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在服从宣传需要与尊重新闻规律之间 ——中国当代记者心态史研究（一）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一直受“服从宣传工作需要”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原则影响，如何在实践中协调两者立场，消弭两者之间的矛盾。本研究在深入访谈中国各媒体主流记者代表后，从心态史的层面，探索了中国当代记者在新闻实践中所关心和思考的重点，具有中国新闻实践特点和代表性新闻形式的生产过程等等。中国主流记者们在新闻实践中，继承中国文人家国情怀，站在社会责任的立场，尽量消弭“宣传”和“新闻”之间的鸿沟，通过新闻工作，寻找着职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统一。他们在工作中思考新闻独立的问题、探索舆论监督的尺度，坚持蹲点调查的深入采访、获得各种新鲜真实的素材，通过公开报道或者内参制度，进行信息发布；他们曾响应号召，做好典型报道，也在新时期对其进行反思和修正，走出了中国新闻人实践的特色。

【关键词】服从宣传新闻规律心态史

【项目】本研究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DB140.

【作者简介】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实践一直受“服从宣传工作需要”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两股力量作用，[1]从实践上看，这两股力量一般互为张力，此消彼长，似乎难以出现协调一致的和谐局面。当服从宣传工作需要的路线占上风的时候，部分新闻工作者“跟风”报道，头脑发热，离弃遵循新闻工作的规律办事；而当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允许新闻工作者“遵循新闻工作规律”开展报道时，新闻学界和业界又常常将“宣传”贬低到一无是处，贴上“谎言”相似的道德标签，弃之如敝履。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影响，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价值多元化倾向在业界普及，贬低宣传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新闻工作者的头脑中，虽然他们在公开表态发言中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思想，但在具体新闻理论讨论和发表中，常常表现出对宣传理念和专业执守的二元对立，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国新闻工作者中已经分裂出几种不同追求的记者。[2]

其实从新闻工作实践上看，“宣传”应该是中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目的和宗旨，而“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获得成功的路径和方法，两者之间从理论上是有协调和统一的空间，只是这种协调和统一一般在实践中体会的机会比较少，因此学界对这种实践上的讨论显得乏善可陈。

但在中国当代主流新闻记者[3]——即那些即受到政府褒奖有得到社会业界认可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实践的？他们对新闻专业理念和宣传理念是如何感受和协调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到位的访谈、获得最真实的想法。我们摒弃了问卷调查和有方向目的性的访谈，因为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有目的性的访谈，很容易让被采访者按照行业思维的惯性滑到既有的答案中，而这个答案受政治或流行观念影响隐秘而深远，不易控制还不宜发觉。所以本研究借鉴历史学“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取向。[4]“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心态史学因此具有了双重含意。第一，方法论的含义，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彭卫：1992，1,2）研究过程中，记者们主要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教训，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全面表达自己关于专业理念的潜在深刻意识和想法，透过这些文字，我们来捕捉那些来自新闻实践中的思考。

我们深知人思想的复杂多变和难以琢磨，受各种因素和情境影响很大，我们不可能完全捕捉准确，但和问卷调查、有目的的深度访谈，或者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浸入式观察一样，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有采访者本人和受访者本人的主观倾向因素，因此，我们不会期待这种观察终于一役式的得出“正确”结论，只是想通过这种观察方式得出一点现有研究难以触摸的层面，看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不一样的侧面，补充当下已经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本次研究，共深度访谈20余名记者，访谈时间从3小时到30小时不等。选择的记者是获得过各种奖励和好评的优秀记者，也就是本研究所认定的“主流记者”群体部分代表（名单见附件）。

新闻还是宣传：实践中的分野与消弭

新闻学术界，尤其是理论界，愿意用宣传新闻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来解释这两种张力，杨保军教授（2013）观察到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宣传新闻主义观念”，在新闻工作中的特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主导了中国新闻工作。“宣传新闻主义认为，宣传是新闻工作的本位，它既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新闻工作的直接归宿处；在新闻与宣传的基本关系上，新闻是宣传的工具和手段，宣传是新闻的追求和目标。”而刘海龙教授（2012）也论述了中国宣传的合法性与现代性问题。

从中国新闻实践史的角度看，除“文革”等特殊年代用宣传完全代替新闻外，中国新闻工作者比较认可用尊重新闻规律的做法，达到宣传的目的，当代记者在日常实践中还是会尽量将二者协调统一起来。实际上建国以来宣传工作中的优秀成果恰恰是那些遵循新闻规律进行生产的作品，一般也是获得政府和体制认可的优秀作品；而那些被体制遴选出来的各种优秀记者们，一般都有将宣传工作的成效和遵循新闻规律进行协调一致的能力。背离了新闻专业路径的所谓宣传文字，最后都进了历史垃圾堆。不过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张力还是切实存在。

