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未来走向

Ernst Haeckel（1834～1919） 恩斯特·海克尔（E.Haeckel，1834～1919） 德国博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生于德国波茨坦。早年在柏林、维尔茨堡和维也纳学医，著名学者缪勒（J.Müller）、克里克尔（R.A.vonKlliker）和微尔和都曾是他的老师。

1874年，耶拿大学教授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人类起源》一书中重构了人从志留纪的鱼类，经由中新世的人猿或人形动物进化为人的历程，即从类人猿（或人猿）进化为人的过程形式，其中的过渡性存在就是所谓的“猿人”——“不说话的猿人”（Pithecanthropusalalus）。他想说明的是，说话的能力是人区别与一般动物的根本特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后来的学者们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海德格尔在论文《艺术作品的起源》中也指出：“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不拥有世界，但它们属于它们悬置其中的环境下的被遮蔽的群体。” 在《自然体系》中，林奈则将人界定为，唯有当人认为自己不是动物时，才会是人的动物。换言之，人是在与非人性的存在的比较中确认自己“人”的身份的。如果这种论证是可靠的话，那么，人为什么需要创造出语言符号呢？从现有的理论看，一般认为人创造语言的目的，在于人的社会（交）性需求和合作劳动的需要，而语言的运用，又促进了人的社会化和文化传承与进化。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交往实践的学科。而人的交往实践，镶嵌进了人类的心智和生产实践之中，因此，杜威说，社会因沟通（传播）而存在。这便使得只要是人的实践活动，就包含着传播的因素，甚至传播就是生命之中，因为人不过是一种信息方式，基因也不过是信息的物质编码。

如果说古希腊人的修辞术是传播学的西方源头的话，那么传播研究的历史可谓久矣。但如果以施拉姆创立一个正式的学科开始，传播学成立至今不过百年。施拉姆所确立的传播学基本范式的年代，是大众传媒开始深度卷入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时代，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因此，传播学自然而然地将其学术资源投入到对大众传媒所带来的俱多变化的研究之中。线性传播模式的分级解读，主导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走向。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受众、效果这几个关键词基本上可以包括传播学理论大厦的主体结构。

在学术星空中，传播学是一位流浪者，它孤独前行，很少有其它学科的人真正关心他们在做什么。它不停地吸收其它的学科知识，而且其它学科的人也常常关注到传播问题，但似乎到目前为止，传播学在整个知识领域中，仍然处于一种“第二学科”的地位。著名传播学者罗伯特•冈德森(Robert Gunderson)甚至将传播学描述为“一个用来避难的学科领域”——很多传播学者都是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等其它学科的身份开始其传播学研究生涯的，是很多学者的第二学科选择（他们来了，又走了，所以施拉姆说传播学就像是公交车）。诚然，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主业都不是传播学，而且他们也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传播学家。

传播研究如此重要，又如此艰难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传播研究的对象没有科学精、确的定义。“随着各科学者、政客，工业人事、信息技术人员，记者等各执一词，传播这个概念变得如此广泛，以致它所覆盖的内容彼此根本无法协调。传递、表达、娱乐、促销、解释、再现、商议……大家都想让自己的定义占主导”（麦格雷）；其二，完美的沟通理想（“心有灵犀一点通”、“心心相印”）与现实的沟通障碍存在的巨大差异，让研究者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其三，理论理解的科学性也存疑。如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很难得出一个基本的定论，同一种理论假设，研究的结论往往是两可的。

不过这并不影响传播学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传播学一直处于高速发展之中。根据《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统计，我国有600余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媒类专业。美国有学者认为，“传播被认为是从初级职员到首席执行官的系列职位中必要的素养”。全美大学与雇主协会把传播技巧列为雇主对应聘者要求的“十大素质”之首（诚实位列第二）。

传播学家克雷格认为，传播学是一种实践性学科，为探索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提供各种可能的概念资源，传播理论也就成为了有关传播实践的理论话语展开对话的元话语领域。广阔的交往实践使得传播学科永远不会被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统一起来，而是包含多种多样的学术路径，他梳理了西方传播学的七种学术传统，即（1）修辞学传统；（2）符号学传统；（3）现象学传统；（4）控制论传统；（5）社会心理传统；（6）社会文化传统；（7）批判传统。

透过诸种理论脉络，我们不难发现，传播实则是一种柔性的权力控制过程与行为。说服与信息控制，就是传播网络的目的，而传播学正是揭示这种权力运作机制的学科。显然，这种理论揭示便具有的双重的可能性：即它既是一种解放的理论，也是一种控制的理论。权力的施受者都可能从中获得灵感和引导，控制者与反抗者都是传播学的粉丝。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就提到单向度的思想，电视、电影、报刊、书籍均可以对人的意识形态进行操控，固于一隅的思想为人创造出一种假性的舒适，使人失去本身的创造性，压抑着人意识的自由和创造的天赋。他写道：“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它们的论域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 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 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新科技革命出现开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迅速发展，人类交往的成本在大幅度降低而交往能力在增强，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新技术从根本上重构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人们的交往实践呈现了完全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面貌。但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还在类似于知识沟、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少数相对成熟的理论领域添砖加瓦，但没有关注到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重大研究突破，比如说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仿生学、区块链等等。传播场域内部一直不缺少反思者，但进行否思性革命的思考并实践的学者却不多。今天，应该是这样的关键时刻。黄旦建议“以媒介为支点，打通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形成新闻传播学科新的版图。”他所关心的，是传播研究从哪里出发，而我关心的则是传播研究走向何方。我坚信传播研究需要有自己的理论追求，那就是为建构理想的家园提供思想资源——“我”“你”“Ta”都彼此共存相融，共享宇宙星空，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完善交往法则，引导交往行为与实践。

今天，人类社会虽然因为有互联网，有了社交媒体这些交往媒介，地球村正成为现实，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但种族敌意、宗教狂热、阶级仇恨、民族主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仍然广泛存在。各种不同的权力网络，通过编织符号和意义的能力来左右人们的想象和行为，巨大的人类交往网络正在裂变成无数个意义的局域网——你与我，你们与我们并没有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变得心连心。但我们又必须认识到，网络社会的形成、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传播学必须从这一视角提供理论资源，以促进不同的文明的共存互荣，共同发展。这是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的主要精神。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库尔德利认为，传播学研究不能把媒介“当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在行为的语境里参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人们在交往时，不仅相互传递信息、建构意义，而且相互告知在做什么，相互之间存在或可能正试图建立什么关系，以及交往发生于何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这是我们深入理解传播的奥秘所在。曼纽尔•卡斯特在《互联网星系》一书中分析说，互联网文化的基石是学术与科学的技术精英文化，技术精英文化是启蒙与现代性的延续，其核心乃坚信科学和技术发展是人类进步主要动力，自由意识形态（an ideology of freedom）。我们确实注意到，当下最具决定性影响力的传播运动，正是那些旨在维护互联网自由，抵御政府和企业的控制，努力争取传播自主权并为建构信息时代的新公共空间打下基础的社会运动，如当下围绕5G、6G技术之争的，就有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之争。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公共空间是进行社会性价值性互动的场所，它是形成、传达、支持抵制思想和价值观的地方，它最终会成为行动与反行动的训练场”。今天的新技术支持的传播网络，由于其多模态，多元化和普适性，这使得今天的社会传播网络能够囊括多样化的文化和信息，其宽容度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公共空间都要大，这些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物质可能性。因此，这是一个充满积极和希望的网络社会。重构这一网络积极运行逻辑，创新希望的传播理念，揭示传播网络中的权力控制，就成为传播学未来的使命了。

编辑：董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