记忆并不是集体记忆恰当的分析单元。大众媒体、遗址、博物馆、纪念活动等代表特定群体的文化艺术品和实践形式被视作集体记忆的表达方式，而人际讲述、家庭叙事等历史信息的私人渠道则少有问津（Green， 2013）。

没有社会经验就没有个人记忆，没有个人参与公共生活就没有集体记忆。作为一个社会共享的记忆系统，集体记忆包括从个人到社区再到文化层面的整个过程。当考虑个人经历和公共事件如何相互联系地形成集体记忆时，有必要将群体、个人及其所处的文化语境视作一个统一的分析单元（Wang， 2008）。在符号建构和使用的政治和制度规则之外，正是个体对于纪念符号的消费过程将潜在的文化记忆转变为实际的文化记忆，并在共同的静态符号基础上创造出变动不居、相互迥异的集体记忆。相较于记忆符号的建构，这些符号如何通过被人们消费而进入实际的记忆过程，似乎更加值得追问（Hirst & Manier， 2008）。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引入跨层次研究的新记忆生态视角，结合情绪的社会分享理论，在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的中观层次背景下，检视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弥合记忆研究在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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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媒体和跨层次研究基础的新记忆生态视角

尽管学界就如何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并未达成一致（Olick， 1999），但一个可能的接触点却是确定的——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是记忆的主体。首先，记忆者是“人”而非社会资源和实践，以“共享的个体记忆”视角看待集体记忆时，有两个值得关心的问题（Wertsch & Roediger， 2008）：社会资源和实践能否有效地塑造和重塑集体记忆？社会资源形成和维持集体记忆的机制究竟是什么？有鉴于此，有必要将人际交流和对话纳入相关研究。例如，人们经常与社区中的其他人谈论过去的事件对社区产生的影响（Miller， 1994：158-179），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可能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助记资源，在整个群体中传播记忆。这种记忆实践虽然不具备纪念物的永久性，但同教科书、纪念馆或集体活动一样，可以促进集体记忆的形成（Hirst & Manier， 2008）。其次，个人处在社会结构当中。在记忆和遗忘产生的文化背景、对象和话语相互依存的情境活动中，个人经验总是以集体结构为前提（Brown & Hoskins， 2010）。群体成员在理解过去时，都会共享一套相似的文化工具（Wertsch & Roediger， 2008），而集体记忆又为个人身份和意义的建构提供了含有解释框架的文化故事（Reese & Fivush， 2008）。

数字化从根本上打破了记忆、个体、群体与媒体关系的现有联系和平衡，从而改变了记忆的特性、意义、用途、潜力和风险。2018年，霍斯金斯（Hoskins）整合性地论证了新记忆生态（new memory ecology）这一范式及其主要特征。他认为，当数字连接已经成为当代经验的驱动力时，记忆研究对外部媒体和机制的持久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与记忆本身的关系可能被颠覆，因此可以研究不同的媒体技术、实践和组装、重新混合视觉内容策展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哪些社会技术实践、记忆主体和行动者参与了记忆的重建（Smit et al.， 2017）。新记忆生态这一术语借鉴了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人通过媒介生态学范式强调的人们与媒体互动的同时也通过媒体与他人互动的视角（McLuhan， 1964；Postman， 1970：160-168），包容地描述了一种动态情境和人类认知的变化，主张通过系统的方法，将记忆视为一个形式问题，一种在无休止的时间流动中使之可以回到熟悉的事物中复述、回溯并重复，以使之现实化的操作（Luhmann， 2000/1996）。在此过程中，记忆的存储和传播被视为一个能够产生、再生和维持自身组织过程的自体组织系统（autopoiesis）。

