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创业维艰 ——访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院长陈昌凤老师（下）

管理：为无米之炊

为了学院，面子都顾不上了。

记者：学院刚成立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昌凤：学院刚刚起步时，缺人、缺钱、缺地方，从物质到人手什么都非常缺，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我们最开始只有老法学楼国关学院里的一间7平方米的办公室，暨南大学送来的庆贺建院的横匾，一放就占了半个办公室。之后我们搬到了老地学楼一层的3间屋办公，再后来搬到老化学楼一层，和招生办公室共用半条走廊，院领导共用一间办公室，只有一间小屋是用来给所有老师的。那时已经实行OfficeHours制度，每位老师每周要接待学生，都在那间屋里。直到2006年才搬进现在的遥感东楼。

那时候的条件真的是“平地抠大饼”（何校长语），什么都没有，新闻摄影课需要的照相机好不容易买了一些，又没有暗室。我们到处想办法，最终通过私人关系在圆明园门口的一个小工作坊免费借用了两学期。当时学校分管的领导让我们夜晚在学校里到处转，说一旦发现有长期黑着灯的屋子，就向他报告，他去协调借用。甚至他自己还骑着车在校园到处转呢，希望找到暗房。

办公条件的困难尚在其次，最大的困难是缺少师资人手和资金，尤其是教学方面，学校下发的一点教学经费被用来支持学院的全面开支了。请人来讲课，却连讲课费都发不出来。请国际国内著名专家来讲课，每次只能给人家极低的费用意思一下，有时候觉得费用太低就自掏腰包贴上一点。当时，学院请了一位新华社退休的著名摄影记者来教新闻摄影课。老先生每周都要把相机、大大小小的镜头和照片装在箱子里，骑车大老远地赶来学院讲课。一个学期下来，能给人家的劳务费却少得可怜。到学期末，当我得知他的讲课费的数额时，我心酸得不得了，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先生……

记者：那您是怎么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的呢？

陈昌凤：力所能及地筹措吧。当时我不只管教学，也想办法通过各种途径为学院找钱，为此还不得不见各种奇特的人、吃各种应酬的饭。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女士找到学院，自称是企业家、某要人的未婚妻，愿意资助学院设立奖学金。我们满怀期待。我和常务副院长龚老师听她给我们上了半天“课”。她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吹嘘自己开了一家有名的广告公司，一会儿又对学院的发展指手画脚。我和龚老师也不好意思打断她，一直听她讲了好几个小时的废话，而那时我们真的忙得要命。

那时候但凡有半点可能，我们都会想办法去争取。龚老师有时候也说：“这个人能给咱们带来资源，得去见一下。”我们一心希望人家能给我们楼房啊奖学金什么的。那时李琨老师也经常陪着去建立各种联系。她把以前在社科院新闻所读研究生的人脉也都用上了。那时为了学院，我们真的是把“老本儿”都用上了。前段时间我翻开原来的笔记本，看到之前记下来的内容，已经想不起来这一个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时要建立各种联系，就必须得这么做。当然，我们的不懈付出，也确实换来了一些成果，建立了如SouthChina Morning Post等一批媒体奖学金，还有丹麦、美国、新加坡、日本、德国、港台等一些学生实习与交换项目。

台湾政治大学的著名教授李瞻先生是我导师方汉奇教授的好友，他也不遗余力地扶携我。他了解到我们新办学院的不易，想尽办法通过一个基金会赠送给我们300册专业图书。那时赠书入海关遇到了麻烦，他不辞辛苦协调解决。

此外，我也设计了第一个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与招生计划，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个班希望能扩大学院在新闻界的影响、同时解决一些经费问题。当时人大的课程班办得很有影响，我也做了一些需求、可能性等方面的调研。那个班招来了来自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一些著名新闻人，他们现在也都成了学院的院友。我也与研究生院协商设计了深圳研究生院的传播学专业，吸收了一些因为名额所限不能读学院研究生的优秀考生，这个专业也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当时在深圳办学困难很多，不仅要解决课程等问题，还要解决学生的一些不理解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都得去一趟深圳，包括处理突发事件、安抚学生，坐飞机都坐得膝盖痛。有一次还被要求返回北京的学生堵在教室里，当场要我答复。深圳的办学条件虽然困难，但我们充分利用了地缘资源，将香港的优秀教师、广州和深圳的媒体工作者请来讲课，学生们在港粤实践，不久就理顺了。

我们开设专题讲座课，一位来演讲的媒体界朋友看到我的难处，主动拿出一万元，真心诚意让我拿去花。人家当场拿出一包钱放在我面前。我觉得好难堪啊。如果为了自己，绝对不会向人家去索取东西的。但为了学院，面子都顾不上了。我用这一万元付了十次讲座的费用。

