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2019年中国出版创新年会的主题词，这也是中央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包括出版工作的总要求。出版社的“两制”改革，即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也是去年以来中央两个文件①②所做出的重要部署。笔者想就此两方面谈一点想法，与业界讨论。
一、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或缘由
“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它表明整个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是在出版业有所发展又不够发展的背景条件下提出来的，它标志着中国出版业由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的必要性。
有所发展，主要是指我国出版业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历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出版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1978年到2017年，出版社由105家增长到552家，年出版图书品种由1.50万种到超过51万种，图书纯销售额由不足10亿元到超过900亿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书品种与印数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正在向出版强国迈进。
不够发展，是指与这种在国际社会品种最多、印数最多的数量规模相比较，精品图书、畅销图书，有影响、能作为软实力的图书很少，两者极不成比例。换句话说，有相当大的悬殊。这个结论，有以下两种情形可以佐证，比如，经过四十年来的努力，我国图书“走出去”战略有骄人业绩：全国出版物版权引进输出比由2001 年的12.63 ∶ 1下降到2017年的1.61 ∶ 1，但是，在所有“走出去”的图书总量中，真正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纳的原创图书，尤其是学术著作、理论著作少之又少；又比如在一些重要的图书评选推荐活动中，要从送评送荐的图书中，筛选出过硬的原创精品图书，每每不能如愿。其中编著的书居多，不同作者作品组合而成的集子居多，炒冷饭的不在少数，以致有出版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转述一些行业内资深人士的话：在已经出版的图书中，有相当比例的图书可出可不出。这个转述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但也确实反映了图书质量应有与现有之间的巨大矛盾。
二、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无疑是针对着“高速度、多数量发展”而言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环节来考量它：整个出版企业应该充满着动力、活力、创造力、生产力、公信力和广泛影响力。从编辑出版队伍看，他们能够应对管理部门自上而下的部署要求，策划出由下而上的、体现差异化战略的、一定数量的优质选题；能够就这些选题迅速而比较及时地物色到相应的名作者、名作家或者成长性看好的中青年作者、作家（其中，也许选题策划就是和这些有可能成为作者、作家的朋友共同完成的）；他们有能力、有智慧，也有激情和理性，对作者、作家提供的书稿，进行深度加工、精加工，或者雪中送炭或者锦上添花，使书稿的内容质量、文字质量、文化质量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付诸出版；营销团队能够将付诸出版后的优质出版物，有效地推送到足够规模的读者手中，实现了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促成了一定的良性循环，打造出了一本又一本为读者广泛认可的精品图书。于是，出版社的品牌就确立下来，成为出版企业的无形资产，直接服务于有形资产。其实，高质量发展就意味着出版企业拥有一支素质优秀、结构合理的编辑出版人队伍，这支队伍形成了一种追求质量的强烈意识和保证质量的整套机制。这也可视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简洁的示意图。
三、当下出版企业存在的不足
以“高质量发展”的示意图来审视我们当下的一些出版企业，是否存在着以下软肋和不足。“高质量发展”要求出版企业的高管团队主要负责同志要有足够的责任感，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对企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但是实际情形则不然。在不少高管团队，从出版规律看应该安营扎寨的资深出版高管人员往往面临着退休在即的严酷现实，准备接任的出版高管人员应该文武兼备、水陆两栖，却因为入行时间太短、业务经历太浅而不具备应有的资质，高管团队其实呈现出人才断层现象。
从对出版业务核心环节的编辑人员的管理看，本应到工作岗位后，有扎实的岗前培训和资深编辑的传帮带周期，以及必要的责任编辑的准入门槛，但是由于短期的功利追求与急速的效益压力，他们一入行，便被下达了硬约束的效益指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图书编辑人员的成长规律。
就编辑个人成长看，本应根据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和品牌惯性稳扎稳打地修炼自己，向学者型编辑成长，向工匠精神靠近。但是因缺乏长期规划，又有难以抗拒的效益指标及考核条例，促使编辑们追赶着作者或作家们“扫箱子底”“喝腊八粥”；或者拔苗助长、急功近利；或者冷饭热炒，误导读者；或者饥不择食，野蛮催生。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久而久之，既损害了出版从业兴趣，又实际上损害了出版单位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于是，出版企业吸引优秀人才难，岗位留住优秀人才更难，流动性强而稳定性弱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了。这是企业发展的严重瓶颈。
四、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
解决之道——“两制”改革
解决上述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之一，笔者以为就在于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最近中央又发文强调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目标和实行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要求。
