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观点 |郑达威、施宇•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元宇宙的传 ...

施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新闻爱好者》杂志社副主编。2011年，获得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河南省记协颁发的“河南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14年被河南省期刊协会评为“全省期刊界突出贡献奖”。对《新闻爱好者》进入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扩展版）、社会科学院核心期刊（扩展版）、武大核心等做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130多个省级以上奖项。撰写的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出版年鉴》《新闻与传播》等转载、转摘、索引等。

郑达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传播技术史，发表论文30余篇。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元宇宙的传播伦理学研究

郑达威 施 宇

摘要：在媒介环境的传播视域下，元宇宙延续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视媒介的技术逻辑，未来可能引发与之相应的伦理问题。以往媒介技术曾经引发“人禽之辨”与“人机之辨”的伦理危机，元宇宙即将面临人性与技术同化的“虚实之辨”，建构元宇宙的逻辑前提应是保证人类不能在其技术逻辑下迷失自我和丧失人的本性。

关键词：元宇宙；媒介环境；伦理危机 

一、研究缘起

2021年3月“元宇宙第一股”罗布乐思在纽约上市，7月扎克伯格表示“Facebook要在五年内转型为元宇宙公司”，8月韩国财政部宣布斥资2000万美元开发元宇宙，随后我国诸多互联网企业也纷纷亮出各自的元宇宙计划。随着元宇宙逐步实现技术突破，学界与业界开启了元宇宙的相关研究和实践。目前元宇宙尚未形成明确而统一的概念，学者普遍认为依托互联网络的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可以构建一个数字化存在并且平行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当前对于元宇宙的评价与预测多是围绕“经济风口”，其间有一些关注“技术奇点”的反思。如有学者认为“在构造起元宇宙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人的心智世界，促进它的构造的变化乃至革命”。对于新的技术即将引发的人类变革问题，有学者认为元宇宙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所向往的“在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建立审美、游戏等精神领域的自由王国。对于元宇宙赋予人类自由的同时是否也会唤醒AI自由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虚拟与现实的交融使得元宇宙“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需要关注元宇宙“是不是还会以人类的所谓标准去思考事情”。

在关于元宇宙的当下论述中，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是两个高频词汇，也是元宇宙的技术逻辑，即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再造一个外在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当元宇宙逐步走向技术实现，元宇宙即将面临霍金指出的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潜在威胁：人工智能的短期影响取决于由谁来控制它，而长期影响取决于它是否能够被控制。对于霍金的现实担忧，著名的阿西莫夫机器人学三定律曾经给出技术逻辑的回答，意欲采用技术限定技术的方法控制技术，使之符合人类规则。这种人性约束机器的技术逻辑建立在人类规则可以控制人工智能的假设之上，无法证明人类规则能否控制人工智能的逻辑前提，只可应对短期影响，无法面对长期影响。2018年12月1日，贵阳孔学堂冬季论辩大会发起“儒家‘人禽之辨’对机器人有效吗？”的主题论辩，中国学者从华夏文明如何确定人类自身的传统视角提出“人机之辨”，认为“人禽之辨”是人类对自然的划分，“人机之辨”是人类对技术的划分，两者逻辑前提不同而“目的可以趋同”，以此解答“人类在新的科技时代里如何维护自然人类的固有价值，努力不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人类自我异化的异己力量”。

二、概念辨析

“人禽之辨”和“人机之辨”直面“人性能否约束机器”的根本问题，对元宇宙的发展与研究具有长期而重要的影响。为此，需要辨析三个概念。

1.“人禽之辨”

孔子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直接指出人类群居的社会属性是人禽之间的本质区别；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作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警示；荀子在孟子“四端之心”的先验判断基础上认为“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突出“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的后天教化。基于儒家思想的“人禽之辨”明确划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精神界限，强调人类与禽兽的伦理区隔，然而近代以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伦理遭遇严峻挑战。

2.“人机之辨”

