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 新时代新表达：在后真相时代寻求真相与共识 ——在中组部培训班上的演讲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再次定义的新型信息时代，人们的交往媒介和交往实践，都发生的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去看待信息传播、呈现和表达的思想观念，讨论问题？同时，应该坚守怎样的交往原则和底线以及如何坚守，也成为了我们现在要认真思考的迫切问题。

随着整个社会现代性的迅速推进，也带来了很多的危机和隐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时刻处在被现代化高度塑造的都市空间中，借助着迅速而便利的网络，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密不可分，可以进行实时互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身边是一个充满着“陌生人”的环境。用法国一个左派学者话来说，每个人的生活都被降格成为一个思辨旁观和沉思冥想的世界，社会作为被冷眼旁观的场景，是一个世俗世界被一般化抽象的过程。关于这种现代性所带来的变革，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即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他强调，现代性的意识是一种对古典传统的对立，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类型的社会困境？如果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语言交往和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针对当下的现状，我们如何建构交往的合理性，就成为了无法避开的议题。毕竟，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和关系交往方式。

诚然，我们应该讨论的“语言”范畴不只是人们的口头表达，也包括各种文字、图像和其他类型的表达方式。无论是何种形态的语言形式，“表达”作为一个过程，其中应该把握和坚守的基本原则就成为了我今天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网络新时代媒体环境的变化

网络新时代媒体形态的高速发展和不断变革带来的是层出不穷的信息获取新渠道和越来越广泛的新用户群体。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来也多次提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问题，指出要遵守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调要有互联网思维。

从国内目前比较流行的社交平台来看，“新浪”微博的影响力较之以前式微了，但它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信息集散平台；而“微信”则变成一个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更为重要的平台。

那继续去追问，究竟是怎样的用户群体在使用这些平台？他们使用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移动终端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接收信息方式和手段，但一般来说，用户手机中的社交应用程序往往不超过三个。就我个人的使用体验而言，我一开始时安装了若干信息获取和社交程序，但最后发现只使用“微信”就完全足够了。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微信”公众号和聊天群里一定能看得到。因此，笔者就把其他类似的应用程序全部卸载了。同时可以发现，近两年笔者被邀请加入的聊天群越来越多了，但我慢慢发现很多聊天群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笔者既不会在群里积极参与发言，也不会把过多时间花费在一些群里的内容讨论上，所以去年我便退出了大约70%的微信群。

今天人们处于信息爆炸环境中的疲惫状态，相信不只是笔者一个人，而是一种广泛的状态。接受的信息太多且碎片化同质化，这对于我们判断事实真相，掌握世界的变动都不是好事，我们往往无法判断哪些是真正重要的、需要的内容，也不能决定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

年轻人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环境的变化。“60后”出生的年代是完全的传统媒体时代，习惯于接触文字信息。“70后”们自称为“闷骚”的一代，他们倾向于表达怀旧和“小资”的情结。“80后”则比较自我，强调消费主义和屌丝经济。“90后”群体则表现为典型的网络“原住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跟之前的人们完全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新媒体打造了完全不同的信息流动平台，“硬新闻”或者说实时新闻仍然是最吸引眼球的内容。虽然大众容易被娱乐性较强的内容吸引，但当真正的内容新闻到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表达出极大的关切。例如近期保持高热度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不管是社会什么领域的民众都很关注，相关新闻的阅读量和转发量始终很高。不难发现，对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对权贵的嘲讽、对互相理解和尊重的期盼，始终是中国网络语境最重要的形式。这是很多网民参与信息传播非常重要的元动力和表达诉求的基本特点。尽管有些人并没有机会拥有完整的真相，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机会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而在互联网时代，群体的心理波动很容易演变成群体的情绪激化，催生了仇官仇富，医患矛盾，贫富差距等不同类型的矛盾。

要特别强调是，人都会自己的认知框架。人作为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是很容易被影响和操控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例如有一则新闻称“接受基因编辑作为治疗方案的患者5年以后有90%的人健在”，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但是换一种表达方式，把同样的数据表述为“接受这一治疗方案的患者，5年后会有10%的人死亡”，受众就一定会紧张。可见，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可能造成不同的结果。

