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论到本体论： 彼得斯《奇云》中的“媒介道说”

约翰•杜汉姆•彼得斯（J.D. Peters）的《奇云：元素媒介哲学导论》（下文称《奇云》）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的《细菌、枪炮与钢铁》和历史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这两本书一样，《奇云》内容横跨自然与文明、远古与现代、新石器和新媒体、星空、大气、陆地、海洋、人类与非人类、人体与机器……涉及人类学、动物学、神学、天文学、技术史、文化史、哲学和文学等数十个学科。彼得斯自称此无所不包的书写方法为“哲学人类学”，正如詹姆斯•凯瑞评论麦克卢汉的作品，“它无法被归于任何已有的图书类别，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体裁（genre）”，戴蒙德、赫拉利和彼得斯似乎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裁。

彼得斯是传播研究领域的“稀有动物”，我们已经从他的名著《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领略到他的魅力——博学通才、文风典雅、语言精练、隽永悠远。《对空言说》回溯了“什么是传播/交流，及其是否可能？”（传播的认识论问题）这一问题，在这本他“带着恐惧与战栗”写就的《奇云》中，同样奇招迭出，雄心勃勃，试图对“什么是技术、什么是媒介，甚至什么是自然与文化？”（媒介的本体论问题）做一个波澜壮阔的重新思考和综合，最终提出了一种“元素型哲学”。

在《奇云》的“绪论”中，彼得斯开宗明义地提到：

有鉴于此，重新审视媒介和自然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不无裨益。在本书中，我提出了一种“元素性媒介哲学”，并特别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数字媒介时代。这些“元素型媒介”（elemental media）在我们的惯习和栖居之地中处于基础地位，然而我们却对它们的这种基础地位不以为然。（第1页）

在这一独特视角和勃勃雄心的引导下，传播学者彼得斯又向我们奉献了一部“无法被简单归入传播学类”的奇书。鉴于其广度，《奇云》中的媒介哲学远非一篇文章可以涵盖，本文评析了彼得斯在《奇云》中的“元素型媒介哲学”的主要观点、生态传统和书写方法，并分析了他的媒介哲学与中国道家思想在媒介本体论上的相似性。

要理解《奇云》的媒介哲学，我们先要理解彼得斯在书中重新定义的两个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媒介和技术。它与我们理解全书的核心概念“元素型媒介”（书中类似的说法还包括后勤型媒介、基础设施性媒介）密切相关。彼得斯指出，media/medium一词的含义“与一盘意大利面（spaghetti）一样模糊不清”，今天在媒介研究领域，“媒介”通常被明确地定义为媒体机构、受众和节目（例如迪斯尼、BBC或谷歌）。

但实际上，“我们在进入19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到‘媒介’（media）一词时的意思常常是用它来指各种自然元素，如水、火、气和土”。彼得斯将媒介视为“任何处于中间位置的因素”（In Medias Res）。媒介不仅是“表征性货物”（symbolic freight）的承运者（carriers），而且也是一种容器或环境，是人类存在的塑造者（crafters）；它们不仅是关于这个世界之物，它们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因此他别出心裁地将坟墓、人体、海洋、船舶、天空、火、日历、高塔、时钟、钟、方位、零、直角和谷歌等都视为“元素型媒介”。

在彼得斯看来，“媒介”这一概念是两栖的，它时而属于有机物（organism），时而属于人造物（artifact）。“如果我们将各种生物的身体视为一种装置和一种界面——换句话说，视之为一种媒介——那么动物学就是供我们进行比较性媒介研究的一本展开着的大书”。彼得斯的这一视角显然是麦克卢汉式的。麦氏笔下最知名的“媒介”是电灯光。他认为报纸有内容而电灯光没内容，但后者却也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电灯光是一个没有讯息的媒介，它的出现本身就创造了一个新环境”。它能照亮黑暗，从而形塑和控制了人与人互动的规模和形式。但麦克卢汉关注的是技术形成的自然环境，而彼得斯则呼吁我们关注自然环境中的技术性。

