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十大传媒伦理问题

2019年，《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出台、《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修订发布，显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道德及传媒职业道德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从年初的《甘柴劣火》引发“洗稿”讨论到岁末对《南方周末》“不寒而栗的爱情”报道的争议，2019年传媒伦理热点事件频出、引发热烈讨论。正说明我国传媒环境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新技术、新主体、新实践带来了诸多传媒伦理新问题，因此亟需深入研讨，促成共识，型塑规范。

2018年传媒伦理基本特点

第一，从国家层面推进道德建设，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次修订发布，相关措施不断出台。

第二，转型中的专业媒体既有像徐勇那样坚守阵地、履职尽责，体现主流模范力量的标志性人物；突破道德界限、挑战伦理底线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引发专业人士“能让我尊重的新闻媒体已经不多了”、“机构媒体的堕落与溃败”等严厉批评。

第三，传媒伦理主体多样化，权责尚未明晰，鱼龙混杂，争议频发，特别是政务新媒体功能越位、个别自媒体利用批评报道敲诈企业等问题受到关注。

第四，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使“真实”与“虚假”的界限更易模糊，越来越多的人类判断与决策让渡给算法，技术对人的操控不断增强，由此带来的伦理风险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2019年度传媒伦理争议问题10大案例

（一）《甘柴劣火》再引“洗稿”之辩

【事件】1月11日，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发布的《甘柴劣火》一文，遭财新传媒记者王和岩质疑：“作为爆款文章可以根本不用采访，不花任何成本，不冒任何风险，利用付费阅读壁垒，就可以攒吧攒吧炮制出爆款来。”王和岩的批评引起不少媒体同行的声援，指责“呦呦鹿鸣”涉嫌“洗稿”。腾讯微信随即撤销了《甘柴劣火》的原创标记以及“呦呦鹿鸣”公众号的原创标记和打赏功能。

对此，《甘柴劣火》作者、“呦呦鹿鸣”公号负责人黄志杰声明说，超过一万字的《甘柴劣火》是呦呦鹿鸣独创的、原创的，呦呦鹿鸣也是一个真正的原创公众号。

【点评】所谓“洗稿”，就是以更换一定的表达方式（句式、词汇、结构等）来将他人（一件或多件）新闻作品的内容（事实或观点）变成自己作品的行为。但是洗稿作品与他人作品的主题、观点以及总体内容则高度相似。针对《甘柴劣火》一文，“小强传播”通过万方相似性检测，可以初步认定《甘柴劣火》存在洗稿式抄袭和版权侵权。“山寨发布会”采取“信息块”比对方式，认为《甘柴劣火》前五小节主要出自财新的报道。《甘柴劣火》遭遇财新传媒及诸多媒体人的“洗稿”讨伐，不为无据。

由于“洗稿”是以变换表达方式来规避侵权的行为，很难从法律层面进行惩处。因此，以写作为业的传媒人对“洗稿”同仇敌忾，不难理解。围绕《甘柴劣火》的讨论，对达成“洗稿”标准共识，规范平台媒体管理制度，加强传媒伦理的约束力无疑有积极意义。

但是，对于《甘柴劣火》这一案例，许多讨论者也注意到版权保护与鼓励有价值的内容生产的平衡问题，他们特别指出，由于自媒体没有新闻采访与发布权，“呦呦鹿鸣”等选择整合新闻的操作方式展开具有公共价值的讨论，不宜苛责。

在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鼓励优质内容的生产，规范言论的合理表达，推动公共信息的传播，亟待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思文、陈绚的意见值得重视：要给予合理使用制度以适当的司法解释，首先要为权利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讨论“呦呦鹿鸣”是采用了“洗稿”方式还是其本为独创性综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其对开启民智还是有好处的。在中国目前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下，更需要讨论的可能是该如何给合理使用制度一个较好的使用环境，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

（二）百度为“百家号”引流凸显搜索引擎“隐形霸权”

【事件】1月22日，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发表方可成的文章《搜索引擎百度已死》指出，近半年来通过百度搜索的结果，第一页基本有一半以上会指向百度自家产品，尤其频繁出现的是“百家号”。“百家号”内容包罗万象，质量堪忧。

次日百度官方进行回应表示：目前百度搜索结果中，百家号内容全站占比小于10%。

鉴于百度以“全站占比”回应“第一页搜索结果”的指责，上观新闻使用12520个搜索热词在百度搜索上进行了测试，返回结果显示，50.3%关键词在第一页有一半以上的结果指向了百度自家的网站，这其中有59.3%指向百家号。

魏武挥认为，在此事件中，百度扮演了流量分配者的角色，操控了人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同时也从流量分配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应该对导流内容承担“主体责任”，加强审核。