媒介生态和记忆生态通过记忆和技术的共同演变而联系在一起（Hoskins， 2011），使记忆在生物系统和传播设备之间摇摆不定（Allen， 2017：190-213）。与其说数字技术重塑了记忆本身，不如认为数字化生存逻辑通过作用于个体和媒介系统的认知模式、认知地图、原型和脚本，提供了一种记忆的媒介化图示（mediatized schema）。在新记忆生态视角下，物质和文化环境与认知和情感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记忆和遗忘的实践。数字记忆制造嵌入社会技术实践并通过其流通（Bowker & Star， 1999），新记忆生态下的技术环境使记忆吊诡地既整合又分化：作为网络节点的个体既联结和分享他们的记忆，又被赋予了更多对数字内容进行策展以促进其流通的权利。因此，新记忆生态在研究中同时考察个体的与集体的、个人的与文化的、非正式的与正式的分析单位，以开展反思性工作（Brown & Hoskins， 2010）。

随着当前数字媒体技术的广泛利用，媒体也反身性地塑造了新技术条件下记忆和遗忘的性质以及人们对其价值的重新评估。从范式上来说，新记忆生态是一种整体性的方法，将记忆看作在当时的生态环境中构成的个人和群体与他人、机构、媒体等相遇并互动的成就。新记忆生态研究反对将记忆分割成不同的独立区域，例如身体、大脑、社会、文化等，而是试图考虑它们持续的相互渗透以及在记忆和遗忘中相互排斥的力量，而整体的视野有助于对各部分的总和提出主张。在特征上，新记忆生态赋予用户以个人责任（Hoskins， 2017， 2018），由数字助长的肆意评论、开放存取、信息自由、知情权、即时搜索带来了记忆从再现到折叠、从空间到时间、从分布到超链接、从集体到众人（multitude）、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私密到涌现、从白色到灰色的转变（Hoskins， 2018）。

记忆实践在提供多种叙事的微观和宏观系统中移动，人们的身份和记忆围绕这些叙事建立、发展和凝聚，也就构成了记忆生态。这些系统是可渗透和动态互动的，个人参与其中，能够构建出共同的意义。与记忆生态系统范式不谋而合，目前，已有学者将生态系统方法应用到家庭记忆的研究领域（Fivush & Merrill， 2016），这种方法将家庭叙事置于个人和文化的结合点，为理解各种类型的家庭叙事如何被分享并纳入个人不断发展的身份和福祉提供了一个连贯的框架。该模型描述了共享家庭叙事、交流家庭叙事和家族史三个相互作用的动态家庭叙事系统：在微观层面，共同家庭经历的叙事有利于理解一个人的经历及其创造的共同家庭历史；在外部层面，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经历了孩子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他们通过交流叙事将这些事件带入微观系统，进而在家庭中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为子女理解世界中的自我提供框架；在宏观层面，家庭叙事由家族史构成，这其中嵌入了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家庭叙事的生态位中，三种不同层次的叙事借由互动，塑造了儿童和青少年的家庭叙事方式与个人叙事身份，而个体自传式记忆居于中心，扮演着记忆生态系统的原点的角色（Bronfenbrenner， 1979；Fivush & Merrill， 2016）。其中，个体自传式记忆构成了个体记忆叙事的基石和自我框架；家庭是微观系统的核心，是发展的首要和持续的主要生态；宏观系统则由文化建构、社会和经济条件以及历史组成。可见，即便是个体身份，也是国家、社群、家庭和个人共同作用的结果。

记忆生态包括相互竞争的唤起性物体（evocative object）（Turkle， 2007：8-10），以及他人和他人的回忆构成的交互式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后者认为，在婚姻、亲属或友谊等密切关系中，人们的记忆系统是相互交织的，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相互依赖。在包括家庭在内的不同代际之间开展记忆讲述时，人们会通过自身占据的记忆生态位（niche）来建构叙事中的关系性身份，最终形成记忆生态的文化轨迹（Heersmink， 2020）。新记忆生态视角重视叙事在记忆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认为个体记忆存在于与记忆生态相互作用的具身大脑中。通过创建、编辑和使用记忆生态中的资源，人们得以构建自己的记忆生态位，记忆生态也因此为个体提供了稳定的分布式叙事身份（Heersmink， 2020）。叙事是个体记忆的一种呈现形式，具有向他人和自身表达的特质，能够左右人们以何种方式记住过去（Fivush et al， 2011）。当我们分享自身的经验或聆听他人分享经验时，总会不自觉地被图式或有组织的环境框定（Brown & Hoskins， 2010），记忆则在社交互动中被塑造和重新塑造。个人经历的记忆由个人与他人、机构和周围文化之间持续的互动所构建，在这个意义上，自传式记忆必须同时被视作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Fivush & Merrill， 2016）。在人际交流中，个人对共同经历的回忆受到记忆传播过程中群体动态的强烈影响，这种群体动态往往受到特定社会情境的限制，文化背景又调节着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社会秩序的组织。以上述记忆机制为基点，后文将结合记忆生态系统模型，考察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处于记忆生态系统不同位置但彼此相互关联的中观层次：家庭记忆和社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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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记忆单元：家庭记忆与社区记忆

