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

刘永谋：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一）

福柯：说真话的勇气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是其研究工作的阶段性工作论文，是没有成形的草稿，其中相当一些东西经过了他最终的审定，进入了正式出版的《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前两卷或三卷，未完成）。当然，他活着的时候也出版了一部分讲稿。这或者是某种妥协，比如发表压力，我想他本意是不想出版这些未成品的。据传，他是交代男友不要发表他身后未勘定的东西的。为什么？这本《说真话的勇气》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表面上，未完成的作品是粗糙的，会让人们窥见某种“真相”——比如米先生说：福柯不过是酒瓶装新酒。当福柯要这样做的时候，最好是对阶段性过渡的思考秘而不宣，直接端上来重构之后的成品。无论是知识、权力或伦理，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主题，即便是知识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方法，福柯最大的秘密在于说话方式的转换，比如不说真理而说话语形成，不说权力而说规训技术，不说伦理而讲主体化。当他讲说真话的实践的时候，这一次他试图把三个主题结合在一起来谈，并且认为他们根本无法分开，而是混合成异质性的真理制度。关于这一点，这本书有一个很好的授课说明，我看比福柯说的清楚得多。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我以为，福柯知道自己即将死于艾滋病之时，他必然是在紧张状态中检讨自己疯狂的一生并竭尽全力为自己辩护的。显然，他抓住了说真话和真的生活，而哲学生活是其中他总想说某种高级的主题，这也就是他为何半本书在为犬儒主义辩护的原因。按照其生存美学或生命美学，生活应该是创造出来的，何况哲学家的生活呢？它必然是一种“异的生活”，而且不是误入歧途的他者的生活。虽然这种辩解是如此地精英主义到变态——要知道第欧根尼能当众手淫和撒尿，而他的学生和妻子可以公开做爱——福柯的确指出苏格拉底之后遗失的哲学传统：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现在我们剩下的基本上只有作为理论传统的哲学。想想搞笑的中国哲学家一律忙于冲击资深教授、当院长当校长当委员会委员以及整日报销积攒财富，就会知道福柯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中国思想家们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来就没有哲学家，如果哲学家肩负实践“真的生活”之天职的话。可是，福柯是精神病人。是滴，他是精神病人，他说的话不能算数。

之所以你可能对这本书不知所云的话，就应该先去读读《知识考古学》，就知道福柯讲的伦理与一般人不同，他的意思是自我的建构术或主体化，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人如何将你视为主体，另一个是你如何建构自我为主体。（《性经验史》讲了性，主题却不是性，而是主体化。）这两个方面很容易扩展到治理自我和治理他者，即治理术，这个“术”是技艺，但是除了“术”，精神病人福柯从来不关注道。四种说真话的模式：预言模式、智者模式、教授模式和直言模式，同时也是四种治理术或真理制度。在我看来，控制自己并控制他人是说真话的目标——福柯强烈地感到他连自己都控制不了——当代社会最大的秘密就是这种控制将以说真话的方式实现：真的，我跟你说说，我是为了你好。

对于真理制度，福柯态度是揭露和批评的，他要揭示它们的来龙去脉。但是，他还是要说真话的，不过是另一种直言的说真话方式，然后把苏格拉底拉进来，说他是直言始祖，或者说他四种模式都是始祖。直言治理术是什么东西？是不治理的治理？犬儒主义者们赤身裸体站在街角，对人们叫嚷：操心你自己，操心你的生活！福柯说，犬儒主义者们别无所求，只有直言，一贫如洗却是真正的国王。亚历山大说，要是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福柯证明第欧根尼才是真正的国王，无需别人服从就是国王。我想他的意思是：你们可以不一样地活着，像我福柯一样，像犬儒主义者一样，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就能圆满自己。在他看来，我们都是行尸走肉，福柯才是真正活着，因为他创造了生活。他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

