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哲学问题的三个向度

作者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真理没那么简单”，才需要哲学探究。最近10余年来，尽管科技哲学没有出现波普尔、库恩、埃吕尔等那样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甚至被称为“哲学的西伯利亚”，但在专业化方面却有了长足之发展（这或许是其影响力反而减小的原因）。简言之，经历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理论冲击之后，在对“科学大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实践的深描这一基本研究策略，以超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由此带来了当代科技哲学研究的进路重整。概观之，大端有三：哲学的高度、自然的厚度和历史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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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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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还是科学技术论，在哲学日渐专业化的环境下，始终存在着特殊论与一般论的差异，所以科技哲学需要寻求两个哲学的高度：一个是自身领域内的，另一个是一般哲学层面的。在科学哲学方面，科学哲学家帕皮诺（D. Papineau）在其主编的《牛津科学哲学读本》（1996年）的导言中曾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大致可划分为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两部分。前者讨论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追问科学理论是否为真；后者探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特征中的哲学难题，思考科学理论会告知我们哪些关于世界的洞见。这一界定无疑是经典的，近年来，一般科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科学实在论、因果性、科学模型与表征、还原与多重实现、科学说明、科学证据、最佳说明推论、贝叶斯确证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当代的科学哲学家发现，随着科学认识论与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日益精细化，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并调整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无疑，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可以对话；在涉及科学时，哲学应该基于好的科学成果，并对科学有所助益。实际上，现代学科规训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变得日益多元，科学哲学未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而成为一般哲学的核心内容，一般哲学对科学哲学也不具有必然的权威性。在一般的形而上学方面，克里普克等对可能世界的分析使得形而上学被重新定义为对世界的模态或最基本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讨论，而不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终极实在的描述，一般的形而上学研究因此复兴。尽管一般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对话对双方都有助益，但一般的形而上学注重论辩，为使论述便于接受而不得不牺牲所涉及的知识的难度，往往选择简单的例子做复杂的辩诘。即便是那些自诩为自然主义的一般的形而上学家，亦大多不愿涉及更多的科学细节—甚至在讨论科学定律时，每每借助于少量简单幼稚与玩具式的例子，而很少提及守恒律与对称性等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科学与信仰之类的研究倒是在有关创世论的辩护中大量援引科学的结论，但却难免有滥用科学之嫌。在一般认识论研究方面，英美哲学主要聚焦于对一般信念的辩护，虽在与怀疑主义的论辩中尽显其繁复，却与科学哲学对科学认识活动的关注大异其趣。值得思考的是，有的哲学家并不重视其结论与科学的冲突，例如，刘易斯（D. Lewis）在其休谟式随附性论点受到质疑时甚至表示不以为然，科学哲学应如何面对一般哲学乃至自身的局限性呢？当然，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英美哲学，欧陆哲学则有很大不同，像法国哲学家，从梅洛−庞蒂、德里达、德勒兹到巴迪欧，他们往往将很多具体的科学内容作为其哲学概念的素材。典型的二手研究如德兰达（M. Delanda）的《强化科学与虚拟哲学》（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2002年）从拓扑流形、向量场、变换群、空间、时间和物理定律等方面讨论了德勒兹的虚拟哲学。从中不难看到欧陆式基于科学的哲学叙事所具有的创造性与启发性，但也易见其难免流于附会并衍生歧义。

与一般哲学家不同，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致力于强化一般哲学与科学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联。在形而上学领域，如有关因果性的讨论中，伍德沃德（J.Woodward）从科学的角度对反事实的操控性因果性进行了探讨，卡特赖特从物理学、贝叶斯网络、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了因果性。这些基于科学的哲学研究不仅使因果性呈现出多元的哲学图景，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因果性与科学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在科学认识论与一般哲学认识论这一问题上，自惠威尔和密尔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强调科学实践特色的特殊主义和主张将对科学信念的辩护纳入一般知识论的一般主义的分野。最近伯德（A. Bird）将贝叶斯主义和最佳说明推论分别与认识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以此打通科学认识论与一般认识论。这些努力直接影响到了心灵哲学与神经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例如，有关心理状态的多重实现的讨论以往多基于思想实验和一般性的构思，但神经科学哲学等对相关问题的介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在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提升哲学高度的主要策略有三：一是运用一般的哲学资源，包括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怀特海、杜威、德勒兹、鲍德里亚、维利里奥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等的思想。例如，伊德、维比克（P-P. Verbeek）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技术的后现象学研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受到了过程哲学的启发，德雷福斯（H. Dreyfus）对具身性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讨论，还有人将德勒兹的思想用于网络研究，女性主义的技术哲学与科技论也属于这一类。二是深入技术史、技术文化乃至技术与文明等研究资源中进行思想提炼。例如，对芒福德的技术文明、麦克卢汉的媒介史的哲学内涵进行研究，对马克思的环境和机器思想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三是构建新的哲学理论。例如，为了消除建构论的科技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拉图尔不无标新立异地指出，我们从未现代过，并提出了纠缠模型和实像主义（factishism）；巴纳德（K. Bard）提出了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并以此对量子力学进行了诠释。此外，在工程的技术哲学进路下，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P. Kroes）与梅耶斯（A. Mijers）对技术的结构−功能关系的研究开启了分析的技术与工程哲学研究。

