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期刊出版业70年： 历程、成就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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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本文对70年来的期刊出版业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期刊出版业发展成就进行梳理、对期刊出版业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以准确把握新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关键词：新中国70年期刊出版业中国期刊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1 本文刊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11月刊 新中国成立以来，期刊出版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政策支持及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实现了飞速发展。今天，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期刊出版大国，期刊出版规模世界第一，期刊出版质量也努力追赶世界期刊强国，期刊品牌不断涌现，期刊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新中国成立70年这一历史节点上，对期刊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发展成就、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以准确把握新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一、期刊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期刊出版规模变化、期刊出版技术变迁和期刊政策发展为线索，结合我国期刊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和各阶段不同的主要影响因素，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期刊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 1.奠基创建时期（1949—1959年）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期刊事业高度重视，加强了对期刊事业的领导。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担任期刊主编和编委，期刊出版质量上乘。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迅速，门类渐次齐全，但期刊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计划经济方式出版运作，缺乏灵活的经营管理机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期刊业存在着期刊数量极少、类别既不齐全又不合理、区域分布不均、发行渠道不畅通、出版无计划性等问题。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召开，期刊组负责人在会上报告：全国期刊共有247种，发行总量约200万册；期刊分布地区以华东地区最多，占全国期刊总数的43%；发行量以华北地区最多，占全国发行总量的一半；期刊发行量超过20万册的只有《学习》，超过10万册的只有《中国青年》，有50%的期刊发行量不超过5000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期刊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要着重解决相关问题，要统筹兼顾，实行专业分工等，同时强调要增加通俗期刊和少数民族期刊，健全编辑机构。[1]为了加强和改进期刊出版工作，中央宣传部、出版总署和有关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一是分辨情况，恢复被国民党政府封禁的某些期刊和私营专业刊物。二是在全国各地创办一批新的期刊，如《新观察》《中国青年》《新体育》《大众电影》等。在新办期刊中，通俗性期刊、学术性期刊、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类别期刊得到加强。1952年8月16日，新中国第一个期刊管理法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出台。在当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期刊工作也逐渐恢复发展。1953年中国每人每年占有期刊0.3册，1957年增至0.5册。[2]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风气良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摆在了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56年4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方针，确立了正确的编辑出版指导思想，为我国期刊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3年到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期刊的规模增长较快。种数从295种增至634种，平均每年增长21.65%；年总印数从1.72亿册增加到3.15亿册，平均每年增长17.88%。[3]通过创刊和复刊等一系列实践与探索，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到1959年，期刊种数已增至851种，印数增至5.28亿册，总印张数增至12.05亿印张。其中，科技期刊总数由1952年的87种增加到356种。[4]期刊业基本形成学科门类齐全、出版层次和结构合理、富有发展活力的崭新体系，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初步发展时期（1960 —1965 年） 1960年到1965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艰难探索的时期，这段时期，思想文化战线上受到“左”的干扰，期刊的发展遭受了挫折。 1960年到1962年是我国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资源严重匮乏，不少期刊难以维持。为克服困难，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关部门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保证一批必不可少的期刊，主动停办了大批刊物。期刊数量由1959年的851种急速回落到1960年的442种。总印数及总印张数急速下降。1960年、1961年、1962年的出版种数分别为442种、410种、483种；期刊印数分别为4.67亿册、2.32亿册、1.96亿册；总印张数分别为10.31亿印张、5.11 亿印张、4.20亿印张。1962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转机，期刊的种数有所增加，但印数和总印数继续锐减，当年全国每人平均占有期刊仅0.3册，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5]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结束后，国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开始恢复发展，1963年和1964年期刊业发展出现小高峰，期刊出版种数分别为861种、856种；总印数分别为2.34亿册、3.53亿册；总印张数分别为5.39亿印张、8.19亿印张。到1965年，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期刊出版种数减少至790种，而印数和总印张数持续上升，印数为4.41亿册，总印张数为9.35亿印张。 