彼得斯赋予独特意义的另一个词是“技术”（书中先后出现了technologies，techniques、technik、technics和technē五个词）。在19世纪的英语中，technology，正如其后缀（-ology）所示，指“关于机械艺术的研究”，而非它后来所指的“一套完整的技术设备或技术系统”。Techniques指各种技术实践，包括craft（工艺）或skill（技能），例如，彼得斯认为语言是technique，而文字是technology。

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使用德语词technik，同时指技术设备或技术系统（technologies）和技术实践（techniques）。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索斯谈•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指出，现代经济和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机器技术”（the machine technology），这个表述的内涵相当于德语词technik。而在英语中，刘易斯•芒福德的经典名著《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就用technics来对译德语词technik，随后technics一词在英语世界中流行起来。technē则指技术和艺术的混合物。在《奇云》中，彼得斯是在technik/technics意义上，即“技术工具”和“技术实践”两种意义上来谈论媒介技术的。他指出，作为人工物种的一种，技术对我们人类的“存在”同时具有揭示作用和替代作用。

不难看出，彼得斯所遵循的媒介研究的“技术性传统”（埃里胡•卡茨），是美国人如刘易斯•芒福德、詹姆斯•凯瑞，加拿大人如哈罗德•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法国人如古尔汉以及布鲁诺•拉图尔，德国人如马丁•海德格尔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书写的传统。这些人并非都将“媒介”作为他们论著的核心主题，不太分析媒介“文本”和访谈媒介“受众”，也不去考察媒介的政治经济特征。他们更多地是将媒介视为文明甚至是存在（being）的历史性构成性因素（constitutive elements），视（媒介）技术为文化和社会所采取的战略（strategies）和策略（tactics），为人、物、动物以及数据借以来实现其时空存在的各种装置和器物。

由此，与以上这些前人一样，彼得斯遭到了一些批评，如有人认为，他将媒介（技术）定义得过于宽泛以至于使它丧失了价值。对此彼得斯的回答是，在数字革命推动下，媒介已经遍在如自然环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媒介定义来匹配这一现实。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它必须与时俱进”。

《奇云》全书渗透着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deep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媒介研究早有关注环境的传统，其中最有环境意识的学者应该是哈罗德•英尼斯。英尼斯将众多经济学概念如“垄断”、“均衡”和“偏向”等引入媒介研究中，也研究了诸如言语、书写、粘土、纸莎草和印刷等，通过研究古代媒介来揭示现代媒介的影响，这相当于“将人类历史当作考察我们现代困境的实验室”。

但英尼斯对媒介的关注起源于他对环境的关注。他出版的几本加拿大经济史经典，如《加拿大的毛皮贸易》（1930年）、《定居地和矿业边疆》（1936）和《鳕鱼业》（1940），都带有清晰的加拿大环境印记，展示出加拿大如何从事鳕鱼、海狸、木材、农产品（特别是小麦）和矿物等大宗商品贸易（staple economy），因而与欧洲形成依赖关系的。英尼斯甚至将海狸视为媒介研究的当然对象，并认为海狸生态学最终决定了加拿大的国家历史以及它与英法，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其他作者如刘易斯•芒福德、汉娜•阿伦特、马歇尔•麦克卢汉、保罗•维里利奥、费利克斯•瓜塔里等都关注过环境。

但总体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传播学研究还没有培养出一种“深层生态意识”。在西方主流传播话语中，“自然”不仅被严重边缘化了，而且它根本“不存在”。人类话语已经从“人类与非人类”窄化为“人类与人类”。非人类生命，包括动物和植物都被剥夺了权利，被定义为愚蠢的畜生或无意识的植物。有学者很早就呼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传播学学科的探究范围呈指数级扩大，远远超出其‘（人类）语言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的起源，现在也许是时候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将传播等同于人际传播的时候了”。但虽然如此，美国传播学者中很少有可见的行动。

