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的新闻——一个后科学知识社会学视角

姜红，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印心悦，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闻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命题，也是新闻学科最为基础的命题。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徐宝璜，2016：8）。陆定一给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陆定一，1943）。可以说，这两个新闻定义大体上概括出新闻理论界对新闻之“属”的认定，即“事实”或“报道”。虽然其后也有学者将新闻的“属”界定为“信息”“传播”或“意识形态”等，但是，大众传播时代，无论是经典的新闻定义，还是学者对新闻学基本观点的考察，“事实”与“报道”都是人们理解新闻时的两个关键词（黄旦，2003；齐爱军，郑保卫，2014；雷跃捷，王娜，2020）。正如杨保军教授所说，“事实”和“报道”分别概括了新闻的“本源态”和“传播态”（杨保军，2020）。

任何概念或理论的诞生都高度依赖特定的时代条件和现实情境，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和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指出，“一切定义实质上都是特定的，它们仅与某种目的或情境有关，因此仅适用于某个限定的领域或‘论域’”（奥格登，理查兹，1952/2000：101）。21世纪的今天，当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新闻传播业不可避免地与数字化情境相遇。就像泽利泽（Barbie Zelizer）所言，随着技术与人的深度连接，“数字化”已不再是新闻业的“环境”（environment）或“背景”（background），而是一种崭新的“模态”（modality）与“前景”（foreground）（Zelizer，2019）。“数字化”重塑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和行动规则，敦促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技术之于人、之于新闻、之于媒介生态的意义。

身处这样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情境，那些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以报业为逻辑基础的新闻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闻学研究中的二元论困境和“表征难题”也愈发凸显（姜红，印心悦，2021）。当下的研究者们已尝试从不同视角重新看待新闻，如作为知识的新闻（郑忠明，江作苏，2016；张伟伟，2018）、作为中介的新闻（杨保军，2020）、作为游戏的新闻（张超，丁园园，2017）等，本文则力图在一个以数字技术为逻辑基础的条件下，重新审视“事实”与“报道”这两个新闻学的核心概念，重新思考以“事实”为基础的本体论传统和以“报道”为对象的认识论传统。那么，如何重思？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的理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如何重构？后SSK代表学者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坚信，“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皮克林，1992/2006：13），“实践”或许是敞开新的新闻学研究图景的重要入口。

一．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自库恩（Thomas Samuel Kuhn）以范式理论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之下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哲学领域先后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即“社会学转向”和“实践转向”，分别形成了当代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领域里的两大研究“纲领”（蔡仲，刘鹏，2006）或进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和后科学知识社会学（Post-SSK，简称后SSK）。20世纪70年代，SSK率先向科学研究的实在论和实证主义提出质疑，将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纳入科学研究，但最终因其以利益、结构、习俗等“社会实在”取代“自然实在”，使科学研究从“自然决定论”走向“社会决定论”（蔡仲，郑玮，2007）受到批判，进而从“社会建构”走向了“实践建构”，逐渐发展成以“后SSK”为中心的科学实践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等人的“实验室生活”研究拉开了后SSK序幕，聚焦实验室内各种物质、仪器和社会资源的相互作用，强调科学是发生在真实时空中的地方性知识（Latour & Woolgar，1986：39；Knorr-Cetina，1981：5）。90年代初，伴随皮克林编著的《作为文化与实践的科学》出版，SSK和后SSK的争论集中爆发。在后SSK理论阵营中，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林奇（Michael Lynch）的常人方法论是三个较为成熟的流派，其中前两者由于探讨哲学界关注的实在论和客观性等问题而影响较大（蔡仲，郑玮，2007）。伴随着后SSK的理论推进，目前的科学实践哲学逐渐形成以丘奇兰德（Paul M. Churchland）代表的认知科学、以劳斯（Joseph Rouse）为代表的解释学、以哈金（Ian Hacking）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三条进路（吴彤，2005）。尽管科学实践学者的具体进路并不相同，但基本共通的理论取向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走向“作为实践的科学”，即“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是各种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与SSK不同，后SSK“不会去获取表象后面隐藏的秩序”，而是关注由科学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一种内在的动态发展空间”（皮克林，1992/2006：中文版序言3）。

以后SSK为理论视角关照当下新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后SSK强烈的实践气质高度契合数字化时代的新闻学发展。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人类社会，“数字化”已从单纯的数字模拟技术发展为一系列“网络化社会行动”（Waisbord，2019），指代“通过数字技术组织社会生活”（Leonardi & Treem，2020）的过程，本身就蕴含实践性。正如黄旦教授指出，“新闻学必须自觉转换视角，从人类传播实践的平台范畴来关照新闻业及其实践”，从而“讨论其可能的特殊性及其实践规范”（黄旦，2015）。后SSK不仅重视宏观维度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实践”取向，而且关注的常常是“赛博”（Pickering，1995）、“量子力学”（Barad，2003）、“不稳定性”（Hacking，1992：38）等当代科学技术的核心命题，这些都是推动数字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物质和理论基础。

