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新旧中国之间——美国记者西蒙·托平及夫人奥黛丽·托平

作 者

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

98岁的托平和93岁的奥黛丽是在新旧中国之间旅行的历史记录者和现代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见证者。这对结婚70年的新闻伴侣几乎走遍了世界每一个地区采访报道，但是，在他们的新闻生涯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最有意义的报道几乎都发生在中国。托平不仅是报道国共两党淮海大决战的唯一外国记者，还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托平预见并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奥黛丽的家族见证了从封建社会到新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文革”期间，奥黛丽是到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第一个和唯一的美国主流媒体记者，她的专题报道《红色中国之旅》和《回到变化中的中国》成为《时代》和《国家地理》封面文章。奥黛丽也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西安兵马俑的记者。本文由过去20年间作者在中国、美国和非洲等地追随托平夫妇所做的十多次访谈笔记整理而成。

关键词

新闻学；新中国；淮海战役；美国记者；新旧中国

一、追忆淮海战役

办公室的秘书把一个国际邮包放到我的桌上。我用剪子剪开，发现是年逾九旬的老人西蒙·托平从纽约寄来的他的新著《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托平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圣保罗国际新闻讲席讲授、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委员会主席、普利策奖管委会主任和美国报纸总编辑协会主席。翻开书的第一页，我牢牢地被托平细腻的描写吸引住了：

“大炮轰鸣了一夜。但现在是黎明时分，炮声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是1949年1月7日，我躺在中国农民小屋的棉毯上听着外边的声响。炮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了。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当我和一个士兵面对面时，我退却了，他端起了卡宾枪指着我。那天夜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囚犯，被关押在战场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蒋介石13万军队被毛泽东的30万大军包围了。我很快就知道，炮声的突然停止意味着被困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蒋介石在中国中部冰封的淮北平原上打了60天的战役，失去了50多万军队。毛泽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已成定局。②”

这本书把我带回到了十年前（2008年）的国庆节。那天下午，我站在北京鼓楼大街旁的珠穆朗玛宾馆门厅，心神不定地等候从美国来的托平夫妇。这个宾馆所在的大院曾经是清朝皇帝的祖庙。现在是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所在地。

2008年拉萨骚乱后，海外的留学生义愤填膺抗议CNN等欧美媒体的虚假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采写和制作了好多报道进行反击。但西方人不相信这些报道，所以真正能说清这个问题的，最好是西方人信任的报纸、信任的记者发表的报道。这时，我想到了托平教授和他的夫人。

早在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20周年之际，也就是在1979年，邓小平曾经亲自批准两个美国记者到西藏采访。这是1959年，甚至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两位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去西藏采访。他们就是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去了西藏，1980年出版了一部名叫《辉煌西藏》的画册。文字是托平先生写的，图片是托平夫人拍的。这本书的基调、观点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书中揭露了旧西藏的农奴制，书中用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脚镣、人头骨等农奴制的罪证。但今天的《纽约时报》和当年托平先生领导的《纽约时报》不一样了。托平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长达十年。

托平夫人一家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的合影

我决定把他请来，由他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写一篇文章。

我请示中央外宣办的主管领导，他们都表示同意。我于是写信邀请托平夫妇来北京。他们回信说他们决定乘坐火车去西藏，沿途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风光。我告诉他们，乘火车去西藏，而且我来做翻译，并照顾他们。他们非常兴奋。他们自己买了来中国的机票，我帮他们买了去西藏的火车票。西藏的旅店、采访的汽车都联系好了。

就在托平夫妇要到北京的头一个星期，中央外宣办的朋友跟我说，有关外事部门不同意托平夫妇去西藏。

“为什么呢？”我问，“是政治原因吗？”

“不是，”他说，“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大，到西藏缺氧，高原反应，如果有个意外，将来对外界说不清。”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87岁的托平，这位美国新闻界的教父，万一在西藏身体健康发生意外，真可能无法跟美国新闻界说清楚。

但是，我将如何跟托平夫妇解释呢？我不敢在电子邮件里告诉他们，怕伤害老人的心，只好等他们到北京后再说。

托平夫妇在酒店门口一下车，我早已安排好的两个学生给他俩献上哈达。晚上请他们吃藏餐，喝酥油茶、青稞酒，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我壮着胆子说：“你们已经体验到了青藏高原的风俗，等于已经走了一趟西藏。这回你们就不用去西藏了。”我说。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告诉他的确是这样的，中国外事部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认为他们年事已高，去高原不安全，因此不同意他们去西藏。

他说：“我才87岁啊，什么叫年事已高啊？我还年轻呢！李教授，你要知道，我妈妈活到105岁，我还差得远呢！”