纵而论之，在走向哲学的高度的过程中，科技哲学的元哲学对象实现了从实体到关系、结构、网络、过程和生成等一系列关键词的转换，而这些都是从具体的科技实践中析出的。例如，微观物理学使得关系实在论和结构实在论比基于物质实体的物质实在论更容易解释微观世界的整体性与相对不变性。这些元哲学对象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创造，更是实践的需要。例如，为了应对学科际对话这一当代科学面临的挑战，维也纳学派余绪瓦尔纳（F. Wallner）提出建构实在论，试图通过微世界的建构与外推为学科际的对话和整合提供必要的策略。结构实在论与建构实在论是科技哲学的最佳实践案例，前者为理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工具，后者则成为实用主义的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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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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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然的厚度强调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在互动中构建起的人化物，它是一个立足于自然主义并综合了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认识论−存在论”隐喻，旨在凸显主体的认知和存在有其自然限度：主体无法仅通过超验的客观表征认知自然，而只能经由身体和中介（人工物、媒介、语言、文化等）有限度地理解自然、干预环境并存在于世界之中—人的认识与存在所能触及的自然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的视角、维度和程度—自然的厚度。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具有身体、知觉、工具和文化的环境中的存在；同时，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不是总体性的活动而是多种实践的复合体，每一种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实在得以呈现并析出自己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直面自然的厚度，对科技哲学的进路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研究成为科技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恰如17、18世纪的自然哲学。近20年来，为了超越笛卡儿式的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在认知科学哲学（包括与之相关的心灵哲学、知觉哲学、行动哲学）中，经验与信念、知觉与行动、心灵与生活等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通过对计算−表征的认知观的反思，具身的、嵌入的（embedded）、延展的（extend）、行动的（enactive）与情境的（situated）等认知观成为认知科学哲学的新向度（这些研究是对表征主义的补充）。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对科技哲学和哲学的影响有日益增强的趋势。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吉尔、萨伽德（P. Thagard）等人便开启了计算的科学哲学进路，该进路将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成果用于对科学认知的理解，运用模型、认知建模、溯因推理与工程性的人工智能等剖析科学说明和科学发现的过程，透过分布式计算、复杂系统模型探讨了实在论与合理性等一般的科学哲学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技术的成果开始被运用于自由意志、伦理责任研究，而知觉与认知中的透视性、具身性和嵌入性等维度已成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反思人与世界以科技为中介的关系的重要进路，除了吉尔的透视主义、伊德等的后现象学，还有希伦（P. A. Heelan）的基于实验室生活世界的知觉实体的解释学的科学哲学等。

其二，局域实践研究、对话式研究与参与式研究的发展。不论是一般的科技哲学还是具体门类的科技哲学研究，其都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局域性的科技实践之上。以新近复兴的化学哲学为例，其不仅具体讨论了“化学中是否存在下向因果关系”“化学中的对称性”等特定的化学哲学问题，还针对自然类和形而上学提出了“是否存在化学类及元化学（metachemistry）”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近年来，弗洛里迪在计算机哲学与信息伦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信息哲学，后被进一步整合为计算与信息哲学，成为信息科技与哲学结合的典范。当代生物学哲学的主要立场是自然主义，一方面，进化生物学与微生物学的最新发现与分子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中的理论及概念（如物种、个体、基因、基因信息等，甚至包括由模拟生命衍生出的人工生命和计算主义等）涉及的哲学问题得到了详尽的辨析，同时，医学哲学与伦理也成为其关注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对自然种类、概念变迁、发现与确证、说明与还原等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数学哲学中，除了基于柏拉图主义、唯名论与结构主义而展开的对数学概念与实在论（如结构实在论）的讨论之外，其立场日渐转向自然主义和对实践的关注，数学在科学中的角色成为数学哲学的热点。类似地，技术现象学被具体地运于对神经科学中的图像的讨论。对话式研究多发生于量子场论、量子引力等科学前沿，科学家与哲学家为廓清概念和寻求理论的融贯性而展开了批判性及建设性的对话，相关的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工具主义及“非统一的物理观”，希望为这些最为艰深的科学探究寻找到自洽的哲学基础。曹天予对量子场论的研究以及卡伦德（C. Callende）等对量子引力的研究是这类研究的典范。这些研究至少表明，科学概念的清晰性与理论的统一性实际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但科学哲学家必须考虑的是：“这些理论本身是否得到了经验支持？”“概念廓清与理论融贯会不会有损其潜在的丰富性？”参与式研究建立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基础上，例如，在寻找希格斯粒子的过程中，科学哲学家参与了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认识论讨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与英国基因组学网络中，科技伦理与科学社会学家加入其中并参与了相关“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ELSI）的研究。在国内工程哲学的发展中，工程院院士的参与使得哲学与工程的对话更具内容和影响力，但距工程哲学参与工程实践尚有时日。

