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丑运动”在中国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媒体记者、公众人物以笔代枪，矛头直指各行各业的违法违规行为。此类事件的频发引起各方重视，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事实上，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国内媒体的揭丑报道从未停止过，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微博、微信等取传统媒体而代之，成为揭丑的主力队员，其矛头所向，既包括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也包括企业的产品质量及制假售假问题。而“恶之花”现形的结果是，一个个官员应声倒地，一个个企业受到质疑。有人进而联想到美国历史上名噪一时的“揭丑运动”，惊呼：中国的“揭丑运动”开始了!

此话虽然逆耳，却非虚言，它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第一，揭丑遇到互联网，就会形成一场“运动”；第二，“揭丑运动”此时在中国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以下主要就后者做一个分析。

一

“揭丑运动”又称“扒粪运动”，产生于上世纪初的美国，是由媒体发起的针对大企业的贪污、贿赂、枉法，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徇私舞弊，新闻机构卖身投靠等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性报道活动。这场运动持续近十年(1903-1912)，发表各类揭丑文章2000余篇。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挖苦揭丑记者为“扒粪者”(muckraker)，记者们却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号。“扒粪运动”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使舆论监督观念深入人心，并促发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调查和调查性报道的出现，给后世带来深远的影响。

问题在于，100多年前美国的揭丑运动产生于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100多年后中国所谓的揭丑运动产生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二者风马牛不相及，有什么共性可言？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二者是存在某种共性的，这就是“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中国由此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一逻辑框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都无一无例外具有“市场经济”的属性与特征。

市场经济是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经济，它驱使人们最大限度地争取资源和权益，促进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市场经济又是一把双刃剑，受其支配的人类社会极易陷入利己主义的泥潭，最终导致伦理道德的丧失和社会公正的瓦解。对于这把双刃剑的影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批判性地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早有预见。

说到斯密，人们提及较多的是他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此书被视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斯密也因此被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这部著作中，斯密用“看不见的手”隐喻市场经济的作用，提倡自由竞争，反对人为干预。他还从人的本性出发，指出利己主义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动机。有学者据此认为斯密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国富论》问世的17年前，斯密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并非空发议论，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法夫郡。当时的英国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并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的前奏。18世纪中期以后，市场经济在英国兴起并逐渐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使中世纪以来被禁锢的人身自由、平等意识和致富动力得以释放，同时也带来重商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恣意蔓延。当时的一些学者(如孟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等)甚至崇尚“极端利己主义”，认为“私人恶行即是公众利益”。

斯密对此深恶痛绝并予以驳斥，认为这种极端利己哲学是“放荡不羁的体系”和十分有害的学说。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建立了一个以“同情”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在他看来，同情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特质，每个人都具有，无论是高洁的圣人还是卑鄙的顽徒。它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的纽带，同时也制约着人们对个人财富和名声的过度追求。在“同情”的理论框架下，斯密还对正义、仁慈、良心等伦理范畴进行了阐述。基于“同情”的理念，斯密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他提出的“契约自由”为英国普通法系自由主义契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如果说《富国论》的主题是财富增长的话，《道德情操论》的主题就是欲望约束，这并非“斯密悖论”，而是在洞察了市场经济逐利本质后做出的理论贡献。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利本质，马克思也早有洞见。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晚于斯密近一个世纪)，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斯密所描述的种种弊端也在此时展露无遗。马克思虽然是从市场经济的细胞——商品和货币开始他的经济理论研究的，但是对于商品和货币带来的异化现象，他从来都持批判态度。马克思指出：自从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日益增大”(马克思,1867/1983:112)。他曾引用很多名人言论以揭露人类疯狂拜金的丑态及其带来的社会道德败坏的后果。如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说：“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又如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马克思,1867/1983:112-113)

在马克思构建的理想社会中，是没有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容身之所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972)。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商品、货币、市场经济统统属于资产阶级法权，需要彻底超越。当然，超越它们并非易事，马克思因此做出“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述，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按劳取酬和等价交换仍然不可避免，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超越。

无论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市场机制局限性的论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过程中得到了证实；试图突破这一局限性的努力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的关系开始被认知，一些行为准则建立起来，契约自由精神也在一些国家的法律系统中得以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突破市场经济局限性、与垄断资本抗争的努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卓见成效，只不过这一“突破”既不是凭借“欲望约束”，也不是基于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动机，而是通过一场运动——“揭丑运动”。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在此过程中，垄断资本疯狂兼并，财富高度集中，导致企业纠纷、劳资纠纷频发，不同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当此之际，一些有良知的新闻记者开始奋笔疾书，揭露垄断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经营内幕，大众化媒体的普及则为这类文章提供了广泛传播的平台。创办于1893年的《麦克卢尔》杂志被公认为吹响“揭丑运动”号角的首份报刊，该杂志于1903年1月同时刊出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明尼阿波利斯之羞》、埃达·塔贝尔(Ida  Tarbell)的《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战》和雷·贝克(Ray Baker)的《工作的权力》三篇文章，分别从政界、企业界、劳工界三个方面揭露社会弊端。此后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和知识界人士参与到“揭丑运动”中来，撰写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例如在《美孚石油公司史：1872年石油战》一文中，塔贝尔以详实的调查数据和确凿的事实揭露美孚公司在石油垄断过程中的不法行为，包括对竞争对手的控制、倾轧甚至胁迫等等。美国政府最终依据反托拉斯法，对美孚石油公司及其下属的数十家企业提起诉讼，经最高法院判决生效，美孚石油帝国解体。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丛林》则揭露了肉类加工企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肮脏不堪的卫生状况。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读过小说后,促成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Cutlip,Center & Broom，1999/2001:92)。《人人》杂志曾于1908年1月号发文例数“揭丑运动”的成效：“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苦难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增加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公共运输公司更为关注人的生命安全。旧时政治老板的风光已不再，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于廉政建设。人们开始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儿童在法庭上获得美好童年，弱势群体在和赌博老手和酒馆的对抗中获得保护。我们的公众资源得到了保护。”(吴廷俊，2010)

