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吴飞、洪长晖｜现象学视角下的媒介与时间关系批判性重述

“传播研究的时间与空间专题”主持人语：

印刷术、铁路、电报以及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使全球化得以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今天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元宇宙，追求的互联互通和真实与虚拟的破界，需要我们以更高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网络社会唤醒的地球村的愿景，是康德以来有关共同体思考的延伸。这是一个可以看见的全球空间，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共在于此。我们既然知道了有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就不能假装看不见。我们赞同威廉·麦克尼尔的观点，即对世界历史的分析首先要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国家、民族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内。换言之，要理解这个世界，就需要分析世界变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的变革，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是理解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全球性的思考和分析的视野，会发现无论是上海的疫情，还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不过是时间与空间的竞争法则都在起作用。

齐美尔在《生命直观》中提醒说，“人方方面面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行为，都处在两个界限之间，这一点决定了人在这世上的定位”。短短的一句话，既表达了时间维度，也表达了空间的维度。古人云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里的“涯”就是一种界限。界限不仅确立方向，还提供安全感，定义着人类解释的确定性以及世界的可理解性。但这些界限到底是因何而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人的存在中如何起作用的呢？传播学关注的研究对象包括了诸如个体、家族、群体、社会和国家等等，这些对象都存在着空间和时间的运用模式，关系网络也是在时间与空间中流动的，都是在“涯”中运作的，那么传播学研究又如何看待时间与空间，如何处理这些界限？是界限规定着社会层面，还是社会规定着界限呢？

本专题两篇文章分别从批判的视角来分析时间与空间观念对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当然，这只是讨论的开始，两篇文章做到的也只是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一点反思，虽然两篇文章的作者尽可能展现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但这样的梳理仍然是有限的，未来肯定需要更多元的研究来丰富和发展。我们期望的是，新闻传播学研究可以有更高的维度和更宽的视野来关照传播与沟通现象，虽然未必如彼得斯走得那么远，但我们相信，只有超越现有传播研究的概念框架的界限才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这是本期我们推出“传播研究的时间与空间”专题的野心所在，期望大家的参与和批评。

吴飞

现象学视角下的媒介与时间关系批判性重述

吴飞1  洪长晖[1]

                （1.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310018）

【摘 要】我们都生活在时间之中（in time），似乎只有在面对时间这个维度的时候，社会身份、地位、阶层差异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换句话说，在时间的维度上，众生才是平等的，因为此在都必须面对“向死而生”的境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时间的争斗，相反，时间的竞争是现代社会的驱力，充满着权力的竞争。从新闻传播实践看，所有的事件，都是时间中的事件；所有的秩序，都是时间的先后安排。报纸上的版面安排，广播电视节目表，各种网页置顶，以及排序算法，看似在争夺空间位置，实则都是时间的法则在起作用。因此，本文认为，新闻传播学应该有一个新闻传播的时间学研究的分支。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关键词】批判理论；社会加速；时间；异化；共鸣

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铮亮以一曲《时间都去哪了》深深撼动了万千观众的心；同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特别提到这首歌，迅速引发了全民探讨，激起“唤回时间”的渴望。

