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精简版,原文刊于 《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作者 李 红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文章通过与西方视觉修辞表意传统的对话,发现中国文化中“势”可以作为一种视觉修辞的新范畴。视觉之势在效能上体现为接触与促动;在内涵上体现为某种不平衡的引发力。通过对于视觉之势合法性的探讨,文章发现视觉之势的范畴可以被置于修辞批评的传统中,并且体现出中国文化主体性克减的批判逻辑。 一、问题提出: 超越主体与意义的视觉之势 西方视觉修辞理论常常建立在主体的表意实践、修辞动机和自我觉醒的基础上,体现了一种基于主客以及主体间的表意、论证或者逻辑传统。这实际上继承的是演说修辞的传统,是将视觉修辞比附于语言修辞的结果。延续着这种西方式的逻辑,中国学者也认为“由于语言修辞和视觉修辞在学科身份上的一致性,二者之间便必然具有学术史意义上的传承结构和通约基础”;并且始终在西方语言修辞概念“语境”、“隐喻”、“转喻”等范畴下展开运思。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默认视觉文本或视觉布局与修辞受众之间存在必然关系,而忽略了视觉文本或视觉布局和修辞受众之间更多时候其实是悄无声息的两个世界;第二个是,用线性逻辑的思维处理空间性的图像,而忽视了语言的抽象性和图像的具象性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西方语言修辞是建立在口语传统基础上的,是一种通过声音实现的在场性修辞。西方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认为,语音与存在具有绝对贴近性,即“语音就是灵魂中的感受的符号”;语音不是简单的能指,而是表达了“心境”;黑格尔说“心灵只能通过内在的声音来言说”。这里“声音”是通过“共鸣”“运动”的方式让耳朵得以领会,从而使“听-说”的修辞关系得以直接实现,避免了文字符号的中介性关系。声音作为一种弥散性的力量,将言语、对象与主体三者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天然就具有在场性的活力,不需要追问。但是,视觉并不像声音那样具有内时间意识的弥散性,视觉物(能指)、对象(所指)与观者之间是有距离的。在此,视觉布局(图像)、视觉对象和修辞主体就产生了分离,我们必须对此有所警觉。 如果说基于表音传统基础上的印欧语言的约定性编码机制是对语法的强调,展现出更多的逻辑性和在场性,而中国汉字的编码机制则以“字”为中心,展现的是一种非逻辑的表意传统,体现了更多的视觉性特征。西方语言修辞传统运用到视觉修辞当中需要经历更为深刻的逻辑转换,而汉字作为一种“超级符号系统”,融合言、文、象于一身,“一手牵着图像一手牵着语言”,则天然就具有视觉性。据此,可以假定:中国文化以汉字作为根基,就具有鲜明的视觉思维的传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本文提出“视觉之势”的范畴,以处理图像如何抵达观者的问题。 无论什么事物或者现象,它的作用效果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它是什么或者实际怎么样,而是由诸多综合条件储备之上的“势”所带来的某种实际偶发效果。因而“贤智未足以服众,势位足以诎贤者”(《韩非子·难势》),“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军事当中也是“勇怯,势也”(《孙子·兵势》)。因此具体品质并不是决定性的,品质要发挥作用也得借助于“势”。视觉修辞不仅仅是主体目的或者意图的最终实现,而是通过“势”的整体效能而实现的,甚至主体也被裹挟其中。因而视觉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讨视觉布局或者图像中的“视觉之势”如何引发整体的修辞资源,以促进视觉布局或者图像最终抵达观者。 二、图像抵达观者: 视觉之势的接触与促动 就视觉布局或者图像的可沟通性和对话性来说,它不是一种应答式的存在,而是一种静观式的展示,它所唤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弱的。但是,它的效应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视觉布局或者图像,很多时候(非叙事)是一种空间化的存在,而不是时间性(逻辑性)的存在,其效应产生的方式应该不同于逻辑的表意,因而语言修辞的逻辑运用到视觉修辞中总是感觉不搭调。其次,视觉布局或者图像是具象化的,而不像语言那样是空洞或者贫乏的(形式),因而,视觉修辞分析必须承认其中的“质地”,并且深入谈论其中“质地”的修辞效力。无论是空间还是质地,都在通过一种视觉之势的压迫性让主体慌乱,因而仅仅停留在“语法”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 视觉布局或者图像具有空间占位和弥散性的特质,由此获得一种与观者的接触。首先,视觉布局或者图像需要依靠空间的合适占位,以获得对观者的震撼性接触,否则便撑不起相应空间的宏大意义。比如佛像总要追求高大,乐山大佛通高71米,莫高窟的“北大像”弥勒大佛通高35.5米;傅抱石、关山月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送审稿本送给周恩来,周恩来的意见是:画幅挂在人民大会堂还是略显小了些,此外太阳也要加倍放大。其次,视觉布局或者图像的空间弥散性,使得视觉具有无处不在的辐射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弥散性是外感官的,而声音弥散性则是基于时间的内感官。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空间弥散性就是通过被监视者的“无法确知”而得以实现的。 视觉布局或者图像打动人心的力量,还来自于其中蕴含的精神之力,并由此实现心灵与文化、体制、社会、他人等等整体世界的连接,从而使观者受到视觉之势的深深促动。