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评说传媒改革四十年

改革开放给我国各项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为我国新闻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新闻业的发展变化可发现，传媒生态、媒体业态、媒介形态在不同时期都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新闻业的走向，但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侧重点对新闻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追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从这三个方面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说起。

这一时间段，是粉碎“四人帮”后以真理标准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契机引发的“拨乱反正”，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航程，而中国的新闻业也伴随这一进程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不仅在新闻报道中恢复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而且在“企业化经营”方面也有所创新和发展。

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清楚，“文革”中控制中国舆论大权的是“四人帮”。“四人帮”的政治目的就是篡党夺权，他们通过舆论搅乱政局，试图从中浑水摸鱼。处于动荡不安的国家，新闻业自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那时，全国报纸最少的时候只剩下42家,主要是省（市）级以上的机关报。十年动乱时期，我国新闻业整体表现为：

（一）办报中摈弃了新闻的真实性，强调“事实为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服务。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办报遵循的原则是“对口径”。当时的“对口径”也就是各省（市）的地方报纸所刊载的内容必须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文章观点接轨，达成口径一致。“文革”后期，“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梁效”登场，于是又有了“地方报抄中央大报，中央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二）新闻业出现了有报无业的萧条状态，也就是绝大多数的报刊被关闭，不能成行成市了。1966年8月22日，在上海的著名晚报《新民晚报》停刊。同样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办在广东的《羊城晚报》也在造反派的冲击下被迫停刊。1968年9月1日，被“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在中央两报一刊上抛出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给一些报纸扣上了“造谣、放毒”的罪名。到了1968年年底，国家一级且在全国发行的报刊仅剩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四家，各省（市）只保留了一家机关报。

（三）丢掉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采编人员关起门来“想点子，找观点，套事例”，文章虚假，且又长又空洞，形成了“假大空”的文风。

（四）只讲成绩，不谈问题，没有舆论监督，看不到批评报道。如果说有“舆论监督”那是颠倒黑白的“舆论监督”，不是批评报道，而是大批判，批所谓“正在走的走资派”。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捣毁，标志着十年动乱的结束，政治生态亟待改变。1978年5月11日，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等中央权威大报及地方的省（市）委机关报纷纷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上下疾风骤雨式地展开。有了这一理论的讨论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得以顺利召开。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文革”带来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涌来。新闻单位也顺应这一潮流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在新闻宣传中适应新的形势变化,认真抓好新闻改革和新闻队伍的作风建设；二是抓好新闻行业自身的改革发展。

从新闻宣传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突出经济宣传。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79年3月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主管部门和新闻界形成一致意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顺应人民群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愿望，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中国的改革先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各新闻单位把农村报道尤其是农村经济政策的报道放在重要位置上。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又转入城市抓好企业改革的报道。

（二）记者转变作风，坚持深入第一线采访，有成绩报成绩，有问题及时披露，尤其是抓住上上下下都关注的热点进行分析报道。当时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是《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此文于1979年5月13日在《辽宁日报》刊发后，5月16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予以转载。在编者按中，对范敬宜的采访作风高度赞扬，号召记者要学习范敬宜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抓热点和做好舆论监督，成为新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优良作风在后来中央电视台开办的“焦点访谈”栏目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焦点访谈”常常紧跟社会热点进行舆论监督，发挥了电视批评的重要作用。

（三）改变文风。针对“假大空”的文风问题，各媒体反复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并提出要刹住长风，提倡“短些，短些，再短些”。

（四）始终把改革开放的报道作为主旋律来抓。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关于改革开放宣传的两大重头戏。其一，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笔名于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的文章，随后陆续发出了3篇评论，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其二，《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纪实》的发表，对坚持改革开放产生强大推动力。此文于1992年3月26日首发在《深圳特区报》上，接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媒体都纷纷转载。在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这篇文章引起的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解放日报》、《深圳特区报》通过传达邓小平同志的声音，为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五）媒体的功能更加丰富多彩。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主要强调媒体的“灌输作用”和“组织作用”，注重宣传价值，忽视了媒体的其他功能。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新闻界开始对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展开讨论。新闻媒体发布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刊登广告、提供娱乐等功能得到了认可和强化，新闻事业的多元化功能逐步得到新闻界的关注。

