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向

已有的中国报刊史研究，继承的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所蕴含的媒介观，即以工具论为前提，以报刊性质为尺度，以报刊内容为重点，从中显示报刊对于社会的作用以及社会对之的影响。这样的一种媒介观，不仅与当前的传播实践相牴牾，而且也严重束缚了研究的想象力。文章将麦克卢汉等的论点与戈公振的做比照，并结合最近的一些研究，力图从媒介理论的角度，为改变现有报刊史研究状况，提供新的启示和思考。文章提出，报刊史研究者要敞开眼界，吸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养料，改变考察媒介的思维和视野，同时转变观念，跳出已有的研究范式，从再思媒介切入，以辟出一条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新路。

这种忽视技术本身而将如何使用作为评判标准，显然是主张“媒介即讯息”的麦克卢汉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忽视了媒介的性质，包括任何媒介和一切媒介的性质”，听上去就是一种“流行的梦游症声音”。他也由此被戴上了“技术决定论”的帽子。尽管他在《古腾堡星汉灿烂》前言中，声称自己“绝对不抱决定主义的立场”，只不过是“希望阐明社会变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可能会真正增加人的自主性”。不过好像没有几个人真正注意过他的这个辩白。

“真正增加人的自主性”，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人体延伸”的另一种表述，即人无论使用的是语言、文字还是在电台上说话，“都在使这一种或那一种感官得到延伸，以至扰动了他的其他感官和官能”。我们借此看看麦克卢汉是如何考察报纸对感官和官能的扰动的。当然，是以麦克卢汉为主，必要时再辅之以其他人的论点加以延展。

麦克卢汉和戈公振一样，十分关注报纸的形态。戈公振用的是“公告性”，麦克卢汉的说法是“群体的自白形式”。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区分了报纸与书籍的不同，后者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由于是“群体的自白”，报纸内容就成为一种公众马赛克形态或团体形态，是五花八门的拼贴，不像作为个自白的书籍，给人的是“观点”。因此，如果有人“希望用报纸的马赛克形态在单一视角层次上去表现固定的观点”，说明其“根本没有看清报纸的形态”，是打算以出书的方式来办报。在“一种把报纸当作书籍形态来接受的文化”中，就“不可能到新闻中去寻求娱乐”。这与波斯特的说法有某些类似。他说，大众媒介产生之后，表意方式就从“再现”“转变为信息方式”，“从语境化的线性分析转变为摆出一副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随着19世纪后半期的市场化，报纸追求发行量和覆盖面，“报纸就愈加远离有区别的社团，脱离其参照群体，其话语也就愈加背离再现方式而走向信息方式”，也就是越发碎片化了。

报纸的“群体自白”——这样一种马赛克团体形态却有其独特的意义，那就是为群体提供了参与机会，使得群体“参与到过程中去”，最终造成报纸与民主过程的不可分离。“报纸的马赛克样式都可以产生一种群体知觉和参与的、复杂的、分为许多层次的职能”。这或许可以借用塔尔德的表述，即报纸是“公共书信”或“公共的交谈”。“各地分散的群众，由于新闻的作用，意识到彼此的同步性和相互影响，相隔很远却觉得很亲近；于是，报纸就造就了一个庞大、抽象和独立的群体，并且由此命名为舆论”，从而完成了“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我在做《苏报》研究中就运用过类似的思路。《苏报》声称增添“学界风潮”后“大为阅者之所注目”。这说明是《苏报》的“学界风潮”牵引着“阅者”的目光，报纸为读者提供的一双“眼睛”，成为读者与报纸，同时也是与现实交往的中介——人们以自己的“注目”实践参与现实，形成了一个观望、议论“学界”的“共同体”——“群体自白”或“公共头脑的一体化”。依此，报纸的“公告性”就不是像戈公振那样，仅仅是一个显示报纸性质的刻度，而是一个凝聚眼目的发射光源，既发散又组合不同关系。