而我关心的是技术治理，是他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就这个主题而言，《说真话的勇气》不值得细究。在这本书中，他讲的治理是伦理的治理或从自我到他者的治理。在他看来，探讨好制度的政治哲学可以换个角度，从自我建构角度看待政治制度，于是福柯就开始反对民主，原因是民主与直言是相左。通过直言建构自我操心自己的生活，然后你就可以操心他人的生活，我想结果不是大治，而是疯人院。他对技术治理有价值的批评主要是在《规训与惩罚》中，在《说真话的勇气》以及性经验史的其他准备工作中，福柯提出最重要的相关思想是：所谓伦理，乃是一种技术，建构自我并能推及他人的治理术。这里的问题是，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反感，这与他对知识-权力支配的规训技术之态度是相反的。为什么？也许是他感觉到了毁灭，感觉到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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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二）

福柯：规训与惩罚（重读）

规训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一种技术？我们知道，在福柯看来，大的概念如酷刑、惩罚、规训乃至监狱、权力，小的概念如斩首、监视、检查乃至走正步，都属于技术。那么，王权时代有彼时的技术，而监狱时代有规训的技术。对于他来说，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概念吗？技术与现代科学是什么关系呢？《规训与惩罚》中，大约可以觉察到那些与或者（1）细节的、微观的、或者（2）经验的、或者（3）分析的、或者（4）试验（我这里将实验作为现代科学可控实践的名称，而将试验视为某种尝试-反馈-调整-再尝试的程序）相关的东西视为“技术的”。其二，科学与技术在福柯眼中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知识-权力或生命权力催生规训技术实际上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即给规训技术冠以科学与真理的名义。

但是，这并不是否定福柯谈论的规训技术是新治理技术或治理术，而他对规训与监狱社会的批评是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不仅技术，科学的真理桂冠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所有的知识类型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客观性的等级（物理学与审讯术中真理性上并没有区别），重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给那些被侮辱、被歧视的知识正名。实际上，福柯根本不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些“硬”科学，他多少懂一点的是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而且对于真理问题漠不关心，将之贬低为权斗。这是我实在无法接受的。在一个精神病人眼中，这个世界如此疯狂，以至于存在某种秩序。但在正常人眼中，没有秩序的人间其实是地狱。

无论以何种权力技术，知识-权力的运作催生了规训技术的结论，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此，福柯比如给予专家以特殊地位，而知识-权力的笼罩因此意味着技术治理——按照福柯的概念，规训技术属于现代知识-科学的体系。但是，由于所有人包括专家都摆脱不了权力的强大诱惑，对于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就必须要防范，不能对之完全信任，结果就是普遍知识分子被特殊知识分子所取代。权力斗争中的人们对专家的建议，只能姑妄听之、自行分辨，而知识分子之间为了有所依附必然会相互斗争。总之，福柯描绘的技术治理只是看似科学，实际永在无政府混乱之中。

也就是说，规训技术的问题不仅是科学名义之下的反人道，更是技术名义之下的乱斗——规训与反抗的相爱相杀。福柯以为，规训技术的生产性符合了资本主义逐利逻辑，因而能在资本主义兴起之际扩散至整个监狱社会。监狱社会实际上是技术治理社会，尤其是规训技术治理社会，充斥着监视、审判和检查的微观权力机构。

最麻烦的问题是，福柯没有否认古代与现代的根本性差别，他所谓的惩罚技术转变并不是断裂的。在君主时代，惩罚技术是仪式技术，司法改革时期是表象技术，而现代社会是规训技术，仪式技术折磨肉体，表象技术操纵灵魂，而规训技术改造或训练肉体。他的意思是，司法领域自君主时代就是技术治理的，他所作的不过是揭露现代社会技术治理的丑恶形象——因为某种启蒙哲学宣传现代司法走向了仁慈的人道主义。更重要的是，当代社会整个成了监狱，技术治理发明了如此治理理念：所有人都是有病的，只是程度不同，都需要治疗。那么怎么办呢？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精神病人的解决方案要不是砸烂你家玻璃，要不就是自愿传染癔症。