【点评】百度给自家产品引流，似乎并不违反商业伦理——就像一家百货商场，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放在醒目位置吸引顾客购买，不是很平常的事？然而，搜索引擎的作用决不同于百货商场。就像杜骏飞所说：“搜索引擎作为目前互联网应用极其广泛的应用工具和信息平台，它其实已经承担了新闻媒体和公共信息检索平台的功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媒体，甚至从功能和效用上看，比媒体更媒体，从客户端的体验来说，被认定为超级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媒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的应用属性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且牵涉到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在搜索引擎形塑了用户的信息接收秩序的今天，新闻内容的重要程度被呈现的“位置”所取代，“真相”被“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重新定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家搜索引擎的百度需要着眼于公众的知情权、接近权，以公平、公正、开放的伦理标准设计其算法原则。

百度为百家号引流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正视搜索引擎“隐形霸权”，研讨确立搜索引擎伦理已是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寒门状元之死”显现煽情主义传播危害

【事件】1月29日，“咪蒙”旗下微信公众号“才华有限青年”推送的《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关注。文章讲述了一位出身贫寒却努力上进的高考“状元”，坚持道德原则在生活中却屡屡受挫，最终因病早逝的故事。文章使用了纪实的笔法，并在文末声明为了保护隐私，隐去了主人公真实的学校、姓名等。

“寒门状元”故事的真实性，很快遭到网友们的质疑。对此，“侠客岛”微博评论说，“你的焦虑倒成了他人的生意经。这种虚假故事熬出的‘毒鸡汤’营销是不是情感欺诈？”

2月1日，“咪蒙”团队发布道歉信，2月21日，“咪蒙”及“才华有限青年”微信公众号及各大媒体平台账号注销。

【点评】“咪蒙”的文章一向因其亦真亦假的“事实”、亦正亦偏的极端化价值观受到诟病。虽然如此，却不能否认咪蒙是数字媒体时代的“流量明星”，而是否有足够多的流量，则是数字媒体经济是否成功、能否变现的关键。他们制造流量“爆款”的方法，最根本的就是迎合受众，煽情传播。

煽情主义以激发读者的感官刺激和情感唤起为目的，被视为“以诚实、准确、公正为准则的传统新闻的道德滑坡和价值体系崩塌”。正如澎湃新闻评论所说，“咪蒙”系的写作往往事先揣度读者的心态和情绪，再炮制出相应的情绪填充物，所有的情绪、构思、表达乃至想传达的意思，都缺乏最基本的诚实，它们或夸大、或杜撰、或断章取义、或哗众取宠。

“咪蒙”关闭了，但我们看到，数字媒体世界煽情主义传播风头未减，甚至由于网络大V乃至专业媒体以这种方法迅速蹿红，更受追捧。

（四）上海少年跳桥事件的自杀报道乱象

【事件】4月17日，上海卢浦大桥上发生一起跳桥自杀事件。据调查，跳桥者为一名17岁在校高二男生，经120确认当场死亡。

很快，事件现场视频就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大量专业媒体、自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同时转发了这段视频，为让读者看得更加清楚，有些还截取片段做了动图展示。

在批评和提醒的声音下，部分媒体删除了相关报道及视频，但直到本文写作时在网上搜索，不少媒体报道及跳桥自杀视频仍大量存在。

【点评】此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组织了一期讨论，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说：她正好和她的孩子处于一种略带冷战感的状态。她看到十七岁少年的跳桥视频，一开始并没有怎么当回事。然后，她的孩子拿着手机过来，让她看这个视频。她说了一句看过了，还是没太放心上。但当她抬头看了一眼小孩，从眼神中似乎读出了什么，那一瞬间，整个背寒毛倒竖了起来。受邀参加节目讨论的魏武挥说：“我理解她那个刹那的恐惧。”

对于自杀事件，国际媒体大都遵行一条通则：一般不要报道自杀事件，绝不能渲染式地报道自杀事件。因为研究表明：媒体报道自杀会导致现实自杀行为的增加。与自杀行为相关的图片会被易感的读者在处于个人危机等负性情况下激活，并可能促发他们的自杀行为。

除了对“维特效应”的警惕，报道自杀行为时还需注意保护当事人家属的隐私，并避免对他们的再次伤害。但是，众多专业媒体、自媒体并没有做到这些，他们试图还原少年跳桥之前与母亲的冲突，甚至连母子间的对话都“报道”出来。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感的媒体，被有些读者斥为“吃人血馒头”，并不为过。

除了相关媒体报道的乱象，可能还需要追问：当时场景的视频从哪里流出来的？恐怕这已不属于传媒伦理问题，但是任何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都应该受到追究。

（五）刘强东案中的“利益集团式新闻”

【事件】2019年4月，指控刘强东性侵的女生刘某在美国正式对刘强东提起民事诉讼，并索赔5万美元。

4月22日，此前从未发过微博的用户“@明州事记”发布了两则视频，并配文字“刘强东明州案晚宴视频曝光，女方未醉酒主动跟随”；“仙人跳实锤？明州案公寓视频曝光女方举止亲密主动邀请刘强东进入”。这些来源不明、未经查证的视频直接成为许多专业媒体报道的内容。《南方都市报》更于4月23日晚发表《网传刘强东“明州案”公寓监控！匿名录音曝光女生向律师索要钱财》，报道说“此前南都记者收到匿名邮件称，有刘强东代理律师和女方当事人的谈判录音”。《南方都市报》发布并翻译了这段录音。

