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原创：孙春晨 道德与文明

作者简介：孙春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100732）。

〔摘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始点，冯定、李奇、周原冰和罗国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们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伦理学者从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入手，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为突破口，由史入论、以史融论、史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诸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新时代道德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伦理学人理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学术追求，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推向新境界。

〔关键词〕新中国70年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奠基  成果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起始点，新中国伦理学学科从无到有、从建立到繁荣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的伦理学才能沿着正确的和科学的轨道向前发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回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道德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奠基时期。受苏联高校学科建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内高校的学科设置进行了较大调整，伦理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予以取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重新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抱着向苏联学习的态度，中国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开始恢复伦理学学科，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成为创建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学术起点。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是从借鉴苏联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理想居于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而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需要培育国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道德对于激发全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新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当时的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刚刚起步，知识积累不足，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苏联学者有关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成果，一些苏联学者的研究论著被引进和翻译，其中包括夏利亚等的《共产主义道德》（作家书屋1953年版）、柯尔巴洛夫斯基的《论共产主义道德》（三联书店1953年版）、包德列夫等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几个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施什金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三联书店1957年版）等。在恢复伦理学学科后，苏联学者这些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成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且为中国伦理学界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冯定（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李奇（中国伦理学会首任会长）、周原冰（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和罗国杰（曾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二十余年）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们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探索；他们结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的深入阐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为指导，论证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基本特点，以浅显而又透彻的文字讨论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个人价值、自我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关系等问题，把抽象的哲理与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切合了人们自觉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精神需要。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初版和再版共印刷86万册。然而，到了1964年，《共产主义人生观》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历史是公正的，改革开放后，纠正了对《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错误做法。

李奇（笔名“李之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多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道德科学的论文，涉及当时理论界讨论的一些重大的道德问题，如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的问题、关于对立阶级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等，这些论文在改革开放初期被收入《道德科学初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中。李奇通过这些论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出现是伦理学领域里的根本变革的重要论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例如，在如何看待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她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出发，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中的‘个人利益’概念，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正好体现了无产阶级个人利益观的实质。”在关于道德的继承性和阶级性问题上，他明确指出：“道德的阶级性并不妨碍道德的继承性……任何拒绝或脱离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思想，都必然陷入抽象的继承和道德永恒论。”

周原冰（笔名“石梁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有两项标志性成果。一是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其专著《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阐发了共产主义道德的一般原理，对怎样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他讨论了作为共产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的集体主义原则。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周原冰先生最具特色的观点是坚持主张‘道德科学’说。”周原冰阐释了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重要性：“认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道德的理论武器，对于破除一切陈腐的道德观念和促进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道德问题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集中反映了周原冰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成果。

罗国杰于1960年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开始汇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道德》，在借鉴和研究苏联伦理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这个教学大纲大致勾勒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基本框架，其中涉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主要论述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一切合理的伦理思想及道德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道德进步的最高阶段，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就需要探寻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在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作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以及道德与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将共产主义道德列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间，国内不同学者编撰的各种伦理学教科书大都采用这一框架体系传统，以单立章节的方式论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伦理学界前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领域孜孜以求，耕耘不辍，为后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指明了继续探索的前行方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指导性地位。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道德文化成果，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一种超越封建主义道德文化和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新型道德文化。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具有如此独特的理论品格，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才能开拓出不同于以往伦理学体系的新中国伦理学的一片广阔天地。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方法。由此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特质，将道德文化研究与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在道德发展的历史形态、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的社会作用等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模式，获得了一种科学的解释。三是密切关注时代的道德需要。不仅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理，向广大人民传播和普及共产主义道德的相关知识，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共产主义道德的实践路径，并对人民关心的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旧道德与新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合理的阐释。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

从当代严格的知识形态或学科形态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撰写过专门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论著，也没有建立完整和系统的伦理学体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首要工作就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和解读，挖掘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文献中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在此基础上，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重要的伦理论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学人从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入手，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为突破口，由史入论、以史融论、史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诸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发展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结晶，也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后继者们所提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发展史必须秉持开放的立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道德问题的论述只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主张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绵延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未有穷期，它必然会在历史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