在党中央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水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笔者认为，“两制”改革就是在我国出版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的一块必须啃下来的硬骨头。这块硬骨头，不只是在认识上还存在着误区，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还有系列的配套措施尚未解决。最近，习近平同志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正是在这次全会上对包括出版企业在内的文化企业，提出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艰巨任务，其核心是在企业制度层面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根据文件中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要求和国有工业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已有实践，可以下决心、用气力把股份制的基础工作做好。
关于股份制改革方案的目标是：在对企业改制为公司的有限责任的基础上，在保证国有股权绝对控股的前提下，按照国资委、财政部规定的总比例，比如个人持股总占比不能超过10%，每个人在个人总股权中占股比不能超过十分之一。以此来向出版企业的管理层配股，管理层配股可全部也可部分由个人出资购买，业务骨干层可部分也可全部由个人出资购买，一些有特殊创造发展和独特贡献的编辑、出版人、发行人等也可按照国家已有政策适当奖励配股，股权配置也可向有一定工龄和资质的普通员工延伸。所有这些应该按照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精神、总要求办事。关于方案的设计、规划、实施有一系列重要环节的工作需要审慎推进，但不应该影响此项改革的正常进行。
这样一来，从管理层和员工层来讲，其身份就成为一定份额的股份拥有者和出版业的文化劳动者。其收入也形成二元结构，一部分根据出版企业的经营状况享受红利和承担亏损，另一部分则为工资性收入。不要小看这些股权的红利收入，联股如联心，“有恒产者，有恒心”。它会使那些资深出版家、资深编辑家不因年龄临近退休而失去追求企业发展的动力；从而也会使管理层会比较长远地考虑出版企业品牌打造、选题储备、产品延伸、效益长久；也会使管理者对编辑人才的培养，编辑队伍的打造，更具有行稳致远的考虑。从编辑、出版、营销从业人员的角度考虑，也会比较从容地组织优秀作者、作家队伍，精心经营好、呵护好这支队伍的健康、发展及作用发挥，不会毕其功于一役，也不会导致作家的浮躁和作品的粗制滥造。另外，编辑、出版人、发行人获得奖金与获得红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往往奖金只有暂时性，工资呈现出有限性，而红利则具有可持续性，甚至有继承性，这将成为员工和企业家永不枯竭的重要动力。
五、出版企业实施“两制”改革
尤其是股份制改革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其一，从实践意义看，股份制的实施将从根本上解决“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企业的内驱力、内生力、后续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现在的国有出版企业在国家总的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制度下，在党的宣传文化部门、部委党组的领导指导下，都能按照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领导全体职工，领导编辑出版人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巩固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丰富足够的精神文化食粮，努力多出好书，多出精品。但在调动高管层、骨干层、职工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方面还缺这么一套能够长期起作用的动力系统。“两制”改革如果做得好，恰恰可以把这个缺陷补起来。可不可以这样说，是社会主义出版企业就必须坚持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革，而坚持“两制”改革就绕不过去个人持股问题。这是涉及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基础性问题，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到底。
其二，出版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包括职工个人持股在内的股份制改革，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股份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由于股份公司的成立，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并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继承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合理内核，创新的是社会主义出版企业的股权比重和全新目标，这其实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出版企业改革中内部的具体化与真正实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出版企业的具体化的真正实现。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注释
①财政部，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Z]. 2018-02-26.
②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Z]. 2018-12-18.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
本文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2月刊
编辑：冉玲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