（一）家庭记忆：宏大历史叙事的基底

尽管记忆关联的家庭议题与代际议题交织在一起，但不同于代际记忆在记忆研究中的显赫地位（Mannheim， 1928），在此后的记忆研究传统中，家庭的重要性长期被压抑。这也许和家庭常常让人联想到个人身份等私人议题有关，尤其是对于建立在集体主义文化之上的国家而言，似乎家庭天然就是与国家利益、民族解放对立的保守力量，无助于对更为重大的议题增加理解。除了少数典型人物的个人日常生活和物品可以进入记忆的文化叙事之外，家庭、家族史和继承物等每每游离于记忆书写之外，也未能在纪念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终湮灭于时间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实际上，早在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经典论述中，家庭就已经成为桥接个体记忆到群体记忆之间的重要单元，包括家谱（genealogy）和家族史、代际记忆、（继承）物的历史（histories through things/inheritances）、作为国家记忆的家庭记忆（family memory as national memory）等（Halbwachs， 1992/1925）。阿斯曼（2017/2007）也通过对德国“父亲文学”和家庭小说中记忆与家庭关系的分析，将家庭记忆称为“历史的私人通道”（阿斯曼，2017/2007：51），强调个体意识通过家庭生活使之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可能性，并将叙述、展览和展演并称为历史展示的三种基本形式（阿斯曼，2017/2007：129）。而在学者对记忆潮的论述中，家庭记忆也是理解战争记忆的关键切入点，例如，被重大事件感动的家庭成员的回忆，使在战争和革命结束后很久才出生的人们能够将战争和革命也作为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纪念——知道闪电战的祖父母更可能带着自己的孙辈去战争博物馆（Winter， 2006：266）。当对战争的想象建立在几代人之间的联系上，特别是在老人和年轻人、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有时还在子女与父母的代际沟通上时，往往对研究者而言颇具吸引力。

家庭是集体记忆的场所（site），是个体记忆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大萧条的孩子们”（埃尔德，2002）还是“文革的孩子们”（Zhou & Hou， 1999），重大社会转变和它们带来的危机总是通过家庭生活嵌入人们的生命历程，并影响其成年后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代际记忆不仅仅是记忆的线性流变，更重要的是信息的跨代重组和集体协商（Bailey， 2010；Barnwell， 2017；Green， 2013）。历史在家庭中被叙述，过去依赖于人的意图被重新建立起联系、意义、重要性和方向（阿斯曼，2017/2007：129）。除了显性的传播机制之外，家庭影集和历史词库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代成员，使其将客观历史知识和主观家庭记忆相互融合，再并行不悖地传播开去。

家庭的记忆工作也是塑造国家历史的方式之一，强大的国家记忆往往需要几代人来改变。家族遗产的形态有助于想象在一个国家当中值得尊敬的家庭样态，家庭记忆实践也能在促成国家叙事和个人认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Thomson & Barclay， 2021）。家庭影像记录实践将促进成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带来对主体的身份认同，促使人们通过家庭故事反思社会历史（袁梦倩，2020）。可见，家庭记忆不仅仅是关于家庭的，而且与国家记忆交织在一起，家庭在继承记忆的过程中，或沉默、或复述、或改变地使用国家记忆。在家庭记忆中，什么被记住，什么被遗忘，以及这些记忆的意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记忆构成的。关于家庭生活的国家叙事可以通过家庭记忆工作得到证实、质疑或改写。国家记忆的准确性和公共性有赖于一个又一个家庭内部、家庭和群体在其记忆之间碰撞、协商和合法化，而调查、复述和重建家庭记忆则可以成为一个自下而上改变国家历史的过程（Barclay & Koefoed， 2021）。

