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官员与新媒体：袁世凯与《北洋官报》之关系初探

随着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的开办，新式报刊开启了中国之旅。在此过程中，以线装书和传统邸报京报为主要读物的晚清官员逐步意识到新式报刊之于政权统治的作用。无论是林则徐编译《澳门新闻纸》，抑或早期洋务派及维新派倡办新式报刊，大抵可作为其中形态各异之反应。如果将当时朝中和地方官员有关报刊的论述视作对此新式报刊的观念形态，那么有关新式报刊这一“新媒体”在官员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堪称令人瞩目。不过，清政府真正以此类新式报刊作为施政治国之要略，也许要推延至20世纪初清末新式官报群体的出现。此类官报模仿新式报刊式样，以省为单位逐步推开，成为清末新闻事业的一道独特景观。本文主要通过梳理袁世凯与清末新式官报之典范——《北洋官报》的关联，来透视晚清官员是如何理解和利用“新媒体”，并对其个人政治际遇发生影响的，以期为清末政治转型时期报刊与政治之关系勾勒一个侧影。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可谓毁誉参半之人物。就报刊史而言，对其“毁”的层面可能更为突出。从晚清到民初，袁世凯参与了一系列与报刊相关的活动。如在维新运动时期，袁捐资支持强学会出版《中外纪闻》；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直接支持创办《北洋官报》；民国成立后，袁世凯采取各种手段控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目前，学界对于袁世凯之于报刊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初这一段，并因“癸丑报灾”以及随后一系列之于报业的倒行逆施，而对其做了非常负面的评价。客观地讲，对于清末袁世凯的报刊活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本文并非要为袁世凯平反，而是试图将视野拉回清末最后十年间，透过袁世凯与《北洋官报》的关联，了解清末新式官报这一“新媒体”如何影响官员的命运，以及官员如何在旧体制中运用“新媒体”，“新媒体”对于旧体制下的官员又有何意味。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办官报的问题上面临着两难选择。一直以来对于报刊的偏见，以及维新变法时期对康梁所办报纸的影响还记忆犹新，都使得朝廷对报刊有所忌惮，也并不想办新式报刊。1902年，户部侍郎兼江南乡试正考官戴鸿慈奏请设立官报及报局，据《清史稿》载：“时各省教案滋多，鸿慈请设宣谕化导使，以学政兼充，编辑外交成案，颁发宣讲。又请就翰林院创立报局，各省遵设官报，议格不行。”可见邸报仍是当时清廷政务信息传播之所赖。

不过，尽管清廷不愿接纳官报，有关官报的讨论在朝廷内部并不鲜见。在朝廷层面，不少大员也提出了办理官报的建议。1901年，御史张百熙提议，私家报纸“多不免乱是非而淆视听”，所以“惟有由公家自设官报，诚使持论通而记事确，自足以收开通之效，而广闻见之途”。孙诒让则建议每一级政权都创设官报：“窃谓当此更化之初，宜广开官报局于京师，以次及于各直省，府厅州县亦饬广开报馆，民间私报亦尽弛其禁，每月部吏督抚以公私报章汇送军机处，恭备乙览。”

20世纪初，不仅在朝廷层面很多大员在谈官报，民间舆论场中，官报这种新生事物也和民报放在一起，讨论孰优孰劣。《大公报》当时刊登两位读者的来信，两人就“开官智”之法进行辩论，其中牵涉设立官报的问题。一人认为，官报犯忌讳之事不登，所以欲知民情，还是该阅民报。“官报其体裁例自不与私立之各日报同，势必严定一例，凡触犯忌讳之事概不登录，充其弊必致无一敢发直言者，阅报如不阅也”。反驳者则认为，官报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以强制的手段使人阅报，所以比日报要胜一筹。“盖官报由督抚札颁者也，日报由各员自备者也，权操诸上者，有不得不阅之势，权操诸己者，在可阅可不阅之间，如是则官报不差胜于日报哉”？《申报》总主笔黄协埙发表议论称，民报“有文无行之流，藉笔墨为渔猎之具……任情颠倒，几使天下无公是非”，因此“报律之不可不定，而官报之不可不兴焉”。可见当时官报问题已为舆论界所瞩目。