作为单独的个体，人们反而有空间进行独立的反思，但置身于一个群体之中，则很难做到这一点。在类似于“今日头条”这种智能算法推送内容时，人们看见的就是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无可否认，这是大数据通过算法得以完成的精准计算，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信息茧房”，人们只能反复接触他愿意和倾向于接纳的信息，而几乎看不到不同角度的与对立的观点。这意味道着你看见的网络信息世界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界。这种算法关闭了至少一半的世界真实。

二．新时代下表达模式的变革

后文我们将简要探讨的问题是关于信息传播理念的变革，包括从宣传到对话，从俯视到平视，从讲“好故事”到“讲好”故事，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等方面。

曾经人们觉得，谎言说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有效表达往往是灌输式的。表达是那些掌握了更高层次信息和知识的人们完成的自上而下的内容传播。表达者在说，听者听见与否和听懂与否并不会对表达者和表达的过程产生重要影响。表达者想象着听众比他们水平更低，因此他们把握的是绝对的话语权威。但是今天局面则大不相同，比如在大学课堂上，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同学在听课时也会用手机或电脑随时查找他刚刚讲的内容、观点和引用的表达有没有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信息发生、传递甚至反馈都可以是同步的，而且不见得表达者的水平比受众更高。

所以，表达问题需要从传统的灌输式向对话式转型。对话式类型中体现的是表达者和受众之间的平等，要完成的是把双方所拥有的信息进行交换，这让人的主体参与感能够较为充分的体现出来。网络传播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平台的类型越来越丰富，互动性能和参与感增强了。在一个小众的网络群体论坛里，甚至在个人朋友圈里发布的信息，全世界都有可能都知道。这就会导致，哪怕是一个极为偏远乡村的老百姓发的一条朋友圈的消息，也有一定的机率被外媒知道并广泛宣传，这在从前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从前生活在一个乡村里的农民，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有限。今天则大为不同，个人的公共表达直接参与了把全世界囊括在内的巨大网络里面，网络空间的多域性撼动了个人的在场或者不在场的物理边界，只要言论出现在网络中，那么就代表了个体的显现，而无关于表达者具体身处何方。

这个现象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话语权下沉，也就是说表达的人越来越多了，表达的逻辑和表达的观点越来越多样。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关系亟待调整。比如说以前一直强调的正面宣传，弘扬事物积极的一面。实际操作中正面宣传仅进行正面报道，从传播效果来讲，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如果希望一个新闻事件能够得到好的传播效果，那么一定要进行多面性传播，也就是要同时呈现它的不同侧面。

第二个变化是陈述事实和表达观点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英国非常有名的报纸FT正在完成的重要转型是不再报道新闻，只发表言论。FT认为，对纸媒来讲单纯地发布新闻已经没有意义了，传统媒体达到的新闻时效度显然无法和新媒体平台抗争。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很多新闻事件，单纯报道变得比较容易，而深入剖析则变得很难，对观点的提出和阐释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深陷于信息冗余状态，人们了解发生了什么，但是对这些发生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则一知半解。

第三，应该思考在新媒体时代个体是主动表达还是被动表达。从人之常情来看，我们往往会主动讲发生的“好事”，有不好的事情都是选择先避而不谈。但是在社交媒体中，并没有能够被完全隐瞒的事件。这种情况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毛泽东当年曾提出“三闻观”，即有些新闻要马上报道，有些要过一段时间再报，而有些东西就让它不报。但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是否被报道、被看见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传播者的意图和选择了。因此，相较于是否要报道和何时报道，如何报道、如何掌握话语主动权，才是今天新媒体时代应该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做看不见的宣传。西方的宣传策略是让整个过程看起来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是让新闻内容自己“被宣传”，让受众在自认为在独立选择方向的过程中完成宣传。

还要指出的是，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舆论监督意味着要有合理的批评，新闻媒体也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敢直面问题也意味着会面临很多的阻力。不只是总报道正面的、光荣的、表扬的内容，批评和反思也许更为必要。当然发表批评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因为坏事发生后，处理好了，批评的有理有据，传播的效果同样可以成为非常正面的典型，起到好的宣传效果。

三、如何讲好故事

在网络时代新语境中，我们需要完成从讲“好故事”到“讲好”故事的转变。以前新闻媒体的任务只是讲好的故事，现在的要求是要把故事讲好，讲“好故事”容易，到“讲好”故事却并非易事。习近平2015年的新年致词中多次提到人民所受到的灾难以及他的关心和关切，新闻媒体也应该同样在报道中表达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切。举一个反面例子，比如2013年中国青年报报道亚航航空遇难女孩的新闻稿《花谢旧金山》，其中表达了一段内容说：