时间就像上帝一样存在着，可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许会面临着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言说窘境：“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奥古斯丁，1964：242）。胡塞尔也同样感叹，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是什么，因为它是人类最熟悉的东西，但如果试图说明时间意识时，便会“纠缠到一堆最奇特的困难、矛盾、混乱中去”。（胡塞尔，2009：34）不过，在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进程中，奥古斯丁的“茫然”终究需要得到廓清。如果宇宙起源于大爆炸，那么大爆炸既是空间之始，也是时间之始。关于时间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来自《牛津词典》和《韦伯斯特新世界学院词典》的解释如下：时间是一种尺度，在物理定义是标量，借着时间，事件发生之先后可以按过去-现在-未来之序列得以确定（时间点/时刻），也可以衡量事件持续的期间以及事件之间和间隔长短（时间段）。这一定义是哲学层面的高度抽象解释。科学家的说法似乎总是将时间与空间勾连在一起讨论的。1908年在有关“空间与时间”的讲座中，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阐释其四维时空理论。他将虚的时间坐标替换为实的时间坐标，并利用一个四维实矢量空间来表述时空的四个自变量(x,y, z, t)。这个空间中的点与时空中的事件一一对应。在物理学的基本看法是，时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也没有量子特性。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认为，现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错觉，人们经常说的回到过去是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逻辑基础上的。斯蒂芬·威廉·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则认为宇宙的时间是有一个起始点，由大爆炸开始的，起点没有“之前”一说，这个观点不过爱因斯坦观点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时间肯定不是自然物那样的实体，它看起来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存在，但它又与人类密不可分。有意思的是，虽然不能确切地描述时间是什么，但人类却可能制造出各种时间的机器：沙漏、日晷、时钟、手表，机械的、石英的，千奇百态，不一而足。当人类将时间具化为时间的机器的时候，时间与媒介建立起了联系。因为所有的时间机器都是一种媒介，勾连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依据麦克卢汉和约翰·彼特斯的观点，即将媒介看作是一种容器（vessels）或者环境(environment)。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媒介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本文理解的媒介更接近于彼得斯的思考，他在在《奇云》一书将将媒介看成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彼得斯，2020：61）。也就是说，可以将媒介研究的使命定位在对我们的境况进行总体上的沉思上。这种思考的好处是，打开了传播学思考媒介视野，嫁接起了跨学科分析媒介与沟通之桥梁，也许为传播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本文同意爱因斯坦的基本观点，即不能把时间、空间、物质三者分开解释。时间与空间一起组成四维时空，构成宇宙的基本结构。遗憾的是，传播学有不少关于空间和场景的分析，但时间维度上的讨论则相对较少。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那本《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虽然被译介成中文，但与他的其它著作相比，这本著作激起的反响似乎并不热烈，而且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时间、空间与媒介的理论，从中找不到“何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答案。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皮蒂里姆·索罗金(P.Sorokin)等著名社会学家对社会时间的探讨也很少得到传播学者的呼应。约翰·哈萨德(John Hassard)就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约翰·哈萨德，2009：1）直到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以及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受到学界关注，时间问题开始受到一些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关心的是，作为传播学者，当我们在研究媒介、传播和沟通时，时间又是如何运作的？是媒介决定了时间，还是时间决定了媒介？当我们讨论网络社会时，这只是一种空间的维度，还是也包括了时间的维度？本文将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回答。

一、人类文明中的时间与“时间”的社会批判

在伊尼斯那里，文明的发展会涉及到空间与时间问题。其观点的新意在于，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他认为，西方文明一直偏重空间扩张，而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其后果是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全球疆土被相对固定下来之后，时间轴上的文明传承问题才渐渐被重视起来了。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历朝历代的帝王都重视开疆扩土（或者守土），但文明（文化）的时代传承继续出现断层。直到今天，中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没有完成，中国人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自己三代之上先人的故事。所以当司马迁编写《史记》时，他甚至不得不采用一些民间传说作为史料来补充。

比利时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I.llya Prigogine)饶有意味地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凡是对文化和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时间问题和变化规律。反过来说也对，凡是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某种兴趣。”（普里戈金，1986：7）确实如此，尽管“时间命题”凸显的历史算不上久远，可是与之相关的讨论则从一开始就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时间”需要“改弦易辙”。在《论时间》中，埃利亚斯写道：“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直至今日都无建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时间问题总是——就连社会学家也是——以传统哲学的方式来讨论”。而实质上时间“不只是每个个别的人通过学习与先行经验而得来的；除此之外，它也深烙印在人的世代长链之中。”（郑作彧，2018：26）埃利亚斯的呼告当然不无道理。

