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新闻专业教材建设的误区

在信息化时代，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是环境的守望者、公平正义的护卫者，而且在文化传承及公民的社会化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传媒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张：“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注释1）”为传媒输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当然是高校新闻院系的责任。而高校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环节和要素，其中教材建设便是重中之重。“教材是供教师讲授和大学生学习的必备材料，是贯彻教学大纲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编写一部好的教材，就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建设。（注释2）”

在高等教育领域，教材对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养成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到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在传播技术高速发展、媒介融合如火如荼的今天，高校新闻专业教材的建设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诸如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选用制度不健全，缺乏质量保障机制等，这一切都导源于对教材认知的误区。本文打算就这一议题略作分析。

在教育界，人们常常容易把教材与教科书弄混淆，以为教科书就是教材。其实这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官方的理解，“教材（Teaching Material）就是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指导学生学习的教学材料。它包括文字材料（如教科书、讲义、讲授提纲、参考书刊、辅导材料等教学辅助材料）、视听材料（如教学影片、唱片、录音、录像磁带）和网络教材等。（注释3）”还有一种近似的说法，“教材（Teaching Material）是教学材料的简称，指教学所依据的学术资料，包括教科书、讲义、参考资料及教学辅助材料等。（注释4）”在目前的教学体制下，教材与教科书的内涵与外延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教科书是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

教科书（Text Book）又称课本，英国权威的牛津大辞典对它的定义是：“一种在学习某一特定科目作为规范著作使用的图书。”所附注解为“是学习任何一门学科或领域的教学指南，尤其被认为是一种权威著作。（注释5）”人们要学习一定的科目或课程，必须要有教科书，但是仅仅依靠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拓展阅读更多的资料，包括讲义、参考书刊、讲授大纲、录像片或教学影片、录音、试题库，在今天的语境下，甚至还需要基于网络的数据库等。这些教科书之外的教学材料，对老师和学生而言，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

误以为教材只是教科书，或把教科书等同于教材，会把丰富的、复杂的、互动的教学过程简单化。老师要讲授、学生要学习的一门课程或科目，从历史到实践，从本土到国际，从本课程到与其他课程，以及本专业与其他专业的知识边际，头绪繁多，包罗万象。一本教科书，篇幅再大，其容量终归是有限的，其对重点或核心知识点的解读可能比较到位，但是难以实现对课程包含的知识空间的全覆盖；而且教科书作为一本集纳成熟知识的教材，其出版、修订或再版也有一定的周期，对于最新的知识更新和学术前沿的最新变化的反应，也不一定总是那么即时。对于来自于教科书的知识检验或强化，从教科书本身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所以，要实现课程教学的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在教科书之外，必须还要使用更多的辅助性的教学材料。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教材形式，有人称之为“立体化教材”、或称之为“多元化教材”，这种教材内容丰富，除了教科书（主教材）之外，还有教师参考书、学习指导书、图片库、试题库等。这种新的教材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课程的内容，延伸了课程的知识空间。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这种“立体化教材”或“多元化教材”的名称，似乎比教材的名称更加贴切。

在高校新闻专业教育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提到教材，大家就想到教科书，而且把这两者混同起来。不管是纳入教育部规划的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还是各学校、出版社自己推出的各种名目的新闻专业教材项目，几乎都是作为单一的教科书出版的。在这里，教科书就是教材，教材等于教科书，大家都习以为常。只有极少数出版社出于营销的考虑，在纸质教科书上，附有光盘，其内容包括教师的讲义、PPT、试题库、案例库等，这才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学理意义的教材。中国高校新闻教育界的这种教学现状，显然不利于复合型创新性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新闻专业与其他基础文科专业不同，新闻专业面向的传媒行业本身就是高新传播技术装备起来的，技术上日新月异，其信息生产和传播流程也不断变化，其对于知识信息生产者的职业技能要求更是今非昔比。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专业教育必须打破或改变传统的认知，树立科学的教材观，把教材视为一个包括教科书（主教材）、教师参考书、学习参考书、讲义、案例库、图片库、试题库等在内的多元的教学资源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教学材料体系，不仅会拓展课程或科目的知识空间，而且还会增强老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主选择，便利于学生交流、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由于前面的认知错误，自然就连带产生了第二个误区。既然教材被普遍认为是教科书，教科书等于教材，那么教材建设，当然就只是教科书主编的事情。由这一误区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它把一个本来是集众智、群策群力的系统工程，窄化为只是教科书编撰者的事情，使得本来可以源源不断地注入教材建设过程的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却难以为教材建设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教育家们早就敏锐地洞察了这一问题。原江汉大学校长李进才指出：“教材建设是指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出版单位和广大教师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的要求，所从事与教材有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其主要包括教材的编写、评介与选用，教材内容的优化与更新，优秀教材的推广与使用，教材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教材的印制与发行等。（注释6）”这一观点为国家教育部所采纳，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教学评估对教材建设条目内涵的官方解释。由此可以看出，教材建设，远远超出了教科书编撰的范畴。即便是教科书的编写，也不是教科书主编一个人的责任。它还涉及到教科书所覆盖的知识领域中的原创作者、使用这一教科书的教师和学生。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曾经创造性地打了一个比方，“原始理论作者、教材编写者、教师和学生，他们分别担任的角色犹如作家、剧作家、演员和观众的关系。我认为，把教材编写者定格为剧作家的位子，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教材编写者就要像剧作家那样，要以创造性的姿态从事编写工作。事实上，一本好的教材就像一部改编的优秀剧本，相对于原始的作品，它是再创造性的成果。同样地，一本好的教材，也只能是在综合各家之言的基础上的再创造的成果。（注释7）”同时，这个剧本要达到叫座的目的，还必须充分地考虑到演员和观众的意见，演员在扮演角色时的体验，观众观赏节目时的体验和需求，即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体验和要求，也是教科书编写者不可忽视的。

