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教学与科研缘何成了“两张皮”

【摘要】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教与研“两张皮”状况，即：教学与科研之间相关度有限，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很难顾及和平衡好这两方面的关系，造成严重的时间和精力之间投入产出比失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源于学科自身的特质与历史，也来自当代学术生态与社会大环境。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教师大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多元发展路径，而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困境则更值得当前学界予以关注。

随着高校扩招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新闻传播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已经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庞大的建制资源。根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而“985”“211”大学中开设新闻与传播类专业的比例高达55.9%，这些学校拥有新闻与传播类专业教师6912人（其中硕士以上2943人），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一级学科博士点15个，一级学科硕士点7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13个，在校本科生超过22万人。2018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新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8个，已有二级学科新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新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个，已有二级学科新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10个。另外新增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56个。新闻传播学已经成为当前人文社科领域教学与科研的重要力量。

在这不可小觑的成绩背后，隐忧也一直伴随着学科的成长，其中饱受老一代新闻学者普遍诟病的一点就是每况愈下的新闻本专科实务教学质量。十余年前，某知名高校重量级新闻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就公开谴责：“我们学院50多号老师，有十几个人逮着一门《传播学概论》抢得不可开交，而《新闻采访》竟然没人敢去上！”2012年9月，雷跃捷教授在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一届五次理事会暨2012年中国新闻学学术年会上表示：“相当一部分青年教师以新闻实践缺少学理为由，轻视或鄙视新闻实践。课堂上呈现出的是有些教师要么在夸夸其谈各种高深莫测的理论体系，要么照本宣科地宣讲别人撰写的新闻教材。”可见，新闻实务教学环节薄弱的问题在当前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十分突出，青年教师更是这个问题的众矢之的。

诚然，新闻传播本专科专业教学的实践性强，需要教师有过硬的以采、写、编为中心的专业技术能力，最好还拥有丰富的传媒业界从业经验。这一要求对于大部分新闻传播青年教师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当前高校引进人才（特别是引进年轻人）主要考察应聘者的学术研究能力，而专业实践动手能力往往不是重点。基于当前新闻院系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实务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其中原因既源于学科自身的特质与历史，也来自当代学术生态与社会大环境。

一、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关系发展历史溯源

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最早出现于美国。不同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新闻学在进入高校学术研究序列之前并没有理论积累期，而是纯粹出于美国新闻业界的一个目的：提升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20世纪初，美国报业市场空前繁荣，但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地位普遍低下，面对这一矛盾状况，以黄色新闻起家的报业巨头普利策向哥伦比亚大学高调捐款，希望通过在高校建立新闻学院来“提升采编这门专业的标准……把新闻提高到一个有学问的专业行列”，在1912年终于促成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建立。很显然，新闻教育进入高校的初始目的是为了让美国新闻界提升身份，而非其学科知识高度和学术发展演化规律使然，亦即是说，在当时新闻作为实务本身并无足够的理论依托进入美国高校。这就意味着：如果新闻专业想要在高校真正立足，必须抓紧找到适合自己研究的领域与理论。这个违背正常学科知识生产逻辑的“逆向寻找”过程注定充满坎坷和痛苦，新闻学界必须长期证明自身存在于高校的合理性，贯穿这一探索过程的便是新闻实务教学与理论研究的逐渐分离与割裂。

从1870年代到1920年代末，美国新闻教育普遍采取职业教育模式，在大学拥有独立建制后依旧沿袭这一做法。当时的新闻研究基本没有地位，饱受诟病，但走学术路线办学的思路已经开始形成，集中体现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布莱耶和芝加哥大学的帕克二人的新闻学理念之中。布莱耶认为：将新闻学定位于职业培训不足以支撑其立足于高校，必须将新闻学定位为社会科学，培养学生不仅要会写新闻报道，同时还要了解所报道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因此，他一方面赞成新闻专业化，另一方面反对新闻教育一味地迎合、追随业界，主张新闻教育应以业界的批评家的姿态出现。⑤帕克将新闻视为一种值得系统分析的研究领域，并希望通过报纸扩散社会科学的发现，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虽然帕克身在社会学系，但他和布莱耶一样主张将报纸（新闻）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文化机构来研究，这就已经脱离了在原有新闻教育（实务职业教育）的狭窄框架中研究一些诸如“新闻采访技巧总结”“软新闻的写作”等技巧类问题。可见，从新闻学研究发轫之时，实务教学的技能性倾向和学理研究的社会科学倾向就开始走向各自不同的道路。