“揭丑运动”使许多垄断资本家陷入窘境，声名狼藉。他们最初试图保持沉默，后又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平息舆论，或雇请宣传代理人(多为新闻记者)为企业涂脂抹粉。结果反倒弄巧成拙，使民众的敌意不断加深。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逐渐认识到，企业与公众的关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于是产生了危机处理、形象修复、信誉重建的迫切需要。随着此类需求的不断增长，一个新的职业——公共关系应运而生，艾维·李(Ivy Ledbetter Lee)则成为美国职业公关第一人。

1903年，李辞去从事5年的新闻记者工作，投入到新的行业中来。他在1906年公开发表的《原则宣言》中，首次提出自己的经营理念：“简而言之，我们的计划是代表企业公司和公共机构坦率地并且公开地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新闻界和公众提供迅速和准确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公众感到值得和有兴趣知晓的有关主题。”这表明，李的工作不仅是公开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和说真话的。他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践行了这一理念。例如美孚石油公司创始人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曾因下令枪杀罢工工人引起强烈的舆论反响，被称为“强盗大王”。为了平息罢工浪潮，缓和劳资关系、媒体关系，洛克菲勒聘请李作为私人顾问。李仔细了解罢工缘由(一场事故引发)，聘请具有社会威望的劳资关系专家介入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他还邀请劳工领袖参与劳资问题的协商，并建议公司积极投身慈善捐助，扶贫济困；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作环境，优化生活条件。久而久之，人们对洛克菲勒产生了新的认知，他的个人形象、企业形象也逐渐发生了逆转。在李的影响下，一大批工商企业主纷纷改变观念，采取开明的经营策略，与公众建立良好关系，企业形象大为改观。

从时间上看，早在两个半世纪以前，斯密就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弊端提出了道德情操问题，并把如何将道德引入市场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对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等进行批判，指出突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局限性的途径。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有良心企业的自律、行业规范的出台、法律法规的约束，却难以改变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利己主义、金钱至上、恶性竞争等顽疾。直到上个世纪初期美国“揭丑运动”兴起，媒体对企业丑行来了一次总曝光——用麦克卢尔(Samuel S. Mcclure)的话说是“一场道德上的战争”，企业家们才在重创之下逐渐醒悟，开始重视企业形象和商业信誉，采取了现代化的经营理念与策略，努力改善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而这一切有赖于一个崭新职业——公共关系的出现。

三

中国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果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它的第一阶段)为参照的话，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整形态。

而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论述中，他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作为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一定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商品经济)创造的发展速度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而完成社会形态更替的。但是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自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按照中央部署，改革的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突破口则是市场经济。

由于市场经济向来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疑虑。有人甚至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出现“姓资还是姓社”争论。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刻，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南方之行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针对“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进而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南巡讲话厘清了改革开放的原则性问题，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从邓小平的讲话中我们可以做出判断：虽然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是超越性的，但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逾越的，而改革开放正是为了补上这一课——市场经济的课。

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四十年来，市场经济的活力及其蕴含的能量在中国得到充分释放，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可以说，中国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很好地解决发展速度、经济效益问题，却不能自动解决社会公平以及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由此带来的后果，如社会分层加快、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健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更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出现。“揭丑运动”在当今中国兴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揭丑运动”与美国早年无异，但是就过程与本质而言，二者是不同的。首先，制度基础不同。美国的“揭丑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不但要面对市场经济的弊端，还要面对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于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可以把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市场调节方面，也直接体现在媒体“揭丑”后政府的快速介入、严厉查处以及改进措施颁布的效率上。可以说，目前的中国已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社会不满——媒体曝光——政府行动。其次，采用的媒介手段不同。美国的“揭丑运动”兴起于大众传媒发展的初级阶段，发起人和参与者主要是新闻记者和知识界人士，且“揭丑”杂志从印刷、出版、发行直至效果显现过程较长。中国的“揭丑运动”是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社会化媒体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展开的，发起人是媒体记者和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参与者则是广大网民，具有即时性、互动性、普遍性的特点。对于政府而言，社会化媒体既是了解舆情民意的通道，也是与之良性互动、快速反馈的平台。由此可见，中国的“揭丑运动”不仅具有时代特征，也具有体制、制度上的优势。

但是话说回来，20世纪初期美国的“揭丑运动”毕竟是一个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完整的历史过程。我们既然以此类比，首先就要对这场运动及其效果进行深入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此外，对于媒体人而言，“揭丑”之后中国需要什么，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回顾美国“揭丑运动”的全过程可见：“揭丑运动”的缘起是垄断资本疯狂逐利产生的恶劣后果——这是一个坏的开始，垄断资本家产生的危机管理需要则催生了现代公共关系的诞生，后者又使美国社会(包括企业经营)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形象的时代——坏事变好事。也就是说，“揭丑”之后并非“揭丑”对象自然状态的延续，而是形象修复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公众意识、形象意识、危机管理意识得以增强，商业伦理、行业规范、契约精神、诚信意识、法制观念等现代化观念系统建立起来，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总之，从美国的“揭丑运动”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揭丑”不是终极目标，“揭丑”之后更需要形象的修复与重新建构。这一新的需要不仅呼唤职业公关大展身手，也呼唤媒体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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