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转化：从《新闻学》附录看中国早期新闻学的渊源与建构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中国第一部新闻学理论专著。徐宝璜在《新闻学》之后附的参考书目，囊括了当时美国的重要新闻著作。《新闻学》撰写之时，美国的新闻学研究也处于初创时期，应用新闻学的比重远超过新闻理论研究，《新闻学》受其影响，内容大部分为实用新闻学，不过徐宝璜为了使《新闻学》成为一本导论性质的著作，也加强了新闻理论方面的论述。在成书过程中，徐宝璜吸收了包括海德、布莱耶、休曼等研究者在内众多美国早期新闻学研究。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他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新闻实践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工作，最终完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新闻导论著作，为早期的中国新闻学学术研究与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徐宝璜；新闻学；借鉴；转化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中国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在中国的新闻学术界享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徐宝璜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零散的新闻学术研究，并在报纸功用、新闻自由、舆论监督、新闻价值、新闻业务等方面出现了初步的成果。但这些零散的论述和经验积累并没有导致一个专门的新闻学术研究与教育领域的诞生。对于正处在五四运动前后社会发生巨变时期的中国来说，报刊新闻业的兴起对新闻研究与人才培养提出了十分迫切的需求。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箐箐学子，都渴望得到有关现代新闻事业与技能方面的知识，以便能够由此更好地投身于新闻事业，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贡献才智。1917年徐宝璜留学回国，并由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随即他便联合邵飘萍等人在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开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先河。1918年，徐宝璜四易其稿，将自己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讲义整理成书，并以《新闻学》的书名正式出版，从而开创了由中国大学教授出版新闻专著的先例，此举意味着中国新闻高等院校新闻研究与教育的正式发端。蔡元培对《新闻学》评价甚高，称其为“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方汉奇则称其为“中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最初的开山祖’”。就其作为经典著作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此书“在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史上可谓无出其右者。”

        不过，这样一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中国新闻学经典著作，人们对其学术渊源以及创造性的转换过程却不甚了解。《新闻学》本身是时代的产物，体现了中国新闻界在五四时期朝着现代化方向而进行的努力。在这一成果的背后，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厚基础，《新闻学》集中反映了早期中国新闻学者借鉴西方成果，并根据自身国情加以创造性转换所取得的成就。

        徐宝璜在《新闻学》的《附录》中，共列出英文书籍30本；英文论文68篇。这些附录在再版时曾经一度被删除，但由于这些附录对于我们了解该书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观点极为重要，因此在学者们的倡议下，此书在近年的新出版本中都普遍地保留了这些附录。本文力图从徐宝璜所提供的附录着手，结合《新闻学》一书进行了文本细读，分析该书具体新闻思想的来源和创造性转换情况，以便揭示出中美两国早期新闻学研究之间的渊源关系。这种对经典著作的文本细读与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新闻学》这一经典的学术内涵，对于认识中国早期新闻学的创建过程都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新闻学》成书时中美新闻学术研究状况

        徐宝璜在《自序》中曾说：“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然西籍中亦无完善之书，或为历史之记述，或为一方之研究。至能令人读之而窥全豹者，尚未一见也。”徐宝璜认为，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起来发展的中国新闻业急需有关新闻学的综合性导论著作，即能够对于新闻学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均加以简明扼要介绍的著作。由于西方当时也比较缺乏这样的著作，于是在综合中西方新闻学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一本既适合于中国具体国情，又能对新闻学诸领域加以简明扼要地介绍的著作，便成了徐宝璜写作《新闻学》的初衷。通过检索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以及国会图书馆等众多资料库可知，徐宝璜的其著作的附录中基本上囊括了美国当时研究报纸和新闻方面的主要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报纸内部的各项工作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以逸闻趣事作为叙述重点，很少触及新闻事业的演进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仍停留在新闻史料、报人传记和实践经验总结上。”既具有理论性质，又能对新闻学主要问题加以简明介绍的导论性著作比较少见。