3.停滞不前时期（1966 —1976年） “文革”时期，全国许多出版机构瘫痪、被撤销，编辑人员被下放劳动，绝大多数期刊被迫停刊。直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后，期刊业才摆脱困境，出现历史性转折。 1966年至1969年是“文革”开始并对全国经济文化事业破坏程度极为严重的时期，期刊事业也不例外，大部分期刊于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停刊。全国期刊由1965年的790种骤然下降到1966年的191种，1967年再降到27种，至1969年，只剩下20种刊物。这是近百年来全国期刊出版量的最低点。[6]期刊总印数也惊人下降，1965年期刊的总印数为4.41亿册，1968年只有0.28亿册，其中《红旗》杂志就占了一半以上。 1970 年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我国期刊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1970年下半年，周恩来召集当时国务院“出版口”负责人了解情况，督促制订图书出版计划。在1971年3月15日至7月22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后，国务院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6日向全国有关部门发出文件，明确指出：“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恢复和创办一些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研究、文教卫生、体育等期刊，首先要注意恢复创办工农兵、青少年迫切需要的期刊。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报中央组织宣传组批准；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文化组批准；其他方面的期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7]期刊工作迎来转机，陆续复办并新办了一批期刊。期刊种数很快便由1970年的21种上升到1972年的194种，到1974年已恢复出版382种。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对凋零的期刊事业给予密切关注。《人民文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得到以复刊。[8]至1976年，全国共有期刊542种，总印数5.58亿册。 4.快速腾飞时期（1977—1999年） “文革”后，我国期刊开始恢复发展，1977年，期刊种数恢复至628种，期刊种数少、类别不合理、内容单一的局面初步得到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期刊出版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腾飞时期，期刊规模迅速扩大，期刊市场逐渐完善。至1999年我国期刊已达8187种，印数28.46亿册。1977年至1999年间，我国期刊种数和印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38%和7.68%。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期刊总体上呈现出种类齐全、层次多样、导向正确、精品增多及管理科学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与一系列早期政策的颁布是推动期刊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1977 年10月1日颁布的《关于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试行方法的请示报告》，使中断11年的稿酬制度得以恢复，为各类期刊吸引了大批作者。新闻出版署1988年11月24日颁布的《期刊管理暂行规定》，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对期刊进行全面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对期刊的创设、申报、审批、管理以及期刊社的经营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家工商管理局、新闻出版署于1990年3月25日颁布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和出版社刊登、经营广告的几项规定》，确立了期刊社经营广告的基本管理制度；1990年2月16日颁布的《新闻出版署关于对期刊发表纪实作品加强管理的通知》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1年6月5日颁布的《科学技术期刊管理方法》，对期刊的类型和学术期刊的分类管理作了详细划分。 新技术在期刊出版流程中的应用为推动行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互联网自1987年开始进入中国，促进期刊产业的编印技术跃上新台阶。编辑工作效率提升，编辑质量得到改善。同时，电子出版迅速发展，电子期刊数量猛增。自1989年诞生以来，网络电子期刊凭借自身即时性、大容量、交互性、低成本等诸多优点快速发展，由1991年的110种增加到1998年的近万种[9]。这段时期，我国期刊在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得到不断提升，内容丰富多彩，贴近市场需求。 5.转型发展时期（2000—2012年） 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与渗入，是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格局的主要成因。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期刊业发展开始脱离高速增长期，进入缓慢增长、稳步发展的阶段，逐渐由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期刊种数、印数的增长速度均放缓，这一时期，期刊改革初步展开；互联网技术深入应用于期刊编印发流程；版权合作急速升温。 2003年以后，期刊业深入转型发展，期刊种数增长与总印数发展不同步现象越来越明显。期刊种数持续增长，由2003年的9074种增至2004年的9490种。经过一段平稳期后，由2008年的9549种升至2009年的9851种，之后再次进入平稳期，直至2015年期刊种数突破10000种后，持续平稳增长。期刊总印数自2003年的29.47亿册降至2005年的27.59亿册。之后，开始了长达7年的持续缓慢增长，在2007年突破了年总印数30亿册大关，并于2012年达到33.48亿册的顶峰，之后，于2013年又开始连续6年下滑。这一时期，期刊品牌化、期刊企业集团化高速发展；期刊跨媒体、跨国界、跨行业深度合作；期刊“走出去”步伐加快，传播力增强；期刊行业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 6.融合创新时期（2013年至今）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大数据的运用及知识服务的发展，使我国期刊业的发展受到又一波冲击。在2012年印数达到33.48亿册的顶峰后，我国期刊印数自2013年开始逐年下滑；至2018年总印数为22.92亿册。不过，在经历了几年下滑后，期刊利润总额在2016年开始有所回升，这表明期刊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初显成效。新的时期，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化期刊结构调整，促进期刊知识服务进一步发展，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将是未来发展中亟须探索的重要课题。 二、期刊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期刊业不断开拓创新、加快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期刊业顺应时代潮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呈现出新常态。 1.