其次，目前国内新闻学研究对STS及后SSK的关注主要停留在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白红义指出，ANT已经成为新闻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STS理论，“甚至几乎把ANT等同于STS”（白红义，曹诗语，2021）。作为后SSK的代表性人物，对拉图尔思想的考察不能离开“实践转向”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理论转型，后来者们对ANT的诸多批判和发展也正是在实践的理论维度上展开。如皮克林认为，受符号学影响，拉图尔最终回到文本和表征的世界，在“人类王国”和“物质王国”之间强加了完全的对等（皮克林，1995/2004：12）。又如库尔德利（Nick Couldry）指出，ANT忽视了实践的时间维度以及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差异，因此未能描绘出时间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关系（Couldry，2008：100-101）。

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后SSK不仅是“实践转向”的当代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当代价值的直接体现。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用“对象性”（马克思，1888/2009：499）界定“实践”，强调关系的、间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是“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恩格斯，1888/2009：282）。这两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旧唯物主义两个维度的批判，也即说明了“实践”是“关系的交织”与“过程的生成”。马克思的实践观几乎成为后SSK中新实验学派的座右铭，哈金说，“我抨击科学反实在论，就像马克思当年批判唯心论。我们都认为，重要的不是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哈金，1983/2010：217）。用后SSK的理论探索支援当下的新闻学研究，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致敬。

对于新闻学而言，后SSK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走出二元论困境，走向多元互动和“后人类”的关系视角。这种主客转换、“人”与“非人”共生的状态，在拉图尔那里是“拟客体”和“拟主体”不断转译而成的“行动者网络”（Latour，2005：46），在皮克林那里被称为“冲撞”，即多元力量间阻抗与适应的调节模式（皮克林，1995/2004：20）。其二，在关系的视角上重视时间的维度，即注重关系的过程性和时间性。皮克林指出，“实践”是“瞬时性突现过程”，需要被放置于“真实时间”中去理解（皮克林，1995/2004：13）。这是皮克林对拉图尔的主要批评和发展之处，也是聚焦于ANT的研究者容易忽视的维度。其三，突破表象主义，走向一种实践的分析方法。哈金批判“科学哲学家们总是讨论理论与实在的表象，但是避而不谈实验、技术或运用知识来改造世界”，是世界的“旁观者”（哈金，1983/2010：121）。后SSK则试图在“实践”这个开放性的理论枢纽中探求一种“过程的”与“关系的”世界观，以告别或“社会”或“自然”的实在。这是对德兰逖（Gerard Delanty）“将实在论与建构论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科学批判理论”（德兰逖，1997/2005：147）的呼应。

二．“过程”与“筹划”：作为“不完备客体”的新闻事实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它始终未能超越对事物、现实和感性“客体的”或“直观的”理解，忽视了人类活动的“对象性”（马克思，1888/2009：499）。在这种“直观的唯物主义”中，实在论成为科学研究的根，传统哲学也受其影响不断追寻某种先验存在的、静态的、稳定的客体。在传统新闻学研究中，“事实”扮演了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核心角色。

然而，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传播的逻辑。数字化不仅为新闻业带来了速度（speed）、创新（innov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社会性（sociality）、连通性（connectivity）、可存储性（storability）、可搜索性（searchability）（Duffy & Ang，2019）等可供性层面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新闻业的领域边界，进而颠覆了传统新闻生产机制和传播模式。在这种情形中，作为客体的“事实”本身以及主体审视“事实”的目光同时发生变化。事实在数字化的新闻生态中如何呈现？在多元开放的新闻生产机制中如何可见？与之相关的“真实”“真相”“客观性”等“伴随文本”（赵毅衡，2010）将经历怎样的语义漂移？

后SSK中“实验室生活”研究的代表人物诺尔-塞蒂纳认为，科学研究的客体本身是不完备的，这种缺失“完备性”特征的客体，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能力，属于“过程”与“筹划”而非“确定的事物”（诺尔-塞蒂纳，2001/2010：207-208）。后SSK对科学和客体间关系的再发现与我们重新认识新闻中的事实具有同构性。作为“历史的初稿”，新闻代表着事实的固着（the fixity off act），但在数字时代，新闻意味着信息的流动与可塑（the fluidity off low）（Duffy & Ang，2019），Andrew Duffy如是说。换言之，新闻事实本身也是一个“不完备”的客体。