        徐宝璜希望撰写一本能够对新兴的中国新闻业有所助益的综合性导论著作，“能导其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这本著作不仅要让人们能够对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和基本原理有提纲挈领的了解，而且还能对报业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有所帮助。这也就意味着这本书需要将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使读者既能对新闻业的基本问题一目了然，又能对实际的新闻工作有所指导和帮助，这种综合性的要求对于初创时期的中国新闻学来说，不啻为一个艰难的目标。本着这一目标，徐宝璜结合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所学，对美国早期新闻研究中的新闻史料、报人传记、实用手册等材料进行了钩玄提要的总结概括，对涉及新闻学的重要问题都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美国新闻学的借鉴并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在充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新闻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不仅对涉及国情、文化和社会风俗的地方都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阐发，而且其中所使用的案例也大多取材于中国的实际，“自信所言，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

        事实上，1920年之前美国新闻学尚在草创阶段，出版的高质量学术著作并不算太多，以至于徐宝璜感叹自己很难找到非常适合的参考书，要完成他的研究计划和目标，就需要自己进行整合与创造。尽管如此，徐宝璜还是尽自己的所能收罗并参考了当时比较重要的美国新闻学著作。如休曼（Edwin L. Shuman）的《实用新闻学》，它是美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早在1913年就已翻译至国内，成为中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实用新闻学著作。再如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创始人布莱耶的《报纸写作与编辑》及《美国新闻史中的主流》，这两本著作是当时在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此外，《纽约先驱报》编辑主任哈德森（Frederic Hudson）1873年出版的《美国新闻业》是美国新闻史上第一部专门记叙新闻事业的著作。这些重要的著作都列在了《新闻学》的参考书目之中，它们的影响也实际地反映在了《新闻学》一书的文本之中。

二、徐宝璜《新闻学》成书过程中学术渊源辨析

        在对徐宝璜的新闻学思想进行研究之时，学者们通过对《新闻学》部分引用来源进行的初步追踪比较，发现海德(Grant Milnor Hyde)的《报纸报道与通信》和布莱耶(Willard Grosvenor Bleyer)的《报纸写作和编辑》分别与徐宝璜《新闻学》第一稿和第四稿关系比较密切，尤其是《报纸报道与通信》对徐宝璜的新闻定义、新闻精彩、新闻价值等问题都关系密切。

（一）海德、布莱耶与新闻的定义

        在《新闻学》第一稿中，徐宝璜认为，新闻“乃大多数阅报人所注意之最近发生之事”，在第二稿中，徐宝璜将定义改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将“大多数”改为“多数”。 在第四稿中，定义改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将最后的“事”改为“事实”。 这个定义在之后几个版本的稿件中，改动甚小。但要注意的是，徐宝璜在历版《新闻之定义》中，首先给出新闻定义，其次再将新闻定义中的要素分条列出，加以阐释。在《新闻学》一书的修改过程中，虽然徐宝璜给出的定义大致没变，但是其阐述的要素发生了改变。在第一稿中，有两个要素，一是及时，也就是新闻的及时性；二是大多数读者关注，也就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说，要大多数受众都关注的事件才能称之为新闻。在第二稿中，要素变成了四个：“确实”、“及时”、“注意”“多数阅者”。在第四稿中，要素则没有再变化。

        储玉坤曾指出，徐宝璜关于新闻的定义和海德相似。海德关于新闻定义的原文如下：“新闻主要是对最新事件的记录，但不止于此，它是对能引起与其无关读者注意的最新事件的记录。更进一步，它是对能引起最多读者注意的最新事件的记录。”普遍认为，徐宝璜在第一稿中吸取了这些观点。徐宝璜第一稿中的定义是新闻“乃大多数阅报人所注意之最近发生之事”，并且将“最近发生”和“大多数报人注意”做了说明，这和海德相似：海德也提出了“最新事件”，并且强调了“引起最多读者注意”的要素。

         事实上，不止海德，布莱耶对新闻观点的定义也与徐宝璜非常相似。上文提到，布莱耶在书中列出了《Collier’s weekly》刊载的关于新闻定义的条目。紧接着，根据列出的十条定义，布莱耶总结出，“新闻的要素是（1）读者感兴趣的；（2）包括一切和任何有这样的兴趣的事件；（3）新的，最近的，及时的；这些定义强调，新闻的价值是由对新闻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和人们感兴趣的程度决定的。因此，它们组成的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一切能吸引一定数量读者的事件。最好的新闻能最大程度地吸引最多的人。”他随后写道：“当记者得到一条新闻的时候，他必须问自己：它是不是新的、及时的？它能吸引多少读者？它对于一个巨大数量的人群有最大的吸引力吗？”对比这个定义和徐宝璜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在布莱耶的论述中，也提到了至关重要的“最近发生”、“吸引最大数量的读者”的要素。考虑到徐宝璜的参考书目众多，或许徐宝璜广泛阅览了参考书目中的书籍，随后自己选择提炼，形成了关于新闻的定义。