哲学家通常认为时间概念具有元概念（meta-concept）的特质，比那些用以界定它的概念都更为基础，也就是说，试图以纯粹的描述或框定来指称它都是困难的。这大概也正是奥古斯丁发出那样的慨叹根本原因之所在。希腊人认为时间都是有周期的，柏拉图提出“理念”是永恒的，与永恒对应的就是“时间”，在他那里时间不过是永恒的映象。亚里士多德是从事物的运动中看到时间的，他认为时间就是运动。这有点类似于孔子所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不过，中国人虽然相信时间有周期性，但这种周期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变中有同，同中有变。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时间是存在者的感知，是作为一种经验而存在的，只有那些显示、暗示和提示着时间存在的经验，才被称为时间经验。吴国盛将所有时间经验统合后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事件定时定位的标度时间经验，一类是关于人生短促或者无聊的慨叹，即对时间之流变的感悟”，也就是标度时间经验和时间之流经验（吴国盛，2006：8）。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有一句名言，“时间是带着我走的一条河，而我就是那条河”。时间是人和其它世间万物存在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是可以（也必然是）统一在一起的，而统一的途径就是人类通过回忆、知觉与期望形成的内在意识。“人类个体，甚至人类种族的客观空间直观和时间直观都起源于这些感觉材料。”（胡塞尔，2016：78）海德格尔则将时间的思考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从时间性上阐释日常此在的工作应从展开状态在其中组建自己的那些结构入手。那就是：领会、现身情态、沉沦与话语。”（海德格尔，1987：381）。海德格尔的呼声显然绝不容等闲视之，事实上，他也是哲学领域对时间有着最为深入探讨的人物，他对标度化时间的“精确化”趋向大不以为然，“技术性越强，亦即时间测量的效果越精确、越详细，就越没有机会对时间的本真因素进行思考”。（郑作彧，2018：27）海德格尔甚至宣称，一方面“流俗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另一方面“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和及解释的视野”。（海德格尔，1988：21）在海德格尔那里，时间本身必然性地具有让时间成为时间的根本命定，他称之为“时间性”（德语为Zeitlichkeit），唯有探讨时间性，才有可能探讨他哲学理论中另一个著名概念“此在”（德语为Dasein）。

马克思提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讨论了。陈力丹对马克思的这一观念界定如下：“马克思谈到电报作用的认识。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克服交换和交往方面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内在驱动，促使运输和通信手段不断改革。他认为，由于交往革命，资本力求摧毁对交往一切方面的限制，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来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其本质便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现代新闻传播的时效要求，是这一情形的产物。”（陈力丹，2017）这一观点，得到了蔡凯如、袁艳、刘洁、梅琼林、袁光锋等学者的呼应，甚至在学者将“用时间消灭空间”称之为“现代传播的信条”。（袁艳，2006；梅琼林、袁光锋，2007；刘洁，2010）。哈维尔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加速科技（如电报、飞机等）是对空间的重组与征服，这使得空间的隔阂已不再是问题，这种“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趋势，让时间与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去成对的关系变成相对立的关系。无论是加速科技的重组效能，还是现代传播中“时间对空间的消灭”，都显见地跳脱出了人类早期文明传统中对“时间”认知的秩序脉络，也不再忠实地遵循时间与人共在、共进的本体价值。质言之，时间也“异化”了。

早期的马克思着重讨论了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特别强调大众传媒与时间的“异化”耦合。这一点或许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其后的阿尔都塞（或者更甚），都将大众传媒归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列。其潜在意涵则是当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开实践运作，以保障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的同时，时间与人的异化就同时发生，并愈演愈烈了。

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新闻传播活动中时间的意义，如白红义就发现，不管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数字新闻时期，新闻都是“因时而作”的（白红义，2018）。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时间研究，并没有如陈长松所研判的那样，“新闻学与传播学都显示出对时间维度的偏好，这种对时间维度的偏好必然导致对空间维度的忽视”（陈长松，2020）,相反，时间的维度虽然偶尔会被提及，但新闻传播学并没有就时间问题提出深入系统的研究。通过“时间”和“媒介”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找到的文献只有16篇，以“时间”和“传播”为关键词得到的文献更少。虽然大量的传播效果研究旨在揭示事实中的因果链，但分析的，或者看到的只是事之因与事之果，时间是一个变量，但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我们至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时间理论。事实上，正如波兰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 Piotr Sztompka) 所指出的，“就社会变迁研究而言，时间不仅是变迁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变迁的核心，是变迁的构成因素。”（彼得·什托姆普卡，2011：42）尤为重要的是，当“时间”居于社会变迁和传播演进过程，既是异化的对象，又深具异化潜能时，传播研究中批判指向却还付之阙如。