要说点什么好呢？在某些悲伤时刻，可能会觉得自己身处地狱之中，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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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三）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

此书太过粗糙，臆想气质严重，缺乏基本的理性研究规范，把哲学或思想史当作小说来写，民间哲学家的气质极强。该书最后塞内拉尔的授课情况简介给出了很好的背景解释，即当时福柯四处参与左派政治运动，同情并煽动革命，在伊朗革命期间煽风点火，这极好地解释了该课程后面完全跑题的原因。

前面他好像要谈一种当代权力技术新形式，即他所谓的安全技术。看起来，他对权力技术的历史描述自《规训与惩罚》之后被继续延长了，即惩罚技术（王权时代）、符号技术（古典时代）、规训技术（19世纪中叶之后）——这三个是正式发表《规训与惩罚》（1975）中说的清清楚楚，即使也难以服众——安全技术（前后看起来，这本书里讲的是福柯的当代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估计，按照时间顺序，这本书里扯的东西应该就是一直没有发表的《性经验史》第二卷《肉体的忏悔》的内容（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出版，另外两卷死前1984年出版，都是在扯古希腊的生存美学）。实际上，这个线索主要是讨论了权力技术的一个领域，即与司法相关之权力技术或司法技术的问题。什么是安全技术？福柯不知道想说啥，随便扯了几点，就转到了治理术的问题——大家知道，安全技术这个说法后来没有啥相应。

看起来，他应该是不甘心讨论司法技术线索的问题，想要大干一场，就开始扯国家问题，把国家整个当成一种权力技术战略来处理。他的意思是说，国家存在一个转变，之前是领土国家，现在是人口国家，这个转变大致是古典时期完成的——这个时间是我看的时候大致感觉的。什么是领土国家？福柯懒得和你们罗嗦，没扯几句就开始大谈人口国家的治理和治理术。很明显，福柯完全把人口国家当作技术治理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技术的理解是很奇怪的，基本上所有理性的、算计的、使用的、操作的东西都被他算作技术或技术的。什么国家不是技术治理国家呢？大约靠神权恐吓和占卜算命运转的政体在福柯看来才是非技术的，在我头脑中殷商好像是这样的。即使如此，按照福柯的理解，非技术治理国家中依然是技术治理遍在的。如果国家修粮仓，考虑了数量、质量、地势、分级等等操作性问题，福柯看来这就是技术了。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关心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转变——一般认为这里有一个现代科学诞生及其与技术关系的变化——福柯看来，技术比科学更重要，并且两者都是自明真理的，因此根本不用费力区分技术与非技术问题。只要一点，谁要管我，谁就是微观权力的阴谋。

因此，反引导、反抗、军事、暴乱、灾难……这些东西在福柯作品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重要，煽动革命就无比重要。于是，不要讨论什么安全技术了，我们来说说整个国家是怎么治理我们的吧。想一想，在下个学期《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自由主义都被他视为一种治理术——逻辑是这样的：自由是扯淡的，似乎是自我实现，实际是权力技术要作用于每一个个体——在这本书中，牧领技术分析中说的：不仅要关心羊群，还要引导、驯服和超度每一只羊，嗯，有时候为了某种受伤的羊，可以抛弃整个羊群，然后牧人、受伤的羊和羊群都会得到拯救。阿门，这是什么逻辑呢？

