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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谋:推荐三本书

2019-7-26 11:26| 发布者: 刘海明| 查看: 169| 评论: 0|原作者: 刘永谋|来自: 不好为人师

摘要: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Nds403uqiWlLjVpTrFf8A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

1879年在美国出版的《进步与贫困》,在西方世界闻名遐迩,是彼时盛行的进步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它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又常常为人所忽视的问题:为什么科学技术推动社会急速进步,却并没有普惠人民,相反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赤贫和贫民窟的现象呢?

亨利.乔治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方面寻找原因,即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土地被小部分人垄断。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在北美完成,而19世纪下半叶电力革命又风起云涌,科技革命极大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但是,社会财富分配分配不公,这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弊病。不公平分配的秘密在于: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新增的社会财富被土地所有人以地租的形式占有了,普通民众并没有享受到进步的好处,相反与富人的财富差距却增大了,同时社会生产也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亨利.乔治还驳斥了当时流行的错误解释,即贫穷是因为人口太多、劳动者太多,而资本家富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勤俭持家。

根据上述分析,《进步与贫困》寄希望于土地改革。通过社会改革,根除土地私有制,代之以土地公有制,由国家管理和征收所有地租,再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平分配。或者,由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地价税,而无需国家直接持有和管理土地。并且,因为地租数额巨大,社会上的其余税赋都可以取消。

显然,亨利.乔治没有打算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想通过土地改革改良社会,并且认为这是可以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这也就是马克思批评《进步与贫困》的原因。而且,国家征收地租或土地税的方案,远比亨利.乔治想象的复杂得多,尤其是二次公平分配问题。不过,《进步与贫困》提出的问题,对于飞速发展四十年之后的当代中国,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罗伯:技术统治



1934年,美国政府组织了“国家潜在生产能力”调查,测算了1929年美国实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以及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能力,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生产力已经可以为所有美国人提供舒适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了。换句话说,商品的绝对稀缺性问题已经解决。

可为什么现实却是“大萧条”导致民众饥寒交迫呢?这就是《技术统治》所要回答的问题。罗伯的回答是: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科技发展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用技术统治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新制度彻底废除货币经济,用能量为单位来测算、调整和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解放生产力,实现科学生产和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不赚钱就不生产,甚至在经济危机时把生产出来的牛奶白白倒掉,生产力实际上是受到束缚的。而技术统治生产是为了使用,为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把机器开足马力,完全解放生产力。因此,技术统治的新经济制度,目标是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

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人们可以从事更有价值的事业,追求更高的自由。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的科学运行,不干涉个人主观方面的事务。社会权力由管理人员、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名望卓著的人掌握,而不是腐朽弄权的政客。在技治社会中,艺术真正被交到艺术家手中,自由勃兴,不再是资本的奴隶,工业化被艺术彻底改变。同样,宗教、教育和娱乐等其他精神生活均将极大地发展。由于科学地处理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广告业消失,人人一致的流行时尚势微,人的个性被解放。总之,罗伯设想的技治社会不是齐一化而是多元化的,比以往任何社会更为有趣和五光十色。

罗伯设想的乌托邦听起来很美,很有启发意义,在现实中却难以完全实现。为什么呢?大家不妨阅读之后再思考。


莱顿:工程师的反叛



工程师在美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不仅因为19世纪以来,工程师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更是因为美国工程师不断的努力与抗争。该书描绘的就是19世纪下半叶至“大萧条”(1929-1933年)期间的美国工程师社团史,也可以视为美国工程师专业意识觉醒的历史。

在莱顿看来,这一段社团史的主线可以总结为工程职业主义(Engineering Professionalism)与企业主、商人主导的商业主义在工业领域的斗争史,故而在书名中有“反叛”二字。商业主义以雇主利润为最高目标,工程师是为雇主攫取更多利润的仆从;而工程职业主义主张工程职业的专业性质,工程师不只为雇主利润服务,而是有着更高的社会公共目标和更大的社会责任——当雇主利益侵害社会福祉,工程师应当勇敢地站出来予以揭露。

莱顿认为,斗争以工程职业主义的失败告终:在一次次的较量中,它逐渐弱化和分化,商业逻辑最终俘获了职业逻辑。换言之,这是一段娜拉出走后又不得不折返家中的故事。

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故事是莱顿对“黄金源头”的臆想,因为他回避了在国防军事工程师及其意识形态的故事,因此该书的结论并不坚实。可以想象,投身于国防军事的大量高水平工程师所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必须接受国家主义的驯化,放弃职业主义。换言之,工程师并没有真正经历“黄金时代”,那只是他们的理想。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莱顿描述的工程师觉醒不仅发生过,而且正在发生。更重要的是,应该如莱顿一样为工程师觉醒呼吁和歌颂。工程师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不是麻木的“码农”或被贬损的“肥宅”,应该意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以专业和技术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中国已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工程大国,呼唤工程理想和专业意识,更有针对性和紧迫性。




编辑:董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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