然而，唯实务中心的发展模式在当时的美国高校新闻专业教研中并没有很快地改变，这导致了学界对新闻院系更为严厉的质疑。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专业普遍的技能、职业倾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一再受到学界猛烈批评，有学者认为：有关新闻业的一切可以通过良好的通识教育和报纸工作习得，新闻学院没有履行起充当独立的报刊批评者的义务，没有将学生培养成称职的公共事务的裁判，而且没有意识到社会中正在发生一场大众传播的革命。1930年代著名的广播研究项目主持人拉扎斯菲尔德是社会学家，民意调查专家盖洛普离开新闻系投奔广告系之后才声名鹊起。过度重视职业培养导致新闻学以传统报业为中心，忽略了对广播等新兴媒体的关注，学科研究视野狭窄且水平低下导致学科建制危机。此时的新闻学研究被迫走向了时髦的、有“硬科学”特色的行为科学研究，并开始向“传播研究”靠拢，放弃过度偏重实务教学，重新调整学科人员队伍，招聘没有新闻业界经验的社会科学博士充实教研队伍，因为再坚持新闻实务为中心无疑是死路一条。

194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新闻学研究的主题全面转为大众传播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注重定量分析的传播过程与效果研究，诸如至今大家仍耳熟能详的“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战时传播项目”“耶鲁传播研究项目”等。多学科学者共同介入传播研究，显示出新闻传播领域的多学科交叉属性，更进一步让新闻传播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以“采、写、编”为核心的新闻实务教学越走越远。施拉姆依靠其统计局教育主任的行政职务和大量政府经费成功地在新闻学院进行了传播学的建制化后，传统意义的新闻学在新闻学院逐渐式微，以至于出现“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之争。在一路饱受质疑和歧视的坎坷前行中，美国高校新闻学院被迫走出了一条将行为科学（为主）研究和新闻实务教学捆绑于一身的道路，这两份性质不同的工作是由于新闻学院建制的特殊性造就的，二者统一于“新闻”二字，但更多地割裂于工作性质与具体任务。那些曾在传媒业界饱经风霜、叱咤风云的资深记者、编辑，来到高校后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新闻实务教学，他们以经验取胜，普遍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经过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培养，所以大都写不出高深的学术论文。经过严格社会科学教育的博士们进入新闻院系工作后，非常擅长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科研，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从而获得学界的肯定，但他们很少甚至没有新闻业界实践经验。新闻学院教学与科研的“两张皮”状况就此形成。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发展与现状