新闻业的自身改革发展包括如下两方面：

（一）媒体市场越来越繁荣，从单一结构往多品种发展。停办的报刊复刊，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11个月后发行量突破100万份。全国出现“大办晚报”热，其他品种的报刊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从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六年间全国新创刊的报纸有1008家，占当时报纸总数（1776家）的56.8%。在新创办的报纸中，各级党委机关报仅占12%。?报纸从比较单一的结构往多品种发展，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报刊，出现了百万甚至千万订户的报刊。广播电视事业也发展得很快。1983年，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会议提出“四级办广电”的方针，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又提出世纪末实现“村村通广电”的规划，到1996年，中国广播已覆盖全国人口92%，卫星广播和“村村通”工程全面完成。?同时，我国的对外宣传也从改革开放之年开始起步。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同年元旦《新闻联播》正式开播。1982年中央把重大新闻的发布从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整到中央电视台19点的《新闻联播》栏目，这一决定确定了《新闻联播》的权威地位，同时也成为中国电视新闻发展的里程碑。2008年底，中央电视台等50家电视机构成立了新闻直播联盟，意味着国内最大的电视新闻资源收集和播发平台正式投入运行。

（二）重新确定报纸单位的属性，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78年，《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经营方针,将报告送财政部后获得批准。1983年，经财政部批准，企业的“利改税”政策引入到《经济日报》等媒体单位，税后利润由报社自行支配。由此，包括许多机关报在内的报纸不再依赖财政补贴，走上了自我积累发展道路。媒体的主要经营业务——广告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年年大发展。在全国的报纸中，《解放日报》带头恢复广告经营，那是从1979年春节开始。由于有了广告收入，该报当年的总收入比上一年增加了近八倍。1979年11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允许在媒体上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由此广告得以“正名”，并迅速成为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三）自办发行迅猛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报纸的主要发行模式是“邮发合一”，即由中国邮政全权办理报刊发行，这种模式使报刊不能及时到达读者手上。1985年，《洛阳日报》开启自办发行之路，1986年，部分城市报纸自办发行工作座谈会首次召开，26家参会的报社对自办发行给予了积极的肯定。1990年，广州市委机关报《广州日报》开始自办发行，此后进入“自办发行”行列的报纸的发行量接近总数的一半。

邓小平于1992年视察南方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步伐明显加快，媒体单位也在这一大潮中强化了媒体的产业属性，积极做强做大媒体产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既要讲导向，也要走市场”，“不贴近市场，读者不认可，舆论阵地也无法巩固”，“适度竞争，有利于媒体乃至媒体产业的发展”——这些话语常挂在社长、台长、总编辑嘴上。中央有关部门和媒体也推出了一系列让媒体贴近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举措。在这方面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批准一批机关报创办都市类媒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主流权威媒体机关报经营状况不佳，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对主流媒体留住人才和发展壮大是不利的，这也关系到主流舆论阵地能否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川日报社创办的《华西都市报》顺势而出，继而南方日报社创办的《南方都市报》、湖北日报社创办的《楚天都市报》等也强势占领市场,后来连中央的权威媒体单位人民日报社和光明日报社也都创办了都市类报纸。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成立报业集团。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与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的领导到广州日报调研之后，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于1996年1月15日成立。接着又到南方日报调研，并批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省委机关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继而，《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北京日报》和《解放日报》等省（市）一级的重要党报都成立了报业集团。将企业集团的模式，引进到意识形态很浓厚的报业，而且相当一部分是以机关报为龙头成立的报业集团，这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也是中国报业向市场化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都市类报纸发展和报业集团创建，以及伴随而来的竞争，使传媒的业态变得越来越有活力，推动了新闻业的发展。在四川，《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等7家报纸同城竞争白热化，其中《华西都市报》在此竞争中探索出的“敲门发行学”创新了中国报纸的发行方式。曾被称为广东 “大三国”与“小三国”的“三国演义”竞争案例，也耐人寻味。所谓“大三国”，指的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小三国”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新快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信息时报》。实际上，“小三国”都属于都市报，集中在广州、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抢占市场。在新闻内容创新、市场营销创新、战略思路创新方面各出奇招。于是，报纸变厚了，内容愈来愈丰富、越来越贴近读者和市场了。后来，深圳报业集团也按捺不住了，通过创办《晶报》参与珠三角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这几家报业集团没有听说谁衰落下去，相反地进入传统媒体时代最鼎盛的时期。至于后来的衰退，那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新媒体挑战下的衰退。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正是因为有了前期的走市场的磨练，传统媒体才得以提升了应对变革的能力；也正是因为有了多年的竞争储备，才能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保障。

