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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新闻通讯的演变与创新

2020-1-14 22:59|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129| 评论: 0|原作者: 乔云霞|来自: 城市党报研究

摘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xwrCy4hYE3LIgWqNTuEAA

内容提要:新中国建立7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中国新闻事业以从未有过的姿态阔步走向世界,并且真正实现了同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接轨。新闻事业的巨大进步和历史性的变动表现于各个方面,其中报刊文体中通讯文体的变化是众所瞩目的。新闻通讯为推动政治制度的确立鼔与呼,发挥了指导与监督作用,推动了制度的完善。“大跃进”与“文革”中通讯报道假、大、空。改革开放以来通讯有四大变化:一是广泛的指导与高层监督并行;二是解释、思辨性报道增多;三是趋向多样化个性化;四是尊重人格重真情。强化自尊、自立、自强的人格,注意受众接受心理等变化。回顾历史,考察现实,总结中国通讯文体的写作经验,已经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关键词:中国 新闻通讯 演变 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中国新闻事业以从未有过的姿态阔步走向世界,并且真正实现了同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接轨。新闻事业的巨大进步和历史性的变动表现于各个方面,其中报刊文体中通讯文体的变化是众所瞩目的。使中国的通讯文体以自己的崭新的面貌面对世界,这个面貌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回顾历史,考察现实,总结中国通讯文体的写作经验,已经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01

通讯为推动政治制度

的确立鼓与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的道路,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新闻事业的定位,并据此提出新闻宣传的指导方针和工作任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①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记者以满腔热忱报道了开国大典,杨刚写了《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李庄写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通讯报道了百废待兴,部分地区的解放,赵慎应的《毛主席的队伍进入拉萨》、黄昌禄的《苦聪人有了太阳》等。

 

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讯报道了农业合作化,李顺达、耿长锁、王国藩等成为典型,报纸不间断报道他们的业绩。这些通讯反映实行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也报道了工矿企业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树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徐中尼的《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邓拓《访葡萄常》,就是其中的代表。而郭超人的《英雄登上地球之巅》《驯水记》,李峰、余辉音的《一厘钱精神》《解放军报》记者《艰苦作风 代代相传》,莎荫、范银环的《大寨之路》,袁木、范荣康的《大庆精神大庆人》,李冀、张杰与杜铁的《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王铁人》,穆青、陆拂为与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都反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把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这些通讯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与当前的政治密切相关,它直接为政治服务,因为新闻通讯所报道的典型,无不是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他们被党和政府称作榜样”“标兵,是因为他们在党的政治任务的实施过程中很好地体现了党的主张。通过典型引路,告诉人民如何来做,体现了党在这一时期所倡导的宗旨和精神,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由于长期的熏染和训练,媒体的从业人员会自觉地依据新闻事实中要求的材料构建、提炼出某种党和政府及社会所需要的精神武器。 

 

荣毅仁

 

通讯文体在新中国建立后,在发挥传统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1950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了引导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观点。新闻舆论监督是具有民主性和最能反映群众意志的监督形式。它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从深层意义来说,是要保障社会的知情权,保证公民的民主权利,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舆论监督是社会的瞭望塔、安全阀,可以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它是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的反映;也是党与政府的一种工作手段。

 

在同资产阶级的腐蚀破坏进行严厉坚决的阶级斗争运动中,《人民日报》集中报道了一大批重大典型事件。揭露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以及二人的贪污行为;《人民日报》报道了上海奸商为牟取暴力,丧心病狂地用破旧棉絮充作药棉、暗害志愿军伤病员的事件。揭发湖南安化县五区村干部曹春生强迫群众捕蝗,遭到反对后,召开群众大会,命人将两个提意见的村民当场打死,并宣布死者家属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的恶性事件。揭露上海华东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打击报复学生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揭露山东仓山县为完成省农林厅对棉田去伪去杂的指示任务,在棉花结桃即将丰收之际,强迫群众拔棉490多亩,造成巨大损失的典型事件等。对这些为国家和群众带来损失,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揭露,起到了教育干部,团结群众的作用。

 