记者：学院刚成立时，您如何解决师资力量的问题呢？

陈昌凤：当时的老师来自三个大的方面：国际关系学院、信息管理系、艺术系广告专业。这几个方面的老师要承担自己专业方向的许多课程，但很难解决新设的新闻学专业、以及一年后设的广播电视专业的课程教学问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加上满怀的理想，一心想把学院建成中国最好的，因此真是求贤若渴啊！那时有几个核心想法：一是要有把主干课程担起来的老师，二是打造学院亮点、优于兄弟院校的课程组。为此到处打听了解优秀老师，主要关注三方面：一是北大已有的其它院系的老师；二是外校的优秀专业老师；三是新闻实务界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听众多学生讲到他们特别崇拜校内某位上公共课（与新闻传播相关）的老师，我就赶紧去查相关信息，旁听课程，力促学院吸纳人才。经陈刚老师介绍，邀请到一位社会学背景的老师来讲方法类课程，自己真是兴高采烈。一位业务课教得特别出色的老师有条件从邻校加入北大，我得知后激动不已。外出开会，遇到有才学的专业老师，便一直“缠”着向其请教，旁敲侧击、探讨请他们加入北大的可能。那时对工作真的有点不遗余力啊！在校、院多方面的努力下，终于学院的教师队伍得以加强。我在整理电脑时看到以前的资料，其中就有不少是引进人才的文件草稿、拟写的与多家媒体合作的提案。

此外，我也大量请了“外援”，这一点在北京、尤其在北大，确实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做过讲座的包括国内的不少学术权威，如方汉奇、赵玉明、童兵、孙旭培、李良荣、陈力丹、闵大洪、尹韵公、喻国明、陆小华等等，海外、港台的老师也不少，其中有深厚国际学术背景的老师如李金铨、郭振羽、朱立、陈韬文、祝建华等，还有罗文辉、苏钥机等等。尤其是祝建华老师还给研究生开设了整门的课程，学生们的学术思维和训练受到很好的影响，那几届研究生后来在国内外读博、并加入学术界的比例明显较高。

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不少媒体界朋友的支持，他们为学院讲课、提供实习支持。有许多媒体界的精英来讲座、授课，非常精彩。比如《经济日报》时任总编辑冯并来讲他们筹划改版的经历，让学生们了解了许多机关媒体的机制及业务情况。《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卢跃刚的演讲也极为精彩，李老师的冰点故事令许多同学热泪盈眶——或许这也是一些优秀学生立志要做《冰点》那样的媒体的起点吧。我还记得崇尚哲学思维的卢跃刚讲到高潮时，却是点上一支烟、然后长长的沉默，同学们在这种沉默里静静地思考……时任《北京青年报》要闻部主任王林上的“新闻编辑”课，曾经激发不少学生的新闻理想。他后来任职《法制晚报》总编，学生们还跟着去了解筹办的全过程、旁听编前会。北青报的当时新任社长张延平长期从事总编工作，所以结合业务与管理，给我们的新闻教育提出了非常好的思路。与学院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京华时报》也给予过大力支持，时任总编朱德付的演讲激发了学生们对都市类媒体的兴趣。我平时也会从媒体上找优秀的作品，然后按图索骥，比如当时北青报的年轻记者曾鹏宇写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我找到了他、请他给本科生讲记者的发现，真是非常精彩。中央电视台的每年广告招标成为热点后，我到招标会现场找到主持人、拍卖会的负责人，请他们来给学生讲座。总之，时刻在找机会获得优秀的讲课资源。当时北京和外地的一些新锐媒体的老总们，如《财经》的胡舒立、《中国经营报》的李佩钰、《经济观察报》的何力、《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刘洲伟、《华西都市报》的席文举，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评论部主任梁建增等，一些著名记者、主持人，都曾请来给学生做过讲座，华西报的老师几次来讲。《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王晨、新华社的总编辑南振中、中央电视台的副总编辑孙玉胜等都曾多次沟通过，他们也都准备来演讲的。记得那时还跑新浪、搜狐寻求合作，有两年搜狐的传媒频道直播过我们的讲座课程，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帮助。此外，还请过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署、广电总局等的领导们来讲座。研究生还实行了“双导师制”，聘请了多位业界的精英人士兼任指导教师。

记者：您对北大的新闻传播教育怎么看？对学院的十周年院庆有何祝福？

陈昌凤：转眼学院已经十年了！这个学院凝聚过太多人的心血、汗水和期望。在这个日子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感恩：感谢那些曾经给予过学院无私帮助的许许多多的人；感谢北大曾经给予我的锻炼和培养；感谢亲爱的学生们曾经的陪伴、理解和支持；感谢我敬爱的同事们的宽容、关爱和帮助。我对这个亲手参与建设过的学院充满了期待。

希望学院院庆的主角是这十年来的学生们，特别是跟着这个学院筚路蓝缕、一起见证过学院出生、成长的早期学生。他们经历了条件最艰苦的时期、经历了我们的缺陷和困难，也为学院添加过可贵的一砖一瓦。学院要珍爱他们。学生就是学院打造出来的最得意的产品，他们是真正的主人，是学院形象和地位的保证。只要为他们营造出家一样的感觉，学生就会感受到学院最温馨的一面。

在学院筹备与建设阶段，我从前辈、同行们的热情和帮助里，感受到他们对北大的深深期待。北大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办好了，对整个高校的新闻教育会是一种提振，能够提升全国的新闻教育的地位和力量。

祝愿学院前程似锦！

（本文在写作时参考陈昌凤文章《北大又一位支持过新闻教育的领导去了！——悲悼赵存生书记，痛忆何芳川校长》）

编辑：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