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前辈的博古

▲博古

江苏无锡人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 5 月回国，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 年 1 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4 月改任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9 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组成，他是主要负责人。1937 年 1 月新华通讯社建立，博古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41 年底，他继续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 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事业和解放区新闻机构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46 年 2 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小组的工作。同年 4 月 8 日，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

领导人博古亦为党报（刊）撰稿人

博古才华横溢，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有志的革命青年和学生领袖，在革命斗争中渐露头角；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培养成了教条主义者，理论水平很高，并成为所谓 "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 小宗派的成员；以极左的态度积极参加了反对 " 立三路线 " 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 调和主义 " 的斗争；少年得志，没有经过多少实际斗争的锻炼，就在 20 多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执行了 " 左 " 倾教条主义错误，成为 " 左 " 倾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笔者翻看《红星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面向全军的红军机关报。1931 年 12 月在江西瑞金创刊。）、《前进》报（中共中央总政治部创办，1935 年 6 月创刊。）、《解放》（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机关报。1937 年 4 月在延安创刊。）、《红色中华》（中国共产党于 1931 年 12 月在江西瑞金创办，始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1933 年 2 月改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联合机关报。1937 年１月改名为《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39 年 2 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救国时报》（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汉文报纸，读者主要是海外华侨。1935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发行的《救国报》被法国政府查封后，遂决定将《救国报》改名为《救国时报》继续出版。1935 年 12 月，《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创刊）、《群众》（中国共产党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公开出版的综合性刊物。1937 年 12 月创刊于汉口，1938 年 12 月底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 年 1 月创刊于汉口，同年 10 月底随八路军办事处迁至重庆继续出版）等报刊，发现上面有一些博古的文章。

如《前进报》第一期发表了博古写的《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一文，阐述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源泉，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号召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西北苏区。列宁提出的 "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 这一著名论断，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介绍进来的，并且很快得到广泛引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基本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办好报刊的响亮口号。1933 年 8 月 10 日，《红色中华》出版百期，发表了博古题为《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文章。他在文中强调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既是政府机关报，又是 " 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 "。1939 年 1 月 7 日，博古写的《祝新华二周年》一文发在《新华日报》上。其文阐明了该报之宗旨：" 本报志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的同胞之苦难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励者倡导者。"

据《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编委陆诒的回忆文章：在博古同志的倡导下，编辑兼做校对，记者有时也被拉去当编辑。关于采访新闻，博古规定了一条：只要是报社的工作同志，不论是总编辑、经理、社长、编辑和校对，凡是在外面参加会议或其他社会活动，都有为报纸采访并写消息的义务。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博古好几次为我们写新闻报道，以身作则。编辑部里的同志都敬佩博古构思敏捷，下笔极快，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写作任务，他所撰写的社论，旗帜鲜明，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深得读者欢迎。

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

1937 年 1 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博古出任新华社首任社长，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负责外电翻译，李柱南负责中文译电。每天播发 2000 字中文电讯稿，由廖承志、向仲华编写。当年 4 月设立了新闻台，聘美国人马海德为英文顾问。

1941 年 11 月，因新华社社长向仲华调动工作，党中央决定由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他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和新华社面临的具体情况，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工作。1、对各根据地分社进行了必要的整顿；2、创立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3、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

期间的新闻学观点摘要：（一）抓作风与改文风。1943 年 6 月，博古在编委会上指出：怎样反对党八股与建设新的文风，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在各方面创造新风格。新闻怎样写好？是个中心问题，内容写什么，应该看我们报纸的性质。通讯应该是系统地全面地反映各个方面工作，要有中心、有计划，从各个侧面写，从别人认为平凡的事情中，发现该写的人和事。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对边区要熟悉，能懂得党的政策，掌握写作技巧，经常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和别的通讯社新闻稿。

（二）深入群众真实第一。博古要求新闻工作者：" 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 记者们打起背包，下乡下厂下连队，在现实火热的斗争中，在沸腾的生活里，在与工人、农民、战士的接触中，搜集新鲜事物，给写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源泉。他多次强调：新闻一要真实，二要生动，三要迅速。一定要把真实放在第一位，失实的报道不仅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同时也给各级党组织决策带来了错误的导向，将极大地影响党报的信誉。

博古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

党中央在 1941 年 3 月作出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与新华社出版的《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一起搬到清凉山上办公。决定由博古担任社长，总编辑杨松、副总编辑余光生，正式组建《解放日报》。5 月 14 日，编辑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博古提出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15 日报纸试刊，报头是毛泽东题写的。试刊经他认可，16 日正式出版。《解放日报》创刊号第一版登有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和博古写的通讯。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千余字的发刊词言简意赅，明确了《解放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宣告党的主张，并提出了党与党报的关系。