在福柯的心目中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乌托邦，那是没有惩罚、规训、安全和治理的完美社会，人们彻底地疯狂着，回到最初的伊甸园——福柯心中的伊甸园从《疯癫与文明》看来应该是无人牧领的疯人院，而亚当与夏娃无疑是最初的疯狂，想起来这种说法作为隐喻也是意味深长——人对人的战争，革命，反抗，还有一些冥想的希腊人毕生琢磨着能控制自己的爆裂、疯狂或者当中撒尿（《讲真话的勇气》中的犬儒主义者）……有意思的是，福柯在中国大行其道。为什么呢？记得看到一本讲汉末西晋时期天师道暴乱的书，里面讲就为了天师几句神神叨叨的话，我们的人民追随天师造反，父母不同意就杀掉父母，妇女嫌弃带着小儿麻烦就直接把孩子推到井里填上石头……我们为什么这么缺乏理性无视常识呢？不知道。昨日有人发来《叫魂》让我看看。

我以为，在一定程度上，人就是可以被计算、改造和治理的，这没有什么，而且这一直是实际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要区别治理与操控。另一个问题，一定要缩小对技术与技术治理的理解，不应该如福柯那里把对技术治理的反思扩大到对整个理性治理的攻击。人类失去理性，世界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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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福柯对技术治理的批判（四）

福柯：惩罚的社会

如果仔细读了《规训与惩罚》，这本1972至1973年度的讲义可以不用看了，因为它是为《规训与惩罚》写作所做的前期准备，甚至谈不上是草稿，算是深度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加之这位译者翻译颇有个性，容易让人头晕。不过也解释了《规训与惩罚》的一些费解之处，如封印密札的分析，也很清楚知道福柯写作的渐进方式。很多时候，福柯难读可能是因为他假设你去上他的课了。
该讲义讨论的是古典时期末期（福柯自己说是1825-1848年）惩罚或刑事惩罚转变的历史，但是其中的一些想法在《规训与惩罚》中并没有出现，应该是没有论证好。比如按照社会优先惩罚方式划分的四大社会类型即流刑社会、赎罪社会、标记社会和监禁社会并没有完全继续，只是保留了监狱社会的说法，而且监狱社会在《规训与惩罚》中也只能是以隐喻的方式在最后做了一点解释。实在没有经验或实证的方法证明所谓的规训体制从监狱扩展到了全社会，此时示人以文学性意象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方式。又比如《规训与惩罚》中出现的符号技术，专为古典时期而设，此时并没有出现，此时讨论古典末期时使用的是法律-惩罚技术的理论。而此讲义中的非法活动理论、惩罚道德谱系学、政治经济学的诞生等，在《规训与惩罚》中以凝练的方式出现，在讲义中你可以看到福柯最初是如何切入这些问题的。
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古典末期惩罚技术，或者是符号技术，仍然是福柯理解的治理技术或治理术。但是，讲义清楚地表明福柯把技术是作为一种话语来处理的，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惩罚技术相关的文本，核心问题既不是真理更不是实用，而是话语流变。他试图从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解释监狱技术一枝独秀的原因，隐约有了知识-权力促成规训社会诞生的念头，同时仍然对之前课程中讨论的惩罚连续体的想法念念不忘。前者说的是，监禁不仅仅是一种惩罚，后者说的是，改造应该笼罩所有人，而不是不正常的人，两者相结合就是《规训与惩罚》中的规训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继续指出，当代转变关键是从惩罚、规训到配置，以人口概念为基础，国家治理运用统计学将治理变为了应对自然性的科学。

福柯：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此书明显是《疯癫与文明》的先行研究。与后者不同的是，福柯此时有研究科学内史的志向，因而此书分为两部分，即内史与外史。显然，他的疯癫外史更有心得，故而第二部分“疯癫与文化”几年后单独成了一本书。当然，不能说《疯癫与文明》没有内史内容，而是说其中的内史内容被外史化，作为文化史中的精神病学知识流变出现的。
从技术治理的角度看，这本书不太相关，但是暗示了精神病、疯癫和精神病学、心理学等缺少物理学层面的客观性，相反融合了大量社会、权力、利益等各种建构性因素，因而可能成为技术治理的施展空间。这也就是福柯在一些谈话中批评的精神病学的权力问题，当时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流行对精神病学社会的批评。

编辑：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