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对话人：陈力丹、黄煜、廖雪婷

黄煜，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研究兴趣：新闻与媒体表现、传播政治经济学。电邮：s03033@hkbu.edu.hk

廖雪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数字媒体、性别与劳工研究、全球化、东亚流行文化。电邮：saraliao@cuhk.edu.

陈力丹简介

陈力丹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新闻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其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传播学理论和舆论学。陈力丹教授自1979 年以来发表研究成果800 多万字，其中独编／着及第一署名著作52 本、论文200 多篇、一般文章1,900 多篇。根据2010 年《中国新闻传播学被其他学科引证状况及其分析》一文，陈力丹论文发表量、引证数和被外学科引证数，均居新闻传播学刊第一位。

廖： 陈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当年我在上大学唸新闻史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讲解和著作， 也第一次得知您多年来一直从事相关的研究。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陈： 我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始于1970 年，时年19 岁。当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派到富锦县外调，在县城的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只剩一本， 书脊破损，我买了下来。那时除了毛泽东著作，我几乎看不到其他书。恩格斯引证黑格尔的一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彷彿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1971 年以后，在“批陈（陈伯达） 运动”中，毛泽东要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通读并辅导别人学习了马列的六本书和其他很多马列著作。

我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实践开始于1975 年，那时我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工农兵学员”。那年春天毛泽东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张春桥。我把《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扫了一遍，重点看了马恩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以及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负责写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新闻实践与思想》，当时写了40,000 字。经过徐国兴老师的修改删节，定稿24,000 字，后来成为北大新闻专业编的铅印本《新闻理论讲话》的第一章。那是我第一次从新闻传播角度接触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传播的思想，但社会氛围很糟糕，受“四人帮”的影响，斗争、批判的词句较多。

1978 年我成为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研究生。改革开放的形势使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那时我确立了自己的信念，并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我的导师是温济泽老师。他是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是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他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我作为他的研究生，正式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了。当时确认研究的内容是，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后来写毕业论文，感觉无法完成对马恩这八年思想的研究，最后决定写开头的部分，即只研究《莱茵报》时期。就这样，我逐渐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1979 年发表《最后一期＜新莱茵报＞》，1980 年发表《谈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

1982 年4–5 月间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华， 同年11 月23–25 日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我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我谈到马克思也有传播思想，不少与会者都想知道，我说我正在写一份材料，但到会议开始还未做完，题目是《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思想》，

“传闻女神”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里的一个小神，“印刷所广场”指《泰晤士报》编辑部所在地。会后我完成一份油印的资料性文章，约两万字，分头寄给了与会者。这是我研究马克思早期情况。

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最后确定的标题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历史地位》，这篇文章是我们这届80 多位同学里最长的，74,000 字。现在此文正在出版中，除了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改一下，注释和引文方式均不变动，保留当时的原样。

廖：  您上世纪90 年代的著作里面有一本《精神交往论》，讨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念。具体来说，他们有着怎样的新闻传播观念？

陈： 我1981 年细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一个与传播相关的德文概念“Verkehr”，中译文是“交往”。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精神交往”（geistiger Verkehr）和

“世界交往”（Weltverkehr）。19 世纪的工业革命和交通革命造成了全球化的交往，于是他们使用了“世界交往”的概念。1982 年我为第一次传播学会议代表们提供的资料性文章《从传闻女神到印刷所广场》，对此首次进行了论证。1993 年在《精神交往论》里比较详尽地讨论了他们的这一思想。马克思使用法文写信时，特别对这个词作了说明，写道：“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马克思使用英文写作时，“Verkehr”的对应词是“intercourse”。 根据德文Weltverkehr，“世界交往”的对应英文应该是“world intercourse”。他们关于交往的论述，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在宏观上论证精神交往，以及这种交往与物质活动的关系。例如他们写道：“commerce、Verkehr 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Verkehr”这个词包含了所有物物交换（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的精神交往，还包含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我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交往”作为一个很大的背景来研究他们的传播思想，他们的思路非常开阔。

我们一般讲到传播（communication），是指信息的传播。马恩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视为一种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交往。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基本的交往方式，一种是贸易，一种是战争。战争虽然很残酷，但确实是实现人类内部交往的重要路径。恩格斯谈到民族与民族交往时，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即美墨战争。战争的结局是墨西哥的加利福利亚等地成为美国的领土。恩格斯就此使用了两个词形容，一个是“毫无作为的墨西哥人”，一个是“精力充沛的美国佬”。他反问：“如果精力充沛的美国佬迅速地开发那里的金沙矿床，增加流通手段，在短时间内

