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编者按：近日，《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刊发了一组文章，以“传播学史的书写与未来”为主题，约请四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反思美国/西方传播学史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背景，借此探究重写传播学史的可行性。为此，批传公号特地推送该四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阅读完整文章，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按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重思中国传播学史的回望与讨论，以飨读者。

大众传播学抑或大众心理学：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的再书写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

大众传播学在20世纪20年代的兴起，展现出当时不断涌现的心理学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全面影响。法国的群体心理学，德国的精神分析以及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尽管视角各异，但是都对传播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把大众社会的视角、关于群体心理非理性的认知以及个体心理的科学测量方法等元素通过美国传播学的主要奠基者如李普曼、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注入了当时刚刚起步的传播研究，形成了传播研究的大众心理学范式。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出于心理战的需要，传播学不断强化大众心理范式取向，后者剥夺了传播学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而将其塑造为对内社会控制，对外捍卫冷战思维的知识工具。所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大众传播学而只有真正的大众心理学。冷战结束后，面临政治经济框架的巨变，美国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播学主流范式失去了持续的资源支持，然而出于惯习，传播学家们仍然坚持用大众心理学去理解传播现象，美国传播学的想象力因之衰竭。

文章框架

一、心理学崛起时代的传播学奠基者

二、心理战与大众心理学范式的强化

三、大众心理学的惯习与美国传播学想象力的衰竭

内 容 摘 录

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典型的横断科学，因此其学科领域必然是各学科理论方法的角力场。传播学的知识树由此而蓬勃发展，传播学者则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身份焦虑。“什么是传播学，传播学的边界何在”似乎是传播学者代代相传的身份焦虑中最核心的内容。不断重新划定边界也因此成为一代又一代传播学者的历史使命。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和容易完成的任务，它要求边界划定者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有系统的结构性认知。所以，对于什么是传播的极致注意并不见得就能为传播学划一个理想的边界，相反，由于边界划定者的一叶障目，被划出来的边界之内未必是传播学，而是另一个学科，并且学术共同体出于各种原因并未觉察。这样的悲剧，恰恰就发生在美国传播学的开端，其负面影响直到今天都拂之不去，而且，这本身也是当代传播学边界焦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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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在大西洋两岸的崛起，大约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当时的社会科学，除了经济学以外，也都还起步不久。社会科学正急于从哲学形而上学中摆脱出来，寻找研究人与社会的科学方法。借助这一趋势，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研究的心理学（目前，它在美国的专业目录中确实也属于自然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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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安全机构对心理战不断追加的投资，大众传播学迅速发展起来，而大众心理学则迅速成为这些研究项目的主要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军方、国防部、情报署、中央情报局以及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基金会向传播研究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资助。而多数获得这些资助并因此巩固了他们学界地位的学者便是那些运用大众心理学的视角与方法进行研究的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如今被界定为美国主流大众传播的学科，其研究重镇得以存续的关键就是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心理战项目还是许多所谓传播学奠基人学术生涯的支柱。事实上，‘奠基人’被选择和指认的过程，就是心理战项目的科学资助源源不断供给特定应用型研究项目的过程。”（辛普森，1994/2017：9）无独有偶，笔者也曾经较为情绪化地指出：“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二战期间均曾经为美国军方服务，战争使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用特别不中听的话来说，他们都是美国政府的御用文人。”（胡翼青，20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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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无视的一点是，在改革开放后美国传播学传入中国时，我们一度把这种高度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当作是科学来看待，而且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有市场。然而，我们必须直面这一事实，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不仅不是科学，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而且它甚至不是关于传播的知识，而只是如何通过传播进行心理控制的知识。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要求我们重新评估美国传播学的价值。

本文可在《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查看全文，敬请读者关注。

编辑：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