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厂为基础的”，机器与禽兽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象化的机器不是自然世界的产物，而是来自人类本身的自我意识。正如黑格尔的“外化”概念意味着机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外在表现，机器的“客观性（或对象性）只还算是个表面，其内在和本质则是自我意识自己”，只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外化最终形成人类自身“异己的、敌对的力量”。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吃人”的对象异化仅是表面，构成社会危机的伦理异化才是本质，类比没有衍生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中国古代社会，依然存在李贽所描述的“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礼教异化。由此可见，“人机之辨”是人类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共有现象；技术逻辑既源自人类伦理，又反对人类伦理。

3.元宇宙的技术逻辑

从“人机之辨”的角度来看，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构成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人类自我意识的外化产生主体的对立面，作为对立面的机器由此成为异己的客体存在，然后通过社会交往的伦理异化凌驾于人类主体之上，最终成为束缚主体自身、压制人类伦理的敌对力量。从元宇宙的技术逻辑来看，人工智能是一种以机器为媒介的技术呈现，表征为人类社会通过机器沟通的信息共享，不同于机器大工业以及电气时代的人机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尼葛洛庞帝预言人类将会生存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空间，“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将是数字化的交往特征。经过21世纪前20年的技术演进，元宇宙即将超越数字化人类世界的一元空间而建构虚拟与现实并存的二元空间，这不是现实世界的技术修饰，而是虚拟世界的技术再造。

当前面临的社会危机不再是“人机之辨”所指出的人机对立的伦理矛盾，而是元宇宙技术逻辑所建构的虚拟与现实的相互融合。当下最为急迫的社会问题是人类与机器的主客体之间将从彼此分离走向界限消逝，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技术中介，元宇宙自身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世界，必将生成一种符合技术逻辑的社会规则。因此需要预知现实的社会伦理与虚拟的元宇宙伦理有何关联，以此明确人类即将面临的“虚实之辨”。类比道德制衡兽性的教化效应和机器压抑人性的异化效应，虚拟与现实之间最有可能产生同化效应。施拉姆认为“传播是工具，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全赖传播这一工具”，从传播学角度将元宇宙视为媒介环境，有利于发掘技术逻辑对社会交往的伦理影响，有利于辨析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同化效应。

三、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

所面临的伦理新困境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关注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决定性意义，聚焦技术与人性的辩证关系，强调技术逻辑对社会规则的支配作用，得出口语媒介的群体心理、文字媒介的文化区隔、印刷媒介的思想创新、电视媒介的“娱乐至死”等诸多研究成果。本文将元宇宙置于媒介环境的传播视域，对不同时期媒介技术所引发的社会影响进行历史考察，依次梳理“人禽之辨”“人机之辨”所反映的伦理危机，由此引出元宇宙所面临的“虚实之辨”。

1.“人禽之辨”：工具使用的教化效应促使人类走出自我本性认识的迷思

从人类社会的总体角度看，不同时期的社会交往都要依托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透明的和无价值标准的渠道”，不同的传播媒介必定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口语是人类自然习得的传播媒介，“口语词内化的力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神圣情怀联系在一起，和存在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由此触发“如何确定人类自身”的伦理问题，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之后遭遇的第一个伦理危机。口语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当下之中”，注重眼前的群体心理“最有助于口头记忆”，取自部落生活的“纪念碑式的、值得纪念的人物”往往成为自身认定的学习榜样，这些部落群体共同景仰的公众人物以道德楷模的形象时刻出现在社会交往中。“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儒家思想同样认为口语媒介与“人禽之辨”密切相关，同时提出内在教化的解决方案。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荀子认为“君子必辩……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他们都把口语言说和仁义道德建立联系，只不过西方口语社会的伦理标杆是英雄和诸神，而中国则是仁人志士。