9 月 16 日，报纸由四开两版改为对开四版的大型日报，博古提出版面的安排是一版欧洲，二版远东，由副总编辑余光生负责；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和边区，由编委吴敏负责；下半版是《文艺》与其他专栏，《文艺》专栏由丁玲主编，并负责联系其他专栏，专栏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审阅。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的演说，8 日在中宣部召开的 " 压缩会议 " 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标志着延安普遍整风运动的开展，可是这两次极为重要演说的消息，都分别被发表在三版的左下方和右下角，标题只三栏高，消息中写毛泽东讲话的也不多。尔后《文艺》专刊发表了一些被认为是在政治环境沉闷与物质条件困难时，某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又观点模糊的文艺家发表的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章。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 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 次日在编辑部全体会议上，博古检查了 10 个月来报纸的主要缺点：贯彻党性和群众性不够，联系实际不够，缺乏党报应有的战斗性。他明确提出了今后办报的方针：贯彻党的路线，宣传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状况，报道国内外动向和整顿三风。

博古挑起了党报改版的重任。4 月 1 日改版后的首张报纸新鲜出炉。此前基本是国际新闻的第一版，改为既有国际新闻也有国内新闻，而以国内新闻为主，国内新闻中主要是报道边区军民抗日斗争和边区建设的情况，报道边区英雄模范的事迹，以树立典型，指明方向和鼓舞斗志，第一版的社论也主要围绕这些重点进行。第二版过去亦为国际版，现改为边区版，主要刊登边区军民战斗、生产的消息。第三版改为国际版，报道一些国内外敌占区的动态。第四版将原边区、副刊各占一半改为全部是副刊，以体现革命的文艺为当前斗争与边区建设服务之编辑思想。当日报纸头版头条位置乃是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文中指出什么是党报，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地联系群众；第三，洋溢着战斗性；第四，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开展。具体的帮助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同时提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8 月中央任命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以加强报社的领导，并决定他和社长博古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从组织上保证报社领导及时了解党中央的决策，使报纸迅速、准确地反映党的活动，宣传党的政策。《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加强了报纸的党性，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抗日斗争和群众生活作为宣传重点；克服了教条主义习气和呆板枯燥的文风；将国际新闻置于次要位置，不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和本国非党的通讯社的电讯，对电讯进行选登和改写；增强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和重视。改版前，报社的编辑记者、甚至地方党报的编辑记者都认为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来自中央的批评意见，使得党报记者编辑开始探索如何成为 " 完全 " 党报的具体途径和做法，经过一次次的探索，党报从上到下的思想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党报报道内容与倾向越来越明确，一些做法被当作模式继承下来，党报终于被重新塑造了。笔者以为，改版之历程，实则一次从 " 不完全党报 " 到 " 完全党报 " 的过程。改版期间发表了 30 余篇理论文章，系统阐述了党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中毛泽东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都是新闻学中的经典篇章。其战果包括确立了一系列党报工作原则，推动了党对新闻学的研究，对各解放区报纸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 全党办报 " 系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1944 年 2 月 16 日，博古在《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中首次提出。社论写道：从本报改版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 " 全党办报 " 四个字。1944 年秋，博古在题为《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洪流记录）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一、党性——按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每一则新闻评论、编排都围绕着它。二、群众性——我们是群众的报纸，要把群众的观点反映到我们的报纸上，我们的报纸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与工作，我们要依靠广大的通讯员。三、组织性——不单反映现实，要指导现实，组织运动，指导一定工作。四、战斗性——要贯彻党的立场，要有斗争性，自己的力量怎样团结，反对的力量怎样去斗争。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博古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但他并没有存在大的抵触情绪，也没有消极，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做着中共中央分配给他的工作。即使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受批判以后，博古一方面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一方面仍然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了党的新闻事业中。他曾说：" 我将终身从事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 为了这终身事业，" 博古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也倔强地拒绝休息 "。在他生平最后五年内，为党的新闻事业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解放日报》的改版及其典范效应，在于从思想和管理制度上实现了党对报纸的绝对领导，不仅成为全党团结和统一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而且为实现全党的这种新的团结和统一，起到了自己重要贡献。它对于党报的建设和成型，对于党报真正成为党的战斗的机关报，同样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一个重大的创举，即：创立了中国新闻史和党报史上一种独特的报刊类型和操作模式——以组织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为理论框架的延安范式。在博古的领导下，新华社从简单的窑洞通讯社发展为初具规模的正规通讯社。解放区的新闻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共组建分社 40 余个，除了职业新闻从业人员以外，还拥有近 3 万名业余通讯员，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网络和统一的制度与机构。博古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其所开创的革命报业，将作为光辉灿烂之一页，载入新闻社会史。

（作者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