我说：“敬爱的托平教授，除了西藏，你们去哪儿，我都安排，我都奉陪。”

“好吧，我们去徐州采访。”托平说。

2008年国庆节的第二天，我陪同托平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从北京南站搭乘高铁去徐州。车上坐满了过节出游的旅客。一路上，托平教授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孩童般的好奇，不停地向我提问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他手中都有一个小小的采访本，无时无刻不在记录。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记到老。他的夫人身背3台相机，不停地对相关景物和人物拍照。

不少乘客在徐州下车。《徐州日报》总编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车站为我们打开了贵宾通道。“中国人现在生活得很快乐，”托平夫人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能来到徐州看看。”

托平和夫人奥黛丽来徐州是为了采访淮海战役旧址。采访回来的两年后，他出版了《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托平在书的序言里写道：“我目睹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我冒险跨过国民党前线阵地，进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前线指挥所采访，报道毛泽东的军队向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进军的新闻。我来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在那里，我被解放军士兵带进一个农民的草屋。”在这里，托平目睹了淮海战役的结束。

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餐，驱车来到凤凰山畔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我上一次来淮海战役纪念馆是40年前，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随父母来参观的。那次参观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纪念馆大堂的正中央摆放着毛主席1965年来徐州视察瞻仰淮海战役纪念塔时敬献的大花圈。

40年过去了，国家拨巨款重新修建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并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环形屏幕，上面是一幅150米长的油画，再现了淮海战役的全景。十个画家为这幅历史长卷画了八个月，邓小平在上面留有题词：“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

全景油画《淮海战役》，现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内

在纪念馆入口的说明上引用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走到纪念馆出口，墙上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战士站在总统府上的大照片。托平指着这幅照片说：“我当时就在这里。淮海战役改变了世界，徐州应做淮海战场文化挖掘。”

纪念馆馆长亲自陪同我们参观。馆长的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他96岁的父亲仍然健在。托平身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不知托平是何等人物，红军老战士？美国老兵？看热闹的几个男子在猜测。一个年轻男子说，这老头有来头儿。一个小男孩凑上来，用手指着托平问：“这是什么人？”妈妈打下孩子的手说：“别指着人家，不礼貌。”

托平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同龄中国老人攀谈并合影。老人是淮海战役时的运粮战士。

托平走到一幅黑白大照片前停下脚步。这幅照片记录了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支持国民党，美国教官训练国民党兵的场面。托平夫人拍下了这幅历史图片。

“1949年1月7日淮海战役结束。那天我正在一农民家采访，听到共产党的炮声越来越稀疏，直到停止。我看到国民党将军李弥扮成农民逃跑。多年后，我在中缅边境采访时又遇到了他。我写报道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李弥反攻大陆，揭露美国派无人驾驶飞机投送物资给李弥。由于我通过新闻报道的揭露，美国最后派飞机把李弥从缅甸运回了台湾。”托平回忆说。

托平对淮海战役的军事进攻图有浓厚的兴趣，他指着红箭头询问解说员红箭头所指的地点。“我当年坐着前面插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军车在徐州前线采访。”托平说。

我们来到位于徐州市中心的花园酒店。建于民国初年的花园酒店正在翻修。1916年，“辫帅”张勋曾在此密请南北清室旧臣遗老，筹谋复辟大业。托平指着院子里的一座二层小楼说：“那就是我采访国民党‘剿总’司令刘峙将军的地方。”

走进这座德式别墅，房内设有壁炉和西式卫生间。1927年，著名的“徐州会议”在这里召开，蒋介石与冯玉祥结盟，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局。1937年，李宗仁以花园饭店为行辕司令部，指挥“台儿庄会战”。作家郁达夫和范长江等中外记者在这里采访。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由美国出面调停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到徐州，张治中、马歇尔住南楼，周恩来住北楼。为三人服务的电台也设在北楼。开会在饭店会议大厅。③淮海战役期间，这里成了国民党徐州“剿总”重要议事厅，彻夜开会，研讨战局。在淮海战役期间，托平是在国军和共军的战场上来回穿梭报道的唯一记者。他自称是一个持中立立场的记者。

“您如何表明您的报道是中立的呢？“我问。

“我当时在徐州战场采访，既采访国民党将军刘峙，也设法走到解放军阵地采访刘伯承的指挥所。经过两边对比，我发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个个都有战斗力。而国军官兵颓废，不堪一击。”托平说。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前夜，托平对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做过独家专访。刘峙特别安排他自己的专机把时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的托平接到徐州。“1948年11月25日，刘峙把我专程从南京接到徐州采访，是为了向世界显示自己必胜的信心，为了给自己塑造形象。到了徐州之后，刘峙直接把我从机场接到位于徐州鼓楼大街的花园酒店的一座小楼的二层会议室，在这里刘峙接受了我的专访。”