彼得斯说他在《奇云》中关注环境有两个原因，其一（他说这也是“最糟糕的”原因）是因为当今关注环境在许多领域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他说自己“没有接受严格的跨学科训练就冒险赶时髦讨论环境，心里不免有些慌张和痛苦”。这里他显然是在寓庄于谐。《奇云》关注环境其实是普遍“人类世”（Anthropocene）生态意识在传播学领域中的反映。“人类世”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尤金•斯托莫（Eugene Stoermer）创造；2000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和斯托莫正式提出，受到学者高度评价并引发热议，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时刻，堪比哥白尼地心说的提出，将极大改变世人对事物的认知”。

“人类世”的意涵是多重的。它首先是地质事件，意味着地球、生命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拐点，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环境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其行为已经导致整个地球环境濒临崩溃，这将改变人类认知自我的传统时空观；其次，人类世是政治事件，意味着地缘政治新时期的到来；再次，人类世是文化事件，它里程碑式地将人类列为全球地质发展的实施者。面对人类世挑战，除了科学研究、理性判断，我们也应当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为环境发声，为地球负责。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断加重，各国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记者和活动家等都已经开始从各自领域阐述人类世，“形成了人类世多种叙事的交织”，表现出他们对人类世现状的焦虑、思考和拷问。

人类世与媒介的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媒介如何呈现人类世，如媒体如何报道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等议题上，还体现在我们要深刻透视新媒体技术本身对人类世的影响上。例如，“如果没有一定的能量消耗，就无法进行信息传递”。信息与传播技术看似清洁、轻盈，但电子设备的生产和使用（如充电）都会产生碳排放和电子垃圾，谷歌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大型服务器需要消耗大量电能，轻松方便的电子商务只是将自己的碳排放转嫁给排放巨大的物流公司。彼得斯引用社会学家诺伯特•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观点指出，“文明”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用以控制心理、社会和生物资源的机制，如何处理人类与自我、社会以及与环境之间的紧张，是人类至今都面临着的挑战。对这一挑战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应对方案。“伊利亚斯将文明视为我们面临的巨大麻烦和任务，它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各种管理人类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实践，既脆弱不堪，又渗透权力。对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

另一方面，彼得斯的《奇云》同时也是顺着美国超验主义者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路子“自然而然地”关注自然。他论证道，将某物视为“自然而然的”（或曰“自然化”，naturalization）长期被视为知识人绝对不能犯的重罪，批判主义者对其特别不能容忍，因为这会加强现有的权力结构。但彼得斯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自然”这一概念。他指出，超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都不害怕以丰富而复杂的方式谈论自然；如果我们要让媒介研究具有环境意识，最关键的就是要克服一直存在的对“谈论自然”的禁止。“自然”应该是人文主义研究的核心。“如果我们人文学者抛弃自然，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将太多好东西白白送给自然科学家了”。

如果说《对空言说》关注的是现代社会不同主体性在communication中遭遇的“沟壑”和两难，《奇云》关注的则是communication中存在于主客体之间的“桥梁”。彼得斯显然从信息论角度来看待“意义”，主张采取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后人类主义”媒介研究视角。他指出：“传播理论不应该害怕偏离人类的尺度。一个未经检验的人文主义可能会阻碍理论想象……自然主义能给我们人文主义已经做过的一切，也能让我们在运行有序的万事万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又不会让我们充满傲慢和自满”。

一如《对空言说》，《奇云》也展现出彼得斯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尽管他也说“在撰写此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和能力的有限”。“我写这本书是要进行一个试验，看看凭我一人之力能否对人类的整个境况投入一瞥。这一试验的效果如何最终需要读者来判断，但至少我自己觉得答案是否定的——一人之力不可能做到”。