相比口语媒介的内在教化源自人类能够自然习得口语的技术逻辑，媒介环境学派认为文字只能后天习得，人类自我意识外化产生的文字媒介“使拥有知识的人和知识分离”。柏拉图率先批判诞生不久的“文字没有人情味……文字损害记忆……文字没有回应……文字不能像口语那样捍卫自己”，明确指出文字媒介的技术逻辑将会损害口语媒介的社会伦理。列维-斯特劳斯将口语称为“模拟式的野性思维”，文字则是“开化的分析式思维”，并认为文字社会具有向外延伸的工具理性，而口语社会不能脱离部落群体的道德形象。文字媒介造成的伦理危机正是缘于文字的理性特征，比如叔向和孔子分别批判过春秋时期的两次诉诸文字的礼法外化事件，前者是“郑人铸刑书”，后者是“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儒家思想认为“正心诚意”的内在修养构成社会规则的道德基础，法家思想主张“以法为教”的外部规则约束人类行为和社会意识，“弃礼而征于书”的担忧折射出文字媒介“公之于众”的技术逻辑的伦理挑战。

柏拉图所处的古希腊时代与春秋战国同属从口语社会向文字社会的过渡期，流传后世的中西元典皆出于此。儒家与法家虽有思想之争，但却一致诉诸“人禽之辨”，注重规范人性的教化效应。儒家与法家都能看到文字媒介在传播伦理规范方面的社会影响力，两家诸子皆热衷于著书立说，商鞅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施政措施恰能佐证当时情形。汉代确立“独尊儒术”之后，更加重视采用文字媒介引导伦理规范的教化效应，比如东汉熹平四年朝廷准许蔡邕建议，碑刻官方认定的经典文本，“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碑刻文字还需配合拓印技术方能广泛传播，随着纸张的发明与普及，印刷术从母版到副本的批量复制的技术逻辑再次触及伦理危机。“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佛教传播早期依靠抄写，隋唐时期率先应用印刷术，推动“老幼奔波，弃其生业”的佛教盛行，由此引发的儒佛矛盾实为伦理之争，韩愈认为佛教传播造成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容易使人近于夷狄。

印刷术之前的传播媒介只能称为工具，自然习得的口语媒介与后天习得的文字媒介都是用于社会交往的主体表达，马克思认为工具使用也是人类区别禽兽的关键指标。印刷术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人类思想的外化趋势，从唐代佛教传播到宋朝执行的“右文政策”都有凭借印刷术的技术逻辑的伦理诉求，印刷术通过信息批量复制而保存大量知识，当“旧的保存下来，新的传统就启动了”。相比主体性主导的口语与文字的工具使用，印刷术以外部存贮的方式解放了大脑，使得人类可以专注于思想创新，技术逻辑开始反过来影响人类自身。明代晚期的中国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几乎同时迈向印刷出版的社会普及，印刷术触发的伦理危机在中国表现为李贽所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欧洲表现为“非道德的世俗目的”之资本主义精神。在印刷术带来思想创新的背后，外化的技术统治逐渐挑战主体的工具使用，即技术逻辑正在建立自身的伦理规则，并在传播媒介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将之付诸人类社会。

2.“人机之辨”：技术垄断的异化效应导致主体性与技术性的伦理矛盾

工具使用时期的人类社会可以实现以人为中心，传播媒介仅是社会交往的手段与方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儒释道之争，还是近代欧洲的人权与神权之争，此时关于“人禽之辨”的伦理矛盾统一于人性教化的追求，对立于伦理规则的不同。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机器生产以技术革新劳动分工的方式推动社会关系发展，当技术性成为主体性的异己力量，人类社会开始面对技术性与主体性的伦理矛盾。近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逐渐占据社会交往的主导地位，19世纪中期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报刊引发的“黄色新闻”与“扒粪运动”使得传播媒介的技术异化初露端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双方都在积极利用报刊实施宣传，以“唤起仇恨的国家的道德律令”渲染战争合理性。“人机之辨”所批判的技术异化开始取代“人禽之辨”所批判的人性之恶，无论是和平年代的“黄色新闻”，还是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大众传播媒介施加的社会影响开始显现技术垄断的异化效应。