不管是哪种媒体，都是中国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新闻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辉煌。然而，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的主流媒体在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直面新媒体和各种传播平台的异军突起，困境不容忽视，变化蕴藏机遇。不过，究竟机遇在哪里？传统媒体如何能破局？在转型中应解决什么问题？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从这些年的情况来看，许多媒体审时度势，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新闻内容传播影响力越来越大，内容传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覆盖面广。我们说传统媒体的困境，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自身平台传播力的困境。尽管生产了很多新闻，但许多受众是从新媒体平台上看到的，自身的平台传播力弱。二是经营的困境。因为自身平台传播力弱，广告客户不愿投放广告，这就使对广告依赖性极强的媒体陷入了经营的困境。然而，新闻内容传播影响力极强，这是客观存在的。许多传统媒体都办有“两微一端”（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新闻客户端）等传播平台，采写回来的新闻会迅速发布在这些平台上，社会上各类传媒平台、自媒体人看到有价值的新闻后也会纷纷转发传播，这就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共同传播的新格局。据《2018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统计，全国党报的网站开通率为92.8%，微信公众号开通率为76.4%，74%的党报建设了自有客户端（APP），68.7%的党报开通了官方微博账号。由于传统媒体及其主办的部分新闻网站才有持证记者，因此中国的许多重大新闻是由他们最早发布的。尽管自身平台传播力弱，但各类社会平台合力传播，影响力就大了。

（二）对外形象传播有了好的平台途径。我们在对外传播中，试图把报纸拿到海外发行，或者在海外办报，广播电视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声音”的传播依然比较弱。互联网出现之后的多元媒介形态改变了这种对外传播的局面。比如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地区的人民可以使用微信，涉及的语言有20多种。中国的重大决策、重大活动迅速传播到海外，不清楚的方面还可以通过“两微一端”进行沟通。

（三） 媒体紧贴新技术的发展，转型步伐加快。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从中央到省（市）机关报的“中央厨房”纷纷布局，投入运营。各媒体的“两微一端”逐步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其中《人民日报》包括“两微一端”在内的新媒体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用户量持续攀升。据统计，人民日报社已拥有142个微信公众号，118个微博机构账号和31个移动客户端，到目前其新媒体用户量总计已超过3亿。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的新媒体“澎湃新闻”、“界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南方+”及新媒体新秀“南方网红”等，都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

（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催生出“AI+新闻”，随着智媒时代的来临，各媒体正在着力打造智慧型媒体集团。2017年12月26日，新华社宣布，由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媒体大脑”落地。“媒体大脑”具有新闻分发、智能会话等八大功能。几乎同一时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建设智慧型文化传媒集团进行了总动员。中央权威媒体与有影响力的省委机关报的这种转型默契，及其他媒体的一系列智媒行动，彰显媒体将从众媒时代进入智媒时代。

媒体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继续抓好传统媒体的改革创新，坚守好这一阵地，又要在新媒体领域有所作为，还要在转型中找到商业模式，实现经营业务的新突破，任务十分艰巨。而且媒介形态和各类传播平台并非静态，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动态中。所以，媒体的转型发展，必须兼顾到方方面面，并且要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实施这一系统工程，必须在新闻内容和经营模式两方面的创新以及平台构建、技术驱动、渠道开拓等方面实现“一体化”。如果主流媒体既实现了强大的新闻传播力，又找到了商业模式，中国新闻业做强做大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本文摘自范以锦 刘芳儒：《传媒生态、媒体业态、媒介形态：中国传媒业改革四十年》，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