在此舆论形势下，虽然清廷仍坚持在中央层面不设新式官报，但对地方办理官报，实际上给予默许。于是在1901-1902年，直隶、湖北等省，最受朝廷器重的督抚大员几乎都在张罗办理官报。袁世凯所筹办的《北洋官报》，尤其为清廷所重视。1902年，有报纸报道称：“太后命袁制军办官报时，指己手二指尖，谓之曰：‘报字须如此大，以便批阅’。”袁世凯在筹办过程中的情况也及时上奏，如他任命张孝谦办理官报事务后，向朝廷做了汇报，上奏称：“该员才识明通，分发有为，筹办一切，均为得力，现委办理直隶官报及印书各事，手订章程，极有条理。”并在奏折中恳请将原张之洞手下任事的张孝谦留在直隶，并得到允准。

事实上，办理官报既承载了朝廷的期许，同时又存在诸多不可知的因素。毕竟，这是官方第一次尝试直接办理公开发行的报纸，需要进入舆论场中去接受检验。如果办理成功，可为朝廷提供办理官报的经验。万一处理不当，办理官报的目的不但无法达到，还可能引火烧身。加上当时庚子事变后，各省财政拮据，也在客观上影响到官报的开办。湖北、江苏筹办官报的时间和《北洋官报》很相近，但是遇到了不同的情况。1901年12月19日，张之洞想委派湖北试用知府王仁俊创办《湖北官报》，“该报即附设于商务报馆内，应需经费即并入商报馆经费，由商报馆总办核定，禀请本部堂札饬北善后局筹款支给”。1902年2月21日，《申报》还对此进行报道，称“惟一时经费难筹，故出报之期尚需时日也”。事实上，《湖北官报》直到1905年才出版。江苏的《南洋官报》1903年也已酝酿出版，但是在出报前夕，江宁布政使李有棻却犹豫“方今邪说横流，迭见于中西各报。不辟其说，殊失创行是报之心。若辩驳频仍，则笔墨之争势必纠缠不已。既滋纷扰，且虞淆惑是非，不如暂时敛手。”由于这种犹豫不决，该报直到1904年2月16日才出版第一期。

这样，1902年12月25日创刊的《北洋官报》，在这种督抚之间的暗自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份有着重要影响的地方官报。从朝廷层面而言，《北洋官报》的顺利运转，使得各省官报的开办有了参考。不久，外务部下令以《北洋官报》和继起的《南洋官报》为基础，向全国推广官报。《吉林官报》在创办前，吉林将军致信袁世凯派员去学习，在信中提到“查各省官报创办，始自北洋章程，一切亦以北洋官报为最详备”。就是中央层面的《政治官报》在创刊前，也“拟即派员调查，藉资参考”。可见，《北洋官报》受到朝廷的认可，袁世凯创办的这份官报符合朝廷的预想，为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加了分。

袁世凯对于媒体较为了解，深知办理一份新式官报，人才和资金都很重要。他曾经聘请知名人士朱淇、杭辛斋、江亢虎加入。朱淇加入过兴中会，创办过《岭南旬报》、《岭海日报》、《胶州报》等，被聘为《北洋官报》的主笔。杭辛斋参与创办或编纂过《国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江亢虎曾留学日本，回国后被聘为《北洋官报》的总纂。在财力支持方面，《北洋官报》开办前“袁宫保特捐两万金，以备开局首三月之津贴”，另有固定经费：出版当月，“总督府把官报局的经费规定为每月二千五百两”。

对此，《北洋官报》也投桃报李，满足袁世凯新政各方面的需要，把承载朝廷的期许和提供实际的功用结合起来。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初期，正是义和团兴起，教案频发的时期。前任山东巡抚毓贤因支持义和团，得罪了列强。清政府在外强压力下，任命袁署理山东。面对教案这一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袁世凯越发认识到“民教相安”之重要性。所以，他希望设立官报后，“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袁世凯认为，中国腹地因为“风气未开”，民众“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所以避免产生教案，根本还要启发民智，“亟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在《北洋官报》中，还经常刊登一些外国人过境，提醒当地官员注意保护的消息，防止和外国人发生摩擦。