他如此说既是谦虚也是事实——在今天大数据时代，企图以一人之力对海量数据投入哪怕是最短暂的一瞥也是自不量力的。但彼得斯如培根笔下的蜜蜂，“无花不采，吮英咀华，滋味遍尝，取精用宏”，他一直善用“本雅明式历史勾连法”来论证其观点，“哲学家的工作就是为达到某一具体目的而集中调用其所有记忆”（维特根斯坦）。该方法主张，对丰富的经验细节的收集本身就可以成为哲学或历史思考的一种方式。本雅明希望他为其“巴黎拱廊计划”（最终未能完成）所收集的每一个事实本身就是理论。与之类似，彼得斯指出，“尽管本书内容有些如百科全书似的庞杂，但我希望它能超越仅仅是对新奇物件的简单展示，而能进一步去对各种关键瓶颈和弯道作出精确定位。锚（mooring）不仅在航海上是重要的，它在学术研究中也同样重要。本书作者试图提供一些这样的锚”。

彼得斯使用“本雅明式历史勾连法”对人类知识撷英荟萃还有一个目的，即要率先垂范地超越媒介研究的专业局限性，间接地批评媒介研究中的“学术部落主义”。他指出，给人类的研究探索加上某一具体学科或领域的标签，通常不过是一种品牌推广活动。最好的媒介理论应该是能够“通过它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基本条件的”媒介理论，因此任何学科都应该进入“媒介理论”，而作为“生活在中间”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媒介理论家。

他问道，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人类知者（the human knower）之必死，以及真正意识到我们人类有责任不仅仅与同类，而也要与其他物种沟通，那么我们的大学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大学将会是一个不那么有领地感的、更谦逊和更具跨学科特征的地方，一个不那么仅专注于最新事物而也能更具有‘长时段’意义的机构”。与其说彼得斯想通过《奇云》要求传播学者都像他那样去掌握海量知识（这几乎不可能做到），还不如说他在向其他领域的专家展示出可以如何从传播的视角看待这些领域。

彼得斯还使用了“思想实验法”来进行他所言的“（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比较媒介研究”。思想实验常常被指责为哲学家“安乐椅式空想”，典型的如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及普特南“缸中大脑”的玄妙论证。但是自然科学家也经常通过思想实验来提升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例如，伽利略在证明“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必定以相同速度落地”时，他并没有真正爬上比萨斜塔进行实地实验，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轻松地证明了H = L = H + L。他的这一推理在2000多年后被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尼尔•阿姆斯特朗确证。这就是思想实验的预测力量。当然，思想试验也可能作出错误的证明。

思想实验有何价值？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思想实验”通过纯粹的智力而不是“不可靠的经验证据”来发现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世界，从而帮助哲学家实现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的探究目标。约翰•诺顿（John Norton）则认为思想实验实际上是一种论证形式。它从源于经验的前提开始，通过演绎逻辑得出结论。诺顿认为，从本质上讲，像伽利略这样的实验是“if-then”形式的推理。只要前提所基于的经验确凿可靠且推理符合逻辑，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无论思想实验到底是什么，它们都有助于哲学和科学的进步，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有力工具。

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了各种“if-then”的问题，其“思想实验”显然是约翰•诺顿所言的“一种论证形式”——从源于经验的前提开始，通过演绎逻辑得出结论。这一思路在1999年出版的《对空言说》中已露端倪，而到2015年的《奇云》时已经清晰明确。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奇云》第三章中对鲸豚和吸血鬼乌贼等海洋生物之存在的描述，试图考察一种完全无技术的栖息可能是什么样的。其论证逻辑如下：鉴于媒介对人类而言已经变得遍在和隐形，“已经成为新的自然”（麦克卢汉），我们人类因此已经无法跳出媒介来考察媒介。这时我们不如另辟蹊径，去考察与人类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的生物的存在状态。“海洋是一个调整生物各感觉间比率的自然实验室。生物在海洋条件下生活了五千万年，其感官、心灵和身体足以被重塑。感觉器官的自然演化史能展现出生物是如何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整合的，而这正是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核心话题”。他说他对这些研究不想涉及过于详细，但又能保持其思想实验的有效性。“我在书中对鲸类的阐述代表了我的一贯做法：对所涉内容做到尽可能地精确和全面，但同时又不排除对隐喻的使用，而是将其视为通向洞见的途径”。