        徐宝璜在第四稿《新闻之定义》后附了一个新闻定义的条目，以供读者参考。附上这个条目之前，徐宝璜写道，多数新闻记者能“一见新闻，立时认识”，但要简明地说出新闻的定义“仍非易事”。而相似的是，布莱耶在《报纸写作与编辑》一书《新闻和新闻价值》章节中也写道：“尽管每一个好的报人都能在看到新闻的一刹那，近乎直觉地依据新闻价值立马识别出新闻，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难说出新闻的定义和新闻价值。”随后布莱耶列出了《Collier’s weekly》1911年刊载的这一期新闻定义，给出索引“Collier's Weekly，March 18, 1911, p. 22.”徐宝璜附上的新闻定义之条目即这部分的翻译，索引为“见Maz. 18. 1911.p.22”。“Maz.”应该是笔误，和布莱耶是同一个出处。如果没有之前相似的论述，或许可以认为徐宝璜和布莱耶分别各自看到了《Collier’s weekly》列出的清单，并且各自收录。但是有了相同的论述，或可推断，徐宝璜是从布莱耶的书中看到了这个列表，并认为这种开放式、参考式的定义对于理解新闻之定义有所帮助，因此将这部分附表原封不动地翻译了出来，也放在了“新闻之定义”这部分的最后。

（二）新闻价值和新闻精采的借鉴与发展

        徐宝璜在《新闻学》第一稿中写道，“有一种精采，即具新闻之价值…比较其价值之高低，自以注意人数之多寡为衡”。徐宝璜所说的“新闻之精采”，即新闻能吸引读者的某个方面，也就是“feature”。徐宝璜认为，新闻具有某方面的精采，就具有新闻价值。若要比较两个新闻的价值高低，徐宝璜认为新闻所吸引的“人数多寡”是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标准。在11月2日刊出的第二稿中，该标准没改变：“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多寡之问题也。”到《新闻学》成书的时候，这个标准发生了变化。徐宝璜写道：“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这时候新闻价值的要素从只看吸引的读者数量变成了两个，即人数多少和注意程度。从第一稿中可以看出，徐宝璜很注重报纸“吸引读者”的特征。但是到了第四稿，徐宝璜不仅仅关注吸引人数的问题，还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注意程度深浅”是指人们关注新闻的程度，把这一点也列入新闻价值的衡量标准，意味着徐宝璜同时也关注新闻质量和新闻深度。

不少学者指出这是受到布莱耶相的影响。“比较不同新闻的价值时，在‘注意人数多寡’外添上考察‘注意程度之深浅’”。但是没有学者具体指出相似的原文。在《报纸写作与编辑》中布莱耶论述新闻价值的原文译为：“此外，这些定义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新闻价值是由（1）对新闻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和（2）人们感兴趣的程度决定的。”确实与徐宝璜在第四稿中呈现的新闻价值定义相同。在此基础上，徐宝璜又前进了一步，把新闻价值的概念抽象到公式层面：“新闻之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故吾人可定一公例曰，取数新闻而比较之，其价值乃与其重要之程度为正比例。换言之，乃与注意之人数及其注意之程度为正比例。”

        徐宝璜在第一稿中，提到新闻的精采包括：名人、稀奇事件、人命损失、财产损失、著名机关、动人情感、与读者相关七个要素。在第四稿中，包括个人之关系，人类之同情（人命之损失、财产之损失、奋斗之精神）、求胜之竞事、著名人物、著名机关、事情稀奇六个要素。到了第四稿，在重组之后，事实上多了奋斗之精神和求胜之竞事两个要素。