《北洋官报》作为新闻纸为袁世凯服务，作为一个印刷机构，更是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新政伊始，公文繁复，直隶督署经常需要印刷一些小册子，供直隶府厅州县学习或者商议。如1902年，候补知府朱守钟筹办崇实学堂，朱守钟制定了编书的章程，以此编订教科书，但是不敢擅自定夺，请求袁世凯将编书章程通过官报局刊布各府厅州县，集思广益。袁世凯同意了他的请求，饬令官报局刊印所议章程。彼时，《北洋官报》尚未创办。《北洋官报》创刊后，袁世凯曾多次下令《北洋官报》刊印各种小册子和书籍，为其新政变法服务。如曾下令北洋官报局刊印介绍土特产工艺的小册子、日本共进会章程，以及法律书籍等等。北洋官报局凭借先进的印刷设备，实际上成为袁世凯的官方印刷机构。

由此分析，北洋官报局既寄托了朝廷的期许，又满足了袁世凯应对教案、推行新政的需要。对直隶省外来说，它成为袁世凯新政中一个重要品牌，为袁世凯赚取声誉；对于直隶省内来说，《北洋官报》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

在全国性的新式官报《政治官报》出现以前，《北洋官报》实际上成为一份兼顾直隶和全国的一份报纸。这从其发行范围可以看出。其代销处涉及北京、天津、保定、开封、南京、锦州、济南、汉口、南昌等大城市。1903年7月23日，北洋官报总局和天津邮政总局签订合同，由邮政局发行《北洋官报》，更加扩大了报纸的发行范围：“各省邮政总局、分局自六月初一日起，均认明代派本报。凡由邮局订购者，不取邮费。”除了直隶本省外，《北洋官报》尤其重视在京的发行，成立后不久在北京设立分局，并在官报上发布分局广告：“现在本局在北京设立分局，发售书报，统由铁老鹳庙公慎书局一家经理，所有原设之方壶齐李宅分局，自闰五月初一日停止。”据考证，北洋官报局还在北京设立过印刷厂：“1908年在北京白纸坊建另一个印刷厂。”

京师是权力的中心，《北洋官报》在京师的发行，可以扩大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增加袁世凯的美誉度。据统计，《北洋官报》前一百期所刊文牍，包括66篇地方督抚奏议，袁世凯就有32篇。因此，有论者认为，“袁世凯通过官方文牍也建立了自身致力于新政的开明督抚大员的形象”。

限于目前的材料，很难统计《北洋官报》在北京的发行量。但是其经常被朝廷要员甚至驻外机构读到，说明其在京师影响力不小。如御史江春霖阅读《北洋官报》并对其中的观点提出过质疑：“倾阅《北洋官报》，遂谓中国自来无科学，不觉失笑……谓中国无科学，诬古人莫甚。”1906年，驻美公使从《北洋官报》中看到了奉天府、安东县、大东沟三埠自行开埠的办法，认为该办法不符合中美商约的规定，并向外务部提出交涉。御史王步瀛也从《北洋官报》上看到官制改革的消息，专门提出自己的官制改革主张，并上了一封奏折，开头就提出：“窃臣阅本月十六日《北洋官报》所述‘京师近事’各条，备言官制，不无疑虑，夫报由官出，其言当非无稽，而事有难行，似应熟思审处。”这些事例大致能够说明《北洋官报》在京师官员中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北洋官报》的这种影响力，有助于袁世凯在朝廷中良好形象的构建。但是，一旦官报出现不利于袁世凯个人形象的内容时，袁世凯也会变得小心谨慎，并饬令改正。上述御史王步瀛就《北洋官报》所登官制改革文章所上奏折就是一个例子。1906年农历八月十六日的“京师近事”中，《北洋官报》一共刊登了7条新闻：“议订阁部大臣官守”、“改订户部官制消息”、“酌定年限裁撤兼差”、“限期预算各部经费”、“筹议选举议院问题”、“饬查各学堂经费”、“定期考试卒业医生”前5条都是当时朝廷上下所讨论的官制改革的问题，其中有3条开头标明系“传闻”。

