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记者明星制度的形成与影响——以1920-30年代上海新闻记者“四大金刚”为中心 ...

原创： 路鹏程 国际新闻界

路鹏程，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新闻传播史。

本文是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1911-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16YJC86001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920-30年代上海新闻竞争日趋激烈。恰如时任《时事新报》编辑周孝庵所指出，“报界之竞争，至今日而愈演愈烈，其所聚精会神勾心斗角者，殆渐集中于新闻，报纸之命运，殆亦决之于新闻，新闻灵，则销路广，声誉著，反是，则必有不堪设想者。” （周孝庵，1920：1）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记者们则“无日不足不停趾的在钻头觅缝，也无时不悬悬于重大新闻的遗漏。”（金雄白，1988：187）因此，记者出色的采访报道不仅激起读者的强烈兴趣，而且也引起同行的密切注意。恰如顾执中（1985a：59-60）所说，“由于我经常采访得独有的社会新闻，经常使《新闻报》《申报》等脱漏消息，在社会新闻上往往落后于《时报》，在那时新闻竞争颇为剧烈之秋，自然不能不引起《新闻报》和《申报》领导阶层对我注意。”而金雄白将社会新闻的采写焦点从传统的灾异盗劫之类，延伸到裸体模特、中学校花、离婚官司等等，伴随着20年代晚期上海都市文化畸形繁荣而闪现出的令人目眩神迷的摩登世相之中，并且在写作时极富耸动、煽情之能事，“在当时各报所刊的新闻中，如此惊世骇俗地秉笔直书，还是创举”，成为上海黄色新闻浪潮的始作俑者。虽然因此引起同行的侧目，但也藉此获得同业的注目（金雄白，1988：31）。同时，顾执中、金雄白也注意到金华亭、叶如音“对报纸均尽了甚大之努力”（金雄白，1943）。他们四人常常“能采访到新闻的来龙去脉，即新闻的内幕；或者往往能‘抢’到别家报纸得不到的消息——‘独家新闻’”（徐铸成，2010：272），因此，上海报界将他们称为新闻记者中的“四大金刚”（金雄白，1988：133）。

记者成名本不是新鲜事，在新闻界中以采写著称的知名记者早已有之，如国民初年即已扬名立万的黄远生、邵飘萍等。但须注意的是，民初著名记者尚是延续了传统文人的成名道路，多是个人机缘和风云际会的产物，所以，人数极少，屈指可数。而1920年代后期“四大金刚”的成名，则是社会系统建构的产物，即记者明星制度逐步形成，开始系统化地制造明星记者（Marshall，1997：3-26）。自此之后，民国知名记者不仅开始竞起辈出，群星璀璨，而且其成名路径、名气结构和名望意义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鉴于以往民国名记者研究，或为“个人中心取向”的微观研究，虽刻画精微细腻，但难免有时见木不见林，无法充分揭示出个体新闻活动与群体职业发展之间丰富而深刻的关联；或为“社会中心取向”的宏观研究，在波澜壮阔的社会背景下观察记者个体的职业生涯和人生境遇，但有时又不免见林不见木，使名记者沦为大历史的小注脚（李金铨，2013：21-25）。并且，无论是个人中心取向研究，还是社会中心取向研究，都将一个名记者的出现视为个体主观因素和社会客观条件偶然结合的随机现象，而忽略了名记者群体英才辈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稳定的系统性和周期性产制模式，即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建构机制。为此，本文以1920-30年代上海新闻记者中的“四大金刚”，即《申报》金华亭、《新闻报》顾执中、《时事新报》叶如音和《时报》金雄白为中心，探讨民国时期新闻记者明星制度的形成与影响，藉此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知名记者、新闻职业化历程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之间交织流动、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

本文所谓的明星制度是指，组织和行业协同生产名望，大众与社会共同消费名望，藉此个人名望转变为各种物质性和精神性价值的过程和机制（Stanley，Lynne，1996；David，1997；Ganetz，2016）。