首先,观看的背后具有一套视界政体(scopic regime),它决定着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并由此实现着观看的精神性权力。在商场的监控视频中,如果被认定为非消费者(比如捡破烂的女人、无家可归者或者青少年)则将被驱逐或者赶出,因而底层人群将面临更多观看的精神压迫。其次,观看是具有方向性的,其中视觉之势的精神内涵通过方向的不平等而得以实现。2009年奥巴马向日本天皇鞠躬的图像,被日本媒体解读为与60多年前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傲慢招呼昭和天皇形成了强烈对比;美国媒体则认为身为美国总统,不该随便“行大礼”,其“低眉顺眼”的形象使其“视觉之势”上升到了国家尊严的高度。 实际上,图像的精神之力,可以通过图像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分析得以实现,其中的“视觉之势”正是通过意向性而得以引发。这可以通过四个层次去分析:第一,是主体意向性,展现为图像中人物的目光、动作与情绪的指向,比如逃离的动作、厌恶的表情、凝视的目光等都展现了不同的意向性;第二,是文本意向性,即一幅图像的拍摄的主题和视角,以及从中表达出来的整体指向性;第三,是语境意向性,即一幅图像总是会被置于相应的语境中进行解读,将相应的事件呈现于大众面前,以经受大众的舆论审视;第四,是文化意向性,即一幅图像的影响力,还需要一套文化体系的支撑,比如对孩子的怜悯、死亡的恐惧,对自由的追求等等。 三、不平衡:视觉之势的无限引发力 视觉之势总是充满着不平衡,即“空间的落差、视觉的不均、间隔的距离、视觉的趋向等”,这是“势”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孙子·兵势》讲“势”的时候,就利用了高山圆石的落差意象,即“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水流漂石的动态意象,即“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张弩的趋向意象,即“势如扩弩,节如发机”。书论和画论中讲“势”的时候,也常常使用“龙”的意象,其中充满了飞跃、超脱、活力和难以捉摸的审美趣味。这种不平衡常常被表述为“奇”,如《孙膑兵法·奇正》说“奇”是“无形而制形”,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不平衡作为一种“奇点”,常常涵摄了无限的时空及其资源。布列逊在谈到摄影的涵摄力的时候,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的概念,强调拍摄对象的“不经意”,因为只有自然的状态下才具有时空的涵摄力,一旦故意摆出某种姿势,它便从时空中被强行切割出来,其涵摄力也就失去了。势作为一种时间上连续性的“奇点”,比如滚动的圆石、拉满的弓箭、湍急的水流等;再比如惊恐的逃离,瞬间的创伤(开裂的大坝、爆炸的瞬间)。这种瞬间的奇点其实蕴含了过去的所有的能量(Energy)或潜能(Potential Energy),但是它不仅仅是“能”,而是指向最终实现的未来性(可能),因而追求的是在“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蔡邕《九势》)的连续性中蕴含的无穷性。这里还存在一个“奇正”变化的问题,《孙子》总结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文心雕龙·定势》也主张:“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但是,“正”处于主导地位,即“以正驭奇”。 “分”的逻辑是“势”得以产生的前提,“奇”才由此得以产生。《孙子》里说的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等,其实就是对于分合的辩证应用以获得势;《吕氏春秋·慎势》强调分封并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削弱地方势力以保证君主“便势全威”,因为“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因而,视觉之势的获得常常依赖于视觉布局或者图像中二分的不平衡性。比如高山、水流、飞翔等都存在一种空间的不平衡性;一个人对抗一群警察的数量和力量的不平衡;一叶扁舟对抗一艘军舰的体积上的不平衡;屠刀下的生命中硬度的不平衡;全景监狱中存在上下二分的观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构成了一种文本内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的最大效用在于唤起背后更多力量来源的追问,视觉之势由此得以唤起。 视觉修辞中的不平衡性总是通过方向性来处理,这种方向性就使得视觉布局或者图像获得了动态性的活力。首先,是时间方向性;其次,是空间的方向性;第三,是意向的方向性。精神常常是通过视线的布局或者文化指向中的意向性关系携带出来,而图像所引发的“问题”的重要性也会影响到其意向性强弱。比如关于难民的图像,就存在视觉图像(能指)中难民逃亡的空间指向和时间指向,并以厌恶(战争)和期望(接纳)的意向性构成故事的方向性;而视觉修辞实践(所指)层面所引发的难民问题,又涉及到实践维度上政治家的命运和政府未来的决策,以及空间维度上如何接纳和安置难民。在此,图像的“视觉之势”就引发了无限的精神之力,并对相应的政治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势的价值立场: 生存、效力与批判 在西方,修辞学赢得了存在论、认识论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体制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和文化氛围,它也是西方自我意识和地缘政治实体得以形成的条件之一。但是,在中国语境中,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修辞。