我国新闻教育的大发展始于改革开放。上世纪80年代，传媒业以及很多相关行业需要大量新闻人才。为满足这一社会需求，不仅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拥有较强新闻教研实力的单位不断扩招新闻专业学生，其它各省市的重点大学以及拥有新闻专业（甚至中文、政教专业等）的科研院所也扩充教学队伍、增加招生名额。对于当时的教研任务而言，以实务教学为中心是必然的，所有教师必须拥有熟练的“动手能力”。而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遭际也体现出非同一般的特殊性。1983年，美国学者施拉姆访华，为中国带来了传播学，同时也让国人认为传播学天然地归属于新闻院系，而施拉姆本人在国人眼中也理所应当地成了世界传播学的“鼻祖”。然而，施拉姆给中国人引导的最初传播学研究道路，却是希望让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智慧”，并告诉国人传播学是一个“公交车站”，很多学科的研究者可以在此驻足。很显然，传统文化中“传”的智慧这一主题似乎更适合古代文学、历史学等专业去做，而在当时“整个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学’的整体面貌还处于混沌和懵懂状态，对传播学的跨学科起源、分支研究领域的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流派等知之不多，更无法顾及理论研究和生成理论的社会历史与知识脉络之间，具有怎样整体与个别的联系”。施拉姆的倡议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新闻作为实务的专业壁垒瞬间不见了。一时间，在传播研究的大旗下，文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很多学科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学人纷拥而入，热闹异常，其中很多学者后来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知名人物。与美国新闻学被迫走上“新闻传播”之路不同，中国接受传播学更为主动，但我们在初始阶段所理解的传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较为混乱的，这其中除了施拉姆的影响外，还有一些中国学人想当然的自我理解与阐释。所以，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闻学照旧沿着原有思路发展，而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则跑马圈地延伸到了很多领域。不过无论怎样，与美国类似，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实务教学的技能性倾向，朝着广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奔去。

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向的拓展导致了研究人群的多元，而不变的是毕业后要从事传媒实务工作的广大本专科学生，但此时的教学秩序并没有因此受到明显影响，反而获得很大的促进，本专科教学运行顺畅。从各高校新闻专业的学术处境来看，当时的人文社科学界早已有“新闻无学”的论调，这让新闻院系的教研队伍着实难堪。所以，能为新闻研究拓宽主题、增强学理性的教师是得到新闻院系欢迎的（哪怕这些人新闻业务能力有限），更何况很多专业理论基础课程需要更多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其中也包括作为学术后备力量的年轻教师。从教师专业素养构成的角度来看，此时的高校新闻系教师中，根本不缺业务能力强的教师，而理论功底深厚的科研人才却往往不多。同时，实务型教师和理论型学人之间在利益分配上并没有激烈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评定职称等方面：在那个时代，新闻传播研究水平相对有限，档次普遍较低，所以大部分高校在评定职称时对学术成果要求也普遍不高，再加上“论资排辈”“老人老办法”等潜规则，新闻系科在晋升与发展方面的矛盾相对较少。此外，市场经济的社会大环境为广大新闻系教师提供了比本单位广阔得多的财源机遇。在当时的新闻系教师中，很多人的实务能力很强，不仅在高校内工作得如鱼得水，在社会上特别是各类媒体单位的兼职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小日子普遍过得不错。所以，一些外快多的老师少搞或不搞科研，评职称哪怕慢一些，心理也是很容易获得平衡的，何况当时高校在职称方面对教师施压普遍不大。另外一些专攻学术的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坐得住冷板凳，将主要精力用在科研上，大都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绩。在那样一个传播学研究刚起步的阶段，很多年轻学人抓住了机遇，站在了历史的潮头，多出成果占尽先机，其中很多人成为当前的知名学者。他们通过学术大大延长和提高了自己的职业生命，通过“立言”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一时期，新闻院系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是不激烈的，实务型教师的科研短板没有全面显现，他们与搞科研不太关心实务的理论型教师的矛盾也不突出。纯粹搞科研教师的业务短板也基本不太显现，因为单位里有太多业务能力强的人，新闻实务教学完全不需要这些非新闻业务出身的人去操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新闻传播学术水平迅速提高，各大高校陆续获得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甚至是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流动站。与此同时，高校扩招速度加快。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大扩招，新闻类专业是当时最热门的几个文科专业之一，各校新闻院系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倍地增加招生计划，多收学生，做大家业，毫不含糊！这一时期，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系科数量大幅增加，各类形式和各级别层次的多元办学也很多。此时的新闻系已不能简单地用“新闻”两个字来概括了，而应当用传媒类专业来统称：新闻学（报学），新闻学体育新闻方向，新闻学网络新闻方向，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广告学，公共关系学等；办学层级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甚至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博士后流动站；办学形式上，除了通过各层级国家正式考试（高考、考研等）录取的全日制招生，还有成教、委培、自考、函授、夜大、短训班等五花八门的社会培训。新闻院系在数钱数到手软的同时，授课压力也排山倒海般地压在每个教职员工的身上，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很多教师仅仅通过接名目繁多的各种课程就可以让家里的房产数量翻倍！很多老师为了多上课，不分昼夜，放弃假期，四处奔波，讲破嗓子。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这段时间，我国高校新闻院系的师资力量还相对有限，竟完成了膨胀式的海量教学任务，实在可算作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景。当然，这一景观是高校诸多专业共同造就的，相比较于文学、法律、经济、管理、艺术等许许多多兄弟院系，新闻院系在大扩招中的表现也只能算是一般水平。在这“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阶段，教学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是必然的，所以才有了始于2002年底的重视本专科教学运动。