一、记者明星制度的背景与成因：报馆竞争、报业转型与社会名流文化消费

报馆的利益和声誉建立在记者的努力和名望之上，因此上海四大报都积极创建起督促记者努力拼搏，鼓励记者脱颖而出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氛围，即明星记者中心制。首先，他们建立起岗位工作考核制，鞭策记者提高采写效率，激励记者争抢独家新闻。如《新闻报》在采访科之外增设考核科，本报记者挖到独家新闻则予以表扬和奖励，倘若脱漏重要新闻则给予警告甚至处罚（顾执中，1985a：251）。而《申报》采访部每天将沪上几家知名报刊的新闻，“包括电讯、国内通讯等题目剪下，按条贴在本子里”，晚上采访部主任康通一将其与本报报道逐一比对，日常奖惩，年终考核，以此为据（孙恩霖，1983）。恰如民国著名记者徐铸成所说，“能抢到‘独家新闻’，那就有希望被称为名记者了。”（徐铸成，2010：272）报馆重奖独家新闻，激励记者争抢独家新闻，即在试图制度化地鼓励记者成名和生产知名记者。其次，上海四大报普遍重视对记者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则为明星记者脱颖而出奠定人力资源基础。恰如对此有深切体会的顾执中所指出，“一家报社或一家规模较大的通讯社，对新当的新闻记者来说，就是对业已当了多年的新闻记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一所新闻学院，是一所拥有好老师，名教授，设备优良，在学习上，锻炼上，最切合实际的新闻学院或新闻专科学校。”（顾执中，1985a：43）金雄白在《时报》得到其伯父，总编辑金剑花的苦心磨练、全力训育，使其后来满怀感激地说，“对报馆方面一切编辑与外勤的知识与经验，却都是在那一个时期中所学得。”（金雄白，1988：93、95）顾执中也十分肯定《新闻报》培养记者的做法和魄力，并且其本人也受报馆资助环球旅行考察各国新闻事业。《申报》采访部在康通一的带领下也一贯注重老中青记者的传帮带（孙恩霖，1983）。虽然缺乏叶如音对《时事新报》内部培训的评价，但从其同事邹韬奋对此的高度赞誉中亦可见一斑。“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邹韬奋，2004：184-185）

因为记者明星制度本身就是报纸经营管理现代化和新闻生产职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如果说报馆采取的以上两点举措只是报纸经营管理现代化和新闻生产职业化过程中的一般举措，记者明星制度的特征似乎仅初现端倪的话，那么上海各大报馆推出的以下三点措施则集中体现了明星记者中心制的典型特征。第一，报馆在新闻采写上给予知名记者倾斜支持，优先配置重要新闻条线，安排独家采访显要新闻人物。“四大金刚”都是从社会新闻开始职业生涯，当他们在业界声名鹊起之后，迅速被报馆安排转入政治新闻报道条线。他们果然不负所托，凭借其出色的交际能力和专业才华很快就在时政新闻领域打开局面，并且得到民国政要的广泛认可，甚至高度赏识。“四大金刚”在政治新闻条线的成名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知名记者的行业地位。恰如时人所说，只有这种政治条线的资深记者才称得上为名记者，“有种资格最老，对于国内要人知道较深的，就是所谓名记者。”（胡鸣祥，1936：78）第二，报馆尽力给予知名记者采写的新闻以充足的版面和显著的版位。例如对于金雄白采写的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时报》老板黄伯惠总是毫不吝惜地给予整个版面、大号字体、套红印刷，大登特登。第三，报馆将知名记者提拔到新闻工作的中层管理岗位上，给予他们招募记者、组建团队、调配资源的权力，以此在组织制度结构中确认其明星地位，亦藉此在组织运行机制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明星效能。在此之前，经理、主笔、编辑甚或其他任何人等都可以担任采访部科长，如在顾执中之前，《新闻报》采访科主任是“对采访纯属外行”的陈达哉 （顾执中，1985：79）；而在金雄白之前，《时报》采访科根本没有主管，直接隶属主编管辖。而自此之后，知名记者执掌采访部，逐渐在上海各大报馆勒成定例。所以，除叶如音外，“四大金刚”基本都曾担任过采访科的主任或负责人。

顾执中、金华亭、叶如音、金雄白之成为“四大金刚”而非其他媒体记者，这和他们供职的报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恰如有时人说，“记者最好的出路，只有向大报馆发展，那是比较好的”（胡鸣祥，1936：77-78）。所以，新闻记者“四大金刚”其实就是“申、新、时、时新”报业“四大金刚”在追求报业市场利益最大化和推行新闻记者职业化过程中的产物和缩影。