我们发现从老一代新闻工作者（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到新一代新闻工作者（解放后开始参加新闻工作的）、甚至新世纪新闻工作者（改革开放后参加新闻工作的）[5]，对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张力感受不一；不同时期，随着个体经历不同，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不同的关注点、有不同的话语表达。

老一代的新闻记者，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文革”，在当时发表过各种宣传文章的，对宣传会表现出反思和反感。担任过《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王强华在回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时说，“我们在基层采访也确实是跟着跑，但当时听党的话，做驯服工具，很多农业高产的新闻就这么出来了。刘少奇曾有一句话，大跃进啦，共产风啦，出了问题新闻单位要负一半责任。当时就是凭着热情去采访，新闻单位头脑发昏，我作为记者也跟着发昏”；他明确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差别：“宣传和新闻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鼓风机，煽风点火，是‘吹’，总是要达到个什么目的，而新闻则是事实，是真相，这就是新闻和宣传的不同”；“新闻有几个功能，有一个宣传功能。如果宣传跟新闻分不清了，……舆论监督就搞不起来了。因为宣传就是宣传好的东西嘛，坏的东西被认为不是新闻，不能宣传。事实上，坏的东西生活里是存在的。”[6]王强华们使用的宣传，其概念的内涵是“虚假报道”，比较贴合西方部分学者对“宣传”的界定。

新华社资深记者、《炎黄春秋》前主编杨继绳则反省自己年轻时只顾跟风宣传的报道思路，“1968年到1977年，我主要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4个头条。现在回头来看，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在为‘文革’鼓吹宣传。……十年得出的教训就是，跟着政治浪潮跑，抱憾终身。”

不过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谈到自己工作时，还是很自然的使用了“宣传”这个概念，意指新闻产生的效果和目的，比如“用自己的知识宣传革命”的于友，“为革命、干宣传”的钟沛璋，把“真理标准”宣传出来的王强华，用典型报道进行农村政策宣传的陈大斌，以及为“宣传科学和普及知识”创办各种电视智力竞赛的寿沅君等等。这个“宣传”概念已经离开“虚假报道”的内涵，而仅仅是从传播效果角度讲，即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传播，传播的内容必须是真实、公正的。

中国记者常常使用的概念“新闻宣传”表面上看是平等的联合词组，实际上是重视宣传效果的偏正词组。因为新闻的选择和报道，背后会有某种价值观潜在或显在的传递。主流记者们一般对待新闻中的宣传因素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反对单纯为了宣传而炮制虚假信息，但并不抵制真实报道所带来的宣传效果，甚至会尽量挖掘报道对象的宣传价值，弥合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张力。

一、消弭张力的内驱力：新闻职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

新闻工作是一门职业，作为从业者，记者会对职业价值进行反思，对生产产品进行价值评判，获得从职业实践而来的成就感。但如果成就感仅仅止于职业层面，那职业实践和个人价值实现就无法获得统一协调，职业的提升和延续会缺乏必要的动力。反之，职业实践和个人价值实现之间获得过协调统一，即通过新闻职业的实践可以重塑或提升记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个体通过职业获得超越专业层面的感悟和思考，而进入到具有哲学意义的个人价值层面，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时，也会成为记者未来职业生涯源源不断的内驱力。当然不是所有记者都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新闻工作者职业价值观的确立不是以独立个体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是以认可组织机构性的制度规定和价值标准为前提的，从而形成作为组织机构和独立个体之间的张力。这是不同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下，记者面临的共同问题：美国新闻界的出发点是维护民主制度，有多种“政治正确”的限制；中国新闻界的出发点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维系“人民”和“党”之间的联系，起到各个阶层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单纯从学术角度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业所担负的责任大同小异——维护当下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稳定。因此记者必然要面对个人价值和职业价值之间的张力。只有消弭了这种张力的个体，才能获得职业实践与个人价值之间的统一感，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的层次。而从人的解放这个层次看去，记者面对所谓的服从宣传需要和尊重新闻规律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了。

老一代记者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是否有这样的记者存在？如何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记者，他们的职业价值追求既有专业普遍性——真实、全面的搜集信息，及时准确的报道，更有作为共产党新闻工作者的特性——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这种职业价值一方面来源于苏联党报思想，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传统。不论是中国最早一批报人，如王韬、陈霭廷、梁启超、谭嗣同等，认为报纸可以“通上下”、“通内外”、“通风气”，改良政治、改造社会，还是在数次办报高潮过去之后，梁启超所提出的报纸应该对社会有所裨益，“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是他们从事报刊活动的驱动力。