1954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社论的重视,到19567月《人民日报》摈弃苏联《真理报》模式,实施以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跃空气为主旨的改版,都体现了党报更好地指导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这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惜后来受到了极错误影响,发生了大跃进中虚假浮夸的新闻现象和文革中假、大、空的新闻泛滥,极大地损害了新闻的指导性及党报在国内外的声誉。

 

02

大跃进文革

通讯报道假、大、空

1957年全国掀起反右派运动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被定为资产阶级方向,许多新闻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使新闻舆论监督受到压制。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势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业界头脑发热,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在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等新闻通讯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不管客观实际随意造假。大寨本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可是文革中,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新闻通讯报道罔顾事实,为政治宣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中留给我们的是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

 

03

改革开放以来通讯有四大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生活的变化,文化的繁荣,中国新闻事业以从未有过的姿态阔步走向世界,并且真正实现了同世界新闻传播事业发展接轨。新闻事业的巨大进步和历史性的变动表现于各个方面,其中报刊文体中通讯文体的变化是众所瞩目的。

 

广泛的指导与高层监督并行

 

首先体现于对指导的广泛理解上。不是指导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指导的责任和范围。计划经济时期,新闻的指导性,多是从政治上的指导,极少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深层与细部。新时期经济改革要求通讯报道要反映党的方针政策,企业改革是件大事。一批企业家在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步鑫生、马胜利这一代人用勇气和实践,在计划经济的铁壁上硬生生炸开一个又一个缺口。有他们在前,才有后面的这些企业家们。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前身是红星服装厂,步鑫生1980年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他上任之后启动了在车间实行联产计酬制一系列经营改革;其次是抓质量,你砸我的牌子,我砸你的饭碗,做坏一件衬衫要赔两件。是年11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报道,并以编者按的方式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当时,时髦的概括是打破大锅饭。步鑫生登人民日报次数仅次于雷锋,他成为了当时的明星企业家。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是全国第一个个人组阁承包国营企业的改革者。1984年马胜利承包后引起各种议论,记者高峰深入工厂、车间采访一个多月对马胜利有了较全面了解,先写了《马胜利的用人之道》,后写了《马胜利的三十六计》,在河北日报发表,之后多家报刊跟上。

 

 

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关注。对经济生活也有了关注:《菜价追踪》《一个青年个体户说,我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等;关注政治生活:《总书记晤见小和尚》《部长: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等;关注日常生活:《怎样看待我们手里的这些钱?》《究竟谁美谁丑》等报道。新闻通讯关注现代化进程,既报道搞活国有企业:《十家国企采访记》《由邯钢经验引出的话题》等,也报道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当代藏族青年婚嫁一瞥》《访厕所》等。

 

其次,加强新闻通讯的监督作用,又发挥了新闻通讯服务功能。我们的新闻媒体,不仅要对党、对政府负责,也必须对人民负责,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代人民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力,改革开放以来新闻通讯文体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以揭露问题赢得声誉的。1980年,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饭庄吃饭未付全款,菜价为124.92元,而他只付了19.52元。10月青年厨师陈爱武写信给《中国青年报》揭发,副总编钟沛璋,派李鹏图、马北北采访,《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了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并配以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通讯当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及多家报纸转载,王磊补上了差价,作了检查,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从第七届中国新闻奖获奖通讯《干部嫌贫爱富最伤老百姓的心》《献礼工程令人忧》可见一般。贪污腐化,行贿受贿,行业不正之风,营私舞弊,知法犯,公路三乱,走私制假,卖淫嫖娼等都曾被重点报道。舆论监督是政治的防腐剂,道德的审判台,社会关系的调解器。拓宽与强化舆论监督,就会促使民主风气的形成,使社会充满活力,舆论监督已经是新闻通讯不可轻视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讯的指导与监督作用,还表现在对热点问题的引导。对社会热点问题,我们新闻界不能回避它、无视它,只能承认它、正视它,探索其解决的方法和途径,正确进行舆论引导。一个时期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关心克隆羊”“克隆人的问题,新华社驻伦敦的记者就写了《引人注目的小羊多利》,以亲身见闻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克隆羊”——“多利。通讯借科学家威尔莫特的话,介绍无性繁殖的意义:我们研究这一技术目的是培养大量优良的家畜,提供某些药物原料和能被人体接受的移植器官,并为医学实验提供更多合适的动物等。通讯没有像某些外国媒体那样夸大渲染克隆人,而是正确地引导舆论。新闻通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意选择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热点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报道。如《西部贫困探源》《关于物价的通讯》《再就业的呼唤》等,即对脱贫致富、平抑物价、下岗再就业等热点问题的报道。热点问题报道是新时期新闻通讯报道的重点,因为它可以较透彻反映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深受群众欢迎。

