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官员手机是个馊主意

  山西省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公布了260名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和邮箱，为全国首例。山西省委组织部称公开举动并非作秀，是为了防止换届选举时期的不正之风。据记者抽样拨号统计，公开的手机号接通率不足四成，接线官员称骚扰电话多。（《新京报》3月22日报道）

  官员手机号码公开后，手机接通率不尽人意，这些官员因此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在我看来，这是个好事，因为山西出台这个举措的合法性值得商榷。假如号码公开者的手机接通率百分之百，反倒令人狐疑才是。

  现代社会，对隐私权的承认和保护，已然成为国际共识。尽管隐私的界定存在难度，公众人物的隐私和普通的隐私受法律保护的区别存在某些异议，但是，每个人都享有不同隐私权，这一点早已没有异议。公民通信的自由，其潜台词是保护通信方式和通信内容的私密。即便是公务通信，通信的对象和内容，照样有所选择，无法像阳光那么普照大地。就官员来说，他们的通信既包括公务性质的，也包括私人性质的。官员的手机号码，即便是单位配备的，专门用以处理公务，也不必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工作手机号码，否则官员就很容易变成“接线员”，他们正常的工作将不复存在。从记者为采访拨号试探为例，假设全国的媒体都来监督这些手机能不能接通，估计接听的官员也会不胜其烦。

  公开官员的手机号码，被当作“创举”来炫耀，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社会分工的存在，才使社会变得有序和高效。现在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老百姓不满意，寻找解决的对策固然重要，但不能随便摸根稻草当作创举，轻易推广不成熟的想法，其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

  政府办事效率欠佳，推诿扯皮的事情多，根源在我们的政府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在于部分公职人员目中无人，在于缺乏必要的惩治标准。公开官员的手机，无非是鼓励民众“告状”，把基层不尽人意的事情捅出来，进而促成问题的解决。客观上看，这种方式却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它是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上，长此以往只能加重权力的砝码，在人治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公开官员手机有悖于法治精神，是以权压人的变种，是人治传统的延伸。这种做法，还让被公开手机的官员反感，可谓得不偿失。一些官员为图个安静，关闭手机，或者不接听陌生电话，也让那些寻找“当代包公”的投诉者愈发不满。他们的不满，无形中激化了社会矛盾。

  对于这样的馊主意，脑子清醒的网友也很是不屑：“不要和他们一道忽悠。如果办实事的话，用不着搞这种形式，看来想出风头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不要欺骗老百姓，要真正解决问题，为民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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