在“申、新、时、时新”四大报中，顾执中、金华亭、叶如音、金雄白之所以成为“四大金刚”而非其他记者。金雄白说，“这非但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浪得虚名，也可说是村中无虎狗为王也。”（金雄白，1988：133）其实，金氏过于自嘲。“四大金刚”均口才好、文笔佳、通摄影、善交际、人脉广。此外，他们还各有所长。顾执中英文娴熟，在沪上记者中首屈一指。叶如音摄影精湛，可跻身当代名家之列。金华亭擅京剧，精胡琴，还打得一手好桌球，人称“弹子大王”。金雄白谈吐出众，且容貌俊秀，有“新闻界梅兰芳”之誉，这点似乎还可以揭示他为何颇受女性采访对象的亲睐。总之，用顾执中（1985：46）的话来说，他们都具备“合格地当做新闻记者的必要条件。”虽然前述金氏之言过于自嘲，但确实也反映出当时上海新闻记者整体业务能力不强，尚有待提高。如《新闻报》采访科“规模之大、及设备之完善、在海上称最”（西西，1928年10月29日），而其负责人顾执中却坦白地承认，该报“外勤记者的人数，虽不少，但实力也不强。”（顾执中，1985a：79）曾虚白当时所观察到的情况也印证了金氏和顾氏的说法，“各报馆虽有几家有采访部之设，其实是有名无实的多，产生不出怎样特殊的访稿。”（曾虚白，1938）

尽管“四大金刚”觉得其同事们“实力不强”，但他们还是丝毫不敢松懈，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之中。恰如金雄白所说：“正在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我对于这一项职业，感到新奇，也发生了兴趣，尤其因我好胜的性格，不避艰险，的确曾经尽过我的最大努力。”（金雄白，1988：124）揆诸实际，确实如此。如北伐逼近上海之际，金雄白一周不曾回家，疲劳至极之时，支颐假寐片刻，一闻电话铃响，霍然而起，冲去采访（金雄白，1988：168）。顾执中也同样坚称，他在“采访工作上，勤勤恳恳，一些也不敢懈弛时时刻刻紧张地工作着。”（顾执中，1985：56）他为考察西北，更是“跋涉山川，苦雨凄风，历尽艰险”（顾执中，2012：8），撰写出《西行记》《到清海去》等新闻史上的佳作。金华亭的妻子也总是记得，金氏当时每日早出晚归，即使到家亦不得余暇，冲洗照片，撰写文章，忙个不停（金介云，曹晓波，2015年10月21日）。并且“四大金刚”之间还殚精竭虑，通过紧密合作、优势互补来增强其新闻竞争力和生产力。恰如金雄白说，金华亭、叶如音“和我联成一线，互通消息，时常共同出发采访。”并且因私人恩怨，金雄白也借此试图“抵制顾执中的活动，也处处给他以打击。”（金雄白，1988：173）其实，顾执中也在积极争取和其他知名记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网络，他和金华亭也是“好友”，工作之余经常在一起打牌跳舞，还邀请其担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课程的教师（顾执中，1986）。尽管“四大金刚”在性格上实则格格不入，顾执中朴质执拗，金华亭高傲悭吝，金雄白任性轻狂，叶如音敏感而充满神经质，但他们在工作上互通有无，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名记者通过这样一种对内合作、对外竞争的共生状态来生产和再生产他们作为知名记者的地位、力量和名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颇似电影明星制度发端于演员积极斗争要求在影片中播映他们的真名实姓一样（deCordova，1991：17-29；Shail，2016），记者明星制度形成的必要前提是新闻作品开始出现记者署名。况且电影演员即使不署真名，只要经常出境，并且演技出色，依然能够逐渐被观众所熟知赏识成为明星。而新闻作品不署名，则普通读者一般根本无从知晓作者是谁，从而彻底埋没了记者成名的可能。除极少部分特约通讯之外，近代以来上海报纸刊登的新闻报道大多都是不署名的。“四大金刚”出色的采访能力使其在同行之中名重一时，但是如果他们始终在新闻作品不署名的制度下工作则很难迅速在社会大众中扬名立万，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的成名之路将会变得更为漫长和曲折。尽管当时新闻报道不署名，但在报纸副刊、杂志、画报上开始新兴的新闻特写，特别是新闻摄影作品则开始出现署名制度。“四大金刚”在《时报》《时事新报》的摄影副刊和《天鹏画报》等摄影杂志，以及广为流行的时尚杂志《良友》上发表了大量新闻摄影作品，如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许多权倾一时的国府要人参与誓师北伐、西山祭灵、国庆阅兵等重大国事活动的照片。附翼于这些国府要人鼎鼎大名之后，记者的名字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受人注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闻摄影作品不仅显示出记者总是出入政府重地，追随政要左右，拥有耳闻目睹国家最高国务活动的特殊资格，而且他们所拍摄的有关高官显贵公余休闲、居家生活的照片更暗示出记者与政要们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和个人交谊。这恰好满足了世人对记者作为“无冕之王”的想象，“他们竟天都得看一些不大被常人看得见的人和东西，听一些不大被常人听得见的消息和议论。”（李青崖，1934）因此，“新闻记者无形中在社会上便具有一种莫大的权威，成为一般人眼目中高不可仰的人物。”（张万里，1938：78）