这在老一代记者群体（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出生，如于友、何燕凌、钟沛璋、郭梅尼等）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追求，对国家民族情怀显见而热烈。他们有的从一线记者做到管理层，有的甚至成为中国新闻宣传事业的高层领导。他们从追求、追随中国共产党开始，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把个人和党组织、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当代记者所没有的坚定和无畏信念。在一些关于新闻与国家、新闻与政权、舆论监督等方面的思考深度上，从以党的利益为核心转到国家利益为中心。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坚守紧密结合在一起，职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性更高。

钟沛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共领导下的第一个公开的中联广播电台，还编辑出版多种革命报刊；解放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等职。他晚年总结到，“我奋斗了一辈子，没有遗憾，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中国向何处去？中华要怎么振兴？现在要重新审视中国想要建成什么样的共和国。新中国到底怎么走，振兴中华的路要怎么走，这个我下一步要好好读书研究。”而20世纪四十年代生人的杨继绳，也将实现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看做是当下中国的首要任务。

家国情怀在这些记者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对百姓的热爱是显见而热烈的。早年参加《人民日报》工作的段存章，回忆了社领导们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李庄、安岗这些人都是战争年代的新闻工作者，他们与群众的关系是现在不能比的，他们与群众之间有血肉联系。1942年敌人大扫荡，《新华日报》牺牲了46个编辑和记者，这在新闻史上是惨痛的，他们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当时李庄是太行新闻工作者，只有二十来岁，跑到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看到他穿着回族的衣服，便拿着三儿子的破衣服破帽子给他换上，保护了他，这种感情在这一代新闻工作者中终身难忘。包括安岗在前几年退了之后，作为《经济日报》副总编，我去看望他，他还跟我说一块去太行山采访，问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当年安岗在太行山办的第一份报纸就是朱总司令批复的。他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比更加真实、敢说话”。

新一代记者的社会责任

新一代记者（建国后、文革前参加新闻工作的，多集中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更多表达的是社会责任。一方面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没有经历新闻事业作为战争动员重要力量的实践，缺少将新闻事业和党的未来、国家民族的未来结合在一起的情怀。他们对新闻工作的价值追求更多体现在新闻对社会当下的影响上；在和平年代、尤其倡导经济建设的时期，少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底色，体现了对新闻工作本身的回归。

洪生民，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参与开创了一批中国电视名牌栏目，如《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等，他最终创建电视大学，虽然这离新闻工作比较远，但却成为他自己最欣慰和自豪的成就，因为这正是用新闻媒体改造了社会，“我办的最感到欣慰的节目不是‘春晚’，而是‘文革’结束后的电视教育节目，后来改名为电视大学。这是我个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感欣慰的事情，因为电教节目可以说挽救了当时的教育。”

同样是央视的寿沅君，也是念念不忘参与创办的对社会进步起点滴作用的各种节目，如知识竞赛类节目、关注青少年进步成长的《十二演播室》、积极鼓励妇女自尊自强的《半边天》栏目等等，可以看出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利用媒体对社会的产生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的追求，富含中国传统新闻传播的“教化”情节。

央视第一代著名主持人沈力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是根本，“我觉得首先要把观众放在心里，你在给观众介绍这个新闻稿件或者这个节目主题的时候，你还要有极高的神圣责任感”……“我们还要有一颗责任心，我不是为我个人在做，我是要把节目做好，我是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去努力做好，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

新闻工作者的个人价值

上文我们提到，个体通过职业实践获得的感悟和思考超越了职业所赋予的专业层面意义，而进入到具有哲学意义的个人价值层面，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时，也会成为这个记者未来职业生涯源源不断的内驱力。访谈中，我们普遍感到记者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是认可和评价积极的。虽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谈到新闻职业带动人生价值观的提升，但访谈深入时，就有记者会非常动情的谈到这些问题。

写过《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的郭梅尼、采访过袁隆平的新华社记者曲志红，以及对王顺友进行采访张严平记者，特意谈到了新闻工作对个人价值观的重塑和提升。郭梅尼18岁走上记者之路，当了50多年的记者，一辈子都在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她说，“我的采访对象，是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我，鞭策着我。因为他们的事迹好，我才能写出好的稿子。我的读者给了我非常大的教育，……我不图万贯家财，也不求高官厚禄，只想积累思想，积累生活，积累知识，做一个富有的记者，去歌颂我们时代的新人，这就是我今生的追求。”