规模迅速扩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期刊业从无到有，从事业性质转变为企业性质，逐渐壮大发展。期刊品种上，1949年全国期刊只有257种，至2018年共出版期刊10139种。期刊总印数发展有一定波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0.2亿册，至2012年达到顶峰的33.48亿册。此后由于市场环境变化，逐年下滑，2018年为22.92亿册。期刊总印张上，1949年为0.77亿印张，于2000年突破了百亿印张大关，为100.04亿印张，2018年达到126.75亿印张。2018年，期刊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99.41亿元，利润总额26.81亿元，数字期刊收入也达到21.38亿元。2018年，全国经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级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报刊出版集团共有47家，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4.7亿元，拥有资产总额1674.5亿元。[10]资产和收入双双实现较快增长，整体规模稳步提升。期刊人才队伍也不断扩大，截至2017年，期刊出版业就业人数为10.01万人。为期刊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 2.结构不断优化 近年来，期刊业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要求，积极推进期刊业结构性改革。虽然期刊总印数下降，但期刊出版主题更加突出，传统业务和新业务逐步调整，各期刊社积极开源节流，2018年营业收入增长1.5%，利润总额相比2017年6.6%的快速增长降低2.01%。[11]总体来说，期刊业在稳定发展中优胜劣汰，期刊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1）市场进入退出有序。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新闻出版署分别于1987年、1989年对期刊进行了两次整顿，停办了400余种期刊。[12]如今，面对期刊的市场化发展以及融合转型等多重压力，各类期刊积极求生求变，行业进入和退出越发频繁，期刊或新办或更名以寻求突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创办57种新期刊、更名116种；2016年批准创办63种新期刊、更名135种；2017年批准创办61种新期刊、更名110种。 （2）产业链已趋成熟，数字化程度提高。期刊产业链的完善是行业内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一环。目前，各大期刊集团、各类期刊的产业链结构正从垂直一体化结构逐渐发展为较为完善的、开放合作式产业链。其中尤以科技期刊产业链最为完善。随着信息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及相关政策的指引，期刊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多种传播载体的数字期刊更能满足读者多端口阅读期刊的需要，期刊移动传播成为行业热点。此外，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也逐渐形成，主要包括作者、期刊社、数字出版平台运营商、终端读者等的成熟链条。2018年数字期刊收入达21.38亿元，而2006年时，数字期刊收入仅为5亿元。 （3）产业集约化，多重融合发展。我国期刊业由内而外地认识到集约化有助于打破传统格局，是实现期刊业高质量、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期刊企业积极打造期刊品牌，发挥期刊独特个性，紧扣市场需求，成为期刊业发展的重点，优化内部资源配置。二是推动期刊刊群建设。近年来，期刊刊群建设逐步转向产品群建设、期刊社群建设，成效显著。期刊界通过多种方式融合发展，企业对资源重复开发、循环利用的需求凸显。呈现出跨媒体、跨国界、跨行业深度合作的态势。同时，纸刊和数字媒体融合持续深入，逐步发展为内容与形式融合、渠道与平台融合、经营与管理融合的全方位融合。 3.质量稳步提高 随着人民群众对自身文化素养的要求不断提高，国民阅读率不断上升。这相应也促进了期刊质量的精品化发展。首先，从内容上看，主流期刊发力。符合人民群众需要、彰显时代正能量的期刊印数带动作用明显。2018年，共有《求是》《中国纪检监察》《读者》等10种期刊平均期印数超过100万册。其中，《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平均期印数超过450万册。其次，从形式上看，许多期刊设计精美，装帧质量高，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4.影响力不断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期刊在发展壮大中不断提质增效，关注并引导读者需求，影响力不断增强。一方面，品牌不断涌现。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期刊品种从1949年的257种到目前数量过万，涌现出不少质量上乘、为读者喜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期刊，如《读者》《时尚》《家庭》等。品牌期刊品质上乘，吸引世界品牌广告商的青睐，实行立体化经营。另一方面，海外传播力不断拓展。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已经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期刊走出去成绩显著，出品数量和销售金额都持续上涨。2018年，全国期刊出口335.23万册、销售金额595.54万美元。同时，我国英文期刊品种逐年增加，期刊的编委会、读者、作者、广告越来越国际化，我国期刊及科研人员成果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根据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我国科研产出规模继续增长的同时，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进至世界第4位。截至2018年9月，我国高被引论文数为24 825篇，占世界总量的17.0%，世界排名保持在第3位。 5.发展环境不断优化 伴随着期刊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刊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 （1）制度逐渐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期刊“编营分离”这一新型经营模式在我国出版行业逐渐成熟。期刊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分离，促使期刊业“双效”稳定实现。国家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营造优良的期刊市场环境，涉及期刊出版和刊号管理、期刊队伍建设、期刊质量管理、期刊经营管理、涉外期刊经营等方面。在相关政策的规范引导与新闻出版系统的监督管理之下，市场秩序得到很好的规范，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2）行业组织发力。行业组织是促进期刊行业发展、维护期刊市场秩序、凝聚期刊业力量的重要主体。成立于1992年5月的中国期刊协会在我国期刊业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突出作用。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全国各省大多创办了商业期刊，如《徽商》《浙商》《川商》《赣商》等。此类期刊紧随时代大潮，细分传播受众，服务商人群体和商会组织，已成为期刊界的一支劲旅。 三、期刊出版的主要经验 期刊业的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安定的政治局面、稳定的经济基础、逐步提高的文化水平、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健全的期刊发展规章制度以及科学化的管理等。回顾70年来期刊业的发展，既有过艰难探索，也积累了丰富经验。 1.