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

　　摘要：公共舆论是社会强制性规范的必要补充，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弥补公共政策的漏洞、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公共舆论　揭露犯罪　弥补漏洞　弘扬正义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强制性规范——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虽然公共舆论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是间接地、通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来促使问题的解决，但其独有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舆论的监督、揭发、揭露是发现和制止公共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由于权力的先天腐败性和人性中恶的成分的存在，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统治者，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以后，都完全有失去控制、以一己私欲损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可能。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孟德斯鸠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事实上，官员的道德自律是有限的，滥用职权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些官员们“东窗事发”大部分是被揭发、举报或是舆论揭露的结果，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的，也许就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了。比如“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从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的一个典型案例。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009年2月12日6时57分不治身亡。对此，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声称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就是著名的“躲猫猫”事件。在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之后，才最终认定“死者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无独有偶。就在曾惊动一时的昆明市“躲猫猫”、“死角角”事件之后不久，河南鲁山再传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给公众选择观点和信息的自由，其实就等于给了他们政治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得很严，那么很快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就会紧张。”②事实表明，越是在事件发生后“躲猫猫”越是被动。再联系“周老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遮掩手段和隐匿真相手法，事实终究会败露，这也正是类似的公众事件因“躲猫猫”而得出的惨痛教训。

　　可以说，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与揭露，这些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案件就不能得到及时处理，犯罪行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而且“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③

　　其次是弥补公共政策中的漏洞和缺陷。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坐标，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在实际操作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价值取向极易出现偏差”。④所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试验的”，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尽管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各级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但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和漏洞，对这些公共政策反映最集中、最快捷、最全面的就是公共舆论。

　　2009年10月14日晚，河南小伙孙中界在上海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钓鱼执法”。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他们执法无误，并再次声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而公共舆论纷纷质疑此事涉嫌“钓鱼”执法。对这起事件，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有鉴于此，《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于2010年2月22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全省涉及5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近15万名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将受到依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城管执法被重点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有八条高压线，一旦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行为，将会受到严惩。

　　可见，公共舆论对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公共舆论来源于各种社会矛盾，却同时又拥有了解决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目标和方向，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见解体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自发的行为，带有职务行为而发表的公共见解并不属于舆论的范畴，因此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是从具体社会矛盾出发，抱有解决社会矛盾的良好愿望，这是舆论发展的方向，也是舆论发展的规律。”⑤

　　再次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和公德的弘扬。“扒粪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进入所谓的“镀金时代”，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征”一样突然发作。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意见，按其理想，只有从事理性讨论的公众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⑥也就是说，公共舆论是在受过教育和知情的社会成员在广泛的辩论和商榷中推敲出来的，且为广大社会成员所承认。这是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启蒙过程，还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过程，它起到了明辨是非的作用。

　　“扒粪”一词虽然不雅，但却道出了公共舆论的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从2003年底的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到2004年的山东“副市长下跪事件”，直至余秋雨、章子怡的“捐款门”以及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中过多地充斥广告，等等，这些都显现出了公共舆论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有些事情虽然没有达到违法乱纪的程度，但严重违背了社会功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时候就需要公共舆论站出来，主持社会正义，弘扬社会公德。

　　2010年1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鸳鸯奥林匹克花园小区59号别墅业主放任其两条烈犬咬伤两名垂钓者。此前还发生过把垂钓者打落湖里、纵狗吓人的事。这一挑战道德底线的恶行激起了公共舆论的普遍声讨，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位富人的德行显然与社会弘扬的热爱生命、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在法制还不够健全的当下社会，钱和权的确能摆平很多事情，但也并非没有底线，公共舆论的广泛关注，估计狗的主人花钱就能平事儿的想法很有可能落空，他将不得不承担责任，包括受到惩罚。

　　公共舆论对这种严重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披露和谴责，是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净化，是对社会正义的弘扬，起到了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正是公共舆论所特有的“讨伐精神”，即公共舆论“能唤起公众对一桩正义事件的关注”。“具体化的邪魔是公众能采取手段压制的唯一邪魔”。⑦

　　总之，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本质和它所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人民的意志和情绪，人民的意见和批评，通过新闻媒体反映出来”⑧便形成了公共舆论。因此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舆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都是民众有效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众综合素质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今中国，社会舆论所包含的民智与民力就是一个“精神财富宝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文为大连市社科联项目《论舆论导向与和谐大连的构建》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DLSK350） （乔莉萍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刘晓菲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

　　注 释：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②兰斯·班尼特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③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④李发戈：《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0（1）。

　　⑤李昌祖：《加强政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的探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8（4）。

　　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6页。

　　⑦弗林特：《报纸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⑧王强华：《舆论监督与新闻纠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