这就生发出“公告性”的另一层潜在意思。报纸的“公告”可以塑造出不同于面对面交谈的新关系，根本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运作权力的新模式，即无须连接于共同在场”。大众媒介“可以代理在物理空间缺席的他者，或者对置身于遥远场所的他者做出反应”。这一方面，“重构感知和经验的时空参数，从而使我们能够‘远距离地’看到、听到甚至有所行动”；另一方面，又造就了纯粹的看，“一切在他眼前进行，但是他不能触摸、不能亲身加入他注视的东西”，即便是参与，“也是通过代理人、中介者，如记者、播音主持人、摄影师、电视摄像师，还有名人、明星、想象世界的英雄实现的”。汤普森正是据此，把互动分为三种类型：面对面的互动、中介的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以及中介的准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大众传播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二级传播”理论，在大众传播效果检验中，发现了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是跳出效果研究从传播形态入手，“二级传播”就可以看成是汤普森意义上的不同互动形态的交集，相当于现在说的线上和线下之交融，以此就可能拓展出报刊史研究的新思路。比如1903年前后留日学生和上海、江浙地区的往来，其中既有报纸、书刊、电报，还有信件和人际（学堂、集会、演讲等）交往，它们是如何交集，不同的连接线是如何进行，又是如何呼应，并最终鼓荡起反满和革命的风潮，以此可以改变以往只是盯着报道内容的单一做法。

戈公振把时间——“定期性”作为报纸之重要特征，而且还体察到由此养成了“社会之阅读书报习惯”，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与“公告性”一样，“定期性”也只是他鉴别确定报纸的一个标准，于是时间好像就成了一个设置好的“闹钟”，“作为不证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而不是一个构造的因素。麦克卢汉看到的“时间”就不同。报纸的定期性，是“信息搜集和信息出版的加速”，由此“产生了报纸安排材料的新形态”，“一旦排字和搜集新闻减速，报纸就会发生变化——不仅是报纸版面的变化，而且是撰稿人文风的变化”。“排字和搜集新闻减速”给报纸带来何种变化，一时难以查验，但速度加快产生新文体新文风则是有据可查的，比如电报技术的运用和新闻的倒金字塔式写法，包括与新闻客观性的关系，是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最近看到有学者甚至说，客观性作为一种公共价值而兴起，主要还是为了解决纸质媒介传递知识的局限性。因而，麦克卢汉说，“电报回过头又使语言和印刷词语相脱离。它开始用难以捉摸的长短电码声来传输信息，电码声信息即是所谓的新闻标题风格、新闻体风格、电报体风格”，就不是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

报刊史研究很少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报道和文风。比如梁启超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文体”，是否与报纸的形式，尤其是每日出版有关呢？梁启超曾把文章分为两类：一是“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一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他承认所做的报刊文属于后者。当严复批评他作文不严谨时，他回答根本就没有打算“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不过“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欲言”。报刊的出版时间，使之“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可一想到“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源”，也就释然。

报纸的时间当然不只与版面和文风的关系，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做过这样的概括，从媒介实践观之，报纸的时间至少牵扯三个层面：媒介内容的界定——新鲜之事；媒介生产的节奏——每日出版；读者阅读的体验——按时收看。这是一个媒介与社会不断互动的过程，其中牵涉到媒介操作，样式及内容的组织和呈现，接触和使用媒介，以及媒介在长期运作中不断卷入日常生活的社会和关系建构，甚至卷入一个总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建构。由此，时间加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的结构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