“如果她们在世，知道XXX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花谢旧金山》（《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9日）

作为一个悲剧事件，当事者已经故去，人却安排了这样诡异的表述，显然非常不妥。

那么到底该如何“讲好”故事呢？

其一要贴近热点，切中用户痛点。笔者关注和研究过很多自媒体人的表达方式，比较起来觉得十分值得推敲。比如“咪蒙”，先暂且不论其文章的内容和质量如何，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变成10万和百万+的热门文章，切入话题的逻辑和角度确实跟我们习惯的文章形态有所不同。在生活中，绝大多数文章链接我们都是在等电梯、挤公交和排队的时候打开的。在这种情况，要想让读者点开文章，从题目开始就必须要吸引人。首先要从讲一个小故事开始，方便读者有代入感；

第二，要迅速抓住读者的痛点，吸引他继续阅读；

第三，最好能够引入当下的热点。例如话题型电视剧，能够充分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比如说鸿茅药酒问题出现的时候，一个中医的号开头就写：

这两天在闹鸿茅药酒的事情，这事背后折射出当今中医的危机，第一中医自身不争气，第二是敌对势力在虎视眈眈。

这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结合热点内容进行的宣传，这样往往就能写出阅读量10万以上的好文章，当然还要主要文章的深度，制造深刻的反思。

其四，要制造认知的反差和冲突，从中可以体现情感的冲击力。“咪蒙”开始的成功正是通过抓住热点问题的要害和“走心”的表述方式才受到读者的追捧。现在“咪蒙”倒了，批评她们的人很多，但我认为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经营的文字不同于严肃媒体经得起字字推敲，经常会有低俗的词和表述出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传播环境下，我们无法否认一些特定表达的魅力。比如说，那些普通的意象——水草、桥、云彩、夕阳、雨天、巷子，在徐志摩和戴望舒笔下就变得异常美妙，成为永不过时的经典，这充分证明语言的处理和表述是可以让事物本身变得更有魅力。再比如“咪蒙”的一篇文章开篇，就讲到：

一个在上海打工的女生遇到一个“极品”室友，这个室友成天占她便宜，花她的钱还勾引她的男朋友，更可恶的是这个“极品”竟然越过越好，走出了亚洲，走向国际。

这个故事实在是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让人想要继续关注这个“极品”是怎么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这是文字处理上的技巧。

“咪蒙”的另一篇文章，设置了一个和读者互动的代入式情节：

如果你并不太喜欢你的工作，但是你在公司里的表现不错，三年来一直拿着一万多块钱的月薪，你多次跟领导提出加薪，结果领导每次都说知道了，就这样拖了两年，这个时候你敢拿着辞职报告走到领导面前，大声说“领导我不干了吗”？

就是这样一个开头，把读者放置在一个被安排好的位置，自然后面推进的情节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其五，要讲好故事，也应该学会如何经营文字。再比如，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语言，比如刚刚提到的“走心”、“杯具”和“鸭梨山大”等等，像这种类型的词在网络社区内被广泛应用。再比如中国气象局发明的金句：“雪是好雪，但是风不正经。”这个话语的风格完全不像是天气播报以前那种表达方式，因此大受欢迎。如果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方式，端着腔调去表达就容易让很多读者反感。因此注意吸纳新的语言元素，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也会为表达效果加分。

四．培养理性和人性的逻辑

要培养理性的沟通环境，这一点也特别重要。现在的“今日头条”等各种类型的新闻客户端以及“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纷纷进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宣部要求党政机关分支机构都要尽可能去运营“抖音”账号。之前曾经讨论过的“回音室效应”问题十分突出，它让我们置身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环境中，智能推送，让我们与多面信息隔绝，只是不停地强化已有的认知，会导致人们的视野越来越狭隘。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个调研，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他们追踪了超过125万篇网络新闻传播路径，然后重点分析这些报道在Facebook上的被转发频率，最后发现，巴特新闻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体系里进行了海量发布。这个网站是编造了很多假新闻网站。还有一个美国的调研中心发现，在美国这个看起来文化水平普遍比较高，成员可能比较理性的社会里，即使知道某个政治新闻是假新闻，仍然会去扩散和传播，而且比例甚至可以达到25%左右，其传播的目的可能单纯只是觉得有趣和“恶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