教材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建设过程的视角而言，教材建设包含了教科书编撰、出版发行、评价推荐、使用（教师、学生）反馈、资料补充、修订再版等环节，这些环节首尾相连，循环往复。不同的环节，涉及到不同的主体。在编撰环节，主体为教科书编写者，即刘道玉校长所谓的剧作家。剧作家是有门槛的，不是所有人都具备编撰教科书的资格。就高等教育而言，如新闻专业教材的编撰，必须是行业的专家或新闻院系的教授学者。他们不仅精通专业知识，而且了解行业发展；不仅掌握学术前沿，而且对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有深刻的认识和体悟。教科书的内容组织、体系建构，不仅要遵循专业或科目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也要正视、遵循学生学习、接受的心理规律。

教科书编写者的任务只是以最严谨、完善的形式完成课程、科目知识体系的内容建构。而将此以书本（教科书）的形式呈现出来，推向市场，向专业教师和学生们推荐采用，实现销售过程，则是出版社的责任。在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教学资料出版过程中，出版社不仅有责任担保教材的编校质量，确保在政治上、学术上不出问题，而且还要以最大的努力实现其市场推广。教材也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只有通过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好的教材理应最大限度地占领教材市场，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老师和学生采用。

在教材市场上，同一门课程，往往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教材，甚至是几十种上百种同台竞争。究竟哪一种教材好，或哪种教材更加适合本学校本专业的教学需要，在使用之前教师不清楚，学生更是无从知道。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上，有人把教材归之为“信任品”范畴。围绕着“信任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生产者对产品质量信息的掌握程度远非消费者所能比，甚至在消费者消费完产品后，也难以准确判断其品质的好坏。“教材的信任品特性决定了学生无法‘用脚投票’和信号传递（如口碑）来选择有用有益的教材，教师的经验和知识也难以克服教材购买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特性“客观上还为‘劣币驱逐良币’提供了可能。现代出版是一个竞争化、国际化的市场，每门课程都有众多的编写者、众多的出版者、众多的教材版本供给，而且竞争激烈，丰富教材市场的同时也增加了选择困惑。（注释8）”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种高水平的、公正的教材评鉴或推荐机构，其对众多教材的评价数据，可以作为各高校新闻院系决定购买与否的重要依据。

任课教师对于教材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累积的经验告诉他们，其所讲课程或科目的知识内容应该怎么样组织，这一组织究竟是应该遵循学术逻辑还是心理逻辑？任课教师的意见对于教科书的体系建构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教科书的编写者应该与高校有经验的资深教授保持紧密的联系，不仅如此，教授授课肯定不是照本宣科，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接受教科书的内容，他一定会根据教学需要编写讲义、教案，开列参考书名、提供学术论文索引；为了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有些资深、负责的教师还会根据教材编写试题库、案例库等，这些辅助性的材料与教科书一起，构成了专业教材的完整体系。

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学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与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两个对等的主体。在今天这个“后喻时代”(注释9)，大学生的兴趣内容和接受能力更是不能低估。教科书的编写者在构思写作提纲时，应该首先了解目标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接受习惯，最好是根据学生的理解能力、接受习惯、认知规律来安排教科书的内容架构。同时，学生在上课学习过程中与教师的互动、课堂讨论和成果的分享，也可以作为同期或后期学生学习参考的内容。如今教育部力推的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不少课程网站就把学生的反馈资料、成果分享等和主讲教师的讲义、大纲、教案、PPT、试题库等，并列一起，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