王步瀛在奏折中针对《北洋官报》登载的这5条官制改革内容逐一进行了批驳。如针对《北洋官报》所说的议设内阁总理大臣的事，王步瀛认为：“若号为内阁总理，不过近支王公，或者不明武断，名实相违，似转不若现设军机三五臣工参酌办理之为得。”在当时，改革官制是很敏感的内容，牵涉清廷大员的权力再分配，是否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总理大臣是争论的焦点，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而载泽、奕劻、袁世凯赞成设立内阁总理大臣，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实权，以限制慈禧和皇帝的权力。

当时，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设立内阁总理大臣的意图，在朝臣之间已有传闻。一些朝臣反对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暗示这样会导致袁世凯权势过重，从而削弱君权。御史刘汝骥在八月十三日的奏折中称：“继闻厘定官制大臣，有设总理大臣一人之议，是置丞相也。”并直言设立内阁总理大臣“是避丞相之名，而其权且十倍于丞相也”。御史赵炳麟认为，新官制会导致“大权操于大臣一二人”、“流弊太多”。慈禧也因此对袁世凯心生戒备。《北洋官报》抢先刊载还未议决的官制改革传闻，被王步瀛参了一本，显然是帮了袁世凯的倒忙。袁世凯因此大为恼火，罕见地批评《北洋官报》：

官报记事，要贵采取实事为主，核与寻常报纸有闻必录之例正自不同。岂得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登录？现查该局八月十六日报载京师近事各节，语多失实，最足淆乱听闻。似此人云亦云，于政界所关匪浅，亟应严行札饬。嗣后凡遇新闻，一切必须力求征实，速予改良。不准摭拾浮辞，致惑众听。

对袁世凯的指示，北洋官报局迅速登报自我检讨，相关责任人“当即于官报中据实更正”，并表示“虽在假期之内，而失察之咎万不能辞，业经电禀自请处分在案”。自此以后，《北洋官报》很少再刊登这种容易给袁世凯招致麻烦、仅凭传闻获得的时政消息。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北洋官报》在业务上进行了改革。其中最明显的改革就是报刊栏目由“新闻”改为“近事”。在1906年之前，《北洋官报》的主要栏目一般分为：宫门抄、奏议录要、文牍录要、折片摘要、畿辅近事、各省新闻、各国新闻、要件等等。1906年栏目稍有变化：畿辅近事进一步细化：分为“京师近事”和“本省近事”两个部分，把来自京城政务类报道和本地的政务类报道分开。从1201册开始，《北洋官报》将“各省新闻”改为“各省近事”，“各国新闻”改为“各国近事”，“京师近事”和“本省近事”又合并成了“畿辅近事”，栏目中没有了“新闻”二字。

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力图淡化新闻，突出公文，通过《北洋官报》不掺杂任何政治观点的报道，来维护自己的形象，在清廷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得以保身。《北洋官报》在创刊伊始就提出：“命专重节取，而不事条驳……懔小辩破道之嫌，祛文字相倾之习，此物此志，勿相北驰而已。”从一份官报来说，这样可以避免卷入舆论的漩涡；对于袁世凯来说，官报这样做可以树立他埋头苦干，不拉帮结派之形象。此举可谓两全其美。

袁世凯在地方的势力强大引起清廷的猜忌。1907年9月，袁世凯被调回京城，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这一调动明升暗降，实际上剥夺了袁世凯地方上的权力和北洋军的指挥权。接任直隶总督的是袁世凯的老部下，此前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虽然调离直隶，袁世凯依旧对《北洋官报》有影响。这主要从袁世凯和直隶总督以及北洋官报局总办的联系上可以看出。

