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的传媒公信力

应对“后真相”，需要新闻专业价值的支撑，需要职业新闻生产者担当起公共生活的信息提供者、事实采集者的角色；应对虚假消息与舆论极化，更需要新闻人的专业立场和担当精神，坚持新闻“求真”，坚持公共服务，做真相的维护者。

 后真相时代的传媒公信力 彭  剑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新闻传媒在追求自身商业价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商品交换法则进入到包括媒介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导致一定时期市场化媒体低俗报道和假新闻的泛滥。传媒竞争建立在了以“利益”为本位的传播目标上。

在西方，后真相时代标志着社会新舆论生态的形成，即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特别是在西方的政治选举环境中，表现为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为那些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条件。他们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挑起更多情感化的想象，放大和强化于自身有利的观点和意见。这无疑遮蔽和消解了传统社会所认可的事实和真相，从而给奉行事实原则和真相原则的传统媒体带来巨大冲击。

公信力流失的原因

传者问题——把关弱化、核实缺位、自我过滤。新闻业自身的危机，是目前新闻公信力下降的根源。新媒体的冲击与传统媒体市场转型的步履维艰，维系新闻业的经营模式日益式微，职业媒体人的部分逃离，残酷的市场竞争，都成为公信力问题的导火索。

首先是“把关弱化”。如2017年假新闻《河南大学生娶同学妈妈》竟然被多家主流媒体网站转发并引发热炒，就是由于把关不严、不负责地网络“抓取”的结果。据《新闻记者》年度假新闻报告显示，大部分危及新闻公信力的虚假新闻都与把关疏漏关系密切。

其次是事实核查缺位。2016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津巴布韦总统因奥运会没能得奖牌下令逮捕代表团》等臭名昭著的假新闻均因各大主流媒体网站事实核查缺位造成。

此外，一些媒体的信息自我过滤也成为影响传媒公信力的另一个隐形杀手。自我过滤是指因为某种压力而放弃一些重要新闻。比如前段时间的舆论热点“疫苗”事件，主流媒体并没有及时有效发声，导致人们的诸多非议。传播环节的问题，造成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显示出新闻传者的缺位，从而形成虚假新闻。

受众分化——选择性接触、信息茧房、对立解读。新闻公信力的形成是在传播与接收的双向过程中达成的。既有赖于传播主体释放的真实和真相，也依赖于受众的积极参与和反馈，在互动中构建出传媒公信力。但是在新技术打破传统媒体单一渠道的背景下，受众有了更多选择，增强了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这事实上有架空传媒公信力的嫌疑。一旦受众放弃接触主流渠道的信息，而选择相信社交网络上的谣言和虚假信息时，事实和真相就无法到达受众，进而就会导致片面性理解和事实性误解的形成。

新传播技术还促进了传统新闻分发的革命性变化——即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以充分满足个性化信息需要。但这却终将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当人们只接收自己喜爱的信息，便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机会。另一方面，新闻的选择权由受众转移到了算法平台，被算法喂食的公众，也会失去自身的独立理解能力，此外，由于社会的不信任文化漫延至网络，容易产生更多逆反心理，促成人们的反传统思维和对立解读的情绪。这些问题最终表现为受众对一切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本身即是对传媒公信力的拒绝。那些曾经出现多次的新闻反转、舆论转换，就是明证。

舆情乱象——情绪泛滥、群体极化、解释权让渡。当新传播技术赋予受众独立自主选择权后，整个社会的舆情稳定性就被削弱，潜在的风险和舆论冲击会不时出现。

情绪化舆论是冲击媒体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17年4月“泸县太伏中学学生坠楼死亡”事件，本是一起普通的学生安全事件。在政府三番五次辟谣并非校园暴力的情况下，一些网民仍然指责政府在处置过程中隐瞒事实、敷衍塞责，直至主流舆论和声音被淹没。“群体极化”将舆论引向偏激，削弱了主流声音。

重建传媒公信力的进路

从宏观看，互联网及依托其上的社交媒体，改变着这个世界及其传播体系。置身于这一环境中的新闻传媒，不仅受到新的传播生态和规则的制约；同时还受到经济、政治与社会系统中诸如城市化、乡村社区消失、城乡关系重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此关系中，重建传媒公信力成为一项需要系统思考的工作。

应对市场逻辑，增强传播专业性。笔者认为，应从编辑权、采访权与经营权的独立开始，在媒体内部维护采编部门以“专业主义”为依据的新闻价值判断，这是专业性的起点；其次是核实事实机制的建立，当前由于采编投入削减和深入现场的投入减少，外部网络信息源增多，致使事实核实成为媒体的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媒体从采编播报等机制上加以弥补，加大事件采集的投入；其三是传媒需要加强对公共性的追求，以高质量产品满足社会大众的信息需要，这是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应对技术冲击，提升传播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则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机制和能力。因此，公共理性源于个人理性又高于个人理性,它摆脱了个人理性的偶然性与主观性,而拥有客观性和公共性。因此，随着社交媒体介入新闻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培育社交媒体的公共理性，提升各方信息传播的客观性和公共性，从而摆脱非理性与虚假新闻。

应对“后真相”，重视事实立场和担当。“后真相”，在国外主要指政治领域内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情绪化胜过事实的现象。其中充斥着精心算计的谎言、蓄意的模糊、有意的疏漏及指控、陈词滥调等政客言词。在国内却表现为社交媒体舆论场中的各种谣言甚至情绪化攻击，表现为社会大众或部分水军对事实的抹黑或有意歪曲。应对“后真相”，首先仍然需要新闻专业价值的支撑，即需要职业新闻生产者担当起公共生活的信息提供者、事实采集者的角色。有学者指出：“新闻业传达公众舆论，作为开放而且理性的能动者，在社会的‘真相体制’中不可或缺。”其次，应对虚假消息与舆论极化，需要新闻人的专业立场和担当精神，需要坚持新闻“求真”的精神，坚持公共服务的立场，成为事实的发掘者和真相的维护者。

应对网络乱象，提升社会大众媒介素养。网络传播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大众需要提升五种能力：媒介认知能力——即认识和了解媒介的传播属性、社会功能、传播机制及优点缺陷的能力；媒介使用能力——即公众运用媒介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理性批判能力——主要是指对人们对媒介内容的辨别和批判能力，分清正确和错误、有用和无用的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表达能力——即利用媒介进行自我表达和理性表达的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即运用媒介学习知识、获取技能、并获得社会资源以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

规范传播秩序，需要自律与他律。一是加强传播主体的“自律”，规范传播行为。从传统媒体角度看，要避免过度的商业化和市场逻辑的侵入，担当起公共传播的社会责任。从社交媒体角度看，传播主体的泛化和多元化，是造成信息把关不严、谣言多发的根本原因，需要加强对网络传播主体传播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通过法律法规加大整肃传播秩序的力度；二是要针对网络空间虚假、低俗、恶意信息及侵犯隐私等乱象，加强顶层设计，将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网络平台纳入依法管理范围，让其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三是要积极推动网络媒体行业自律。通过倡导新媒体行业遵守诚信规则，形成自身行业规范，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运营生态。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武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