由于学科建制的急速扩张，高校对新闻院系高级职称的评定也普遍给予倾斜。毕竟这么大家业的一个院系，没几个教授实在是不合适的。新闻专业先做大建制，以庞大的教学体量倒过来推动学术发展，这一点也颇具中国特色。同时，拥有新闻传播学（或文学、社会学新闻传播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教师非常抢手，甚至说是一“博”难求，很多新闻系教师甚至在获得了硕士学位后就跳槽到了更好的高校。新闻院系对高学历的追求愈发强烈，各高校之间新闻传播学术水平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各个单位纷纷培养年轻教师攻读硕士、博士，同时从其它高校挖人才，并积极招聘新闻专业硕士、博士。此时的新闻院系教师中，年过四十还努力考博士的大有人在，年轻教师群体更是普遍努力考硕进博。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顾此失彼在所难免，很多专攻学术的教师往往在实务教学方面难以投入太多精力，以至于在当时的很多高校流传着“上课能说得过去就行，不搞科研就是自毁前程”的说法。那些偏爱实务的教师则大都继续依靠新闻业务技能在高校上课，同时在传媒业界兼职，甚至少部分人自己开起了传媒公司、广告公司。两类不同类型的教师在事业发展上渐行渐远。

从这一阶段的教研关系来看，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期刊上关于新闻技能总结类的论文越来越少，广大学人普遍放眼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来研究新闻传播，即便那些本科阶段就学新闻、实务功底扎实的教师，也必须恶补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以适应现在科研要求。因为当年的新闻系本科教学是实务导向的，把实务经验进行理论深化形成论文可以作为学术成果，但毕竟从质到量都有限，无法达到当前人文社科研究的高度。相反，那些本科阶段就学习文学、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人，直接进入新闻院系工作或读了新闻传播硕士、博士后，往往如鱼得水，运用原来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研究新闻传播，甚至会出更大的成绩，那些新闻系科班出身、“根正苗红”的教师未必能赶上！这一点和当年美国高校招聘没有传媒业界经验的社会科学博士进入新闻院系非常相似，可想新闻传播实务教学和科研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科研工作需要有很好的理论基础，掌握多种研究方法，把握准学术发展动向，同时最好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一些学术团体活动，这样可以和圈内学人特别是知名学者保持联系，为自己的学术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做一名优秀的业务教师也一样不容易。与搞好科研一样，将实务教学工作做好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一位优秀的新闻实务课教师，不仅要精通各种采写编设备，同时还要有高超的采访本领、写作能力。此外，做好新闻业务需要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新闻采访中的各种应变和与各色人打交道的能力是实务课教师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同时，在业界有广阔的人脉不仅可以为学生实习提供便利，还可以让新闻院系从媒体那里获得各种源源不断的资源。所以很多知名的新闻院系会到高级别媒体去挖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记者到高校任教，同时也会让年轻教师到媒体挂职锻炼，因为对新闻院系来讲，学界和业界保持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科研实力直接决定各个新闻院所的专业排名，从而影响招收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影响该校新闻专业的圈内名气和社会影响力，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影响各个新闻院系的领导政绩、教师发展前景以及实际收入。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内，在教育产业化的迅猛浪潮中，在学术竞争的迫切压力下，高校新闻院系围绕着传媒教育这块日渐膨大的诱人“蛋糕”展开角逐，无形的竞争关系逐渐量化为具体的数据排名：各类各级别的课题、奖项，各级别的刊物发表，各类各级别的学术团体与学术会议，各类各级别的新闻传播研究基地，各高校新闻传播高级职称教师和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教师的数量和比例，等等。在诸多指标中，实务教学的质量很少也很难被量化，理论至上已经成为最明确的风向标，而培养的学生在新闻实务方面的动手能力水平也不容易被量化为实务课教师的成果，课教得好往往流于学生的口碑，大都难以进入官方评价，因为这不是量化指标，所以不容易进入高校游戏规则。有些高校较为重视课堂教学质量，会搞类似教学评课比赛的评估，但这个获奖荣誉也仅能算是职称评审中诸多要件中的一项，其权重远不如有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些量化指标就是国家政策的指挥棒，影响着每位教师的个人发展策略与精力分配。其结果是：高级职称教师明显增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中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例大幅增加，学术论文发表和著作出版数量激增，课题越批越多，学科基地四处开花，各类基金到处涌动，学术团体层出不穷，学术会议从年头开到岁末……。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学术繁荣的年代，以理论研究为中心成为高校新闻专业教师晋升职称的最佳选择。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职称至上被具体化为理论研究至上，而诸如教学水平和实务能力则逐渐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所忽视，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把科研做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哪里还有时间去搞新闻实务，更何谈业界经验！课上得再好，不如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把学生培养得业务能力再强，不如自己有个国家课题！因为指挥棒的方向在理论，在文章，在课题，在学历！在这样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理论型教师开始平步青云，实务型教师的声音却越来越小，直至完全失势。