时间总是与空间一起出场的，就像著名的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百年孤独》开篇的一段话“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段话中，有时间，也有空间。不过，博尔赫斯曾认为，将时间和空间相提并论，是件有失谨慎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思维可以没有空间，但却不能没有时间。是的，所有的事件都是时间中的事件，所有的秩序都是时间的排序。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一条让人最先看到，这就是时间的艺术。报纸上的版面安排，广播电视节目表，网页的变化置顶，以及排序算法，看似在争夺空间位置，实则都是时间的法则在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传播学就应该有一个新闻传播的时间学研究的分支。（传播）媒介与时间，都必然和人类发生联系，否则就既没有存在的可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零星出现的有关媒介与时间的研究，无外乎两类：时间媒介的研究和媒介时间的研究。前者是将媒介视作时间的承载物与体现物，进而在纵横交错中分析社会变迁和人类行为秩序；后者则是将时间作为一个特定界面，其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相对于媒介时间尚有其它类别的时间在，进而所突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定的范型如何被框定、又如何与复杂情境进行互动的。

二、批判之始：时间与媒介的交迭演进

有一首名为《从前慢》的现代小诗中有这样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麦克卢汉的视角来看，车、马、邮件都属于媒介，反映出不同频的时间。这些或者都可以被视作是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在他的媒介研究中一再提及的“主题”。伊尼斯的著作，不仅讨论了媒介在时空二维中对社会组织的决定性影响，而且指出了技术的内在逻辑问题。而媒介技术的时间逻辑在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看来就是媒介可供性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供性指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另一方面，这种性质只有通过与特定的生命体相互关联才能体现”（延森，2012:79）。

以媒介作为技术手段和内容呈现两个方面对时间进行考量，这包含双层含义：一是对于时间判断的媒介化，即媒介化时间；二是媒介对于时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即时间化媒介。（李蓉，2008）观察时间的结构改变，分析时间与媒介，时间与传播的关系是有趣的。当然，值得立即指出的是，这里的“媒介”概念具有更为宽广的视域，一种是“在某种程度、数量、质量、阶段之间起调节作用的东西”；另一种是“中间人或中间物”，……一种用来记录或复制数据、形象或声音的物理材料，一种物质（包括“生命组织能在其中得以生存的物质”），或某种能力，通过它能对远处的物体产生作用，通过它印象得以传递而被人感知。（W.J.T.米歇尔米歇尔，2019:4）

1971年，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Le Goff ）出版《中世纪的时间、劳动与文化》一书，第一次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梳理“时间”。勒高夫认为时钟的出现及广泛普及，推动了人们精神世界的急剧变化，“因为时钟用精确时间取代了农业时间和祈祷时间，即根据古老的教堂钟声作为标准时间”。（湛晓白，2018：2）非常有意思的是，勒高夫在这里不仅将“时钟”与“教堂钟声”并置，进而显示出工业化时间对农业时间的超越，而且也折射出现代（时钟普及）对前现代（古老的教堂钟声所具有的神性）的超越。

时钟普及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几乎同时发生。这一点在汤普森（EdwardPalmer Thompson）那里更做了详细的说明。在他去世前出版的长篇论著《共有的习惯》中，汤普森分析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亦即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在时钟推广应用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纪律约束下，新的时间感觉与时间认知产生的曲折反复以致最终无孔不入的过程。汤普森认为，时钟的传播上是清教徒的纪律和城市布尔乔亚精确性的象征。它抹消了抽象时间自然特征，时间变成了可以转化的金钱，时间管理成为资本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在18世纪的英国，“没有一个曼彻斯特的工人没有一只钟表，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汤普森，2002：396）汤普森引述了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在对努尔人观察中发现的“原始人群”的时间感，对努尔人来说，牛群的日常生活程序就是每天的时钟。汤普森据此发现了前现代与现代的时间（感）差异，也就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判提供了标靶；同时，也可以看到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以及人类学者在看待时间问题上具有的某种接近性。