这样的时间视野，为我们理解报纸的“影响”，打开新的思路。麦克卢汉说，“一旦报纸认识到，新闻报道不是事件和报道的重复，而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许多事情就会接着发生”。这种多种信息条目以马赛克的形式排列在同一张纸上产生的效果，就是“人的兴趣”。“报纸已将社区的形象塑造成一系列连续发生的行动，这些行动依靠报头的日期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形象”。依此而行，时间不是静止的刻度，而是一种“创造”的动力，在报纸的连续运转中既创造出了新闻，创造出了社区，也创造出了人的兴趣和行动。这恐怕是报纸作为现代新闻业不同于其他新闻传播的一个重要特征。非新闻业的新闻传播（比如汤普森说的面对面互动），是跟着事件走，以事件为导向，有事件才有传播；报纸是按照自己的生产流程运作，是一种以时间为导向的工业式制作，需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发现并组织新闻，在环环相扣的节奏中制作并传播新闻。所以塔奇曼才认为“时间”是新闻生产的物质因素之一，新闻媒体就是依赖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以保证自己不仅能够完成任何一天的工作，而且能够保证每天的计划具有连续性”。新闻的类型化，比如硬新闻、软新闻、突发性事件和发展性新闻、连续报道等等，与新闻内容的价值关系相对不大，主要是出于时间考虑，其目的是协调“新闻工作预定计划与事件的预定计划”。“新闻”就是这样被“机械+人工”所征调，一期一期有规则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大众媒介“制造了以自己为前提的时间”，从而使“社会就适应着这样的情形”，并且因为“大众媒体每日提供新的讯息”，迫使社会进行自我评价，“由此制造出——而且也满足了——对总的判断的需求”。鲁曼所总结的“大众媒体的实在，它的真实实在，在于它自己的运作中”，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我的那篇《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上海进入新媒体时间》，就是试图以此来探询《申报》作为上海第一份日报，其每天出版的实际运作和自我意识，同时如何影响当时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现实感知。当然，这篇文章并不令我十分满意，尤其是困于材料，不同的层面展开不够，但其思路应该是清楚的。

依照前面的做法，在此也可以对麦克卢汉等人的媒介观做一概括：第一，从物质的层面看，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会释放出自己的“讯息”，从而带来不同的“人体的延伸”或者“信息方式”；第二，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不再是使用与被使用，而是相互介入、生成和改变，例如前面提到的时间——“定期性”。因而，“人与人造工具的遭逢不能被总结为仅仅（或甚至主要）与‘使用’有关。你必须注意到，在一个工具具备任何实用性之前，人必须为它作出某种调整”。“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由此，不仅要关注人用媒介做什么，同时也要关注媒介使人做了什么。第三，媒介并非仅仅是大众媒介，相反，人类传播史上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媒介及其传播实践。即便是大众媒介，它们之间也不是进化的链条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的“讯息”，所以梅罗维茨才认为，媒介理论是单数的，因为每个媒介的特别性质都不同。第四，有各自特性的媒介，不是“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产过程”，而是一个“事件”，是显示其特性的实践。“事件是一个把自身诸方面发散出去，参与并形成其他事件的摄受统一体”。这样，媒介就成为一个结转关系且又改变关系的“功能性位置”或者“中介环节”，“它对通过中间项的两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图”。基特勒甚至以为，在缺席与在场、远与近、存在与灵魂的“中间”，存在着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媒介关系”。麦克卢汉的“媒介就是讯息”、塔尔德的“公共交谈”、波斯特的“信息方式”，乃至于梅洛维茨的“场景”以及所谓的“媒介环境学”，恐怕都要摆到这样的层面来重新加以认识。

以上这样的两相映照，虽不免有些粗疏和机械，但意图是明确的，希望借此激发对报刊史研究中“媒介”的反思，况且目前具备了这样的现实条件，我们正亲身经历的新媒体传播实践及其现象，已经为重新理解媒介，提供了切实的经验基础，“对电子化信息方式的解剖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及印刷传播的信息方式的解剖更加明白易解”。所以，再思媒介是当前每一个报刊史研究者无法躲开的问题，无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即便仍然是坚守戈公振为代表的那条路子（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也应该是“再思”之后的选择。如此，研究才会是自觉的，有分寸感的，而不会是两眼一抹黑，以为一切均是决定了的且不可更改的。