当“四大金刚”成名之时，恰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方兴未艾之际。值此之刻，戈公振（2010：1）踌躇满志地宣布“报业职业也”；邵飘萍（2008：25）则与有荣焉地宣称新闻记者已跻身于“与医生、律师等同一阶级”。无论戈氏与邵氏的豪言壮语有几分为现实写照，几多是未来期许，但都恰恰反映出，中国报业正在迅速转型，试图发展成为一个专业技能更高、更受社会尊敬的“高尚之职业也”（戈公振，2010：4）。任何社会职业在转型发展中都迫切需要制造和展示其行业明星作为彰显职业合法性，提升职业美誉度，增强职业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Hesmondhalgh，2005：98）。因此，明星制度不仅是个别报馆组织的企业效益诉求，而且也是整个新闻行业的内在结构需求。当时，在尚未建立起由国家政府和行业协会通过官方仪式隆重加冕明星的时代，同业口碑赞誉通常就发挥着册封记者职业荣誉的明星制度功能。上海新闻界将金华亭、顾执中、叶如音、金雄白称之为佛教神话中法力无穷的“金刚”，即在表彰和揄扬其具有超越一般记者的特出品质。恰如其封号“金刚”所蕴含的宗教偶像意义一样，具有这种神话般能力的记者理应作为明星受到同行的崇敬和社会的崇拜（Rojek，2006：389-417）。此外，“四大金刚”加入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并被选举担任重要职务，亦可视为新闻同业对其能力和名望在全行业范围内的一种正式确认。

除了封赏给明星记者职业荣誉等精神性奖励之外，报纸行业层面还通过物质性利益来确认和强化明星制度。其典型表现就是，上海各报争相高薪延揽知名记者。当“四大金刚”头角峥嵘之时，《时事新报》总编何西亚给金雄白数倍于《时报》的薪水，邀其改就《时事新报》（金雄白，1988：130）。《申报》《新闻报》纷纷游说顾执中跳槽（顾执中，1985a：74）。金华亭也是在远东通讯社崭露头角，引人注意，经人举荐，转入《申报》。

最后，从广阔而深邃的社会语境和时代背景来看，上海都市文化和媒介工业的蓬勃发展也在呼唤明星记者和明星制度的诞生。就在“四大金刚”投身上海报业的1920到1930年代，上海报刊的数量从百余家增至三百余家，上海报刊的销量，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例，从三、五万份，增至十四五万份，十年间增长了三倍（王敏，2008：318-319）。与此同时，作为上海都市文化和媒介工业的消费主体，日益激增的外来移民、知识青年，以及已经事业小成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想获得人生成功的激励和启发，还是宣泄事业挫败的焦虑与苦闷，亦或仅仅是打发寂寞而空虚的无聊时光，他们都热切渴望阅读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戏影明星、文艺新秀，包括新闻记者等各类传统社会精英和现代社会名流的人生传奇。

而近代上海小报发展迈入极峰则加速催化了“四大金刚”的成名，以及记者明星制度的确立和扩散。恰是沪上小报真正将“四大金刚”的名气从业界、政界播扬到社会大众之中，并且将知名记者转变成社会名人。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在短短三四年之内上海竟然先后出版了700多种小报（洪煜，2007：59-67），畸形的媒体繁荣和剧烈的报纸竞争引发了巨量的新闻需求，任何竹头木屑般的饾饤琐事都可能成为小报大肆报道的新闻热点，任何原本不名一文的人物在小报竞相煽情炒作之下都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名人（Rojek，2001：17）。

