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学宣言》：技术带来的挑战与研究转向（二）

媒介域的几个特点（德布雷，2014：48）：

（1）媒介域/圈不比生物界中的生物圈大，可囊括多种文化生态系统和文化小团体，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

（2）一个新的载体不会取缔先前的载体，可为其增加新的可能性；旧的会在技术上、经济条件上按照自己的条件来调整以往的范畴，经过协调形成相互交错和融合；

（3）通过机器“革命”可以从一种媒介圈过度到另一种媒介圈。它影响着传承技术（物质）和社会政治层面（组织机构）。但技术革命需要有利的社会条件（印刷术在欧洲和在中国的不同影响）；

（4）其中技术变化也是机构人员在社会地位中意义的变化（符号生产者，科学院、教堂和党派）。

二、媒介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

三、

1、媒介学与传播学的区别

图表：雷吉斯·德布雷（2014）.《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p15

2、德布雷对符号学的批评

《媒介学宣言》在第52至62页里谈到了媒介学与符号学的区别。

在符号学的理论中，人们过度地把世界解释成符号，把一切都划归为“能指”和“所指”，因而忽略了需要从语义的整体环境出发；符号带来一种象征性的直觉，使直觉超过了方法，这是非本质的；符号的象征意义是固定的，符号学过度注重象征而忽略了感知；而感知是多元的，媒介学强调多元与变化。

媒介学追溯符号背后的形成机制与产生的影响，而不仅仅考察符号本身。德布雷说过，对阐释的理解发生在文本产生之前。（把教会置于福音书之前，是将社会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置于宗教教义之前；把党派置于理论之前，例如共产党的诞生源于工人运动的兴起，由此往上可以一直追溯到两次工业革命；学校置于课本之前，教育理念与知识需要通过教育机制去了解）。

德布雷对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进行了批判。

麦克卢汉的主要观点有：“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技术是人类身体或感官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外延；都是身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他关注媒介技术效果——交流体系中所造成的心理和社会状态。

德布雷对麦克卢汉的观点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麦克卢家将技术本身和技术的用途混淆：信息物质载体作为“渠道”、语言的内部结构作为“代码”、具体的传播行为的内容作为“信息”，全部被麦克卢汉“统一”在“媒介”一词之中。麦克卢汉研究的问题在于：他使得媒体变成了“一种未经区分的抽象力量”，他将渠道、代码与信息都融入“媒介”的定义当中而未加以区分。

德布雷提出，需要重视信息的传播形态及其背后的现实的物质文化。代码没有垄断意义表达的权力，代码的传播需要取决于记录的物质手段；代码的存在也并非是传播行为的必要条件。

3、媒介学VS媒体研究

欧洲media studies融合了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它研究各种媒体的内容、历史、意义及影响，因而“媒介学”也被包含在其中。媒体研究以大众媒体为主，研究对象包含媒体在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上扮演的角色及影响。

媒体研究也涉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领域，并和传播学的领域重叠。其方法及概念包含了许多基础学科的方法，如文化研究、修辞学、哲学、西方文学理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也和媒体影响、文化人类学、博物馆学、美术史以及美术评论、影片评论、信息论等重合。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也包括网络及其基础架构（Infrastrukturen），或者技术。

三、思考与运用：媒介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

1、对“人-技术-社会”的讨论

媒介学的研究探讨的是：技术在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德布雷在《媒介学宣言》中提出了对技术和文化的区分：文化与技术不可分，二者互相控制（p.105）。

技术的重要影响：从技术出发来思考文化已经变得比从文化出发来思考技术更有好处；危险小于对技术的批判（技术影响社会结构）。

文化与技术的区别（《媒介学宣言》p61）：

（本图表由吴璟薇制作）

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机械化的传播过程中，狭义层面上的人的主体性也就消失了，媒介成为人的延伸。

基特勒认为传播渠道仅仅只是物质技术的体现而已，他更加关注“传播的物质性”和技术的自主性，从而开辟了一条从媒介发展的历史条件、权力与话语，以及传播的结构来理解媒介的研究路径。

克莱默尔借助“信使模型”的比喻来强调媒介的中介作用，认为机器是符号的“中介功能”的体现或者“形式化过程”的结果，更加突出一种“去人类主体性”的媒介观，她构建出一套更为宏大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并不区分技术与人，也不强调技术的决定力量。

德布雷摒弃了早期媒介研究所传承的符号学分析路径，转而强调象征符号的物质力量（德布雷，2016：9）。他在分析媒介的时候将技术与文化、形式与载体进行了区分，从“设备-载体-方法系统”的视角来分析媒介，并且将媒介放入宏观的文化生态中来分析，从技术出发来思考文化，并强调技术统一下的多元。

2、文化的多元与技术的统一

技术带来了全球的统一，但文化保存了地方的多元。例如风靡中国的微信在开发设计时对应了国外开发的聊天工具whatsapp的技术，微博对应了国外facebook等平台的技术，等等……技术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都处于比较相似的ICTs技术背景之下。但在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国人的使用习惯与国外的使用者们有很大不同，这就体现了各国不同文化的划界。

德布雷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但也强调技术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技术强调工具价值的理性，而文化与“传承”相关，带有一种浪漫主义情怀。技术和文化之间虽然有所区分，但二者之间是互相制约的，是多元的。

3、中介性与实现公共领域的可能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来自不同个体的多元的意见能够形成统一，他发展出“沟通理性”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点。哈贝马斯的年代奉行“理性至上”的原则，但事实上个人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沟通理性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克莱默尔则认为，传播的中介性体现在两种模式上：其中一种是技术/邮递模式（technical/postal model），中介传递信息而不会顾及传受双方思想的交融。另一种则是人际/性合模式（personal/erotic model）：促进融合，交流的主体间性—传播促进互动交流，促进融合，最终媒介消失，传播双方相互交融，不同的个体转换为具有共同认同的群体，最终形成代表不同个体的一致的声音。

4、从大众传播到公共传播——一种可能的替代模式：中介社会传播模式（Social-Time Communication）

（本图表由吴璟薇制作）

其一，媒介学的研究改变了大众传播单一、被动的受众角色。信息的传播者和目标对象的角色是随时在发生变化的，在某个传播过程中，某个个体可以扮演传播者的角色。但是在另一个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扮演目标对象的角色。因此，传播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同时具有主动和被动的特点。

其二，中介社会传播模式强调传播的互动与信息的多重传递，信息的传递不仅仅只有一轮，而是在传播者和目标对象之间多次传递，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分析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传递过程。所以，这一模式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传统的大众传播流程，同样适用数字化时代的多元的、主动的、沿着社会网络传递的信息传播过程（Wu, 2017）。

参考文献

Kittler, F. (1990).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rämer, S. (2015). Medium, messenger, transmission. 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2017)：《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雷吉斯·德布雷（2014）.《媒介学引论》(刘文玲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雷吉斯·德布雷（2016）.《媒介学宣言》(黄春柳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麦克卢汉. (2003).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吴璟薇  曾国华  吴余劲（2019）.《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全球传媒学刊（18），第3-17页。

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