就我们在摸索中的体会而言，再思媒介并非易事，粗粗想来主要有三难：

第一，已有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并不能为此提供太多的现成资源，再思的“基本立足点，应是古往今来的传播实践与传播思想”，需要以不同脉络的思想为基础，它们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因此，首先不能让已有的学科界限，成为不可跨越也不想跨越的沟壑。实际上，技术、媒介、身体、实践等等，都是各个学科关注的重点。最近两天正在看白馥兰写的《技术、性别、历史》，她在导论“技术的权与力”中说，“构成任何技术实践的物质和技艺，都是在社会关联中实行的，其含义被分置在被生成的对象上以及作为生成者的人上”。“技术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产出人以及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几乎就是在媒介意义上讨论技术，做报刊史研究的如果连这样的历史著作都不碰，以为研究就是闷头看所谓的史料，要想突破原有的藩篱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者要精通社会科学很难，不过“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第二，技术究竟是工具还是媒介，以德国学者克莱默儿的分析，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好像世界上的技术人造物可以分成两类：要么是工具，要么是媒介，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工具和机器是我们用来提升劳动效率的器具，而技术的媒介却是一种我们用来生产人工世界的装置。它开启了我们的新的经验和实践的方式，而没有这个装置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通达的”。这就是说，重新理解媒介，关涉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工具论视野看过去，媒介就是外在于对象的手段，是提升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改变传播效果的工具；如果从媒介与人、与现实的交互关系入手，媒介就是一种“装置”，“它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养成这样的思维，不是读几本书所能实现，非有不断琢磨、钻研和实践不为功。

第三，媒介再思，在深层次上与观念有关。媒介是什么，实就是媒介与现实的关系，甚至现实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这里面既包含了哲学观，也包含着史观。借一位学者的概括，关于传播有三个隐喻，分别指向三种世界面孔。第一种是再现或者机器，这是最传统的理解，表示主体至上，理性的人运用技术但不受其奴役。第二种是表现或有机体，在这个隐喻里，技术构成了世界，人服从于技术所诱发的世界面貌。“支配”的思想消失，让位于“适应”的观点，人与媒介共存于一个有机的生态之中。第三种则是混合，人与技术是一种自我同义反复，主体与客体、生产者与产品是混合在一起。真实性、意义和身份消失。这样的三种隐喻，是人所编制出的与传播有关的三种预先假定的世界面孔，这些假定在悄悄运作之时，就会出现在概念制造、发明、研究等等方法之中，就会制约着思维和研究。史观同样是如此，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相信做报刊史的应该都读过。作者在该书的绪论中说，自兰克以来的历史所普遍接受的三项基本前提，即真理符合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事）；人的行为就是人的意图所致（历史学家所做的就是理解这些意图以便讲述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按照一种一维的、历时的时间观念运作（事件是前后相续而来的），在最近的史学思想中都受到了质疑。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性的重新定向”。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媒介的重新思考在大趋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再思媒介不是技巧，“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这样是收听不到新的传播频率的”。如果一种媒介观是一种范式，范式改变意味着“观察世界的概念网络的变更”，好比一个科学革命就是世界观的转变。这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

为了写这篇小文，重又读了一下麦克卢汉的东西。他在《古腾堡星汉灿烂》前言中表白道，其目的是要“追溯经验、心态和表情的形态如何改变，先是因拼音字母而改变，后是因印刷术而改变”，“去研究社会和政治中的思想形态和经验组织形态”，检视感官被媒介“扰动之后的新文化成果的一系列历史考察”。这似乎和英尼斯的“将人类文明史改写为传播媒介史”有了某些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报刊史，实就是报刊/媒介视野中的人类的历史。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就像梅洛-庞蒂所描述的，“每时每刻目击体验的连接这个奇迹，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因为我们就是关系的纽结”。“真正的哲学在于重新学会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描绘出来的历史就像一篇哲学论文那样有‘深度’地表示世界”。再思媒介，既是希望能闯出报刊史书写的新路向，写出不一样的可以有“深度”地反映这个世界的报刊史，同时也是希望藉此让我们能够重新学会理解社会、世界和人的存在，理解媒介与这一切的关系，以呼应“每时每刻目击体验的连接这个奇迹”这个时代。当然，创新之路是多样的，但是，再思媒介，恐怕都是必经之道。

（黄旦：《媒介再思：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向》，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