首先，新闻本体的显现不再以静态事实为主要形态，而表现为动态的事实流动。马克思的“报刊有机运动”（陈力丹，2008：240）为理解这种流动性和过程性带来了最初的启发。在谈及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改造时，多数记者会提及“速度”（Perreault & Ferrucci，2020）。二十一世纪人类第三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革命，带来信息交流速率的指数级提升，使“瞬时”“瞬间”有了被看见的可能。如果说，大众媒介囿于时限，更多呈现静态的、被切割的“事实性新闻”，那么，数字媒介则将生生不息、流动变化中的世界以“事件”的形态带至我们眼前。文字、图像、音/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技术组合运用，以强烈的同步感和沉浸感与现实世界的事实流动同频共振。诺尔-塞蒂纳用“过程”和“筹划”揭示出客体或科学事实的“不完备特征”和“潜在的关系动力”，认为事实是一种“关联性的动态发展”（诺尔-塞蒂纳，2001/2010：215），而非完备的、孤立的、静态的实体。同样，新闻事实也不是以“已完成”形态呈现的结果，今天在数字媒体环境中大量出现的“反转新闻”“次生舆情”就是事实的不断流动和形态变化，它在真实时间、主体筹划、公众情绪中生成并转化，一次又一次上演。在实践理论的探照下，“事实”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肖珺，单波，杨家懿，2018），它伴随着情境变化而不断生成，在实践主体的“欲望结构”和“不断更新的兴趣”（诺尔-塞蒂纳，2001/2010：214）中筹措方向。

其次，事实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只有一种维度的。如果说“新闻事实”是一种“再现事实”，那么，这种再现完全可能因时间、空间、角度、位置的变化而“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新闻事件中，有多重“事实”存在，且都能“自证”。当人类获取事实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的同时，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反而淹没在各种各样关于事实的版本之中。其实，这些关于事实的“多重建构”正是数字技术给予人们对“事实”进行多维和多元考察的机会。从实践进路看，新闻并非“某一模式孤独地扩展，而是多种因素、多种力量的冲撞与结合”，即皮克林所说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和“相互作用式的稳定”（皮克林，1992/2006：147）。因此，“事实”并非“不言自明”，从来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孤立的、完整的事实，不同维度的、多元的事实常常同时或先后涌现、相互调节。但是，在以线性传播为主的大众传播时代，媒介载体的局限、技术壁垒的阻碍使多元事实难以“被看见”。数字技术解开这些束缚，使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在每个人的指尖毫不费力地流转，推动“事实”的多重解释、对话与建构。

最后，“流动事实”和“多维事实”的叠加，需要重新审视与新闻事实相伴随的概念——新闻真实和客观性。就以往的新闻学而言，新闻真实与否看的是新闻与事实对象的“符合”程度，达成真实的方式主要依赖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这也是“客观性”之所以重要的依据之一。但是，以劳斯为代表的后SSK学者却认为，客观性已沦为一种用以揭示先验事实的“恰当姿态”（劳斯，1987/2004：199）。这种姿态不仅以专业性的名义划定了新闻领域的边界，还将人类的情感、感知以及体验等主体性存在排除在真实之外。数字化带来的重要变化恰恰是对边界的重新协商，逐渐松动主体与客体、生产与消费、理性与情感等二元对立的拼合。杨保军教授提出，新闻真实贯穿于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以往只重视报道真实的做法导致整个新闻真实论处于“半截子”的状态（杨保军，2021）。开放的数字技术不仅要求用户进入新闻生产，而且激活技术、场景和“物”，随之而来的是异质主体间持续“去稳”（destabilize）（邢冬梅，陈晓刚，2016）与“再稳”（re-stabilize）的过程与筹谋。这接近皮克林强调的“过程客观性”（皮克林，1992/2006：译者序6-7），任何一元事实或单个主体都难以具备话语的优先权，真实彰显于力量的博弈与耦合之间。

概言之，“过程”与“筹划”强调的是新闻的历史生成，其特点是过程性、可塑性和可参与性，并不追求用某一先验、稳定的要素对新闻进行定义。数字化环境中，从单一事实到多元事实共舞，从静态的事实呈现到动态的事实流动，从线性的“表征客观性”到辩证的“过程客观性”，更契合当下媒介生态中的新闻本体。

三，“打开黑箱”：作为“交道”和“连接”的新闻报道

作为后SSK的代表学者，拉图尔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他并非是“相对主义者”，而是“关系主义”的（成素梅，2006）。当我们在本体论层面把理解新闻的焦点从“事实”转向事实的“生成”与“筹划”时，就意味着，必然要对认识论层面视新闻为事实的“报道”进行反思。