其三，“第二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实验哲学”的兴起。这一进路体现了科学哲学对自然主义的贯彻。玛黛（P. Maddy）等主张将科学哲学视为某种“第二哲学”—基于科学工作的后续研究，反对仅从哲学的角度而非科学的目的角度对科学所接受的方法、证据或本体论等加以哲学上的限定。她认为，数学哲学应以数学自身的术语对其加以理解和评价。科学的形而上学主张，形而上学与概念分析应诉诸科学而不是直觉，其合法性在于它们必须与科学的结果和实践相结合。当然，自然主义意味的形而上学因基于具体的科学内容，故多为有限度的形而上学（“斑杂的世界”之类的多元主义的形而上学论点虽然是世界观式的，但其内容本身就具有非独断性和自反性—多元主义并不否定一元论的可能）。实验哲学则试图以对人的心理进程的经验研究和调查作为哲学研究的证据，以取代传统哲学论证所依据的直觉和概念分析。其实，计算机建模也已经成为科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生物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算作广义的实验哲学。

通过这些进路的拓展，科技哲学试图穿越人可以把握的自然而成为一般哲学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由于分析哲学大多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跟随并基于科学的结论，因此，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扮演着科学与一般哲学的中介的角色。类似地，所有关于技术人工物的思考也应该是一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等欧陆哲学）无法跨越的中介，从各种思想资源中寻找技术哲学思想具有其合理性。但问题是不论是认知科学还是物理学，在各种难题面前，科技哲学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目的是帮助科学还是推进哲学？如果是推进哲学，是聚焦一般哲学、一般科学哲学还是具体科学哲学或更细的哲学问题？要在聚焦深度、局域问题和普遍问题之间找到平衡显然不易。类似地，不论是伊德对生活世界中作为物质文化的技术的多重稳定性的讨论，还是维比克最近倡导的道德化技术（moralizing technology），最大的理论困难是其思想能否对一般哲学或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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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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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进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结合的传统在法国尤盛，从马赫、迪昂到梅耶森学派的柯瓦雷再到康吉莱姆，特别是柯瓦雷对科学革命中的本体论转换的描述，后来成为库恩的历史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中，科学被视为非历史性的基于辩护的理论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哲学开始重视为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所轻视的发现的语境，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再次走向结合，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弗里德曼（M. Freedman）沿着赖辛巴哈早年的思路，在康德研究与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康德认识论中的先验框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动态发展。通过对温度测量和水分子的科学史研究，张（H.Chang）指出，科学对客观知识的获得是一个建立在认知反复（epistemic iteration）之上逐渐融贯而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主张以认知多元主义和系统实践解释科学史的复杂事件。在2007年出版的《客观性》一书中，加里森和达斯顿从眼见的认识论、客观性呈现和科学的自我等实践脉络切入，对客观性的展现历程进行了详尽分析。

在科学技术论中，典型的历史案例研究有夏平对空气泵的研究和拉图尔对巴斯德的研究。社会建构论的微观案例分析尽管有其偏颇之处，但却揭示了科学与技术的生成过程中各种能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拉图尔关于巴斯德之前没有微生物的论点既出于历史认识论，也诉诸能动者的实践网络，故其所谓的“越建构越实在”之实在所指的是与客体纠缠而整体生成之网络。在技术哲学中，贝尔纳·斯蒂格勒的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堪称杰作，该书以源于遗忘的爱比米休斯的过失为起点，最后论及信息复制时代和技术化科学带来的震撼，对技术展开了纵贯性的人类学−哲学考察。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史研究的内、外之分，而成为知识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深描，进而通过历史将过往与未来连接起来。在现当代哲学中，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欧洲科学危机》对几何学与物理学起源的考察、海德格尔对存在及科技的追问，已为溯源性的科技存在论探究确立了典范。

走进历史的深度，我们追溯到了什么？一方面，切开历史横断面，展示多向的基于复杂的异质性能动者的实践冲撞的丰富的偶然性及其多元稳定机制；另一方面，追问开端和起源，揭示其思维秩序与本体论安排背后的意识结构的意向性的历史。由此，科技不仅具有历史的景深，还成为可思者：追问科技之所思与未思、所做与未做，开显其未来之路。

「本文摘编自《科技时代的哲学问题及其实践智慧》第四章“科学审度与科技哲学的进路重整”」

本书立足于科学技术史的发展，揭示了科学技术实践中的客观性和合理性规范与社会、文化、经济、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剖析了实在观、因果性、量子纠缠与自由意志、集体意向性、非概念内容、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等问题，阐述了一种可接受的科学观；立足于日常生活转向、道德批判与个性伦理学建构三个视域，揭示了文化哲学的现实意义；从大数据、虚拟现实、人类增强技术、伦理学与文明论的角度，揭示了信息文明的内在意义。

本书试图从总体上提供一条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论的研究相融合的科学技术哲学进路，可供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参考。

编辑：宋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