在太平洋沿岸最适宜的地方集中稠密的人口，开展广泛的贸易，建立许多大城市，开辟轮船交通，铺设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铁路，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历史上第三次为世界贸易开辟新的方向，那有什么不好呢？”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此后200 年的历史证实了恩格斯的观点。马恩的交往观不是简单地站在某一民族的立场上，而是客观地考察这种交往对扩大人类内部的交流和人类的整体发展是否有利。他们的交往观比较宏观，思想比较深刻。

黄：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赞美，其中心思想是倡导及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的。对于这点怎么看？我们知道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用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做一个切割。还有一种理解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改变过什么，只是后期他把精力放在研究《资本论》上，很少再涉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议题，但是对报刊思想、媒介思想、新闻自由等等这些阐述没有改变过。就这两种观点，想听听你的意见。

陈： 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的时候，经济生存都没有问题，他们遇到的主要是精神生存的不自由。所以马克思1842 年2 月写的第一篇政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用古罗马塔西佗的话作为结束：“当你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2012 年10 月央视《新闻联播》曾有一次关于“你幸福吗？”的采访，我当时就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问我，我会用马克思引用的这句话回覆记者。马克思写的第二篇政论（1842 年4 月）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继续讨论言论出版自由问题， 他用了古希腊斯培尔泰阿斯和布利斯回答波斯总督希达尔奈斯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自由的滋味你却一次也没有尝过，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这是马克思面对普鲁士王权扼杀言论出版自由第一声吶喊，用有力的逻辑论证历数书报检查制度的罪恶，以清晰的法治思维阐发了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思想。

当时德国著名的学术日刊《德国年鉴》主编卢格，每天审阅各种学术论文都有些审美疲劳了，看到马克思的文章后眼睛一亮，在刊物上公开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从来还没有人说出，甚至也不可能说出任何比这些文章更加深刻、更加论据充足的意见来。我们真应该为这种完善、这种天才、这种善于把那些依然经常出现于我们议论中的混乱概念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能力感到庆幸。”

“在谈到将来的出版自由的地方，这种基础至少根据他的原则才值得了解和作为依据。”马克思这两篇关于言论出版自由论著的分量，是可以与弥尔顿当年的论证媲美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这只是20 世纪6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里的一部分人（法国结构主义），以马克思《1844 年手稿》划线的一种说法；2018 年又有一位叫史博德的老外，说“1850 年后，马克思本人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这方面的讨论均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总体论层面，前者还有一些历史材料可以拿来讨论；后者由于被中国某网媒报道而一度引人注目，但是一个伪命题。马克思确实说过，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有具体背景的。这位老外以1850 年划线毫无根据，他仅提及两本马克思著作（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和1867 年《资本论》），说的大部分话均无引文依据，基本是信口胡说。随后，被几位研究马克思的专家所驳斥。以上在宏观上讨论马克思的总体思想， 均没有涉及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的评价，这方面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只是“中国特色”的说法。

我在1980 年发表那篇关于《莱茵报》的文章后，曾有一位新闻学教授不点名地批评我：“他们所推崇的马克思，不是写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的马克思，而是主编《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对于共产主义战士的马克思却无端地加以贬低。”作者还谈到西方青年马克思热如何使“某些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发生思想动摇”，“这倒是一面镜子， 很值得我们警惕”。

对此，我在1981 年的毕业论文里专门有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标题是“马克思报刊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第一个小标题是“八例证明”，涉及《莱茵报》之后从1844 年到1892 年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报刊思想的连续性。由于毕业论文没有公开发表，我于1982年6 月发表文章《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问题》，回应了这位教授。文章先说明他借用了“西马（西方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说法，但人家谈的是《1844 年手稿》而不是《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我指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他在《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1851 年，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战友“红色贝克尔”出版了经他审定的《马克思文集》第1 卷， 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二篇文章是《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如果马克思认为他在《莱茵报》时期的论著是不值一提的，会积极出版自己的文集吗？恩格斯逝世前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整理出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发表的论著，还把以上两篇论著的标题写到长长的书名里，署名“恩格斯编”。如果恩格斯否定马克思早期的报刊思想，他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出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论著吗？我认为不存在什么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没有后者否定前者，而是一个后者丰富前者的过程。现在我这篇文章已在一个学术公众号上重新发表。这次出版我的硕士论文，也收入了这篇1982 年的文章。后来本学科内关于青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的议论有一些，但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因为真正懂得马克思早期或后来新闻传播思想的人屈指可数，争论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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