如果说在新闻圈内评判知名记者的标准主要是其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准，而都市小报在舆论界中塑造各类明星、名流、名人时则远远跨出其职业生活的边界，致力于追踪和曝光其个人癖好、私人情感、家人隐私，将其私人生活空间建构成为一个自足自爆的公共报道领域，甚至几乎完全遮蔽了其职业活动和业务表现。这种大众媒体报道取向的差异既是社会名人区别于行业精英的重要差异，也是将行业精英转变为社会名人的关键途径（Turner，2004：8）。有关“四大金刚”的容貌衣着、爱情婚姻、儿女家庭、休闲爱好等等个人生活的纷繁面貌都被这些小报、画报、时尚杂志充分地挖掘刊登出来。如金雄白风流倜傥的西装佳影，金华亭与妻子新婚燕尔的依依丽影，金雄白女儿蹒跚学步的童稚趣影，以及叶如音婚变的悲惨经过和悲痛心路等等。这让名记者在其职业角色之外，展示出令人可惊可愕、或可悲可叹的个人特性和私人生活，从而使知名记者作为社会名流的形象变得更加多彩而迷离，更具吸引力和扩散力。同时，读者藉此想象式地建立起一种与记者仿佛常来常往、熟人旧友般的亲密感受，行业知名记者在人们茶余饭后的津津乐道中变成社会大众明星（戴尔，1979/2010：14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明星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技术条件和显著社会标志是大规模地展示和传播明星的视觉形象（Evans，2005：11-55）。1920年代晚期随着摄影图片的广泛应用与都市画报的日益风行，使“四大金刚”的各种私人形象能够像戏影明星一般更为生动鲜明、栩栩如生的展示出来，更具识别度和可视度，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窥视的欲望和消遣的乐趣。当看过这些记者的多彩形象，再读到这些记者精彩的作品时，读者不仅会联想翩翩而且亲切之情也会由然而起。当然，有些“以‘骂’号召阅者”，以煽情耸动为能事的小报少不了刊登讥讽、攻讦，甚至揭露记者“洋场作风”的言论（瘦竹，1929年4月17日）。如叶如音怎样多情而吝啬，金雄白如何依靠风尘女子攀附周佛海等等。无论是美名还是恶名都是名人身份经济的重要特征，只要有曝光度都有利于制造与扩散记者的名气（Conboy，2014；Turner，Bonner，Marshall，2002：105-109）。恰如顾执中（1985a：85）回忆说，某些记者在“一些小报上造谣骂我。……我父亲有时看到了，心中不高兴，一天晚上，他跟一位开照相馆的潘姓老友谈及此事。那潘老笑咪咪地答复我父亲道：‘那有什么不好。人家为您的公子不要钱的作义务宣传，使他的名气在上海响起来，求之不得，多好！’”这些小报在撰写“四大金刚”故事的同时，“四大金刚”也在为小报撰写故事。如叶如音、金华亭经常为《福尔摩斯》《报报》供稿，金雄白自己开办有《今报》，而顾执中参与创办了《虎报》。小报在建构着他们的名人形象，他们也在经营着自我的名人地位。如果说社会名人与大众媒体之间主要存在着合作、协商和斗争等三种互动模式的话（Gorp，2014），那么明星记者与大众媒体之间的核心互动模式则是合作和共谋。

即使大报也蠢蠢欲动步武小报，不时报道知名记者行踪，相关新闻喧阗一时。例如金雄白在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中的活跃身影，金华亭带头抗议电影《新女性》“侮辱记者”的倔犟态度，叶如音参访马来华文报业的潇洒英姿，顾执中环球新闻考察的宏伟旅程等等。在“四大金刚”之前的新闻记者，甚至包括黄远生、邵飘萍等时代声望和历史地位远大于“四大金刚”者，当其职业生涯风华正茂时，从未获得过各种报纸、杂志和画报，如此密集化的报道频率和如此私密化的报道话题。恰如前所述，这是时代使然。自1920年代末叶，上海都市历史开启了一个媒介名人消费时代，媒体殚精竭力地追逐名人，也在不遗余力地制造名人，名人新闻业（celebrity journalism）大行其道。从此之后，媒体添油加醋炒作记者新闻以制造轰动打开销路，新闻记者在媒体炒作中沸沸扬扬声名大震，变成了沪上一道光怪陆离且愈演愈烈的媒介奇观（谢美霞，2006；冯剑侠，2012）。