总之，教材建设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系统工程。对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新闻专业而言，其教材的建设与新闻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同时，在“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意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的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注释10）”。绝不能把新闻专业教材建设的重任放在教科书编写者一个篮子里。

教材建设是人才培养的重要依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首届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刘延东认为：“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体现国家意志。”“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提升教材思想性、科学性、时代性，逐步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教材体系。”（注释11）将教材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国家意志的高度，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如此高的定位决定了教材或教科书的编写者，必须要有一定的门槛或资质要求，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这一重要的历史责任的。

可是现实的状况却令人忧虑。就高校新闻专业的教科书编写而言，对编写者几乎没有任何硬性的资质要求，几乎所有高校的新闻专业教师都可以独自或联合编写。只要有出版社接受，就可以拉起一个编写班子。而只要有一定的发行量，或有一定的出版补助，出版社就可以出版。这样一来，同样一门课程或科目，可能同时存在着几十种乃至百种以上的教材，其中有的系名校名院资深的教授领衔编写，有的可能是一般院系的一般教师编写。近年来在高校陆续扩招的背景下，一般院校的招生规模越来越大，而重点院校出于培养质量的考虑控制了规模。重点大学由于学科评估的牵引，越来越重视科研和论文，教材的编写难以得到学校的承认和鼓励，所以，这些重点高校的资深教授逐渐失去了编写教材的积极性。而对于一般院校教师而言，由于受教育经历、知识视野的制约，加之繁重的教学工作量的压迫，在科研和顶尖论文发表上很难实现突破，而编写及出版教材相对地不是那么艰难，为了职称和工资晋级，自然会产生编写教材的冲动。其庞大的在校学生规模对于出版社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这正是近年来，教材建设散乱，遍地开花，良莠不齐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对出版社来说，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固然要追求社会价值，要把社会价值置于经济价值之上。但是出版社也是企业，考核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利润。这一目标对出版社业务的牵引力，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对社会价值的追求。由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利润很薄，风险较高。而教材的出版，由于一般院校庞大的学生存量，由于参与编写的教师对学校采用、学生购买的影响，对于一般的出版社有相当的吸引力。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出版社往往以联合编写的方式，组建由各学校专业教师参与的编写团队，这样有利于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正是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高校专业教材出现了散而乱，良莠不齐，乃至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这一现象在新闻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国内新闻传播专业类在校大学生（本科）约25万人，每个年级6万多人，全国约有700所大学办了新闻传播类专业。这一存量支撑了新闻传播专业类教材建设的基本格局。一般而言，一本教材每年销量能够达到1500册，就可以做到小有盈利。在扩招的背景下，如果有四、五所高校新闻院系集体订购，就可以保证这一起码的销量。虽然在教材市场上，由知名院校知名教授领衔编写、权威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教材成为了主流产品，占据了重点院校大半的份额，但是，那些由一般出版社推出的质量不高、品相不好的教材也占有一定的市场。这必然会影响到这些高校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新闻史、新闻理论课程或科目的教材，其内容经过理性思维能够直达灵魂的深处，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专业理想和政治信念的形成，影响到未来的新闻传媒从业者能否坚定四个自信，保持人民情怀，记录伟大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注释12）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材建设是实际是“为广大青少年打好中国底色的铸魂工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全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培元工程，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奠基工程”。（注释13）要使这一工程达成目标，就应该在教材建设方面建立起编撰、出版的准入制度，明确基本的资质，在学术和政治层面提出起码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高校专业教材的质量，进而确保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误用专著的标准，混淆了专著与教材、教科书的区别，是目前高校社会科学专业教材建设存在的另一个重要误区。许多教材编写者在相当程度上混淆了专著与教科书的界限，而且现行的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机制，是重专著、论文，轻教材、教科书，从而在制度层面强化了专著与教材、教科书标准混淆的现象。

教科书不等于专著。专著是一家之言，是作者苦心孤诣，长期研究的独家成果。这一研究成果固然是在吸收、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获得的，是站在前贤的肩膀上摘下的胜利果实。但是其在知识创新方面最关键的突破，是作者自己实现的。教科书则不同，教科书（包括大学的专业教材）的编写者不一定是学科的某一方面、领域的领军人物，其根本任务也不是通过教材的编写实现知识的创新，而是博采相关知识领域的百家之言，帮助学生掌握该领域的基本知识，引领学生进入学科的前沿。所以专著作者可以任性挥洒，甚至偏执一些也无妨，只要实现了独家的创新，这本专著也会得到学界的好评。教科书则不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教科书必须全面地展现学科的知识生态，不同学派不同风格不同的观点，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总有其可取的内涵。如果编写者任性地坚持自己的偏好，片面地强调个性，则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全面掌握和接受。