甚至通过考察学术研究主题变迁，都能明显体现出新闻院系评价体系的变化，和不同类型教师在单位地位的变化。在此时期，中国传播学通过大量引进西方各个传播学派，并结合中国实际，拓展了大众传播的研究主题，质化研究不断出新，基于行为科学的量化统计研究方兴未艾。而传统新闻学相关研究进展相对缓慢，这一点与美国新闻学发展有很多类似之处。以实务研究起家的传统新闻学，在中国也逐渐式微。更多的学人从传统新闻学研究走出，奔向传播研究，即所谓更“理论化”的研究。这似乎暗合了高校作为理论研究机构的追求与规约，又明合了新闻院系中“学术派”教师的昌盛和“实务派”教师的失势。于是，从传统新闻学研究的式微到实务派教师的失势，可以清晰地看到传播学不可阻挡的渐进繁荣与高校新闻传播学术派教师的强势崛起，以实务为中心的职业教育模式与高校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模式这两张勉强粘合在新闻院系但性质不同的皮毛愈发相互不适应，矛盾逐渐积累并爆发，终于导致在理论层面的传播学“全面夺权运动”和实践层面对新闻本专科实务教学持续的批评与反思。

关于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论调由来已久。2001年，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提出警告，认为传播学“使新闻学枯萎下去”，甚至“最后是摧毁新闻学”。更为突出的事件发生在2009年，浙江大学2007级传播学博士研究生郜书锴在《现代传播》杂志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顾与反思》，抛出了“黄昏新闻学”的观点，认为我国新闻学已经陷入“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而“借传播学之浆解新闻学之困，实质上是在拯救的美名中充当新闻学的掘墓人”，“新闻学慢慢滑向新闻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场域，折射了新闻学的学术困境和穷途末路”。此文发表之后，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随即发文予以回应，声称新闻学正在“迈向辉煌”。抛开这场论战具体涉及的观点辩护，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时除了郑保卫教授一人站出大呼“保卫新闻学”，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竟然无人再回应。此二事件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在学术话语权方面的争夺，标志着中国传播学在理论话语权层面的“全面夺权”。而不争的事实是：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全面铺开，传统新闻学研究也早已步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经典意义上的传统新闻学研究已经不多见了。