不过，如果撇开所谓的“概念合法性”问题，或许就可以发现时间的媒介及其演进几乎与人类发展史同步。这也就是在斯蒂格勒笔下所说的“人与技术的相遇”。斯蒂格勒以“构境论”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新高度，在他看来，技术在此之前并没有被哲学家真正地思考过，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作为外延过程的技术的历史”（斯蒂格勒，2010:2）。仅以粗线条式的大致罗列，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时间媒介也至少有结绳、沙漏、日晷、教堂钟声、赛场计时器、超级计算机，不可胜数。而在时间的媒介变化中，最值得关注的两个时刻无疑是工业革命和当下。汪小虎（2018）对中古代中国的颁历授时这种时间信息传播活动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的主导乃至垄断之下,并发展出体现统治确认、身份认同关系的仪式化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如果说工业革命用钟表时间取代了农业社会的自然时间，导致了“记忆的工业化”；那么当下则是进一步用即时媒介时间取代了钟表时间，其后果则是从物理秩序到时间感知，都完全排斥了任何可能的迟滞。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工业化”所指向的依然是时间。正是工业革命激发的新需求，全球信息系统应运而生，大众媒介时代的电话电报、电影电视、广播录音成为承载时间与记忆的媒介，“世界记忆本身最终屈从于直接影响心理和群体层次的同一化与差异化——即个体化——过程的工业化”（斯蒂格勒,2010：3）。而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演进有着一个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指出的非常明显的“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媒介技术在模仿、复制人体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莱文森，1979:40）。由是，可以发现人类当下所处的某种困境就在于此，不仅时间的媒介如水银泻地般笼罩着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就像网络调侃所言“被安排得明明白白”，而且媒介的时间又不断造成“当下的萎缩”。

我们所熟知的地球村的观念，似乎是空间维度的理论发现。但它实则是时间的压缩所至。及时性的报道才能建构一个同时在场的感知，同时性的连接，才能让信息用户之间可能直接互动。如果对大众传媒时代尤其是广播电视盛行时期略作检索就可以发现，电视媒体不仅以声画兼备的优势给信息消费者带来临场感，而且更是大量借助现场直播等方式直接挤压了事件发生到发布的时间差，营造了即时感。这方面的叙事学者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观察，“电视媒体的新常规是‘一边生活，一边讲述’，而不是‘先生活，后讲述’，这种规则已经从实际世界的话语进入虚构叙述的领域”（赫尔曼，2002：108）。相应地，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这种“时间差”更是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质言之，在当今这样的媒介化社会，时间也足以被冠之以“媒介时间”。所以，媒体技术变革的动因之一，就在于如何更好的记录和使用时间；各种不同媒体平台竞争的也是用户的闲暇时间。流量、开机时长、阅读量，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它们都用以衡量用户的媒体停留。卞冬磊就将媒介时间描述为时间向人格化的回归，而且在他的论述逻辑中，“媒介时间”显然是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后才有单独讨论的合法性——以社交媒体勃兴为表征的当下或可被称为后工业社会，因而自然而然地可以与钟表时间相对照。媒介时间“将钟表时间独立的时间体系瓦解，使时间再次与人紧密相连”（卞冬磊、张稀颖，2006）。

我们都生活在时间之中（in time），似乎只有在面对时间这个维度的时候，社会身份、地位、阶层差异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换句话说，在时间的维度上，众生才是平等的，因为此在都必须面对“向死而生”的境状。英文世界里那句俗语就格外意味隽永：If man was dead，There will be no time（人一旦死去便不复拥有时间）。当然，这种平等仍然是一种错觉，因为时间仍然创造了多种不平等。因为，不同人的时间使用效率不同，占有和支配时间的条件与方式不同，时间的铭刻与记忆的方式也不同。因此，大多数人不过是时间的过客，但有些人则可以用媒体铭刻的方法来调用他人的记忆时间而获得一种永生。这一条道路上，确实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以媒体就成为权力的竞技场。权力不但要争夺及时性的时间调用权，而且还要争夺后世人的阅读与观看时间。美国畅销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在《达·芬奇密码》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即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他认为，当两个文明交锋时，失败者的文明史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他的观点，虽然多少有些严苛，但他至少说出了一个事实，即在历史的书写中，存在权力之斗争。历史文本中的权力斗争，是就是在媒介空间中展开的争夺世人时间记忆的斗争。无论是BBC，还是《纽约时报》，抑或是《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是这种权力法则在起作用：让公众的媒介消费时间，放在记者和编辑期望你了解和记忆的事实之上。