通过思想实验，彼得斯得出结论认为，鲸类可能有某些技艺（techniques）——比如舞动身躯、捕食鱼类和相互沟通等——但他们不可能拥有技术（technologies）。它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制造物的栖息地中，而人类生活在一个“技术圈”（techno-sphere）中。“我们人类的历史，在本质上和外显上，都是一部技术史，而海洋智能哺乳动物能为我们提供（至少在思想上）一种迥然不同的存在，从而也向我们展示出：我们的人类生存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媒介）的支撑”。

不难看出，彼得斯的媒介研究“思想实验法”有很清晰的海德格尔和基特勒风格。在全书（包括注脚）中，“海德格尔”共出现了88次，“基特勒”出现了101次。海德格尔和基特勒都将媒介视为“存在之历史”（Seinsgeschitchte）的关键所在。海德格尔说，“技术是揭示（实在）的一种方式（或模式）”。对他而言，“揭示”（entbergen）不是简单地挖掘，而是将一种此前被隐含的东西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释放出来，而这种释放又会带来各种未知的后果。彼得斯在《奇云》中指出：“我们一提到本体论就自然会带出另外一个人物。我必须得承认，我其实很不情愿又因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如同不由自主地受到引力滑入他的轨道。如果你对自然和技艺（technē）感兴趣的话，海德格尔绝对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

至于基特勒，彼得斯指出他是一位著名的“元素理论家”——他关注声音、字母、数字和器官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整合到各种媒介系统中去的。在基特勒看来，媒介不是被动接受内容的容器，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shifters）。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世界的基础设施。媒介作为载体，其变化可能并不显眼，但却能带来巨大的历史性后果。基特勒提出了种后学科媒介理论（a post-disciplinary theory of media），认为它应该同时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彼得斯认为基特勒的著作之原创性令人惊异而又常引发争议，但由于我们人类动物饱受媒介浸润，任何关注我们自身命运的人都应该阅读基特勒的作品。

因此，终极而言，《奇云》是由一位活泼开朗而且稳重务实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和基特勒主义者对人类存在之历史性的一次大胆描述。

海德格尔曾阅读道家经典并受到后者的影响，他的观点与道家思想十分吻合。而鉴于《奇云》浓重的海德格尔色彩，我们在《奇云》中也就不难发现彼得斯的媒介思想与中国道家思想之间的高度相似。如彼得斯在论述“火”这一元素型媒介时写道：

像点、零和语言一样，火是一种否定世界的方式，这一否定方式使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适于生存。……火是一种负的技术，是一种删除器，一种使事情消失的方法，一种解决物质压力的方法。火能使自然消失，它是大自然的橡皮擦。火像声音一样通过消失而存在。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是火最伟大的天赋，它使人类能够接触到巨大而又关键的领域——“非存有”（non-being），即如保罗•塔尔苏斯所说的一种“非物”（things which are not）的状态。如黑格尔笔下的“否定”一样，火是伟大的辩证学家，它证明了肯尼斯•伯克的观点——人类是负物的发明家（the inventor of the negative）。

如果本体论关注的是那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基础设施，那么火则证明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无（nothing）也至关重要，它被嵌入到我们的存在中，一如线粒体嵌入在细胞中，炉膛嵌入在房屋中或氧气渗入到生命体中一样。

这段话与中国道家“负”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思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冯友兰）彼得斯在《奇云》中的媒介论说并非追求关于媒介的实际知识，而是用“损”的方法在论说媒介的本体论价值——非“为学”也，实“为道”也，也即黄旦教授所言“媒介道说”。