        陈立新等学者发现，徐宝璜“把海德和布莱耶的二十多项标准浓缩为跟人的心理因素发生密切关系的6项”，徐宝璜“求胜之竞事”及“为奋斗之精神”很有可能参照了布莱耶的“struggles for supremacy”。徐宝璜论述“求胜之竞事”时写道：“人类均有好胜之心，故对于各种求得胜利之竟争，不论其为国际的，政治的，商业的，或游戏的，莫不注意。…罢工之举，各报多详细登载，亦因其为劳动者与资本家之竞争也。”布莱耶在《报纸写作与编辑》中的“为了霸权而奋斗”一节，列出了商业、运动、政治的竞争，并指出这些都是基于人们对胜利的偏爱。“罢工和停工作为劳动力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有这种吸引力。”徐宝璜关于这部分的阐述和布莱耶非常相似，两者都提到了罢工是劳动力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因此对于读者有吸引力；都提到了人们有好胜之心；还都提到了商业和政治的竞争。可见，“求胜之竞事”一要素，确实源于布莱耶。

        布莱耶的《报纸写作与编辑》和海德的《报纸报道与通信》这两本书列出的新闻要素，涵盖了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提到的绝大部分。但徐宝璜没有采纳布莱耶另外几点新闻要素，包括小孩的吸引力、对动物的兴趣、娱乐和兴趣。徐宝璜在选取新闻要素的时候，综合两本书的内容，选取保留了最重要的要素，并且自己发展出了包括两级的新闻要素框架，将人命损失、财产损失和奋斗精神列入人类同情这一要素之下。徐宝璜进行这样的取舍，首先是为了删繁就简，将最重要、最能吸引读者的新闻要素写出来；其次他舍弃的要素也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下，对大部分人吸引力较弱的要素。

（三）新闻功能与蒂波丽《报纸》

        徐宝璜在第一稿中认为“新闻纸之根本职务，为供给新闻”。此时徐宝璜对报纸的功能并不重视，在《新闻纸之根本职务》一节中首先介绍报纸，其次简述报纸职务，最后则是对《新闻学》一书的主要内容做介绍。这一节内容更像大纲，对报纸的功能也仅仅提到“供给新闻”，“有新闻而无他件，不失其为新闻纸也。有他件而无新闻，则仍呼之为新闻纸者，必无人也。”从第一稿到第四稿，徐宝璜对于报纸职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都发生了变化。在第四稿中，徐宝璜格外重视报纸的责任，将这扩展为一章的内容，即第二章《新闻纸之职务》。他认为报纸的职务有六个：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输灌智识，提倡道德，振兴商业。虽然在第四稿中，徐宝璜对于新闻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更为成熟，但新闻六职务的框架，在第二稿中就已经出现。周婷婷指出，徐宝璜第二稿中就出现的报纸六职务的框架并非来自于布莱耶。

        那么徐宝璜关于报纸六职务的框架还可能来自何处呢？再查找徐宝璜参考书中的其他书籍，我们发现，在《报纸》一书中，蒂波丽（George Binney Dibblee）指出报纸的功能是收发新闻、舆论的工具（a vehicle of opinion）、作为商务贸易的中介方。”这三点和徐宝璜的六点虽不全相同，但是细细研究蒂波丽的说法，和《新闻学》中的论述相似。蒂波丽指出：“…其次，它（报纸）是传播舆论的工具，事实上，这种能力常常让它成为强权和金钱的牺牲品。最后，它作为两个贸易者之间最好的商业中介。”徐宝璜在“代表舆论”中也指出新闻受到政府的压力：“新闻纸亦社会产品之一种，故亦受社会之支配…吾国政府，对于舆论，素不重视，且封闭报馆之事，时有所闻。遂致新闻纸为保存自身计，常不敢十分代表舆论…”从中或可推测，徐宝璜从传播舆论加以阐发，将“舆论的工具”一分为二，成为“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两个职能。

（四）新闻标题的目的与布莱耶《标题的写作》

        徐宝璜在《新闻学》第一稿中，认为“题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引起阅者之注意，二是简示新闻之内容”。到第四稿《新闻学》定稿中，《题目之目的》变成（一）便利阅者（二）引人注意。第四稿则提到，“此于无暇仔细看报而又欲知世界大事之人，最为便利”、“使编辑得法，既可藉以引起阅者好奇之心，复可同时用以稍满足其欲望，使其对于该新闻，不能不看”。通过恰当地编辑题目，一方面可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一方面又稍微地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通过题目，可以告知时间不足的读者新闻大事，又能起到吸引读者的目的。