袁世凯离开直隶后继任的杨士骧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他并没有对北洋官报局总办进行调整，该职位仍继续由袁祚廙担任。袁祚廙是1907年初被任命为总办，为候补道员，且为袁世凯的幕府。在被任命为官报总办前，袁祚廙曾经在习艺所任职。袁祚廙以后的总办中，冯汝桓和袁世凯关系也很好。冯汝桓1910年被任命为北洋官报局总办，是袁世凯部下。在袁世凯退隐期间，冯汝桓曾经和袁世凯有多次信件往来。从袁世凯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冯汝桓与袁世凯私交甚深。如1909年，袁世凯刚刚下野不到半年，冯汝桓就“雅贶汽水、洋酒两事”。袁世凯嫁女时，冯汝桓又送礼相贺，“珍贶衣料、屏镜八事”。袁世凯51岁生日前夕，冯汝桓又“雅贶糖、烟、酒、烛等事”。袁世凯也多次向冯汝桓回信表示感谢。

冯汝桓之后的北洋官报局总办苏品仁是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新阳县知县、长洲县知县、江苏省工商局总办道员，1909年经陈夔龙奏请委办江苏商务局兼充商务议员。苏品仁之后，袁世凯的五弟袁世辅被任命为北洋官报局总办，袁世辅是光绪年间江苏候补知府，或许是同在江苏做事、有过交往的缘故，苏品仁任北洋官报局总办时，把袁世辅也拉了过去。袁世凯曾经在回复苏品仁的信中表示感谢：“五舍弟蒙小帅笃念旧属，雅意絷维，获与执事同舟。尚希不吝教诲，是为厚幸。”后来苏品仁去禁烟局，袁世辅接任北洋官报局总办。

可以看出，即便是袁世凯在“回籍养疴”期间，仍然和北洋官报局总办保持密切联系，这些人或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的属僚、朋友，或者是其亲属，这说明袁世凯依旧在直隶有很大的影响力。其直隶旧属也可能推断世异时移，凭袁世凯的政治权术和影响力，一定会有再出山之时。

事实上，袁世凯在退隐期间，反而建立了良好的舆论形象。根据骆宝善的统计，退隐期间的媒体报道中“袁世凯出山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出的官职愈来愈大，表示对袁的倚重愈来愈迫切”。这种良好形象的树立，与其和媒体之间的交往是分不开的。他“主动与媒体联系，对其隐居生活进行曝光，如著名的‘垂钓图’，企图通过新闻照片塑造其与世无争的归隐生活，掩盖真实意图”。袁世凯和 《北洋官报》总办的交往，也说明其对媒体重要性的认识。对民报，袁采取即刻拉拢策略，对《北洋官报》则是一种私下交往，积蓄友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或许对于《北洋官报》有着更为长远的利用打算。

从《北洋官报》的报道看，在袁世凯离开直隶后，《北洋官报》仍然给予袁世凯很高的赞誉。1907年10月23日，《北洋官报》在“要件”中刊登了天津各学校集体落款的《诰授光禄大夫袁宫保督宪德政颂》，对袁世凯在直隶的新政极尽颂扬。三天后，又刊登了袁世凯答谢学、工、商界的颂词，表现出一种依依不舍之情：“属以内召，遂留枢府，未获与我绅商一别，辄用歉然。我绅商乃复跻堂致颂，赠物记念，备极殷拳，愧不敢当。”此时袁世凯已经调外务部尚书一个多月，《北洋官报》依旧用大幅版面来刊登，足见袁世凯虽然调任京师，对于直隶来说依旧有很大的影响力。1908年，袁世凯捐助其老家——河南项城县七邑学堂的经费，虽然直隶并非受益省份，《北洋官报》也进行了报道。

从1909年1月2日奉旨“开缺回籍养疴”，到1911年10月14日被授湖广总督这两年多时间里，《北洋官报》几乎没有刊登袁世凯的任何消息。但是如前所述，袁世凯依旧和北洋官报局总办保持着交往。武昌起义后，清廷在列强压力下重新启用袁世凯，在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四天后，《北洋官报》就发表了《德报赞扬袁宫保》，称“柏林电云：袁宫保补授湖广总督，德国报界极力赞扬”。似有为袁世凯复出造势的味道。此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的上谕，以及袁世凯在镇压武昌起义时的来电等等，《北洋官报》都及时刊登，袁世凯在《北洋官报》的报道中又重新回到了舆论的中心。