当历史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博士已经遍布国内各个高校的新闻院系，拥有高学历、能胜任重大科研项目的学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年轻有为的后起之秀。但是此时能胜任实务课的教师却越来越少，整体水平也越来越低了。尤其在青年教师中，高校评价体系造就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卡方人”，他们往往缺乏、甚至没有传媒实务能力，更谈不上有业界经验，以这样的新闻实务素质去任教本专科实务课程，无疑就是误人子弟！而考察那些年龄较大并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中，其中很多也是当年80、90年代从其它学科转投过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新闻采写编方面又能有多少本领！只是当年新闻院系需要能发表论文的人，从而掩盖了他们的短板罢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青年教师经常成为实务教学的反面典型，一些老学者认为很多年轻人在处理实务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关系上，显得“懒惰”“势利”“急功近利”“太自我”。实际上，当前新闻实务教学所出现的问题表现在当下，根子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扎下，只是到了新千年以来更进一步地恶化。其中的原因，既包含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历史遭际，又有中国商品经济大发展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宏观影响，还有高校政策制定所引发的内部竞争的综合作用。

虽然学术型年轻教师经常因为实务教学的问题受到指责，但他们依然是受到高校青睐的“香饽饽”。放眼当下，翻开任何一个新闻院系的招聘计划，要求拥有博士学位大都是“起步价”。教师想评定高级职称，一定数量的重要刊物论文、专著、高级别的课题等已经成了基本要件，一些高校对评副高以上职称的要求甚至是必须拥有国家级课题！所以，每当评定职称等重要的利益分配时，学术成果多的教师往往吃香。成为教授是教师至上的荣誉，可以让教师获得精神层面的社会肯定和物质层面的丰厚回报。这不仅对四五十岁的中年教师很重要，对那些二三十岁、物质基础薄弱的青年教师来讲更为重要。如何让自己变得对单位更“有用”是每个人都会慎重考虑的问题。那些搞实务、较少或不搞科研的教师，在当前的高校评价体系下，就显得越发窘迫。因为现在的科研要求与压力较之于十几年前大得太多，而搞科研需要理论功底与耐得住寂寞的性情，那些长年忙实务的教师，由于大部分时间与设备、人群打交道，大都处于一种媒体人的社交状态中。如果还让他们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做调研、搞理论创新，实在是分身无术，况且也没有学术状态。但是他们在评定职称等时刻往往会很吃亏。当前大部分高校新闻院系中，就连实验岗的教师在评职称时也需要论文。同时压力是来自多方面的，领导也会告诫那些发论文少的年轻教师：“你看某某，和你一起进校，人家发表了这么多论文，马上就要上副高了，你可要抓紧啊！”一些教师长期承担大量课程任务，仅仅在年底多拿到一些课时费，被领导道一声“辛苦了”；另一些教师上课不多，但集中精力发表了很多论文，在获得领导肯定的同时，获得了不菲的科研奖励，成为单位的“明日之星”。在这种评价体系之下，教师之间相互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近年来，一些名校规定，入校工作三年或五年之内评不上副高，就必须自动走人。推而广之，高校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发展，在不远的未来，那些年过四十的讲师估计就得悉数被迫离开高校另谋职业了。可想而知现在的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压力有多大！

