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高管专访：互联网自由开放正受到威胁

谷歌（Google）老板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警告说，自由开放的互联网在全球各国都受到攻击。

他说，许多国家在限制信息流动，这种模式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皮查伊在接受BBC的深度采访时，还谈到了围绕税收、隐私和数据的争议。

他认为人工智能比火、电或互联网有更深远的影响。

皮查伊是谷歌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所历史上最复杂、最重要、最富有的机构之一。

下一次革命

我在谷歌硅谷总部与他交谈，这是我为BBC与全球人物进行一系列采访中的第一次专访。

作为谷歌及其母公司Alphabet的老板，他是位智（ Waze）、FitBit 和DeepMind等各种人工智能先驱公司或产品的最终领导者。仅在谷歌，他就负责监管Gmail、谷歌浏览器、谷歌地图、谷歌地球、谷歌文档、谷歌相册、安卓操作系统和许多其他产品。

但迄今为止最多人熟悉的是谷歌搜寻器，它甚至变成了一个自身的动词：to Google（去谷歌）。

在过去的23年，谷歌可能比任何其他公司更能塑造我们今天拥有的大部分免费和开放的互联网。

皮查伊认为，在接下来的25年，另外两项发展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世界：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身在广阔而空旷的谷歌硅谷总部，树叶沙沙作响，阳光普照下，皮查伊强调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我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开发和研究的最影响深远的技术，”他说，“你知道，如果你想到火、电或互联网，就是这样。但我认为这更重要。”

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是在机器中尝试复制人类智能。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已经比人类更擅长解决特定类型的问题。 要雄辩地阐述人工智能的潜在危害，请尝试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的这篇文章。

量子计算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 普通电脑计算基于二进制的物态：0或1。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这亦被称作位（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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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达尔·皮查伊（左）领导Google的能力备受肯定。

但是在量子或亚原子水平上，物质的表现有所不同，它可以同时为0或1，或者在两者之间的光谱之上。量子计算机建立在量子位上，量子位将物质处于各种不同状态之一的概率考虑在内。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但它可以改变世界。Wired有一个很好的解释文章。

皮查伊和其他领先的技术专家发现这里的可能性令人振奋。 “（量子）并不适用于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今天的计算方式总是会更好。但量子计算将为某些事情开辟全新的解决方案范围。”

皮查伊在谷歌里冒起，曾被视为谷歌史上最有成效、最受欢迎和最受尊敬的产品经理。

浏览器Chrome和手机操作系统安卓， 都不是他的想法，安卓一度由安迪·鲁宾（Andy Rubin）领导。但皮查伊是产品经理，他在谷歌创始人的注视下，带领产品走向全球。

从某种意义上说，皮查伊现在要应对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带来的无限巨大的挑战，谷歌每天都在多个方面面临一连串的审查和批评，举三个方面：税收、隐私和被指控的垄断地位。

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1998年创办谷歌。

对科技巨头征税

谷歌在税收相关的问题上采取守势。

多年来，谷歌向会计师和律师支付巨额款项，以合法方式减少他们的纳税义务。

例如，在2017年，谷歌通过一家荷兰空壳公司将超过200亿美元转移到百慕大，作为“双重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战略的一部分。

我当面问他这个问题，皮查伊说，谷歌不再使用这个计划，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纳税人之一，并遵守其运营所在地的每个国家的税法。

我回答说，他的回答恰恰揭示了问题所在：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穷人通常不雇用会计师来减少他们的税单；大规模避税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所做的事情，我向他暗示，这可能削弱了集体牺牲。

我建议皮查伊作出承诺，让谷歌立即撤出所有避税天堂时，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提议。

然而，他确实明确表示，他“对围绕企业全球最低税的对话感到鼓舞”。

很明显，谷歌正在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寻找使税收更简单、更有效的方法。的确，该公司的大部分研究和收入都在美国产生，这是它缴纳大部分税款的地方。

而且，它在过去十年中缴纳了20%的实际税收，这比许多公司都要多。尽管如此，任何避税港的使用都会给公司带来声誉风险，特别是世界各地都通过向普通民众征税，并借钱、集资数万亿美元以缓解新冠大流行的时候。

谷歌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围绕数据、隐私以及该公司是否在搜索领域拥有有效的垄断地位，而它在这方面完全处于支配地位。

在最后一个方面，皮查伊表示谷歌是免费产品，用户可以轻松前往其他地方。

这与脸书（Facebook）使用的论点相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公司上个月得到了华盛顿特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James Boasberg）的强烈支持，当时他拒绝了针对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一系列反垄断案件，理由是它没有符合当前对垄断的定义（即“有利可图地提高价格或排除竞争的权力”）。

在搜索中关于隐私、数据、税收和支配地位的交流可能是我与皮查伊进行的最激烈的交流，并且可以在播客版本中听到。

行业尊重

在准备采访时，我与十几位现任或前任谷歌高管、大型科技公司的其他高管、监管机构和科技行业战略家交谈。每个阵营内都有可靠的强烈意见和共识。

那些在科技行业工作的人说，皮查伊领导下的谷歌股价上涨无可争辩，它几乎翻了三倍，是非常杰出的表现。如果以从消费者行为中获利的盛行风气来解释谷歌的成功，这是并没有抓住要点，虽然这或许帮助了其他科技公司发展。