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异化源自近代科学的逻辑前提，牛顿将其概括为：“对同类的自然效果，应尽可能归之于相同的原因。”追求一般规律与普遍定理的科学理念逐渐影响人类社会，使得外部世界“不能够单个地，不完整地，好像是偶然地被我们所认识，而是要通过一种合理的系统地统一的方法才能达到”。近代以来的大众报刊、广播电视、计算机与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正是科学理念的技术呈现，专业化的媒介组织、一对多的信息扩散、原子化的受众群体等传播属性正是科学理念的社会呈现。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逻辑完全符合追求一般性与普遍性的科学理念，使得人类社会无差别地接受相同的媒介讯息。康德认为人类先天具有“对感性直观的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只是人类受到时空限制而不能完全实现主体对客体的直接认知，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由此构成人类认识世界的“虚拟环境”。当主体对客体的认知逐渐依靠现实世界的媒介影像，主体最终付诸的行动“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媒介伦理由此发挥实际的社会影响。

虚拟环境在人类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打入楔子，向异质化的社会群体主动地全天候呈现同质化的媒介讯息，在认知层面形成遍在效果，在态度层面形成共鸣效果，在行为层面形成激发效果，由此可以借鉴“洞穴隐喻”引出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人机之辨”的关键问题。柏拉图假设在洞穴中生活的人类长期依靠虚设的影像认识世界，一旦身处真实环境，“会认为他过去所看到的影像比现在所看到的实物更真实”，依托洞穴虚设影像的经验认识直接影响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传播媒介对现实世界的逼真反映远超洞穴虚设影像，大众报刊的文字报道突出现场感，广播电视的声音与画面显现在场性，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传播媒介越是使得虚拟环境不断逼真，越能证明虚拟环境就是现实，越发促成虚拟环境影响现实，技术异化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传播媒介以无处不在的现实逼真完成机器认知对人类认知的超越。

现代社会的“人机之辨”正是需要解决技术垄断文化的异化效应——传播媒介凭借科学理念建构“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使人安宁，使人获得道德上的满足，甚至使人产生不朽的感觉”。首先，传播媒介已经完全笼罩现实世界的人类社会，“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其次，人类的象征性活动是符号化的社会交往，传播媒介的符号系统以逼真影像让人类脱离洞穴囚徒的狭隘认知之后，又让人类投入虚拟环境的媒介符号之中，而媒介符号本身具有一套自主的价值体系，在人类对现实世界“反省的思想是何等地依赖于符号的思想”的情况下，传播媒介的价值体系自然成为社会交往的伦理参照。最后，“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当技术的价值日益被人类社会接受，现实世界的价值标准需要向技术垄断谋求自己的权威，包括伦理在内的“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

3.“虚实之辨”：元宇宙的同化效应导致人类本性在虚实融合下面临新的困境

发源于西方社会的大众报刊与广播电视被引进中国之后，同样触发类似的社会影响，只是大众传播媒介融入现代中国社会为时尚短，还未彰显出相近的异化效应。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的网络互联开始发挥世界影响，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技术逻辑与之息息相关。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认为人脑的神经系统虽然运行过程相当复杂，“却是一个相当单一的规定的过程……表现出一种在本质上是可以再现的、单一的反应”。神经系统驱动的人脑可以进行逻辑通信与算术通信，相比人脑的结构复杂与运算缓慢，计算机采用二进制、模拟电路、物理元件等简化而快速的实现方式，将一切看到、听到乃至梦到的信息全部还原成0/1代码。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认为，声音、文字、图像等一切信息皆可计量，面对大众传播媒介造成社会交往的信息量大大增加，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可以采用一致的网络通信系统。他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中总结出信息计量的公式，设计出不同信号的编码，归纳出网络通信的模型。“香农—韦弗模式”高度统合几乎所有的传播类型,初步彰显信息传播的技术同化。

技术垄断时期的异化效应使得技术伦理不断驱逐人类伦理，“人机之辨”需要解决传播媒介自身的价值体系影响人类价值的伦理问题——以机器认知替换人类认知，以媒介交往取代社会交往，最终文化向技术投降。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关键特征是信息量与质量、能量并列成为三大社会资源，各种各样的媒介讯息在社会交往中不断进行价值实现。依托传播媒介的社会交往不仅具有文化价值，而且具有生产价值以及政治、军事、教育等各种价值，当媒介讯息完全融入社会，媒介交往就是社会交往，反之亦然。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虽然解决的问题各有偏重，前者主要针对信息编码，后者主要针对信息传递，但是两者的技术逻辑统一于0/1代码的数字模拟对现实世界的符号同化。相比大众报刊与广播电视，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进一步推动技术垄断的日常化，基于数字模拟的新媒体不只是社会交往的技术中介，而且成为像电力系统、自来水工程、天然气工程一样的现实世界的基础设施。相比自来水工程和天然气工程无法传播价值，电力系统也要接通传播媒介才能输出价值，只有新媒体既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又是符号同化的价值体系。