改革开放后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专著是宋惠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该著梳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理思想上做出的主要贡献，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共产主义人生观等。章海山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专著，该著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分为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予以考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形成和传播到作为工人运动的思想观念与精神武器的发展历程，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即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要求。许启贤在其发表的系列论文中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当作一门历史科学，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作出了界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史，特别是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史”。他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需要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和革命思想史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是新中国70年道德文化演进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封建道德体系遭受新文化的强力冲击已然解体，而新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也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能够在新中国生根发芽、蓬勃发展，既是新中国寻找道德文化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也是新中国顺应时代变迁不断追求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的目标使然。中国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然接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塑造新中国道德文化的理论依据，并在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这不是理念式和标签式的抽象转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既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简单移植和生搬硬套，亦非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来匡正和改良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而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新中国70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状况的有机结合，是在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变革基础之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进程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成果是在新中国亿万人民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它集中体现为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道德问题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毛泽东认为，道德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和无产阶级革命功利主义的思想，主张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论，强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重要性。王泽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论述了邓小平伦理思想、“三个代表”伦理思想、科学发展伦理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从物质文明与经济建设伦理思想、政治文明与政治建设伦理思想、精神文明与公民道德建设伦理思想、社会文明与和谐伦理思想、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伦理思想、党的建设文明与执政伦理思想等方面归纳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视角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中，但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却不能局限于在经典文献中“抠字眼”，应当开阔研究视野，融合多学科的研究立场和方法，以“大历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它与当代历史相遇时，就需要考察其对当代正在发生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道德生活变迁所能发挥的功能，以展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解释和改造社会道德生活状态的持久生命力。

安启念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论述了从政治哲学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重要性，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能对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就将在面对现实的社会道德生活难题时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立足于人的解放，致力于从伦理的角度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进行道德评价，并探寻对社会加以改造以使之合乎人的本性的途径。宋希仁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有关道德的论述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和概括。该著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伦理的起源、发生和发展过程的道德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依据，并用两章的篇幅深入研究了《资本论》的道德哲学和道德社会学思想，在解释和把握资本与道德、历史唯物主义和道德哲学之关系问题上开出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诸领域研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涉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法律生活和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与从历史的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从总体上宏观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做法不同，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野转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侧面展开微观研究。这种研究路径的优点在于，“小切口，大纵深”，问题意识明显，针对性强，相关议题的研究有可能走向深入和透彻。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成为研究的重点，出版了多部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其中，王小锡关于“道德资本”研究的系列论著，讨论了道德作为影响价值形成与增值的精神因素所具有的资本属性，突破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作为反映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工具的“资本”概念的原有意涵，将道德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生产性资源，并以此来分析道德在经济价值增值过程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沿性研究成果。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家庭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发展伦理、民生伦理和劳动伦理等具体论域，学者们亦出版和发表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对马克思主义重要道德论题的回应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不断推进，一些中青年学者不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是充分利用他们曾在国外读书、访学的学术背景优势，密切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道德论题展开深入研究，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向国际学术界展现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术自觉与理论自信。

关于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与“非道德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发起了一场马克思与正义之关系的论争，分为“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两派，议题涉及正义价值的来源问题、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问题、道德现实主义问题、道德改良主义问题等。由此又引致了延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关系的论争，一些学者持马克思主义“非道德论”观点，另一些学者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观点。近年来，这一论题引发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以撰写论文或在相关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予以回应，以力证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是可以得到辩护的。中国学者提出的主要论据有：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批判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框架内进行的，在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有自己所秉持的规范意义上的道德；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判断上并不坚持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中，既存在法权意义上的解释性正义，也存在规范和价值意义上的评价性正义。从方法论的角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的问题上是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的整体来进行考察的。他们特别反对的是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反对把社会的改造变成为人的纯粹的观念的改变。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道德伦理思想的说法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误读”。中国学者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不仅确认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有其文本的依据，而且明确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包括事实层面的描述性的道德社会学，还包括价值层面的规范性的道德理论。

关于解读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方法。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主要采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方法和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解读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这两种解读方法的共同特点是，以超历史的普遍性道德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中国学者试图从“历史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做出解释。这种“历史的观点”解释立足于清晰地梳理有关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阐释的思想史，正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不同判断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是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的基础性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阐释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独特视角，这不仅是消解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的立足点，也为当代伦理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立场。

结 语

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国外伦理学学科的特殊现象，这就是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三足鼎立，虽然前两者属于学科名称，后者属于一种理论体系，但它们所研究的内容却相互交叉。鉴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新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大多数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或著作中必然包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研究内容，而且关于道德的起源与发展、道德本质、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范畴、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理想、道德修养等伦理学的核心内容也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髓。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国内伦理学原理和其他社会道德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三分说”，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范式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三个部分，并将梳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线索、探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范式和开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崭新篇章视为当代中国伦理学人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学术责任之一。这是一个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的有价值的学术建议，兼具战略性和策略性。虽然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面对新时代道德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中国伦理学人理应对自己提出更高的学术追求，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推向新境界。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2019年第4期

编辑：马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