武昌起义后，在《申报》、《大公报》等报道中，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地起义不断。而《北洋官报》不报道独立省份，尤其是西南省份的情况，而侧重于报道没有独立省份的“安靖”，或者独立后又被清军反扑的省份，并且几乎全部使用当时的督抚电报、清军作战将领的电报、清廷的电报等等，不引用民报的报道。这种有选择性的报道，一度制造出全国安宁，形势大好的景象。这反映出《北洋官报》在关键时刻对于袁世凯的支持。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先后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和钦差大臣，有权节制赴武昌的水陆各军，成为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的希望所在。《北洋官报》此类报道，显然是试图为袁世凯指挥镇压武昌起义制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辛亥一役，新旧政权更替，1911年成为很多官报的终刊年份，如《湖北官报》、《浙江官报》、《四川官报》等均于当年终刊。《北洋官报》却不同，而是顺利实现了从晚清新式官报到民国公报的转身。1912年2月12日的《北洋官报》是第3053册，现存3月1日的《北洋公报》变成第3061册，而2月13日到2月22日因春节例行停报10天。这样来看，《北洋公报》的期数延续了《北洋官报》，这不是巧合，而是说明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北洋官报》改为《北洋公报》，也在《北洋公报》的报道中得到了证明。晚清直隶最后一任总督张镇芳在主政时期，北洋官报局曾向张镇芳申请更名，并得到了批准：“窃查职局原办官报兼印刷事宜，然其初注重仅在官报，故定名曰官报局。及共和政体宣布，复经禀请，取消官报字样，改名为‘北洋公报兼印刷局’，蒙前督宪张批准，并请另颁发关防在案。”

在政权的剧烈变动下，晚清帝制时代留下来的一份官报为何还能顺利过渡到民国？这和当时的政局有关系，亦和袁世凯在直隶的特殊地位有关。武昌起义后，南北革命的声势呈现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在没有独立的一些北方省份，清末督抚换个“都督”称号，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此乃地方政权更替的一种方式。在直隶，袁世凯1912年3月11日任命的直隶都督张锡銮，和袁世凯是昆弟之交，保证了袁世凯依然在直隶有很大的影响力。南方的革命党人曾经提议，任命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以制约袁世凯在北方的势力。袁世凯虽然答应，却出尔反尔，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革命党的计划由此落空。

直隶仍为袁世凯的亲信所统治，《北洋公报》自然为袁世凯继续鼓呼。在栏目上，《北洋公报》相对于《北洋官报》做了很大的修改，此时报纸撤掉了“宫门抄”、“谕旨”、“折奏”这样的栏目，换成了“命令”、“布告”、“公呈”等新栏目，以适应从晚清到民国公文形式的变化。并且，《北洋官报》还刊登相关评论，在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的冲突中，在舆论上声援袁世凯，大造定都北方优于南方的舆论。3月11日，《北洋公报》同时刊登了两篇关于定都的论说，署名“黔南屯隐任斌”的文章《建都北京之平议》，和署名“桂林张心澄”的《建都金陵之驳议》，前者支持建都北京，后者反对建都南京，两者都列出了多条理由，为建都北京摇旗呐喊。3月18日开始，《北洋公报》刊登章太炎的《驳黄总长主张南都议》，3月20日、21日继续刊登此文，此文逐条驳斥了黄兴6条建都南京的理由，把与革命党人的争论公开化。

《北洋公报》对于袁世凯统治的支持，还体现在对既有秩序的维护上，反对“莠言锲说”，劝导人民各守本分。比如，3月29日，《北洋公报》发表署名“渊如为是”的论说《平等自由说》，在介绍公民应该享受的各种权利后，笔锋一转，劝导人们维护现有秩序，不要加入革命党派从事鼓动活动：“倘肆莠言锲说，联悍党，弃仁里，惑左道，冒国书，得意洋洋，毫无忌惮，则本身逾闲荡检，法网难逃焉，能自保其产业家宅乎？”