“四大金刚”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原本已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光环，又因缘际会都市文化崛起和媒介名人消费勃兴的时代浪潮，所以在大报小报有捧有骂的报道炒作之下，以及读者亦真亦幻的移情式阅读和幻想式交往之中，其光环变得更加灿烂炫目，知名记者变身为社会名人、时代明星。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二、记者明星制度的效应与意义：名利回报、职业召唤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

顾执中、金华亭、叶如音皆出身贫寒，金雄白虽然出身于上海周浦望族但到其父一代业已衰落，并且“四大金刚”蜚声沪上之时，多在二十五六岁的光景。这充分显示出，新闻业作为现代职业自由开放的特征，以及明星制度所象征着的社会权力民主化的特性。记者不拘出身、学历、资历、派系等等，这些在传统职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制约，只要个人努力，奋勇拼搏，都能取得职业成功，博得出人头地。因此，在民国时代，新闻记者遂成为许多出身低微的年轻人追求社会地位上升性流动的首选职业。

记者的职业回报多种多样，其中最显著一个回报就是知名度，新闻职业也属于典型的“名声的职业”（profession of fame）（威廉斯，2013：235），而知名记者和明星制度则是其最集中的体现。尽管金雄白充满嘲讽地说“做报人的兴趣，有的旨在不时露名，便于自捧”，但他本人亦难免俗，“看到报上刊出自己的名字时，不禁有些陶然自醉之概”（金雄白，1988：66）。而顾执中则十分自豪地宣称，“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名记者。他们的名誉往往比有些政治人物更崇高。”（顾执中，1985b）另则，广大读者对知名记者的深刻认同和深切敬仰则赋予记者名望以极其丰厚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Buckley，2009）。这在顾执中收到的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中得到表征和确认。有读者说，“他（新闻记者——引者注）的舆论有时抵过成千成万枪炮的力量”（王伯澄，1937），有读者说“我们愿意以所有的力量，充做你的钢铁的盾牌！”（陈修贞，1937）此外，这种以社会声望为中心的明星制度对经济收入相对较少的记者职业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补偿，顾执中（1937）在回答这些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时就满怀欣悦地说：“你的信给了我们无限量的为着正义而斗争的勇气，令我们心坎中对你和其他读者发生不可名状的感激。”