在教与研的矛盾之中，青年教师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了取舍，选择更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分化成各具不同特色的群体。根据笔者入行近20年来的观察，可以把教师分成以下几种人群角色：1.“超人”：在新闻实务和科研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教学与科研两个方面都非常优秀。这类人往往能力超群，能同时胜任多种不同工作，一个肩膀在电视台架起摄像机另一个肩膀在高校扛住实务教学，一只手写学术论文另一只手搞传媒策划，一会现身于学术会场一会出现在媒体发布会。这种人完美地弥补了新闻院系建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矛盾。如果高校多一些这样的人，那么从美国到中国的新闻院系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则根本从来不会出现。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人只能做好一份事情。2.“强人”：此类人往往拼命多发论文，争取早日评职称。在工作中，满足课时任务后一般不多上课，多上理论课少代实务课，在教学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没有多少时间与传媒业界打交道，但一旦评上高级职称后往往会扩大交际圈和扩散社会影响力。这种角色在当前新闻院系是主流，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在高校成功的稳妥途径。3.“闲人”：教学和科研两方面都不太突出，在水平不高的档次上兼顾，虽然做不出太大的成绩，但也不让自己太累，对于评职称等功利性追求的态度较为平和，清心寡欲，所以处世较为随和闲适。但单位靠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大发展的，从长远来看，未来高校一旦实行末尾淘汰的话，这种休闲日子恐怕也会岌岌可危。4.“浪人”：基本放弃科研，以实务为核心，在单位内基本代业务课，大部分精力都在传媒业界闯荡，甚至自己开公司，一副豁出去的架势“浪迹”于社会，希冀打拼一片新天地。他们从高校的评价标准中解脱出来，有了适合自己的新的成功理念，保持自己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当然，高校里这么放得开的人也并不多见，但每个单位都有。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是以上四种角色难以完全概括的，具体到某个人，很多时候可能显现出多种角色的杂糅，或是阶段性的演化。

以上的诸多因素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本专科学生的实务教学环节。笔者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某211高校的搞新闻摄像的一位年过五十的副教授，他对当前实务课的评价具有代表性：“回想20年前，一个班的学生上实务课时都精神倍足，上午上课积极提问，下课后都摩拳擦掌，等到下午实际操作课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试用机器。当时学校对于上课的时间地点都给予足够的宽容，老师们经常带着学生到街头采访拍摄，回来后还和学生们一起写稿、编片，大家在一起经常忙到半夜，老师的课外辅导都是无偿的。现在技术好的年轻人少了，大家都在忙论文，上课自然调动不起学生的积极性。再说以前的新闻系毕业生工作好找，到媒体能进编、拿高薪。现在不行了，学生们都是多条腿走路。上课时你往台下一看，一多半的同学低着头，不是看考研教材，就是做公务员题目。”可见，高校评价体系、学科建制特点、教学队伍结构、扩招以及传媒业界发展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学生对新闻专业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传媒业蒸蒸日上，新闻系毕业生炙手可热，学生的学习劲头自然高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业进入黄金发展期，高社会地位和高薪激发着广大学子学新闻的热情。新千年以来，传媒业持续结构性调整，报业已经开始萎缩，电视台人满为患，传媒制作公司、广告公司和新媒体公司发展得还不够成熟，流动性极大，这种工作无异于“打工”，新闻专业毕业生想在正规媒体拿到事业编制、过上前辈们的“体面”日子变得非常困难，于是导致考研人数激增。而此时正值高校新闻专业学术实力增强，大幅度增加的硕士点、博士点为考研大军提供了新希望，延缓了社会就业压力，为一部分学子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那些读研、特别是读博的学生往往会选择进入科研院所工作，这又为高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型人才。综上，我国新闻传播教学与科研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循环，传媒类专业毕业生的多元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前新闻实务教学偏弱的弊端。但是，学生对读大学的宽容度增高、期望值下降、以社会人的成熟心态面对现实的态度等因素，并不可以成为回避新闻院系教学与科研矛盾的借口。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仍需认真思考。