采访王顺友的张严平记者也特别感动的说过，“我采访过很多人物，但王顺友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一个。他在我心里，永生难忘。……他说，他特别感谢我，说我最懂他的心。……其实我更应该感谢他。他给了我太多太多东西，不光给了一篇稿子，还给了我内心很多感动，教会我怎样进行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丰富了我作为人的情感。如果没有遇见王顺友，没有走他的邮路，没有这样一次采访，也许到现在为止，我的内心都会有一段是空白的，甚至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空白。遇到他就是一种洗礼，一种生命的升华。这种升华不是那种空洞的什么主义，它是一种卑微的、渺小的生命的升华。他是被人们遗忘在一个角落里的生命。但他活成了后来的样子，活出了他的高尚，活出了他的灿烂，活出了他的忠诚，这就是一种升华……”

的确，那些在职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获得统一感的记者，会获得更多消弭新闻与宣传之间张力的内驱力，会把新闻事业“当做一辈子的事业”。

二、张力的加强：坚守新闻独立与舆论监督

实践中，当记者遇到新闻独立与舆论监督问题时，普遍感到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张力比较大。主流新闻工作者反思这个问题，会倾向于坚持新闻独立和恪守舆论监督，但这需要职业生涯的积累，更需要人格的历练，因此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回答是比较坚定的。

新闻工作的独立性

新闻独立性和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第四等级”等内容比较类似，属敏感话题，一般学界较少涉及。不过第一代新闻工作者并不避讳，如钟沛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贯听组织的话，党把我从一个年轻记者培养成为《光明日报》的副总编，直至做到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高位。但是身居高位的我，常会反思我的一生经历，觉得最受益最值得坚持的原则就是新闻人要独立思考。这话不是我说的，其实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句名言，在毛选上有一篇文章《记者头脑要冷静》（毛泽东，1983），‘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有正确的分析。记者要善于比较……记者要善于应用，不要看到好的就觉得全好，看的坏的就认为全坏……记者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毛主席这个观点是对的，这是他五十年代的一个讲演。依据我的亲身经历，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最为重要的。”

党的高级领导提出新闻记者要“独立思考”，最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其中提到记者要具备四个重要条件，“独立的做相当艰苦的工作。……首先要思想上要艰苦，……真实的反映情况，独立地去做判断”（刘少奇，1980）。其实，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对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谈话要点提到的“独立”和十年前刘少奇说的记者要独立，范畴和意义已经有所不同，刘少奇所提的独立，是记者本身工作性质和状态，甚至有相对于党和政府的独立；而毛泽东在1958年所提的独立，仅仅是针对大跃进放卫星的假数据说的，当时记者跟风做假报道，毛泽东的意见是“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现在全国到处乱哄哄的，大跃进。成绩很大，头脑热了些。”

新闻不会完全独立，只有程度不同而已。很明显目前我国新闻的属性并不支持新闻工作的完全不受监督和控制的独立；目前新闻业界的独立，顶多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到的界限；刘少奇同志提倡的“独立工作”还达不到。

很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记者都有这种体会。杨继绳反思到，“我从事新闻报道的第一个十年以跟风为主，那个时候不跟风也不行。十年时间让我体会四个字：实事求是!第二个十年，跟是改革的风。第三个十年就是反思，思想慢慢的演进，觉得新闻就是独立思考、独立调查。”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写了很多调查报告，“每年都有三个月背个小包全国各地到处跑”；“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王强华说，“我觉得搞新闻嘛，尤其是新闻人，要讲党性原则，更重要的就是独立思考”；于友老先生也说，他的新闻理念受当年刘尊棋影响比较大，“他主张新闻工作者要有自由的表达权，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支持先进的，反对保守的。他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影响。”

段存章是解放后从基层通讯员锻炼起来的《人民日报》优秀记者。他反省自己的记者生涯，指出党的记者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更要学会在逆境中保持冷静的独立思考，否则，很容易陷入逆境、走弯路”，“如果大的政策‘风向’不对，新闻记者就要保持高度地警惕，在大‘风向’中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大环境下，新闻记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能够用文字反映出来才是真正的本事。”他甚至希望《人民日报》也要尽量保持独立立场，“80年代，《人民日报》农村报道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各地驻站记者要与所在省委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走的太近，要尽量保持《人民日报》社独立的观察视角。”

