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新闻业应立足于公共生活（二）

五、就服务于公共生活而言，新闻传播学科不存在“学科焦虑”与“范式重构”

潘忠党：我们从美国新闻史中不难发现，最早的美国报纸刊发的是关于北美殖民地同宗主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殖民国家海船抵达时间、运载货物等信息，为什么呢？因为新闻主要是围绕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内容来展开的，比如贸易、教育、政治等。美国一个历史学家曾经写过一本书，说的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建立，并非一帮美国精英和革命者成立一支军队，打下了一片江山，获得了国家独立，其实美国的国家意识是在贸易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美国北部波士顿的人同南方南卡州的人同样消费某一款产品，但英国国会通过某项法律要求北美英属殖民地交很高的税赋，使其感到被剥夺和不公平。在此基础上，殖民地人民产生了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想象和共识，这才使得殖民地人民寻求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成为可能。所以，新闻首先要有用，使人们可资利用，使得生活得以维持，对整个社会有正面建设性意义。

如果从面向公共生活的角度而言，我们要关心的是新闻传播学究竟研究什么问题，但同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一样，我们都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政治运作的过程，只是新闻传播学的路径有所不同，侧重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尤其是蕴含其中的权力关系，而新闻传播学更多的是关注社会交往的过程。人类学更侧重于研究特定群体、社区的人们交往过程和文化形态，而传播学则着眼于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不局限于某一个社区和群体。由于各学科间关注社会问题的角度、提出问题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构成了学科的特殊价值，但是我们都是研究社会过程、文化过程、政治过程中的公共生活，所以我没有所谓的新闻传播学学科正当性何在的“学科焦虑”，也不认可“重构新闻传播学范式”的提法，更没有重构某种学科范式的“学术野心”。

在我看来，传播研究的就是社会交往，只有通过交往才能够建立社会关系。比如说你家里有众多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如果从不来往，有很多亲戚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有通过相互交往，所谓关系才能够产生意义，这些都是传播学需要关注的。那么，采取什么工具交往呢，比如语言、礼物、仪式等，所以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包括了交往的手段、形式以及效果等因素。再如，《水浒传》中武松过景阳冈，酒店挂出的“三碗不过冈”的招牌，其实就是一种符号交往和互动，尽管彼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了现代社会，面对同样的社会情形，我们就会通过手机查阅酒店环境、顾客评分来选择酒店。虽然两者平台不同、形式各异，但都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交往。我们可以考察平台手段对人们交往的影响和效果，但如此就断定新媒体决定了人类生活本身，就不仅不符合人们的生活实际，而且显得过于媒体中心主义了。

六、媒介教育应建构以公共性为核心要素的“元传播”模式

潘忠党：如果从服务于社会利益和公共生活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新闻界首先要致力于促进“新闻场”（journalistic field）的进一步开放，重构适应新的媒介生态环境的新闻专业主义，传递、讲述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元传播”模式所应有的核心要素和规范理念，成为真实、理性、开放、多元等公共交往理念的维护者、阐释者和示范者。其次，培训新闻从业者适应新的新闻生产要求的操作技能，比如适应于数据新闻制作需要的大数据挖掘、分析处理以及数据制图等可视化呈现技巧。第三，培训新闻工作者通过与信源的互动交往或进入新闻现场，发现新闻、报道真相并进行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也就是说，媒体机构自身、社会团体或普通成员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新闻报道内容进行事实检测，判定哪些新闻要素符合事实，哪些新闻要素与事实相违。其实，对新闻报道进行事实核查，已经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新闻界的广泛实践，这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情景中将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闻教育不仅仅要教给新闻从业者如何采访写作和报道事实，更要教给他们如何判断和评定事实，在鱼龙混杂的媒介环境中学会发现谣言、澄清事实、还原真相。

如果说，现在传统媒体还有什么服务于社会公共生活的资源可供利用的话，应该就是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所积累形成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集中体现在传统媒体依据特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对传统媒体自身以及互联网新兴媒体展开事实的查验。其实，这种事实核查本身就是一种“元传播”的实践，既是一种示范，也是一种宣讲，是我们新闻教育应当着重开展的一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