三、教学科研评价体系双轨制：可能的解决方案与潜在的困难

以上分析的情况，并不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所有新闻院系中。很多高校的新闻专业负责人适时地发现了本单位教学科研之间的矛盾，第一时间着手解决问题。比如高校到业界聘请一些业务能力突出的编辑，记者到学校兼职实务教学，招聘实验岗专业教师从事新闻实务教学相关工作。同时，很多高校也会抓准机会引进一些有意愿从媒体转行到高校工作的优秀媒体工作者。但是，那些拥有高级编辑职称（正高）或播音指导职称（正高）的业界高手来到高校工作，即便在实务教学方面业绩突出，也必须从事科研工作，否则在高校也无法享受到正高待遇，甚至被批评。好在这一人群年龄普遍偏大，社会经验丰富，知道如何适应高校游戏规则。他们无一例外地抓紧时间结合多年的业界经验，找到适合自己研究的领域，很快出成果，迅速打开局面，以最快的速度成为称职的大学教授。这一人群大都是少有的“超人”，非常了解自己和社会环境，可以自行弥补新闻建制中教学与科研的矛盾。与当年美国新闻院系不同，中国的这些“绿眼罩人”来到高校后，非常智慧地避免了与高校“卡方人”的冲突，主动迎合学术并成功消隐了可能的矛盾和自身的危机。但是，这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那么，从制度层面的建设变得迫切起来。

美国作为新闻学院建制最早的国家，在新闻专业教师职称的评审中实行“双轨制”，他们根据教学与学术发展的需要，既招聘拥有博士学位的学术型教师，又招聘具有多年业界从业经验的实务型教师，并为这两类不同类型的教师实行不同的考核、评估标准，鼓励搞学术为主的老师多出研究成果，同时鼓励搞实务的教师继续从事传媒实践，多发表媒体作品来替代科研成果。这样一来，两类教师的矛盾被不同的标准自然化解，大家保持互相尊重，彼此相安无事。

国内的很多高校现在已经实施了类似的政策。2011年，浙江大学将教师分为学术型和教学型两类，对于教学型教师实行学生评价等机制，此类教师要多上课，如果课程的整体评价均较高且能维持一定年限，就可以评高级职称。这对于忙于新闻实务的教师而言，无疑是好事。与此同时，学术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的分类也是近年来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大改革，专业硕士可以不写毕业论文，只需要搞好毕业设计（新闻节目，影视短片）即可。如果毕业设计出色，或者参加高级别比赛获得了名次，该学生一样可以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其指导教师也同样获得荣誉和晋升机会。

评价体系双轨制确实是解决新闻实务教学与理论研究之间矛盾的好办法。这个方案顾及了实务型教师的利益，让他们能在高校安心培养面向传媒业界的人才；同时，学术型教师也不必过多陷于实务教学，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大家的责、权、利分明，相安无事。一些高校新闻院系在专业硕士培养体系中就确定了实务型导师的地位，这有利于两类人才的差异化发展，也符合了新闻院系建制的特点和使命。问题似乎就这样得到了解决，但在中国全面实行这个政策并非易事。在学者治校的理念之下，一个教师想在高校获得长足的发展（职称、仕途等），不做学术恐怕难以走远。放眼全国各个高校，学校层面、学院层面领导大都由教授博导担任，那些主攻实务的教师，在评上副教授之后一般再难有太多的发展，除非他们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在学术上做出突破性成绩。对于实务型教师来讲，要么主动变成“超人”“强人”，要么一定程度放弃追求去过“闲人”的悠哉日子，或者干脆豁出去彻底投向业界。单一化的评价标准在国内新闻院系仍是主流。在中国，量化指标对于高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指标看似冰冷无情，却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遏制腐败。新闻实务课的业绩如何全面、客观、公正地衡量，仍然是一个高校需要花力气评定的事情。

从新闻传播专业在高校的地位来看，文史哲等专业的发展历史悠久，学科更成熟，科研实力更强，新闻传播作为新兴学科明显不占优势。高等学府以学术研究为核心和支撑点，科研是高校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最重要特征。而新闻院系与生俱来的以职业技能教学为重的特点与高校唯学术为终极追求的规约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恰当的程度内获得包容并充满智慧地得以解决、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培养出合格新闻人才的同时，做出流传后世的真学问？这一宏伟理想仍需要高等教育界、新闻传播学界乃至传媒业界同仁继续共同努力！

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