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

新闻独立是保障舆论监督的长效机制，舆论监督又是观察和体会中国报道环境的重要标准，受到新闻学界、业界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谈到这个问题更愿意从中央那里找理论和思想上的根据，将舆论独立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相提并论。钟沛璋说，“我在新闻局做工作就主张舆论要独立，要使舆论监督成为力量。胡耀邦同志在报告里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我认为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应该‘党政分开’。解放初期有新闻出版署，管行政的，后来被撤销，所以我提出应该恢复新闻出版署，宣传部就应该管思想。后来新闻出版署恢复了，党政被分开了。我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认识到舆论应该掌握在人民手里面，人民有权力监督政府官员。”

钟沛璋说的新闻总署成立和恢复成立，的确被视为政府尊重新闻规律办事的标志之一。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决定成立新闻总署，作为管理全国传播和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首任署长胡乔木。该署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报纸和广播等行政规章。当年年底在新闻总署召开了全国报纸经营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提出报纸应该按照企业化来经营的进步指导原则和思想。但1952年新闻总署就被撤销了，直到1987年才重新恢复设立。

建国初期，党对舆论监督的微妙态度直接体现在对批评报道的反复上。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媒体开始对建国初期各种问题进行批评报道，每天大约有4篇以上的批评稿件，1952年的批评稿高达1750多篇。但1954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要求报纸上的批评必须要正确，并要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当年批评稿件就下降到仅有210篇。“双百方针”后，1956年《人民日报》在7月1日再次进行了改版。这次新闻界的改革力度很大，也取得很好效果，批评报道、客观报道都很受欢迎，但由于1956年6月反冒进文章受到毛泽东批评和“反右扩大化”，《人民日报》改版慢慢终止，最终在党的左倾错误思想下夭折。完全服从宣传需要的工作理念在中国新闻界占据统治地位。直至“文革”爆发，中国新闻彻底沦为“宣传”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氛围宽松，市场经济发展，尊重新闻规律重新被重视，舆论监督又成为热门词语。尤其是在朱镕基、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舆论监督或尊重新闻规律的重视下，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对此颇有感受。只是和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不一样的是，新一代新闻工强调舆论监督更侧重于新闻本体的角度，认为舆论监督是有专业性的，批评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体现出行业自律精神。如获得过“长江新闻奖”的刘万永看到真实对舆论监督的重要性，提醒记者个人在采集事实上的局限性。“ 说到真相，作为记者去挖掘一个事实的真相，真相报道出来了，我们认为挖到了真相的全部，满足或者得意于自己的努力。但是或许过几年你会发现，并非如此，你可能只是掌握着这个真相的极小一部分。将这个极小部分的真相，放到一个大的环境中，也许当时得出的结论本身就是错误的，但是之前你却浑然不知。”除了真实的全面性和平衡性外，精确运用各种行业词汇也是记者们的功夫。刘万永的经验是，“在调查性报道中应该更加准确的运用词汇，要有其他专业的背景，比如法律、医疗、经济，这些方面的词汇也要了解的，否则你的报道会出现很多常识性错误。”《农民日报》的宋逊风，也做过多次批评报道。“记者搞批评报道要有一种原则，即坚持以事实为依据。记者在采写的时候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只有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批评报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管是谁查，都不怕。”

三、内参制度：中国特殊的媒介监督权力

虽然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空间时宽时紧，但中国体制内记者却一直拥有一项特殊的监督权力，这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媒体的一大特色，即内参。在任何时候，各级体制内记者可以将调查获得的、不宜公开发表的问题写成内参，通过正常渠道直接报给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参比一般的舆论监督影响力度更大，这使得中国记者在监督各级政府和职权部门上，有“特殊”权力。

内参是中国特有的借助于新闻系统的政府监察手段。写内参是对记者身份的偷梁换柱，记者无意中成为政府监察系统的一份子，内参以报道的公开换取权力部门的内部处理，用另一种形式实现了对社会的兴利除弊，从实际效果来说，大部分记者和笔者都认为内参的存在对中国现阶段来说利远大于弊。记者圈内，内参很被重视，写作越多、被采纳的级别越高，记者的成就和名声就越大，甚至可以“记而优则仕”。很少有人对这种制度站在新闻业的角度进行反思，“新华社的内参制度严格来说，不是新闻，是一种内部资料、一种情报。在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中，在媒体不能真实报道的情况下，内参起一种补充作用。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加大，新闻自由慢慢建立起来，内参的作用慢慢就小了。内参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社会新闻自由的尺度，什么时候内参的作用小了，新闻自由就好了。‘文革’中间完全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内参就起了作用。”（杨继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