如果说“人禽之辨”讨论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何为第一性，那么“人机之辨”就是人的主体性与技术性的矛盾。“人禽之辨”处于工具使用时期，人类尚未全部脱离自然世界，核心问题是人性善恶，中国理念的解决方案是伦理教化；“人机之辨”处于技术垄断时期，技术生成的虚拟环境嵌入现实世界，核心问题是技术异化，西方理念的解决方案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利用极限而克服受奴役状态”，采取技术限定技术的方法避免伦理异化。从媒介环境的角度来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的演变过程尽显技术进步的发展规律，传播媒介的技术逻辑一直推动社会交往不断突破时空限制。麦克卢汉以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进行“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地球村”的技术划分，认为电子媒介已经达到技术极限，成为人类最后的延伸。麦克卢汉看到电子媒介“确立的全球网络颇具中枢神经系统的性质”，预言电子媒介“不仅是一种电子网络，它还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经验场”。元宇宙将会建构统一的数字化虚拟交往场景，进而在技术同化与符号同化的基础上完成场景同化与价值同化。

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持批判态度，当前面临的元宇宙问题可以参照波兹曼的经典判断“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这是对信息超载现象的高度概括，意味着人性对信息缺乏免疫机制。从“人机之辨”的角度看，元宇宙将把人类社会全部置于数字化的虚拟世界，技术不是定义人性而是成为人性——虚拟与现实界限模糊，技术与人性价值同化。霍耐特认为“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为主体的自我持存服务的”，教化人性不能滑向兽性，技术异化容易伤害人性，一切都是为了保存主体性，元宇宙对人类的同化效应依然如此。由此引发的“虚实之辨”还要回到“人禽之辨”的关键问题：人何以为人？继而引申元宇宙的关键问题：虚拟世界的自我持存到底是什么？有关虚实之间的辩证，萨特认为，“自在”即主体性的自我持存，“自为”即自我持存的技术手段，人类为了自我持存总是首先参照客体将主体从客体中划分出来，然后区隔人性与兽性、主体性与技术性并且使之二元对立，最后需要“自在从使它获得对它的意识的虚无化那里获得它的存在”，被自在视作虚无的自为依然处于存在的彼岸。

四、研究结论

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通过在媒介环境视域下梳理媒介技术引发的伦理危机，由此引出元宇宙即将面临的伦理问题——“虚实之辨”不只针对元宇宙的技术存在，更要追究元宇宙的意识形态；同化效应指的不是技术同化，而是价值同化。当前元宇宙仍旧处于萌发阶段，未来到底如何实现尚难确定。参照全面展现人机之辨异化效应的新媒体发展现状，电信诈骗、网络色情、社会性死亡等诸多伦理问题不断涌现，人类推动的技术进步无法保证人类自身走向真正自由的正道，但却步步进逼“人为物役”的歧途。目前来看，“虚实之辨”可谓“人机之辨”的延伸，人类社会在可见的将来依然面临技术垄断导致的伦理异化。

本文对基于人工智能的元宇宙持审慎和警惕的批判态度，认为人类不应在元宇宙的技术逻辑下迷失自我，以致抛弃对人性、真理、自由的本质需求。因此，建构元宇宙的首要问题是明晰人性与技术的真正区分，保持人类的本质属性、坚守人类的基本伦理方为解决之道。由此可见，当元宇宙的虚拟世界即将实现自我意识的数字化存在，建构元宇宙的逻辑前提不能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工具理性考虑，而应是人性、伦理、文化等价值理性考虑，如此方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辩证统一。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2年第5期“新闻与传播”专栏,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来源：中州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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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铭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