因为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式的民主和论辩传统,因此,中国的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效果的科学”,专注在日常表达和文艺上,并不指向存在、社会与政治。中国文化中的存在、社会和政治不靠语言修辞,而靠的是道、德、理、气、势等范畴。就“势”来说,它既非形式层面的视觉布局或者图像,也非其中的“理”,因为“百理俱在平铺放着”,而它还需要“理成势”,即“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王夫之《诗广传·小雅》),“势”是“理”的具体实现。如果说理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纯粹推导,并不是现实中的具体抉择,而“势”是“整个底实际”,因而“势”的范畴能够分析视觉修辞实践中的复杂局面。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类总是处在一种整体的生存势域当中,这是不可逃避的,比如天道流行、人生命运、世事无常等,这种整体性常常体现在连续性中。书法中的转笔、藏笔、藏锋、护尾等笔法就是通过相应技法将整体性蕴含在连续性中。绘画中“笔将俯,必先作仰势,以及欲轻先重,欲重先轻,欲收先放,欲放先收之属”,通过相互蕴含的整体性,势得以蕴含;而“势”特别讲求的是“一气相通”“一气贯注”;“气”是其中精神性的东西,它一方面是描画对象(山形树态)“受天地生气而成”,另一方面则是“托心腕之灵气以出”(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是培养而成的。这种整体性的势域并不是主体驱动的结果,而是弥散性的存在,是自然生发的结果。在此,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生存处境,是非主体性的。韩非子“势”治理术的最大问题,就是“势”依赖于“法”“术”的强制性,从而使得统治者脱离掉终极性的“道势”的境域,因而主体与世界就出现了分离,不再是“以德配天”的融合状态。如此,“势”的问题在政治领域就很容易变为阴谋论与统治术,其合法性就因此而面临危机。 实际上,视觉修辞面对的就是丰富、整体和流动的世界,其表征(represent)方式是充满质感的,而不像语言那样仅仅是抽象的“形式”(forme),因此,视觉修辞很难有类似语言修辞那样的辩证法(dialectics)或者理性特征。换句话说,视觉修辞依靠的不是符号的切分,不是论辩或理性,而靠的是整体布局所造成的势,是对图像无限阐释所引发的资源或力量的综合之力。实际上,在视觉布局或者图像中,视觉背后的表达主体的主体性存在层次上的差异,由此带来的就是在理据性上存在强弱程度的深刻差异。像博物馆、纪念馆,甚至监视视频这样的视觉布局,它们直接就是世界本身。虽然其中充满了选择性,但是它直接就是原初世界的切片,相比照片,它们的理据性又进了一层。皮尔斯的符号学始终在处理符号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根据符号与世界的理据性关系,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规约符(symbol),不同的理据性导致了不同的解释动力。视觉布局或者图像更多是处于质感和关系,规约的层面还是比较欠缺,因是一种主体不彰的状态,主体常常被置于复杂的视觉之势当中。 当然,人为的势(人设之势),一方面,是一种统治术,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压迫性,在中国文化中也总是面临着文化价值的批判。《尚书·君陈》中,周成王告诫大臣君陈“无依势作威”,“势”总是要经受道德性的审判。“势”的批判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训诫,“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庄子·盗跖》);而且会导致“害性”,故“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庄子·徐无鬼》)。因此孟子主张贤王需要“好善而忘势”,贤士需要“乐则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由此,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视觉修辞的势的反思性就与西方修辞批评的批判性结合起来了。 而这种批判实际上并不是为了发现权力的诡计以实现主体的解放,而是试图“顺应大道”以回归自然、天道、天理、真纯、素朴的状态,并且避免人为干预对于“道势”的脱离。在中国传统的绘画世界中,人并不是作为主体得到彰显,而是往往被置于风景、场景和情境当中。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主体性张扬的文化,而是主体性减损的文化,因而展现为克、磨、损、忘、空等内省功夫,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主体性的克减进入到广大无边的势域当中,以做到对于“道势”的顺应而成就其伟大。 总之,人看不见完整的世界,只有通过视觉载体才能进入更多的世界,比如通过眼睛进入灵魂、通过奔跑感知恐惧、通过愤怒感知冲突、通过一片叶子进入秋天等等。因而,“视觉之势”的分析需要依赖于视觉文本,但分析的方向不是其中“表意方式”,而是“引发力”。“引发力”是本文提出的一个用以描述“视觉之势”的概念,它可以用以分析视觉修辞的载体(“形”)如何携带出充满力量的势,从而将复杂的世界境域召唤出来。图像作为“决定性瞬间”是一种“奇点”,是一种“高潮”,也是一种“汇聚”,因而就充满着“引发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ui_eRDDV0hOMTfGHJgzlg 编辑:王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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