马克思用“对象性活动”来界定“实践”，强调关系的、间性的存在。然而，就像陈力丹教授所说，人们常忽视相互关系而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存在决定意识”，止步于“简单的客观性的结论”（陈力丹，2008：37）。这种结论在存在和意识间筑起高墙，科学研究的任务是越过这座高墙去揭示先验客体，也即主体通过表象来认识客观世界。新闻学中则是将新闻视为“对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进行认识反映后，形成了观念化的新闻事实，进而形成包含客观事实内容的新闻作品”（杨保军，2001：10），即作为“新闻文本”或“新闻作品”的“报道”。这种结果导向使新闻生成的复杂过程不可见，同时更易于在二元对立的表象关系中理解“访受”关系和“传受”关系。

后SSK的一个关键意图是从作为“成品”的科学知识转向作为“过程”的科学实践，重点关注“物质的、概念的或其他人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关注“不断地变化、进化与生成”（皮克林，1992/2006：中文版序言3），拉图尔称这一转变为“打开潘多拉的黑箱”（拉图尔，1988/2005：1）。在拉图尔看来，“黑箱”表示作为“结论”的科学，“打开黑箱”则是将科学视为“一连串的行动”，视为“形成科学、制造结论和物品的过程”（拉图尔，1988/2005：译者前言8），是召回科学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工作着的人们”“决定”“竞争”“争论”（拉图尔，1988/2005：6）。在数字化的新闻生产中，新闻报道不是静态的文本呈现，而是动态的实践过程。传统媒体受制于技术条件，将新闻生产的“前台”和“后台”截然分开，“后台”越来越职业化，同时“黑箱化”，不会向公众开放。今天，数字语境中新闻报道的后台逐渐“前台化”、社会化，越来越呈现为“行动的文本”，而非静态的作品，新闻生产的过程也常常成为新闻的一部分。

当“黑箱”被打开，原本隐匿于黑箱之中的“关系”便涌现出来。首先需要被审视的是“访受”关系。在传统报道观中，通常以报道者为行为主体、报道对象为客体，主体为实现对客体的真实反映，必须与报道对象保持距离，并通过各种报道原则，体现客观性。例如采访时电视反打镜头中采访者的表情必须是中性的，又如成文时倡导的“零度写作”，这些技巧和模式都视情感和立场为大敌。但是，劳斯指出，“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不是处在我们的理论和观察彼岸遥不可及的东西”（劳斯，1987/2004：23-24）。如果将采访比作一场仪式，那么无论采访者还是受访者都从原先的结构中部分地脱离出来，进入这场“访受仪式”，进入有多种机缘的、交互的、甚至相持的状态，形成一种有限的联合。对于报道者来说，采访更像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寻视”活动，它发生在地方性情境中，是采访者在“上手的工作世界中经过深思熟虑的把握”（劳斯，1987/2004：101、113）。从报道者和受访者的关系看，新闻报道是“你”与“我”共在的“交道”状态。

其次需要重构的是“传受”关系。传统新闻学受二元论影响，不仅传者、受者各处一端，而且由于将“物”视为传者或受者的器具，“非人”行动者的主体性容易被忽视。实践理论家夏兹金（Theodore R. Schatzki）指出，“无论作何解释，现代西方思想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人类主义，即人类的‘独白’”（夏兹金，2001/2010：12），这种独白在新闻业中尤为明显，且一度体现为“职业人”的独白。而后SSK的目标之一便是挑战这一现代性教条，走向“人-非人”的后人类时代。例如在算法新闻中，算法脱胎于电子信息技术，依赖大数据计算将新闻分发给用户，并将用户的行为数据返回到媒介平台，以供后续新闻生产参考。此时，借由数字化的转译能力，新闻机构、算法技术、用户共同传播信息、开展行动、彼此作用。可以说，数字时代的新闻已经从记者对事实的单向表征，变成多个主体、多个维度的共同行动。在这样的情境中，机构媒体想要拥有“效力”（黄旦，2015），需逐渐从旁观世界的“报道”转向“交道”与“连接”，进而凭借原有的权威性和较高的技术能力连通各方，参与事实流动、把握新闻真实。

质言之，打开“报道”的黑箱，以“交道”与“连接”转变传统的报道观，有可能突破新闻学中知识的表象模式，同时将数字化对现实世界各种结构的扰动纳入对新闻的理解。表象模式预设了一种可能，即“在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表象之间存在一条鸿沟”，人们会始终面临“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象相符合的事物”（劳斯，1987/2004：3），这导致很多学科陷入“认识论恐惧”（刘鹏，2008），难以判断是否成功表象实在。劳斯给出的解法是，“理解不是对世界的概念化，而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