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

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简称新闻所) 成立40 周年!我讲的题目是“新闻所在传媒法治研究的开创业绩”。传媒法治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新闻所是从新闻政策和新闻法研究入手的。当时还没有法治、传媒这样的概念，就叫做新闻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建立以后的前10 年，1978 年到1988 年间，三代学者: 戴邦、钱辛波; 孙旭培、陈力丹、张宗厚; 宋小卫、张西明、朱晓明、廖晓英、王晋闽等众多学人，共同开创了新闻传播学科当中前所未有，然而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新闻所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而传媒法治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崭新领域。

新闻传媒法治的研究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入手。1980 年新闻所编选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三卷本，收入建党以来到1949 年前300 多件有关新闻工作的文件，经过中办批准出版。这些文件都是极为宝贵的文献。同时，也要研究外国的新闻传媒法。孙旭培主编两本外国新闻法选编，包括法国、瑞典的《新闻自由法》以及其他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法，那个时候苏联的《大众传播法》还没有出来，1990 年出台后由徐耀魁翻译，但是已经来不及放进去。还有钱辛波先生主编的《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收入一些国家的广播法或通讯法。无疑，这些文献现在也已非常难得而珍贵。

新闻所还创办了《新闻法通讯》( 内部资料) 。这本刊物1984 年创刊，1988 年停刊，正刊21期，增刊2 期，70 多万字，主编孙旭培。这本刊物是我国第一份关于传媒法治专业的学术刊物，保存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文献，基本涵盖了传媒法治研究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新闻法通讯》涉及到很多前沿问题: 一个是“传媒法治建设”，有张友渔、顾执中谈新闻立法; “出版自由”问题，有陈力丹阐述恩格斯说的“绝对的出版自由问题”; “保守国家秘密”问题，有张宗厚论报道自由与保密限制; “更正”由李群做的对报纸更正问题的立法探讨; “诽谤”有多篇，如钟声谈新闻诽谤法律规范与界限; “广告”是张西明谈广告与新闻。

我说一个背景: 1984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是集中了全国一流的法学家们编撰的，但是这个里边没有诽谤、名誉、隐私这些条目，有人身权条目，但是也根本没有提到名誉、隐私等。所以在这些重要概念还没有进入法学界视野的时候，新闻所已经把它们提到了日程上进行研究。

这里有几篇重头的，到现在还有价值的文章。一篇是陈力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权观念》，国际、国内都公认美国法学家沃伦和布兰蒂斯1890 年的“论隐私权”一文最初提出隐私权理论，是隐私权概念的起点，而陈力丹这篇文章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揭示马恩在19世纪40 － 60 年代就阐述了有关隐私保护的基本观点。我的《新闻传播学教程》的5 个版本里，都引用了陈力丹这篇文章。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夏勇的《谈谈西方宪法中的了解权》，了解权就是right to know，现在统一称为知情权，是十六大以来三届党代表大会都提到的重要的人民权利。可见这篇文章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是全国第一篇。还有孙旭培带领他的两位助手编写了《新闻法知识讲座》，这是我国建立传媒法体系框架的第一次尝试，别看字数不多，它已经具备基本框架。从美国学者Pember 写Mass Media Law 到我的《新闻传播法教程》，结构框架都有相似之处，说明孙旭培这个讲座的开创性。

在1990 年代以后到新世纪，新闻所在这个领域继续取得众多成果，孙旭培主编的《新闻侵权与诉讼》，宋小卫的《媒介消费诉愿管理研究》，等等，我就不说了。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3 点:

1. 实现传媒法治，贯彻党的政策和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密切结合，政策为法律提供来源和指导，法律为政策的实施设定程序和底线。

2. 在各国，传媒法都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一部法律，只有俄国现在有一部《大众传媒法》，但俄国也不是完全靠《大众传媒法》来治理传媒的，而是涉及多个法律、法令———在中国分为7个法部门，传媒法是具有多种渊源、多级位阶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和。

3. 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最普遍使用的传媒，传播新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所以传媒法治的研究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发扬新闻所前人的开拓精神，继续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退休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原博士生导师，香港树仁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