三、批判与重建：从时间的异化到传播权

有时间的权力之斗争，就存在时间异化后果的可能性。乔纳森·克拉里（Jonathon Crary）从“时间”入手，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猛烈批判，“24/7宣告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时间，一种从任何物质的或可辨认的界限中抽离出来的时间，一种不在连续或循环的时间……。这是普通的生活变成技术的对象造成的后果”（克拉里，2021：45）。罗萨将时间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历史时间[[1]]。这三个层次当然不是同构的，但又具有基于感知和经验而形成的联结关系。一方面，这就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时间’这个表述，其实也指出，两个或更多持续变动的事件之流逝的位置和片段，是‘置于关系当中’的”（郑作彧，2018：153）；另一方面，在关系层面上，人类个体“自我关系一定有一个将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的结构。”（罗萨，2015：174）换而言之，人当然会追寻自己如何成为今日的自己，回溯自己曾是怎样的自己，想象可以成为怎样的自己，而这自我的挖掘都与三个层次的时间紧密勾连在一起。于是，个体、时间和“加速”就建立了联系。

科技加速至多是发生于社会内部，而社会变迁的加速则指向了社会自身。在此基础上，“社会制度的稳定程度和实践的稳定程度可以当作一个判断社会变迁加速（或减速）的准绳”（罗萨，2018：20）。社会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而且人类在世界当中移动与确立自身方向的方式也产生了转变（罗萨，2018：63-64）。在后工业时代，作为主体的人需要尝试建立集锦式人格，充分突出主体自我效能感的实现，而不是强调（甚至部分放弃）对世界关系的宰制性尝试。“在微观知觉的和身体的经验的限度内，对人-技术关系的范围进行一种双向分析；分析的另一面必须保留人-技术关系的文化诠释学，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处在这种文化诠释学之中”（唐·伊德，2012:32）。生活节奏加速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某一可界定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在缩短，例如微波炉、洗碗机这些缩短了单项家务耗费的时间，而这种缩短是完全可感可知的（包括这些技术或机器的使用说明、营销宣传都会强调这一点），一种是指在特定时段里可以完成和体验更多的事，这里面又包括将某一事件或行动予以“压缩”，以及个体借助外部工具同时展开多个事件程序或行动，像今天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坐在地铁里，玩着手机游戏，同时耳机里又听着音乐，这样的“多任务”（multi-tasking）场景简直是家常便饭。因此，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方式，体现为生活节奏的加速这一点是为人所日常体验的，质言之，这种加速可以标签为微观层面的加速。

三个范畴的加速已经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不断自我驱动的反馈系统。进而就水到渠成地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这三个范畴再次糅合到一起，并且重新指向了时间：“社会的微观面向与宏观面向乃是通过各种时间结构而联结起来的”（罗萨，2018：3）。只不过需要立刻申明的是，此处的“时间”应当从人的自我确认，亦即哲学意义上的“在世存有”这一视角予以理解。罗萨在讨论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时提到了时间的三个层次：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非常有意味的是，微观层面上生活节奏的加速总是既包含着总体的行为速度的加快，也包含着日常生活中时间体验的改变，尤其是后者关于时间的压力体验就经常性地表现为时间资源的紧缺感，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用一句著名的小品台词来形容就是“眼一闭一睁，一天就过去了”。比如我们看电视、刷抖音、玩电子游戏，如果之时间体验之维去解释，一定较从内容、空间的维度之检测与分析会有不同的发现。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来看，媒介化社会的“时间异化”也在这样的日常实践和时间体验中显露无遗。

罗萨在“社会加速理论”中指出，“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而且这种加速逻辑与现代性的概念与本质有着几乎尚未被人发现的关联。”（罗萨，2018：4）这种社会加速包括了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步调加速。从科技加速的维度看，工业革命以来各项技术发明确实在推动社会变革。媒介决定论似乎与这种论调相呼应，如麦克卢汉、洛根等人就非常强调媒介技术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和驱动力。而在现实世界里，古登堡印刷术对《圣经》的标准化复制和普及，随即引发了欧洲宗教改革和现代性进程的开启，这样的因果联结也早已成为一种耳熟能详的线性叙事。当铁路在19世纪早期被发明出来并逐步扩张，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一样关注到“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德国历史学者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就认为铁路的发展包含了“同一过程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铁路打开了新的空间，而这些空间以前是不那么容易到达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是通过破坏空间，也就是点与点之间的空间来实现的”（希弗尔布施，2018：62）。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应该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的生命的主体性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对自己时间的自由支配。但现代社会，将人的生命时间切刻成不同的片断，经济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正以各种理由宣称对个体自由时间的征用与支配的合理性。这是比对人的身体和生命本身直接控制和占有更为高级、更隐蔽的权力控制形式。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对于社会中底层来说，他们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时间，这意味着丧失了许多可能性，消灭了在社会赌注中的骰子，对他们来说，自由体验时间的多样性是难以想象的。当资本家说“996是一种福报”时，他不会告诉你那是对谁的福报，谁才是这福报主义的最大获利者。