 

解释、思辨性报道增多

 

所谓解释性报道”“思辨报道,用美国报人罗斯科·德拉蒙德的话来说,即把今天的事件置于昨天的背景之下,从而揭示出它对明天的含义。”④它与一般新闻所不同的是,不但要回答发生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怎么办。它要追根求源,弄清是非及来龙去脉,由受众指点迷津;它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的纵横考察中揭示本质.预测未来。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拨乱反正,清理旧思想、旧观念,宣传新政策、新法规任务繁重。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领域、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以及纷繁复杂的问题。解决新问题、支持新事物都成为通讯写作的最好题材。特别是在引导思想转变上,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和进程。关于租赁企业,究竟姓还是姓的通讯《关广梅现象》,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收到群众来信上千封,并引起政府决策部门、研究部门的关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再有,获第九届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通讯《贫困乡的出路在哪里?》,生动、具体、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索了脱贫致富之路,通讯分析了贫困的原因,既是经济的贫困、文化的贫困,也是意识的贫困、创造力的贫困,而归根结底是人的贫困。从中得出,治穷必须从思想观念到体制双管齐下。这样具有理论思辨性的通讯,发人深思,具有久远的意义。

 

邯郸钢铁总厂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大力挖潜增效的经验,新闻界广泛做了报道,并在全国推广。《邯郸日报》从1992年就报道邯钢,1995年抓住全国学邯钢经验的有利时机,推出了深入学习邯钢经验深度报道系列通讯9篇《邯钢人的发展观》《倒天地宽》《牵牛”“鞭牛话管理》《机制关兴衰》《自力才能更生》《邯钢人的职工主人观》《企业家的十人素质效应》《近水楼台理应先得月》《邯钢经验在拓展》。这组报道抓住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社会舆论的热点、经济生活中的难点深入开掘。以《邯钢人的发展观》为例可见其深度。它用大量事实说明邯钢从六五八五期间,步步登高,现已迈入全国11个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行列,九五又谋更大发展。讲邯钢的惊人发展,是把它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和全国学邯钢的全局上,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潜在价值。最后议论点题:谋求发展,要善于捕捉机遇谋求发展,要靠自己的胆识,自己的智慧,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路子这样对事变进行理性思索,使新闻通讯从表面走向深层,有了深度。这组报道获第十二届河北新闻奖特等奖。

 

趋向多样化个性化

 

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通讯,一般不强调个性,追求的是其风格党报面孔。这与建国以前许多记者追求自己的风格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提倡培养名记者、名编辑,使通讯文体有可能讲究个性,形成风格。这里的个性风格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情况:

 

不同的报刊逐渐形成了自己通讯的不同风格。这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报刊风格不同;以不同年龄为读者对象的报刊有不同的需要;更表现在许多同类的报刊也办出了自己的个性。办报办得没有个性,显然已成为一句带有批评意见的话。1996年徐虎赴京报告,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中央级的几家新闻单位的通讯题目分别为:

新华社:《在平凡岗位上温暖千万家》;

《人民日报》:《徐虎:出色的职工,真正的好人》

《工人日报》:《普通劳动者的榜样——徐虎》;

《光明日报》:《徐虎和他的报传箱》

《经济日报》:《走近徐虎》;

《中国青年报》:《无悔的承诺》;

 

显然《人民日报》是较全面地报道了模范人物的各方面,归纳他的模范事迹,目的是树立工人的榜样。《工人日报》更从立足实际,立足自我,做好工人的角度出发。而《中国青年报》重点强调引导青年人选择人生道路。角度的选择是文体成熟的表现,更是报道风格的表现。

 

徐虎

 