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服务大局 期刊出版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新中国成立70年的期刊出版实践昭示我们，站在历史潮头，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领地位；始终坚持把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第一位，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看清本质、把握主流，把好关、把好度。70年来，期刊业不断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深化对出版体制改革的认识，不断加深对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的认识，大力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传播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面对两个效益时，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坚持将期刊出版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方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2.坚持解放思想，促进体制机制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解放思想、促进体制机制创新，期刊业才能有发展、有进步。而思想解放的力度、速度、程度直接关系到出版改革发展的广度、深度和进度。期刊业的成就也得益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这极大地激发了期刊市场活力，释放了期刊出版生产力，推动了期刊业全面稳步发展。70年来，期刊出版观念的每一次突破，都极大地推动了期刊业的改革创新，促进了期刊业的繁荣和发展。而每一次期刊业体制机制创新也都不同程度地释放了期刊业能量。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出台一系列政策，优化了期刊出版秩序；期刊业的改制促使了期刊业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分化，方便了市场管理；随着期刊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期刊集团上市发展，期刊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并通过各种市场化、产业化方式，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增强了企业影响力。 3.坚持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规范期刊行业秩序是期刊迅速进入现代化运营的轨道、激发内在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进行期刊分类指导。区分经营性期刊和公益性期刊。党刊和纯公益性期刊因其特殊性由党和政府部门主管主办，必须充分发挥其公益性功能。对于其他期刊，则有必要充分发挥其市场主体性和经营性。于2014年和2016年进行的学术期刊认定工作也非常有利于厘清学术期刊与大众期刊的关系，明确两者界限，将有限的出版资源明确地投入相关领域，助力我国学术期刊高水平发展。其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一是建立以学术期刊的规范和评价为主，继而延伸至其他类型期刊的规范评价体系。不断完善学术期刊评价的理念、标准、方法，深层次研究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评价体系，引领期刊业科学发展。二是完善期刊市场体系，以市场化运作方式活跃期刊市场，促使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管理体制下的优胜劣汰市场生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经营性期刊资源的作用。 4.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期刊人才队伍素质 提高人才队伍素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关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全面规划、系统培养期刊人才。实施“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建立新闻出版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库。一方面，加强出版人员职业资格证制度和继续教育培训制度，促进新闻出版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形成人才培养的规范化措施。根据《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新闻出版行业要通过学历教育、日常培训、国外进修、项目带动、资金支持等重点支持方式，培养和造就优秀人才，改善人才队伍结构，形成新闻出版人才的相应梯队和品牌效应。 5.严抓内容质量，推进媒体创新、融合、开放发展 期刊内容是期刊存在价值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内容质量把控方面，一是期刊业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不断坚定广大从业者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两个效益相统一，推动期刊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珍视自身拥有的本土出版生产要素和市场，深入把握本地文化和资源，形成内容优势。二是不断完善期刊相关法律规章，打击扰乱市场行为。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修订了《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印发了《关于规范学术期刊出版秩序促进学术期刊健康发展的通知》等。对期刊刊登虚假违法广告、刊发质量低劣论文、摊派发行等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 读者对期刊质量的高要求倒逼媒体创新、融合和开放发展。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信息和市场壁垒被打破，期刊出版要素获取更加便利，期刊注重创新以提升读者体验。如《时代周刊》中读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在纸刊页面进行AR 阅读。“互联网+”形态打破了既有产业之间的界限，填平了产业之间的鸿沟。尤其是大型期刊集团因其雄厚的实力，对跨界合作已然习惯。这既显示了期刊业的开放态度，也反映了期刊业有信心，也有实力、有能力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企业运营能力的成熟，我国期刊界不断探寻和拓展期刊“走出去”路径，如采用当地语言出版发行，通过版权贸易、直接出口、网络共享等方式进行内容的国际传播。如今，中国知网的期刊产品已经出口到4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北美、欧洲、亚洲的1300余家科研机构、著名大学及图书馆，2013年下载文献1300多万篇。[13]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期刊出版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推进，我国期刊出版业将进一步发挥内容资源优势，充分运用先进技术，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加快转型升级，不断满足读者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编辑：董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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