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让Facebook“最高法院”为自由表达划界

桑希尔：为什么要让一个私营公司来创立一个伪公共机构——Facebook的监督委员会——来划定自由表达的边界？ 

更新于2021年5月10日 15:13 英国《金融时报》 约翰•桑希尔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支持者称，Facebook监督委员会维持封禁这位前总统在该社交网络的账号的决定，是很不光彩的。许多特朗普的反对者则说，这是对他在选举后煽动华盛顿暴力事件的恰当惩罚。

但更广泛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Facebook设立、委任和提供资金的监督委员会是否是做出此类裁决的合适实体。为什么要让一个私营公司来创立一个伪公共机构——Facebook的“最高法院”——来划定自由表达的边界？

认知科学家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有一段著名的阐释，即用特定方式为一个问题搭建框架可以如何影响政治或社会结果。他说：“框架会定义问题，限制你能讨论的事情。”通过建立自己的监督委员会，Facebook狡猾地为自由表达问题搭建出这样一个框架：它隐含接受该公司的经营行为和商业模式，注重结果而非投入。然而，如监督委员会上周辩称的那样，这不意味着Facebook可以逃避自身的责任。

还有更紧迫的问题值得提出。为什么Facebook没有始终如一地对所有用户执行其规定？政府、公民社会以及Facebook的逾25亿用户如何才能对其内容决策有更多的合法话语权？还有，关键的是，Facebook是否已经大到无法管治？有一种说法是，Facebook如今已是一个系统重要性信息机构，需要将其作为当代传播基础设施来实行特定的审查，如同早些时代的广播和电视一样。

从Facebook的辩护角度来说，Facebook监督委员会确实提供了稍多一些透明和问责。Facebook全球事务负责人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爵士在上周的英国《金融时报》Global Boardroom会议上表示，共识监管规定的缺乏意味着Facebook除了填补这个空白以外别无选择，而且Facebook已承诺花费1.3亿美元发展其监督委员会。他承认一切还处于早期阶段，但他表示，Facebook及其监督委员会将持续发展、吸引更多外界合作伙伴。

目前，该委员会有19名成员，大多数来自政界、学术界和媒体界。其对外宣称的使命是“帮助Facebook回答一些围绕网络表达自由的最难解问题：删除什么内容，留下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该委员会对Facebook内容决策的决策是有约束力的。但它无法改变公司政策。

自去年10月以来，该委员会已收到逾30万份申诉。但它只能处理很少一部分。该公司本身也可以提请该委员会审查一些案件，比如对特朗普的禁令。Facebook还请该委员会考虑其暂时封禁政治领导人的政策。考验在于，Facebook要在对其他煽动性领导人——例如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或菲律宾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删帖或暂时封号上走多远。

前联合国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David Kaye)表示，Facebook监督委员会是“相当有前景的创新”。它拥有可信的专家和决策独立性。但他担心该委员会已在挤占联合国其他倡议和公民社会发展全行业监督的资源。“它很有趣，也很有创意，”他表示，“但它挤出了其他重要机制。”

在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上审核内容是一项极为困难的挑战，它显然超出了Facebook监督委员会、3.5万名人工审查员、甚至其最智能算法的能力范围。Facebook应该做更多工作，在自由表达受威胁的国家——例如印度、越南和泰国——捍卫这种权利。但我们也希望它能过滤掉社交网络上泛滥的种族仇恨、虚假信息和极端宣传。

这意味着要创造能够理解本土语境、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处理流程和更有效的反馈机制。它不应只考虑富有和权贵用户的利益。监管者应更聚焦于支撑各公司算法决策系统的数据，正如欧盟提出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立法草案。反垄断机构必须审查网络影响和市场结构，将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分开。

网络自由表达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这不意味着寻找更复杂答案的尝试是徒劳的。我们不应允许Facebook为其自身方便而替我们所有人制定这些问题的框架。

编辑：何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