不同的记者,文笔不同。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走过来的记者会记得,那时候是忽视通讯写作个性的。或者说并不把追求个性作为高的奋斗目标。只有较少数的记者有能力,也思想明确地执着追求个性。如魏巍的通讯诗情洋溢,黄宗英的通讯深入细腻,而穆青的通讯是用历史的责任感和对人民的热忱来写作,总是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他们让我们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时代、一个世界。当今的记者当然也有使命感,但更追求自己通讯的特色和个性。他们或喜好细节纪实;或喜好边叙述边议论,或喜好鼓动热情,或喜好针砭批评。

 

记者的这一变化,归根结蒂是时代造就的。最为现成的例子是穆青在1966年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部是正面描写人物的精神风貌。诸如不怕吃苦,造福人民,与群众心连心,做好带头人,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等,事迹突出而感人。但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穆青最大的改变是增加了尖锐、泼辣的风格。他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虽然写了植棉模范吴吉昌为科学实验而奋斗的精神,但是用了很多笔墨写四人帮对吴吉昌的迫害。吴吉昌对事业的执着为正主题,同四人帮斗争为副主题,注意挖掘人物精神世界的新追求。在这篇通讯以前发表的通讯《棒打不回头的种田模范吴吉昌》显然讲技术过多。同样他后来写的《一篇没有写完的报告》《历史的审判》也充满了辣味。当然穆青并不专写辣味,如他的《抢财神》,写了农村思想观念的新变化,把农业技术人员当作财神,充满喜气,也有时代意义。

 

第三,选择不同写作对象,也就同时选择了通讯文体的风格。这也是通讯文体走向个性化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只要不是有意地避免文笔个性,在写作时总会大致体现出来。如以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比起以农民为对象的通讯,前者语言风格总要写得典雅一些.后者朴实一些。这才合于自然的情理。

 

尊重人格重真情

 

经历过八股时代的人大概谁也不会忘记,那时候的通讯(文艺更不必说)只要写模范、记典型人物,必然追求高大全。世界上活着的人,不会有谁是没有缺点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曾说过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依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依据。”⑥鲁滨孙的话表达了重视普通人,也应该包含有重视英雄的普通的一面。从这一个意义上认识过去的历史,我们当然会发现通讯曾经推出了一批英雄模范和典型:王崇伦、孟泰、郝建秀、焦裕禄,雷锋;穷棒子社、铁姑娘队、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油田、大寨大队。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奋不顾身的;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且不说这些通讯中是否也有回避矛盾、回避实际问题的倾向,只说铺天盖地的许多报道典型人物和事件的通讯,多数仅仅追求完美无缺、高不可攀,就令人望而生畏。英雄、模范本人有许多是货真价实的,但写得不食人间烟火,也使人不可信;写英雄是为了让人学习的,但是如果人物可信而不可爱,或者不可爱也不可信,那就减弱了宣传效果。这样说,似乎是杞人忧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然知道,多数人是不怀疑印在报上的文字有什么不好的,不仅不怀疑,还心悦诚服地认定字字都是真实的。这恐怕是与那个造神时代、个人崇拜时代的整体文化气氛有关。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典型通讯,特别是人物通讯至少注意了以下两方面: 

 

  报道英雄的事迹注意写出英雄或模范事迹的内在逻辑,写他们做了什么,也写他们为什么做的。试想文革前的许多优秀通讯其实是很重视这一内在逻辑的表现的。如写大庆油田的王进喜为什么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有几方面的动机,他不满的是外国人拿洋油卡我们,再有自己是一个石油工人,眼睁睁看着国家贫油,有一种职业的责任感和发自内心的自责,这就把王进喜写活了。新时期的通讯报道强调最多的是专业素质、做好本职工作,以及合理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传统的典型报道多为号召别人做好事,服务社会,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则强调做好本职工作,实现个人价值。一个社会如果只能依靠号召别人做好事来解决各种社会生活问题,那么基本的价值取向就只能在两极选择,或作专门利人的人,或等着别人来为自己服务而毫无愧色。对于许多人来说,做到前者太困难,到有可能去甘当后者,结果造成价值取向的混乱。而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公众定位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上,从本职工作做起。新时期的优秀通讯,如写徐虎、李素丽也写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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