【点评】对于相关报道，特别是《南方都市报》放出一段匿名消息源提供的音频一事，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后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修读博士学位的方可成发表文章批评说：“如果说把不知名小号放出来的视频未经验证就进行转发是机构媒体的堕落的话，那么作为曾经中国最好报纸之一的某报，直接放出未经验证的录音，那真是low得底线都已经完全没了。”

数字媒体实现了“人人都有麦克风”，因此，“@明州事记”可以匿名方式发布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信息。在美国学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看来，这种报道可以称为“利益集团式新闻”——他们制造新闻的目的不是传播信息，而是控制新闻流程，影响舆论。对于专业媒体而言，涉入此类报道的基本原则就是“新闻必须全面而均衡”，为公众呈现一幅公正而全面的新闻画面。但是包括《南方都市报》在内的众多专业媒体却像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一样，“不知真假、不知是否完整、没有当事人的回应”，就把“自媒体”内容原样发布，“一家重要媒体就这样把自己完全当成了某一方的传声筒”。

针对当前大变革中的专业媒体，有学者指出，在市场化初期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曾经支撑了中国新闻业者对于专业性的追求，也带来业者的“从容”，然而数字化对于媒体市场利润的冲击则摧毁了这种“从容”，商业上的焦虑已经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支配性情感经验。毫无底线的操作频生，专业媒体的商业焦虑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低俗文章推送凸显“新把关人”问题

【事件】6月6日，演员林志玲在微博宣布与日本艺人AKIRA的婚讯。6月8日18点左右，新浪财经推送了一篇自媒体“商业锐眼评论”的文章《为什么说林志玲结婚是一次失败的IPO》。手机推送消息页面显示一段文字：

林志玲结婚了。一个凭借着一副嗲声奶腔让无数亚洲男人幻想且下体肿胀的44岁女人，终于结婚了。且不说她老公看起来有一点猥琐，仅从名不见经传上考虑成本和收益，林志玲的这个婚姻……

该文将林志玲比作一个创业项目，因为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所以“这个婚姻绝对是一次失败的IPO”。文章低俗不堪，引起网友的声讨。

新浪财经迅速删除了文章，并在当天22点多发布道歉声明。

【点评】“蹭热点”是提高网络传播流量的常见手段，“商业锐眼评论”作者深谙此道，而新浪财经编辑之所以选择推送这条文章，应该也是判断这篇“蹭热点”的文章能够为网站带来极高流量，哪怕它的价值观之扭曲、格调之低俗一目了然。

“把关人”决定着一起潜在的新闻事件是通过关口成为新闻，还是依然停留在不为大众所知的事件。新媒体环境下，新的把关主体大量出现，他们决定了把关的内容、对象、关系、机制和效果。这些新的“把关主体”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甚至是否有基本的媒介素养，也存疑。本案例中新浪财经发布的道歉信，第一次版本语句不通，意思完全弄反了。8月12日，腾讯视频发送一则“山东省应急厅消息：台风利奇马已致全省人死亡，7人失踪”的推送，成为笑料。看得见的，是“新把关人”的低级推送失误，由此类推，必然还有更多看不到的，是对优质内容毫无理由的拦截。

李普曼认为媒体建构的“虚拟现实”决定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这些“新把关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不应小觑。

（七）暗访按摩店不雅画面及不当暗访

【事件】7月27日，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节目中，播出一条暗访涉黄按摩店的报道，其中暗访者的下体部位竟然直接暴露在电视画面上。

网络上出现大量对该视频画面的转发、批评。7月29日，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道歉。

【点评】正如四川电视台道歉信中所说，审核把关不严，的确是造成这一播出事故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从传媒伦理角度，此事还有更重要的可议之处。

在道歉信中，四川电视台表示，“尽管我们的初衷是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这里，恐怕是对什么叫“舆论监督”有一点误解。舆论监督一词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新闻学术界提出，被党的文件、相关法规采纳，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和宣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具有党和政府领导、管制职能的延伸的特点，其核心是针对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批评。这种报道题材的选择，真的够得上舆论监督吗？一些媒体同行对此也“不敢恭维”，因为报道中的“人物对话、场景选择、字幕显示，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样的表现形式，难免不让人觉得，制作这则新闻到底是获取按摩店及其周边的真实信息，还是为了博眼球、抢流量？”

这条新闻采取了暗访的报道方式。对于暗访，新闻学术界一向提倡尽量避免使用，谨慎行事；而新闻实践者则从转型社会特殊语境出发，更倾向于支持暗访报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隐性采访中的一些原则没有共识，比如，不能采取诱导式采访，在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暗访中不能进行“体验式采访”、“参与式报道”等。尽管四川电视台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视频中暗访的是“线人”，但也无法撇清不当使用隐性报道方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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