“我问刘将军，国军对这次徐州会战有没有信心？能不能打赢？刘峙说，没问题，你可以通过美联社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国军三天之内必将击败共军，共军将全线溃败。”

三天之后，托平从前线阵地回到花园酒店去找刘司令，看看他的胜利在哪里。结果找不到刘将军了。在酒店里，刘将军的随从告诉他：“托平先生，您采访完第二天他就跑回南京了，因为他知道这场仗肯定失败。”

“这简直把我搞糊涂了。我三天前发稿说，国军必胜。结果，国军司令自己逃跑了。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只留了副司令杜聿明在那镇守，结果杜聿明和黄维都被解放军活捉了，”托平说。

“我1948年11月25日离开徐州的时候，徐州道路肮脏，建筑破旧，医院里的伤员拥挤。我们当时希望如果能再回到徐州的时候，我夫人和我女儿能再来看徐州的时候，徐州会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来徐州，不仅来看徐州的历史，也看徐州的现在。”托平说。

“淮海战役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战争，从此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和发展。”我说。

“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报道预言，淮海战役对国民党来说就是‘滑铁卢’。淮海战役将导致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这个新的中国将最终影响世界格局。”托平说。托平把蒋介石比作拿破仑。“而拿破仑倒台之后，法国和欧洲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英国成了大英帝国。我预言淮海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在今年（2009年）年底要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我的预言邓小平可能不会同意，但邓小平应该同意，因为他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托平说，“淮海战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重要。淮海战役真正地使中国走向开放，走向富强。在此之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托平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二、“我报道了解放军占领南京”

“你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去过鼓楼大街的邮局吗？”托平问我。

“当然，这是距离南大最近的邮局。我人生中的第一篇稿子就是通过这个邮局投出去的。”我回忆说。197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把一篇翻译作品从这个邮局发给了《环球》杂志。

“60年前，我通过这个邮局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发了出去。”托平说，“我目睹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

淮海战役结束，托平从徐州回到南京几个月后，听到长江边的枪声，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了。那天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远远听到了郊外的炮声。托平奔向美联社办公室，准备新闻报道。

突然，一辆吉普停在他跟前。车上跳下来一个军人，看上去不像国军，是不是共军，托平也不敢肯定。那个人很有礼貌地问托平：“总统府方向怎么走？”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解放军。”他说。

“解放军已经进城啦？”托平疑惑地问。

“是的，我们已经在凌晨攻占南京城了，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就悄悄进来了。”解放军军官说。

托平这时惊喜万状。“解放军占领南京了，全世界可没有第二个记者知道这条消息，我是目前唯一知道的。我现在就要去邮局发稿，向全世界报道这条重大新闻。”

托平叫车来到南京市鼓楼大街的邮局。邮局只有一台发报机。此时，法新社记者比尔·关也跑进了邮局。

“我要第一时间报道南京沦陷的消息。”关说。

“我要第一个发稿！”托平说。

两个记者都要第一时间发稿，成为世界名记者。两人最后抛硬币决定。比尔·关赢了。

托平说：“那你快发吧，赶紧发。你发完，赶紧交给我来发。”

比尔·关说：“托平，你放心吧，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文字把这条消息发出去。”

比尔·关在电讯稿上只写了两个英文字“Nanjing falls”（南京沦陷）。然后，高兴地对托平说：“我的稿子发完了，下面轮到你来发了。”

托平在发报机前坐下，一口气打了两个小时的字，共发了三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是快讯《今早共军进入南京，国军已经逃窜》；第二篇稿子是现场特写《解放军进南京城》；最后一篇是综述加新闻背景稿。第二天，西方报纸刊登的全是托平的稿子，比尔·关的稿子没有被采用。比尔·关懊恼不已。

“我到现在都一直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想比尔·关也不能原谅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一条新闻白写了。”托平说。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几个月后，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共设在南京的外事委员会主任黄华召集所有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开会。黄华用中文说：“你们要告诉你们的政府，让你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话一出，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中文。这时新西兰驻中国大使站起来说，我们没听明白你说的话，能否让切斯特·朗宁先生翻译成英文。黄华同意了。切斯特·朗宁大使于是站起来把黄华的话为各国大使翻译了一遍。

切斯特·朗宁大使

当时西方驻华大使中，朗宁大使是最积极并鼓动各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也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朗宁大使是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是奥黛丽的父亲、托平的岳父。托平1948年在南京当记者的时候，认识了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18岁的加拿大女孩奥黛丽。两人常去紫金山约会。