谷歌以惊人的工程和世界一流的产品创造了消费者行为。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监管机构表示，需要设计新的法律和语言，以便对这种新型企业巨头进行更好的审查，这点几乎是不公开的。博阿斯伯格法官在 Facebook 上的判决反而证实了这一点。有趣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32岁的新任老板莉娜·汗（Lina Khan）此前曾辩称，应扩大垄断的定义，以反映这个新世界。

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皮查伊的有效公众表现感到震惊。他在国会的证词很少导致谷歌股价下跌。他温和的态度和对细节的把握使他能够从潜在的困难情况中排开毒药。

桑达尔·皮查伊与女朋友的合照，他甚少讲自己的私事。

他是一个低调、温文尔雅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保持沉默——这就是为什么观看采访的谷歌员工会了解他更多的原因（在场的人说他们知道）。

在一系列快速提问中，我们发现他不吃肉，开着特斯拉，崇拜艾伦‧图灵（Alan Turing），希望他能遇到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并且嫉妒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的太空任务。

从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上发现这一切很有趣，正是因为他没有发表太多公开声明。例如，在美国独立日，你不会在Instagram上看到他骑着电动水翼冲浪板，同时拿着美国国旗，听着约翰‧丹佛（John Denver）的乡村道路的声音。

首席道德官

我从与他一起共事或为他工作的人那里听到的东西，最影响我在这次采访的方向。

皮查伊被普遍认为是一位非常善良、体贴和关怀他人的领导者。据我采访过的每个认识他的人说，他对员工很体贴，真正致力于成为一个道德榜样。在谈到技术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影响时，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源于他的成长经历，我们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他出生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各种技术对他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从他们在等待旧转盘拨号电话，到他们每个月聚在一起吃晚饭的踏板车。

桑达尔·皮查伊在印度出世。

在谷歌，他赢得了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的支持。他本人是一名冶金工程师，这对他有所帮助，但仍然不容易；硅谷公司的智囊包含地球上许多最自负的人。然而，他们非常尊重他。

皮查伊遵循许多猎头青睐的反周期领导任命方法。在创始人拉里‧佩奇 （Larry Page） 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 必然具有开拓性、热情、敢于冒险的领导之后，有一个低调、稳健、谨慎的领导者来缓解公众焦虑并吸引公职人员。

皮查伊在后面这些任务中表现出色，公司股价表现超卓。历史上没有多少人可以说他们作为CEO创造了1万亿美元的价值。

但据前谷歌员工和许多其他密切观察者称，让他成为明智的反周期任命的特质也表明了潜在的陷阱，重要的是，这些批评者通常是技术传播者，他们的优先事项，与普通人大不相同。

技术传播者在几点上立场一致。

桑达尔·皮查伊在史丹福大学读书。

首先，谷歌现在是一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的公司（谷歌当然会对此提出异议，其他人会说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是一件好事）。

其次，谷歌有一堆“我也是（Me-Too）”的产品，而不是原创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看到其他人做出了伟大的发明，然后它会利用其工程师来改进它们。

第三，皮查伊的很多大赌注都失败了：Google Glass、Google Plus、Google Wave、Project Loon。谷歌可以合理地反驳说，实验和失败是有价值的。而且这与上面的第一点相当冲突。

第四，谷歌解决人类最大问题的雄心正在减弱。在旧金山以南的一小片土地上聚集了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有这样的论点：谷歌不应该扭转气候变化或解决癌症吗？我发现这种批评很难与皮查伊的记录相协调，但它很常见。

最后，他应该得到极大的同情，因为在文化战争的时代，管理像谷歌这样庞大、顽固、苛刻和理想主义的员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些日子谷歌经常出现在新闻中，因为员工因多元化或薪酬问题而罢工；或者关键人物因身份认同等争议性问题离开。

谷歌拥有超过 100,000 名员工，许多人在内部留言板上非常有意见，并且本质上是活动人士，这是无法控制的。谷歌通过在其全球员工中拥有各种观点的人，来真正拥抱认知多样性，同时作为一家公司要突围而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加速

以上都是科技界人士的担忧，他们希望谷歌走得更快。在两极分化的民主国家中，却有许多选民希望大型科技公司放慢脚步。

我在硅谷的那段时间，给我上了最明显的一课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加速是常态：历史的加速本身就是加速。

当我问及中国的互联网模式——更专制、更注重监控——是否方兴未艾时，皮查伊说，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正受到攻击”。重要的是，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而是接着说：“我们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均不可用。”

事实证明，立法者和监管机构缓慢、无效且易于被游说，大流行又占据了各界注意力，现在，民主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靠像皮查伊这样的人，来决定我们未来会走向哪里。

他认为他不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你呢？

编辑：何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