       从第一稿到第四稿，变化不大，有两处不同：首先，徐宝璜调整了两点的位置，将“便利阅者”放到了前面；其次，徐宝璜对于“引人注意”的论述更加具体，层次更丰富。这细微的变动，似与布莱耶《标题的写作》一章相关。在该章节中，布莱耶提到新闻标题的作用：“通过将最重要的事实用简短的大号字体呈现出来，它拥有双重的作用：首先，快速浏览新闻就能大概了解新闻的内容；其次，新闻标题成了新闻吸引购买者的一种广告。”这和“便利阅者、引人注意”非常相似。布莱耶解释说：“仅仅通过阅读标题，忙碌的人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新闻的概要…通过形式和位置，标题广而告之报纸中的内容…好的广告标题应该创造兴趣，让报纸卖得好。通过唤起读者的好奇的同时部分地满足这种好奇…充满写作技巧的标题吸引读者的注意，让他来阅读新闻报道。”在这部分论述中，“唤起读者的好奇的同时部分地满足这种好奇”与徐宝璜的“一方面可以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一方面又稍微地满足读者的求知欲望”也非常相似。

        除此之外，布莱耶在文后列出22条建议，包括“（1）在写作标题之前，让新闻最重要的事实清晰准确地呈现在脑海中；（4）新闻标题应尽可能基于导语中的事实；（22）避免诽谤的言论”等。在《新闻学》第一稿“造题方法”并未有相关内容，但是到第四稿，徐宝璜也在“造题时应注意之点”列出九点注意事项中，上述几条则分别对应第（一）、（三）、（九）条，也可以佐证新闻标题这一部分内容与布莱耶之间的关系。

就新闻标题由谁写作的问题，徐宝璜在第一稿中写道：“新闻既编辑矣，其次手续，即为造题。由访员或编辑于新闻之前，加以题目，以达目的，名曰造题。”这时候，“访员或编辑”都可以参与新闻题目的编辑。但是到第四稿时，则提到需要专门的编辑人员：“此事大抵由阅稿之人任之。在组织完备之新闻社，例有专人担任阅稿。在普通之新闻社，则由编辑自行担任。所以不使访员任造题目之事者，…”徐宝璜认为，记者自己不能编辑新闻题目，而要由审阅稿件的人担任。一般来说是编辑；在组织架构完整的新闻社，要有专人来担任。关于这一点，多本参考书中都有提到。《新闻的写作》中提到校订人不但要编辑副本，还要撰写标题。《为报纸写作》中则写道，大办公室中，所有标题都分配给一定数量的特定栏目编辑，排字工人很少有决策权。大报纸很少让新记者自己写标题。布莱耶也写道：编辑或者校订人（copy-reader）写作标题。就新闻标题应该由谁来写的问题，在所有参考书中都没有特别以章节阐述，或许在当时美国的新闻业中，由编辑和阅稿人来写作新闻标题已经是一种惯例了。由此可见，虽然引用来源无法精确定位，但是徐宝璜有关审阅人负责标题制作的观点依然极可能来自所附的参考书中。不过，与西方著述中标题制作上注重标题层级、为标题进行详细分类等繁琐的技术细节相比，徐宝璜更加注重简洁和清晰的介绍，过于繁琐复杂的标题制作细节对于报纸初兴的中国社会现实而言，并不太适用，因而徐宝璜在选择和取舍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炼化处理。在“新闻之题目”一章中，他以题目的目的、简单的分类、如何撰写三个小结完成论述，这种简洁精炼的风格，体现了他既注重理论建设，又注重实践指导的写作目的。

（五）新闻导语与新闻要素

        对于新闻的格式，徐宝璜并没有照单吸纳美国众多复杂的论述。在第一稿的《新闻之格式》一节中，他就只吸收了“导语（lead）”一个概念，将新闻分为撮要与详记两个部分，即新闻的第一段是撮要，其余段落是详记，这种说法到最终稿也没有做大的改动。徐宝璜认为，应该将新闻最有吸引力的“精采”放在第一段，对于新闻的要素做简单介绍。这部分叫做撮要，也就是导语。休曼在《实用新闻学》中认为，结构优良的新闻报道以最重要的事实开始，以最不重要的事实结尾。结构优良的小说或者戏剧都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出现高潮，在这其中，整个事件的重点事实上被遮掩了。徐宝璜也据此指出，中国当时新闻写作的习惯，要么是纪事体裁，要么是小说习惯，总是把最重要的事实放在最后，造成新闻价值受到损害。他认为，美国新闻界的格式比当时中国报业的普遍习惯要好；即“不管发生的先后次序，但计各事实之重要，将最引人注意之新闻精采，及用以说明所必需之各事实，首先叙述，然后再及详细情形。”