1944年，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出版了《生命是什么？》一书。他在这本著作中分析了负熵的概念，提出了生命要摆脱死亡，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的吸取负熵，这就是其著名的“有机体以负熵为食的”的命题。这是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发展出来的观念。按照克劳修斯(Rudolf Julius Emanuel Clausius)在1850年提出这一定律时的表述，世界的熵（无效能量的总和或者无序性）总是趋于最大的量的。也就是说，负熵是确定的，有序的。这一定律，被一些学者用来描述人类的信息活动和信息过程。人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寻求信息，传播信息，基本动机就是获得生命的负熵，寻求生活的有序性和安全感。从口头传播，到文字，到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化生存，真实的信息的获得和迅速地传播，都是信息的负熵过程。换言之，人类的信息行为应该是有目的的活动。可如今手机、移动终端（Ipad之类）、计算机变得越来越智能，个体与它们之间的鸿沟却显见地越来越大（即物界异化）；比如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有使用因特网收发邮件，结果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去浏览CNN、关注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或者别的什么网页，总之表现为行动异化和时间异化。是以，有人认为，不是人们在使用手机，而是手机在使用我们。Tim Groot Kormelink等人（2020）研究了用户的日常新闻使用的时间体验问题，他们发现用户花费的时间不一定能衡量对新闻的兴趣、关注度或参与度。这是否意味着，在新闻与信息过载的时代，人们只是在“看”新闻而已，“看”或者“浏览”的背后并没有清晰的动机，“看”只是一种时间的流动而已。

为何如此？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名著《娱乐至死》一书试图对此进行分析。他认为，印刷术的没落与电视崛起，开启的是一条娱乐至死之路。他认为，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以至于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他认为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同，而在于所有的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强调的是“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尼尔·波兹曼，2011：23）尼尔·波兹曼确实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问题的关节点，不是传播技术本身，而是使用技术的人。因为即使我们承认技术有自主性，但技术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于人的需求，而权力的需要更是直接的决定性之因。电视上的娱乐化方式的表达与社交媒体上的标题党，驱动的逻辑都是市场的消费心理。市场驱动的媒体时间消费以及算法诱导的时间消费导向的娱乐化形式，是资本的福报，而不是公民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福报，不是导向对美好生活的思考，而是及时性的麻醉与沉沦。这正是尼尔·波兹曼所痛心的，他分析说，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曼纽尔·卡斯特所提出的“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问题：“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压缩时间直到极限，形同造成时间序列以及时间本身的消失”。（曼纽尔·卡斯特，2003：530）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它提醒我们，当我们虽然听着“时间去哪里了”，却不能反思我们的时间使用是否被权力左右，不能反思权力又是一种怎样的方式来征用我们的时间，不能反思媒介的时间被权力控制时，美好生活就只是娱乐至死了。一言以蔽之，考察媒介演进与时间异化的双重交织过程，如果没有基于从个体到社会的反思为原点的传播权重建，摆脱加速与异化就无从谈起。

结 语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曾认为古代哲学思想适切于日用人生，后人讲哲学则是抽离人生，不只是哲学，实际上学术的探索都应该是围绕此在的在世存有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探索也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仍然是探索此在的“美好生活”的。现代社会似乎不能阻止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现代“铁笼”（Iron cage）带来的片面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就会笼罩在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周遭。但韦伯并没有完全否定“铁笼”的意义，正是科学与工具理性，将人带入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我们并不反对现代社会的时间加速，不否定“时间”的调用，只是要警觉在加速的社会时间机器上，不能够适应或者同步这种时间节奏的人们是否能够享受到美好生活。罗萨期望“让我们进入到非劳动时间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共鸣的绿洲”（罗萨，2016:650），在这个绿洲上，一个也不能少。