任何一种“名声的职业”都必然会建立起制造名望并将其变现为各种象征性和物质性价值的渠道和机制。所以，知名度和明星制度“不仅是一种心理满足，而且代表了文化资本的增长，这种文化资本在获取社会特权方面有着物质效果。”（威廉斯，2013：250-251）首先，知名度和明星制度给予记者相对较高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权威性。顾执中可以相对自由地采访他感到有重要社会意义但缺乏读者市场价值的新闻题材，即使报馆经理对此不满也会予以大度地谅解，或无奈地宽容。因为，面对激烈的新闻竞争，报馆经理不得不依靠知名记者去采写其他记者无法获知的独家新闻和内幕新闻以提高报纸销路。专业人士能够独立于外部社会因素干涉自主进行知识判断和知识生产是专业主义的重要特性（Freidson，2001：81）。明星记者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摆脱报馆经理和市场读者的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新闻生产。这显示出明星制度是推动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则，立场不同和背景殊异的上海各大报纸竞相争揽知名记者，这使名记者可以在经济上不必依赖某家报馆，在政治上不必屈从某种主张，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找到志趣相投的报纸，并且还可能在跳槽的过程中身价倍增。由此可见，报馆老板为获得市场收益而实施明星制度，但矛盾的是明星制度亦迫使报馆老板有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市场利益而尊重知名记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当然，偶尔也会出现知名记者坚持己见我行我素，报馆老板感到桀骜不驯，甚至尾大不掉，宾主龃龉，不欢而散。这一切都显示出市场经济、明星制度、专业主义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次，明星制度给予知名记者相对丰厚的经济回报，使其具有相对普通记者而言较高的经济自由权。一般记者收入菲薄，“一个月拿到二十元的生活费连车费在内，已经算不错的，也有甚至仅拿到十块钱一月的，报酬可算清苦极了”。知名记者收入不菲，恰如时人所说，“所谓名记者，他们是比较有出路的，甚至报馆需要他时也许肯出到一百元到二百元的数目。”（胡鸣祥，1936：77-78）再次，明星制度和知名度赋予和放大了记者的社会影响力。民国时期，电影、文学、出版等各个领域都建立起了明星制度，在各行业之内明星与底层壁垒森严，但各行之间的明星却时相往来，甚至有时利害与共，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高居普罗社会之上的名流圈子。此即明星制度的自我生产机制。名流社会不仅是“四大金刚”的重要新闻来源，而且“四大金刚”也热衷与各界名流交际应酬，积极参于名流圈子的各种活动，成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如顾执中在军政界、教育界、宗教界都有深厚的私人交情。叶如音则投身于文学界、艺术界的各种时髦运动，人脉广泛，关系活络。名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和相互制造进一步巩固了知名记者和明星制度在报业中的地位和社会中的影响（Ravid，Halkett，2013）。例如正是凭借这种社会影响力，顾执中年仅三十岁，便能汇集各方社会资金，聘请严独鹤、戈公振、郭沫若、翦伯赞、孙科、于右任等报界、学界、政界名流，创建了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科。知名记者所获的这种专业自主性、经济自由权与社会影响力，无疑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因为在明星制度的庇护下新闻记者正是凭借专业自主性、经济自由权从报馆老板手里获得一定程度的个人独立，依靠社会影响力从社会大众眼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职业尊重，而内在的组织独立和外在的社会尊重是推动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要目标。

影迷追逐明星甚至梦想成为明星的欲望生产出电影明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星制度是明星与影迷交往结构的结果（Shumway，1997）。尽管报业与之不同，并不是每个读者都会像影迷追星一样去追逐明星记者，但是明星记者也成为许多同行的职业偶像，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年轻记者和年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情感、追模和认同（威廉斯，2013：242）。如新闻专业学生杨理纲因耳闻目睹知名记者的“阔绰，体面”，所以，从小就立志“要作一个名记者。”（杨理纲，1948）而另一位年轻记者杨时则“有感于我们（记者——引者注） 所负重大使命”，所以立志“站在新闻事业的前线宣誓做个名记者。”（杨时，1948）再如，已在报界磨砺过几年的记者冯节，尽管体认到个中的艰辛与不易，“还是戛戛不舍的在这里撑持挣扎的”，就是因为“至今我还憧憬着并且悬为标的，就是怎样做成一个‘名记者’。”（冯节，1942）正是成为名记者，强烈地召唤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激情满怀，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新闻行业中来。

此外，明星制度使明星记者占据着新闻专业期刊、教育机构、职业团体的中心位置，展示出熠熠生辉的职业形象和职业影响。在新闻专业院校，名记者不仅成为新闻专业知识的核心界定者而且也成为其重要传授者。在新闻专业期刊，名记者不仅成为新闻学术研究的主体之一，而且也变成其一类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其中贡献突出者为顾执中，如陆诒、王文彬、沈颂芳等后起之秀皆是其得意门生，同时他还发起创办了《记者周报》《新闻记者》等颇具影响的新闻专业期刊。而在新闻职业团体，“四大金刚”的积极参与又使他们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建设发展的关键组织者和有力推动者。这些活动既是明星记者展示自己专业成就和宣示职业文化的光鲜时刻，也是记者明星制度和知识再生产的一种重要途径。

概言之，知名记者通过明星制度集中体现和鲜明阐释了新闻职业共同体的专业理念和社会价值，他们整合、升华了全体成员的职业理想、事业信念、从业激情、专业技艺，藉此发展和创造出新闻职业的时代共识，这种共识推动着新闻职业化与专业化踔厉奋发，踬踣前行。

三、脆弱制度下的明星流动：代际更迭、组织兴替与时代变迁

然而，明星制度作为文化场域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制度化的薄弱程度”，这意味着它提供的各种位置是多元多歧的，任何人都可以去争夺。同时，“这个文化场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就像名人本身一样，它的构成既是象征性的，也是物质性的，因此其总是会被文化场中的其他能动者所制造的话语肆意改变。”（莫伦，2013：227）更何况名望回报的巨大诱惑与成名想象的炽热欲望，一时激起多少后来者汲汲于明星制度生产场域中去竞逐那令人炫目的桂冠。