专著与教材、教科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专著的作者致力于“专深精尖”的探索，其呈现的是处于探索阶段的知识或者不确定的知识，这种探索可能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甚至还没有被认定为知识。也许，经过若干年，这些处于探索阶段或不确定的知识，会被常识判定为谬误。一本专著，要想打动人心，多少要有一些这样的内容。如果尽是对已有成熟知识的归纳或解读，没有对知识前沿新的探索，没有一些不确定的知识内容，这部专著的学术性就会引人质疑。教科书则不然。教科书主要是为学生提供的学习资料，是引领大学生进入知识殿堂的指南。大学生还不是科学家、学者和教授。大学生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解决学界的未知，而是解决自己的未知。大学生的未知欲知，对于科学家、学者、教授而言，不过只是常识而已。这是一种经典的或成熟的知识，得到了历史与实践的证明。教材、教科书就应该以这种经典的或成熟的知识为基本的内容。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梳理，让学生领会知识创新的规律，从而强化学生的创造意识。

在知识的呈现形式上，专著与教材、教科书也有诸多的不同。专著是作者十年磨一剑的产物，是对某一个问题，本着挖深井的理念，不舍昼夜，冥思苦想的成果。所以其知识的呈现，显得十分的专业、精深，其内容的组织基本上是依据科学的内在逻辑。一般学生、非专业人士是难以读懂的。教材、教科书则不然。一本好的教材，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往往是基于如下的原因。首先，是对于科目或课程涉及的经典知识精准的概括、归纳，在众多的知识点中，编写者能够厘清重点与一般，核心与边缘，便利于学生学习时提纲挈领，融会贯通。其次，编写者对于教科书采纳的经典知识及其原创者，能够站在学术史的视角，进行科学的点评，揭示其在学科、专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今天知识创新的启示。其三，教科书的编写者对课程知识体系精妙的剪裁。虽然一门课程涉及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但是要在一定的篇幅里容纳其全部内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优秀的教科书编写者的高明之处，表现在他能够对根据教学大纲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接受习惯的了解，对课程覆盖的知识体系进行恰当的剪裁。这样，载入教科书的知识系统就显得十分的和谐、得体。其四，一本好的教科书，在一般的情况下，其内在的知识结构既符合知识本身的学术逻辑，也符合学生学习、接受的心理逻辑。

教材虽然不是专著，但教材编写者也绝对需要创新的精神。在秉持创新精神方面，教材编写者和专著作者是完全相同的。简单地辑录，简单的综合，是难以编好教材的。教材呈现的是获得学术界共识的成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综合各家之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允许的。但是完全抄录的方法是必须杜绝的。一种理论或观点，即使是科学定义，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表述方法予以诠释。不仅编写者、教师应当以自己的理解并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而且应当鼓励学生这样做”。（注释14）

以上四大误区严重地影响到高校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在社会转型、传媒融合的背景下，传媒行业对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各界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期待也与日俱增。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2018年联合发文要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教书育人，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注释15）”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因素很多，诸如国家与学校投入不足、扩招过度、师资结构失衡等，这些显在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了，教育部、高校与社会各界已经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还有一些隐性的问题，教材建设问题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注释16）”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见解，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道出了教材建设的意义。要解决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家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的培养问题，必须正本清源，正视教材建设存在的诸问题，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高校新闻院系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回应社会的期待。

［本文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名家与“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级人才配套项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领军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2）（7）刘道玉著：《创造：一流大学之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3）李进才主编：《高等教育教学评估词语释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4）（5）别敦荣、王根顺主编：《高等学校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页。

（6）李进才主编：《高等教育教学评估词语释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8）刘自挥，刘清：《教材管理的依据与对策》，《品牌研究》2018年6期第61页

（9）张昆、王宇婷：《后喻文化背景下的新闻教育》，《新闻与写作》2017年4期。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5-346页。

（11）《刘延东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把国家教材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中国教育报，2017年7月6日。

（12）《习近平致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的贺信》，人民日报，2017年11月9日。

（13）《切实担负好国家教材建设的历史使命，200余名专家委员会委员正式“上岗”，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工作研讨会召开》，中国教育报，2018年5月23日。

（14）刘道玉著：《创造：一流大学之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289页。

（15）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高【2018】7号）

（16）王湛、顾海良、韩震：《中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教育报，2017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