艺术、书写、印刷、摄影、电影、唱片和盒式放映机的发明，极大的改变了人类重温历史的方式，通过这些发明，我们得切近与客观化的方式，重温以前必须仰仗人类记忆的历史过往的时刻。从口语传播到书写、从印刷术到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发展线路，我们可以看到传播技术的发展线路，其实也是一条监控能力增长的技术之路。最初书写似乎是为了管理社会，记录信息和储存信息的手段，信息编码和保存拓展了人们的时空格局，也增长了社会控制的潜力。富兰克林在写于1748年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就提出过时间就是金钱命题，他也许想不到二百多年后，成为邓小平推进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这一命题，我们在媒体的发达史和现实中看到了直接的证明：谁成功占有了用户的时间，谁就在市场上取得胜利。今天，报纸的时间，正让位于各种APP和数字新闻平台和知识阅读平台，而电视的时间，也让位于抖音或者快手这些视频平台，原本与家人共度休闲的时光，让位于各种社交媒体。这个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以往只能是社会精英可以享受的高级艺术，通过机器复制以及更为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进入到了普通人的身边。可是，在信息弥漫网络信息社会，人们确实知道得更多了，但实则明白得更少了。因为在冗余的信息中，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待把关人帮助选择与过滤，也没有时间让自己去反思和批判。即时性的分享技术，让我们来不及看完就转发出去了，大容量的存贮空间，让我们没有必要读完就收藏保存下来了。我转发，我存在，我收存，即我拥有。智慧不再是深思，而是快思，这个时代到处都是快思手。

事实上如何去规定性描述当下的时间的媒介、如何命名当下的“时间”及其转变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而应当是：如何在一个媒介化社会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构造，如何在“新异化”之外擘画一种可能的“美好生活”。这里同样面对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现实问题：第一，从广义的全球化视角，人类历经世代的想象，尤其是媒介技术演进至不再有迟滞的当下，“美好生活”的追求可曾一以贯之，又将依附于何方神圣？第二，即便将“媒介化社会”、现代性这样的大词加诸于中国，是否就能混同一致？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语境中，时间的媒介与媒介的时间会出现怎样的变貌？

当我们引入社会时间来看时间的发现史时，我们可以看到时间不是中立的、公正的，欧洲人喜欢说时间就是金钱，而阿拉伯人则强调时间就是命运。时间观念的差异，表征着文化的差异和信念的差异，因之世界绝不是“平的”。工业社会发现了时间的密码，让西方人得以在很快的时间内超越东方世界，西方世界的时间观念也迅速传播到了中国。当年深圳街头贴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人们也许没有想到时间观念的变革带来的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但这两句口号追寻的其实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时间就是金钱”导向的是加速社会的发展，而“时间就是生命”则意味着我们要需要对人类命运未来的反思。学术研究，很容易抓住现实中可见的现象与事件，长于解释、分析和确定那些已经被思考、撰写和社会化的东西，思考今天人类境况的基本面向与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之所以呈现如此面向，生活在这样世界之中，并非命运使然，而是我们的选择与建构的结果。如此，我们就有了一种需要，即思考人类生活中的缺失与遗忘的东西。我们相信，人类不会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只有越跑越快，才能够待在原地”，也当然不会希望每一年都要不断哼唱“时间都去哪了”，而是希望能够慢慢走，细细地品，品味这世间的变幻莫测的美，思考人类社会“美美与共”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人类创造各种时间的管理机器，推进社会的加速运转，目的不是成为机器的奴隶，而是希望通过机器获得解放，让自己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来安排想过的生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人可以忍受严格的时间规训，没有意识到时间是抽象的和同质的，没有意味到时间生产和运作中的压迫机制。但今天是个体普遍觉醒与启蒙的时代，为自己而活，成为Z世代最为明显的标志，“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这不只是个体自由的宣言，更是自己掌握时间命运的呐喊，这声呐喊与互联网工厂的去“996”的时间规训形成了强烈共鸣。这背后的东西，就是人们对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和生命自主性的反思，这是值得传播学给予更多关注的。

[1] [作者简介]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E-mail：zdwufei@qq.com。

洪长晖，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传播的伦理与规范研究”（19AXW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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