家庭记忆和国家记忆在个人身份的产生中相互交织。家族史（family history）具有挑战和改变国家记忆的潜力，可以让公众对过去进行丰富而复杂的反思：祖辈的家庭记忆讲述常常关于战争和民族主义（Roper & Duffett， 2018；Ziino， 2010），宏大历史会被用来填补个人自传式记忆的空隙（Koleva， 2019；Longworth， 2007），公众可能通过家庭内部的记忆工作对过去进行叙述，使之成为国家叙事的替代（Evans， 2021）。当家庭记忆的个人经历不符合国家叙事时，国家叙事会受到挑战（Jensen， 2021；Koegeler-Abdi， 2021）；当重建父母权威和负责任的家庭身份等动机被激发时，人们会主动与国家主导的记忆叙事开展协商（Koefoed， 2021）。总而言之，家庭记忆既受到国家记忆的形塑，又在形塑国家的历史。家庭在记忆研究中的根本潜力在于，它允许普通公众参与国家叙事，并为个人和集体提供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论述（Barnwell & King， 2019），家族史也能够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国家历史如何在家族内部被叙述、传播和解释的完整过程（Barnwell， 2021）。

（二）社区记忆：记忆的社会组织与群体身份

记忆与社区之间存在的关联常被忽视但又至关重要。一方面，作为塑造和重塑其成员所持有的集体记忆的主体，社区既拥有重建集体记忆的能力，也可能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社区中的每个个人对过去的记忆所做的努力又可能影响整个社区的集体记忆。这些问题是试图弥合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鸿沟的学科范式关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促进学术界对集体记忆形成和维持的理解，还可以提供一种描绘社区如何为维持其当前身份而对过去的记忆进行坚持或修改的进路（Hirst & Manier， 2008）。

正如泽鲁巴维尔所言（Zerubavel， 2003：4），一个社区的集体记忆不仅仅包括其各个成员的个人回忆的集合，还包括其成员作为一个群体共享的回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弥合之处唤起了人们共同记住的过去。社区记忆实践是社区有意或无意对其过去的保存（Hirst & Meksin， 2009：207-226；Zerubavel， 1998：17-18）。集体记忆是社会中客观化的公共可用符号的模式（Olick， 1999），它广泛地为社区成员所拥有，并能塑造社区成员的集体身份（阿斯曼，2016/1999：103）。其中，被成员广泛持有也是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的特征（Olick， 1999），而只有对社群有意义这一维度能使集体记忆与集合记忆被有效地区分开。

一个社会群体形成记忆，是因为特定公共事件对该群体具有重大影响，而如果公共事件对另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无关紧要，该社会群体则不会形成并保持深刻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本身对社区的可记忆性（memorability）因其性质而异（Curci et al.， 2001）。社会重大创伤事件在塑造社群身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Berntsen， 2009）。这些记忆使人们认为自己是其所属的社会群体历史的一部分，增进了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Cohen et al.， 2002）。如果我们对社区的理解不仅停留在塑造个人身份认同的物理社区，还拓展到重大时刻下才联系在一起的偶然记忆社区，例如共同面对灾难的社区（Burkey， 2020），那么，社区对创伤事件或重大事件的复述既有可能为媒体和个人核查事实细节提供机会，又能促进传播系统对社会文化现实监督功能的实现（Johnson， 2006， 2007），进而在公共对话中产生更加准确、包容和更具开放性的社区记忆（Hirst & Manier， 2008）。

创伤事件的人际对话可能成为重塑社区边界的重要机遇。社区成员可能会经历相同的事件，并对其进行类似的编码。在形成集体记忆之前，个人记忆可能通过至少两种形式在社区中传播：社区成员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