又如，彼得斯引用芒福德的“容器型技术”（地窖、垃圾桶、蓄水池、大桶、花瓶、水罐、灌溉渠、水库、谷仓、房屋、粮仓、图书馆和城市，以及更抽象的容器，如语言、仪式和家庭制度等）概念，指出这些技术之所以不为我们所见，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历史上沉默无语，但它们却对人类的存在发挥着虽不可见但却极为基础性的作用。该观点与《道德经》中的两段文字不谋而合：“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同时，与彼得斯的《奇云》不厌其烦地论述各种“元素”一样，《道德经》也频繁提到天地、刍狗、风箱、山谷、水、土、容器、锐器、车轮、房屋等具体东西用以阐明抽象的道理，而这些东西几乎都可以列入到彼得斯的“元素型媒介”中。冯友兰先生说：“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即所谓‘有无相生’”。彼得斯的“媒介道说”的价值在于，在人人都在谈“媒介之有”时，他另辟蹊径谈“媒介之无”，而且他之所论“大无”实际上也是“大有”（本体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彼得斯也承认“有无相生”，他是在肯定媒介的传者、文本、渠道、效果、政治、经济等研究之“有”的前提下再强调其“无”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彼得斯在书中辟专章论述了各种元素型媒介，但对出现在书标题中的“云”，在书中除了一幅云的风景画之外，却只有很短的一小节论述，这让读者不免困惑，彼得斯的“云”到底何所指。在一次访谈中，彼得斯对此做了解释，指出“云”的意义众多，对全书而言非常重要。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仅指出“云”的意象与中国传播思想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如何描绘云”曾给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透视和几何逻辑带来挑战，而这也恰恰是中国传播思想给“西方”传播科学（communication science）带来的挑战。

彼得斯在《奇云》中引用艺术史学家休伯特•达米西（Hubert Damisch）在《论云》（Théorie du nuage，1972）一书中的论述指出：云如雾如气的特点给绘画带来了特殊挑战，是因为它飘忽不定，缺乏边界，让文艺复兴时兴起的“点-线-面”几何透视原理无效。达•芬奇认为，绘画不能忽视如灰烬、泥土和云彩这样的难以表现的物体，它们都是“没有面的体”。云让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哲学悖论（sorites paradox）——多少粒沙子可以算“一堆沙子”？其从量变到质变的分界线在哪里？我们根本无法确定。

和声音与音乐一样，云的存在体现于其消失的过程中，它流动不居、意义深远却又含混不清，因此云能激发绘画才智，是对“画出不可画者”、“传播不可传播者”之能力的考验。在绘画和摄影中记录云的历史，就是人类努力去捕捉那些既感性又抽象之物的历史。彼得斯认为，云能引发媒介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problematic）：

在使用现有符号系统和媒介都无法表征和记录之时，我们如何去记录存在于时间之流中的变幻莫测、模糊不清和稍纵即逝之物？我认为，如“水”一样，“云”作为“没有面的体”，类似于不可编码的默会知识，恰可作为象征中国传播思想的典型意像。

通过“云”这一意像，彼得斯试图重新组织媒介史，对西方媒介研究传统进行一次“毒素”（toxins）清除。他说：“我知道这《奇云》一书会因其标题和观点而招致一些嘲讽，会让人指责我在学术上故弄玄虚、曲高和寡。但在这个日益被数据分析所统治的世界中，重新认识云和其他类似的媒介是件好事。”达米西指出，“中国有着一个强大的画云（cloud painting）的传统；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并不那么焦虑或意图超越；在中国画中，云多半与山脉和海洋相处融洽，而不是要高于山海之上”。阅读彼得斯的《奇云》，根植于中国“云”（道）的传统中的我们一定不会用“几何透视法”（罗格斯）来嘲讽和指责彼得斯，而是会感叹，在媒介研究上他言我们之欲言而未能言，而且论述精彩绝伦，总是让我们赞叹而后归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