“我在南大读书时，每天是人力车夫从使馆送我去学校上课。”奥黛丽说，“当时我家住在西康路，离学校不远。但是沿途灾民很多，人在路边冻死饿死的很多。感受最深的是，当时街头常看到灾民，但蒋介石宋美龄却常搞奢侈的宴会，我和父亲也参加过。外面是冻饿的灾民，他们那儿是灯红酒绿。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我家住的地方已变成了银行。后来搬到了西康路27号。”奥黛丽说。

“后来我又搬到南大（金陵女子学院）后面住。”奥黛丽说，“那是现在的南师大校园，那里的建筑保存得很好。我当时在金陵学院教外语，在南大读书。几年前回南京时已经认不出来了。现在南京是很美的城市，有很多树。南京解放后，种了很多树。”

托平说，奥黛丽虽然只有南京大学本科学历，但是她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而不只是“女人”，她共获得了至少8个“名誉博士学位”。她不要别人硬给她的“名誉博士”，她获得博士学位是因为她的照片拍得太好了。

三、周总理与托平夫妇

在徐州的第三天，我陪托平夫妇参观了徐州兵马俑博物馆。徐州楚王有12位，发现了8个楚王墓，发掘了4个。考古学家说，徐州有72座山，每座山上可能都有楚王陵墓。

在兵马俑的发掘现场，托平夫人奥黛丽手持三台尼康专业照相机在不停地拍摄。“奥黛丽是世界上第一个报道西安兵马俑的记者。她当时有关西安兵马俑的照片和文字是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文章发表的。”托平说。

奥黛丽指着她为《国家地理》杂志做的一篇关于发现中国兵马俑的封面文章说：“我的确是第一个拥有对西安兵马俑拍照和写故事的特权的人。如果哪天考古学家要在哪儿挖掘，我就会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拍摄和报道。”奥黛丽自豪地说，“我独家报道西安兵马俑的特权是周总理给我的礼物。”

周总理与奥黛丽在一起

奥黛丽的父亲朗宁和周恩来是好朋友，无论是在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还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朗宁大使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被迫撤走了驻华大使。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西方驻中国的大使还在南京，使馆还没撤。当时黄华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为南京外事处处长，专门找了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朗宁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们不要撤走，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蒋介石还能反攻大陆，还能回来。美国政府相信了杜勒斯的预言，不承认新中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过黄华找朗宁大使劝司徒雷登大使。当时，司徒雷登大使本人也不想走，在犹豫，他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下死命令，结果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很生气，诚心诚意想留住司徒雷登，但是这个美国大使不给面子，没有留住。一怒之下，毛主席写了《别了，司徒雷登》。

“我父亲朗宁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好，一直期待着有机会帮助新中国做些事情。”奥黛丽说。

“1954年，我父亲和周总理在日内瓦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上再次相会。当时苏联、中国、美国、法国四强国开会讨论越南问题。这次会议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美国派的代表是国务卿杜勒斯，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杜勒斯。周总理就走过去，伸出手要跟杜勒斯握手，结果杜勒斯扭过头去拒绝跟周总理握手，当众羞辱周总理。”

“有的版本说周总理抓住杜勒斯的手了，而杜勒斯拿出手绢把自己的手擦了擦放到口袋里，周总理也拿手绢擦了擦手然后把手绢扔到垃圾桶里了。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父亲当时是加拿大的外长，他看到杜勒斯羞辱中国，觉得这种尴尬局面必须挽回，否则日内瓦谈判不会有好结果的。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紧紧抓住周总理的手说：‘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又看到你了。’让周围的人感觉周总理的手是伸向我父亲的，挽回了一个尴尬局面。但事实上，杜勒斯在国际谈判上想有意羞辱中国。”托平夫人回忆说。

奥黛丽是在淮海战役那一年嫁给托平的。托平说，他们结婚70年，奥黛丽给了他六个最好的礼物，“五个女儿和一个中国签证”。

1971年，美国的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美国宇航员太空漫步。而这个时刻，奥黛丽和她的父亲朗宁大使回到了中国。

“人们都记得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照片。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过两名西方记者，除了美国记者斯诺，另外一位是加拿大籍记者奥黛丽。”托平说，“由于斯诺是个美国记者，当时中国想通过斯诺向美国传递希望关系正常化的信息，而斯诺本身又写过很多报道，所以全世界只记得斯诺，忘记了奥黛丽。”

1971年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斯诺带到毛主席身边说：“这是斯诺。”毛主席说：“不用介绍，我们是老朋友。我年轻时在延安，你采访过我呀！”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