1912年5月23日，《北洋公报》更名为《直隶公报》。张锡銮认为，《北洋公报》为“本省公布法令机关”，沿袭旧“北洋”的字样，“其范围嫌于宽泛”。后来，《直隶公报》又和印刷分离，归入直隶行政公署。《北洋公报》改名为《直隶公报》，可能和当时《政府公报》的出版有关。1912年5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报》。《政府公报》虽然没有和《北洋官报》重名，但是“北洋”二字，随着袁世凯的崛起而渐渐和袁世凯势力联系在一起，“逮民国成立，乃形成所谓‘北洋派’，盖对南方其他军派而言”。作为民国的地方政府，此时再继续沿用“北洋”二字来命名地方的公报，可能会导致有人误认是北京政府的中央官报。《北洋公报》的改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份报纸对于北京政府的服从和对袁世凯的支持。

从上文可以看出，从晚清到民国的转变，虽然是一场政治和社会的深刻革命，不过就像袁世凯从清廷的大员跨入民国成为临时大总统一样，作为旧政权的《北洋官报》，也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报纸《北洋公报》。“一若民国成立，不能再留官报字样者”。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依靠其多年在北方经营打下的基础，牢牢控制着北方多个省份。尤其是直隶，依旧由袁世凯的亲信所执政。所以《北洋公报》依旧能够生存，并且继续成为袁世凯的吹捧者。

自新式报刊出现于19世纪的中国，当时的官员和政权就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新事物的问题。回顾这段历史，清政府对新式报刊大致有一个从防范到限制，从被动利用到主动利用的过程。但是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官方公文书和邸报等传统信息传播体系基础之上，其对于新式报刊，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均难有根本性变革；加上政权内部动荡起伏，晚清政权在面对新式报刊时疲于应对、错乱丛生，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在此过程中，袁世凯也许是众多大员中对新式报刊持开放态度，并能有效利用之少数官员之一。早在维新变法时期，他支持维新派和维新报刊，虽不乏投机意味，但已觉察到此类报刊之于国家和个人政治前途之价值。《北洋官报》的创立，是袁世凯洞悉当时朝廷改革意向和舆论动向所做出的一个大胆尝试，这客观上为其树立了改革大员之新形象。对于其中的风险，袁也能果断应对、及时纠偏，进而摸索到在晚清舆论中明哲保身的办报方式，助其树立低调、勤奋的形象。在其隐退蛰伏时期，袁世凯凭借私人网络和积累的影响力，维持并利用与《北洋官报》的关系，《北洋官报》又成为袁世凯东山再起的重要凭借；袁世凯对于官报的利用一直延续到民初政党之争之中，改名后的报纸成为其维护政治利益，获取政治权势的有力工具。

同时也应注意，袁世凯对《北洋官报》之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官员与新媒体相遇时那种相生相克、新旧杂陈的复杂关系。对于袁世凯而言，借助新式报刊，固然让其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旧官僚形象，为其赚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从而获得新生；但是，《北洋官报》毕竟仍处于旧体制之内，以体制内意见为俯仰，如果在制度安排和配置无法突破的话，新媒体的躯壳下仍然是旧体制的灵魂。在这一点上，上述袁世凯针对谣言坚决制止，进而导致官报公文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于《北洋官报》这一新式报刊而言，借助袁世凯这一开明官员才得以问世，同时依靠其体制内资源，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环境，但是也给了体制直接干预的理由和手段，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媒体自身发展的特征和潜能。特别是当新媒体缺乏应有的制度环境时，实际上也就削弱了其对于旧体制和旧官僚的改造能力。

清末新式报刊的崛起，对于清政府而言，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媒介现象，更是一场治国理政的大考。清末新式官报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清政府对这场大考的仓促应对，因而显得规划不足，步调不一。袁世凯则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响应者。但是，其应对远非游刃有余，也非如今人般有着后见之明，而是在权力的逻辑中对待新媒介。就其权势获取而言，这种新媒介固然助有一臂之力，但对于整个清政府而言，无疑它在这场大考中败下阵来。新媒介如何嵌入旧体制以使其发挥其改造效应，这对执政者而言，不仅在晚清，对于当下，必然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考验。而《北洋官报》至民初摇身成为《北洋公报》及至《直隶公报》，大体是新旧事物遭遇时那种光怪陆离的极致表现。当然，也是民初政治新旧夹杂的一个原因，其中很难分清你我。这是阅读这段历史时尤应细细体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