        至于新闻导语中应回答的问题，参考书中都认为要把最吸引人的、总结性的事实放在最前面；读者应该通过导言，不读全文而知其精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五个W”。徐宝璜也认为，在导语中应“简单答复数问题”，把新闻的重要要素放在其中。但徐宝璜却从海德那里借鉴了当时较少采用的“六个W”的说法。在西方新闻界，“五个W”的说法是比较常见的，徐宝璜所参考的很多书籍在介绍导语的时候，都提到了“五个W”。如休曼写道：“每个报刊记者都应该回答以下问题‘什么？谁？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并且尽可能在第一段就回答。”哈灵顿（Harry Franklin Harrington）也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的段落作为导语，需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什么？谁？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而徐宝璜在《新闻学》第一稿中则提出了“六个W”，而非五个W：“阅者看新闻时，所亟欲知悉之问题，可概分之为六，即何事、何地、何时、何人、为何及如何是也。”而在诸多参考书中，似乎只有海德在介绍特写报道时提到了六要素的说法，即“何时，何地，什么，如何，为什么，谁”，徐宝璜和海德一样，比前两者多了“how”。“五个W”与“六个W”的不同，虽然是很小的差异，但可以由此看出徐宝璜对海德思想的借鉴和吸收。

三、结论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徐宝璜在借鉴美国早期新闻思想的同时，始终明确地保持着自己的写作设计框架和思想，他是本着“指导报业正当之方向，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的目标来进行《新闻学》写作的。在这一过程中，徐宝璜对美国早期新闻学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广泛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并不是单纯地“拿来”或“照录”，而是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创造性转化。

        从上述内容我们看到，海德、布莱耶、休曼、蒂波丽、哈灵顿等西方新闻学家的思想，都在《新闻学》中得到借鉴和阐发。虽然《新闻学》注重对新闻学进行综合性介绍，但在综合之中对应用新闻学更为偏重。这一方面是由于徐宝璜撰写《新闻学》的宗旨是为了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美国的主要研究成果以应用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为主，《新闻学》借鉴这两方面的成果较多，尤其在应用新闻学部分。从第一版《新闻学大意》到第四版，新增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新闻的采集写作、报纸的编辑发行和新闻社的运作方面的。

        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内容是新闻实务，指导新闻写作和报社运作，但徐宝璜兼顾了理论新闻学的内容，并且在其中对美国新闻理论的内容进行了借鉴和创造性转化。早期新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等概念，都是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较少深入讨论过的新问题。为了能够准确而通俗地表达清楚这些概念的内涵，徐宝璜在其撰写的几个不同版本的稿子中，从选词到定义都做了不断地修改。如前面提到的“事实”一词的使用，一开始是用“事”来表达的，后来才改为“事实”，虽然这只是一些微小的变化，但却体现了早期徐宝璜在做早期理论阐述时的谨慎和精益求精的态度。除了在选词达意方面精益求精，务求准确、严谨而不失通俗之外，在阐发具体理论问题的时候，徐宝璜也往往能够结合中国的报业实例加以阐发。如在论述报纸的社会功能时，徐氏就结合中国报纸的现状进行了说明；而在论述新闻价值时也结合中国的实例对其进行阐发。与此同时，徐宝璜根据国情和文化惯例存在差异的实际情况，对所参考材料的材料进行了中国化的取舍或者改造，这是徐宝璜对西方文献比较常见的处理办法。如徐宝璜在《新闻学》成稿中，曾经多处从西方著作中借鉴使用了清单、附注等形式的材料，以便读者加以理解，但这些材料中涉及美国政党政治的内容则被删除了，因为两国的政治现实完全是不同。

        总之，徐宝璜的《新闻学》作为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闻学草创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学术成果的借鉴与创造性转化情况。徐宝璜根据当时中国报业现状和实际，对报业发展所需要涉及的迫切问题，进行了兼收并蓄，提纲挈领且要言不烦的介绍，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部既能对当时新闻界加以实际指导，又不乏理论深度的导论性新闻学著作，对于后世新闻学的实际业务及研究教学工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编辑：付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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