民国时代，一线记者是年轻人的事业。《申报》记者孙恩霖（1983）对此深有体会地说：“采访新闻迟缓不得一分钟，所以‘跑’之外还要‘抢’。试问这样的外勤工作，除了青年能应付之外，中老年人体力不够，怎样能对付得了呢。”金雄白（1943）也心有戚戚然地感慨到，“外勤记者可用时期之短，其情形与军队中之兵士正相仿佛。”并且正当金雄白步入中年感叹青春流逝之际，陆诒、沈颂芳、沈吉苍、孙恩霖等年轻一代的记者已经咄咄逼人地迅速崛起。“新闻事业愈进步，时代的巨轮愈向前推进，那末外勤任务的困难愈多，我们只要拿几年前的采访工作怎样，和现在新闻战线上各个采访人员工作竞争的剧烈情形来比较，无疑地可以得到铁一般的事实证明。”（陆诒，1938：72）陆诒这番意气风发的言论，极为生动地诠释了上海新闻记者代际更迭的激烈竞争和严酷事实。

随着后起之秀《大公报》《立报》闯入上海滩，沪上四大报的格局重新洗牌，它们取代了《时报》《时事新报》原来的地位，与《申报》《新闻报》一争长短（万叶，1937）。《大公报》记者英才荟萃，有徐铸成、王文彬、萧乾等等，范长江更是凭借采写中国西北角刚刚在中国新闻界斩获如日中天般的显赫声名。《立报》记者后生可畏，舒宗侨、熊狱兰皆一时之秀。并且，新生代报纸，特别是《大公报》更注重培养名记者，也确实极富成效（路鹏程：2016）。新闻记者“四大金刚”的宝座岌岌可危，尽管没有好事之徒重新发布榜单，但在上海同行心中新闻记者的座次已然重构。征诸1930年代中期上海各类报刊杂志上风光一时的新闻记者多是年轻一代与大公报人。“四大金刚”凭借明星制度而风光一时，但也在明星制度周而复始推陈出新的巨大压力下备感疲惫。这也显示出明星制度的冷酷性和机械性，它只关注如何高速运转生产明星、制造名望及其价值变现，而毫不关心谁能成为明星，谁又会失去名望。

尽管明星制度本身是去政治化的产物，但是就“四大金刚”这群报人及其时代而言，政治局势的变化会引发明星场域内的动荡，影响着个中人物的职业生命和人生抉择。1930年代，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民党面对内外交迫的极为复杂局势开始推行“新闻一元主义”和“党化新闻界”的政策，政治新闻的报道空间日趋逼仄。上海记者作为南京政府的座上客，相敬如宾，相得甚笃的时代一去不复。经历过那个“黄金时代”的“四大金刚”尤觉苦闷和失落。1934年金雄白（1943）感到“办报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自昔已然，于今为烈，”遂弃业改行，去做了律师。1936年叶如音也辞去《时事新报》工作，醉心于摄影艺术创办了“为中国唯一之影写版图书周刊”《中国画报》（渝客，1946年9月）。金华亭则因形格势禁，沉溺娱乐，旷职离守，曾一度革职，在报界亦几经沉浮（仁，1940）。

正如没有一线明星不演电影还能保持其明星名气一样，没有记者不写新闻还是保持其知名记者的地位。特别是记者成为明星，与其身处明星制造网络的核心位置有密切的关系，当其脱离这个制造名气的社会网络，脱离了明星制度，便失去自我制造与相互制造的职业优势，很快被人所遗忘（Turner，Bonner，Marshall，2000：109）。金雄白、叶如音、金华亭等上海第一代职业记者中的明星逐渐星光黯淡，淡出新闻界，亦淡出人们的视线。

当然，他们的衰落不是明星制度本身的没落，而只反映出明星制度内部参与者与竞争者的新陈代谢。正如，他们四人中还有顾执中不改初心，虽历经风雨，但坚持始终，终超越时代，而名垂报史。在八十七岁高龄骄傲地写下也自豪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终身当名记者吗？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4期。

编辑：马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