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习惯说假话的社会，说真话是很难的。所以聪明人的做法一般都是:我只笑笑，不说话。
这带来一个问题，当大家都不说真话的时候，说真话就变成一件很虚幻的事情，它究竟难到什么程度，杀伤力有多大，很多人失去了感知力。
对于这个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人民日报官微曾经给出过权威解答: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 力要做的事往往是做不到的，当然很难了。
这是人日2013年年初的新年愿望，最近又重新焕发了青春。5年过去了，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热词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这句话依然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无论如何，你都得承认，这是一句无法反驳的真话，而且永不过时。细细品味，还充满了思辩的乐趣。
前记者姜涞，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脚。近日，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制作资料，明天打发要饭的，做甲方的感觉真好。文字下方还配了一张写着南方都市报名字的信封。意犹未尽，姜同学继续在朋友圈后留言:羊城晚报、信息时报、南方日报啥的，排好队，排直喽! 所有喜剧的内核，都是悲剧。
有人怒斥，小人得志，得意忘形。对此，我是认同的，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深刻。一定要升华中心思想的话，我认为应该加上这么一句:这件事充分说明多读人民日报、多看新闻联播的重要性。
真话是你想说就能说的吗?说真话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努力”，你得付诸努力，才具备讲真话的资质。
姜同学倒也不是不努力，问题在于，他太膨胀了，以为从乙方跳到甲方就是麻雀变凤凰，殊不知这只是换个工作而已，真正的努力不仅是从乙方到甲方，还要成为甲方的领导。毕竟，领导的幽默才是最高级的幽默，领导的段子才能引发群众雷鸣般的掌声。
认识不到努力的真谛，乱开玩笑乱吐槽，就只好面对“你主动辞职还是公司辞退你”这个世纪尴尬之问。
整件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是这样的:
某媒体找到姜涞所在公司的领导兴师问罪，义正辞严地说:想核实一下，这人是不是你们的员工，为什么要污蔑媒体要饭。今天采访的车马费，我会退回给你们。
退个车马费退得这么霸气，原谅我不怀好意地笑了。我翻译一下这两句话:我凭本事乞的讨，你为什么污蔑我是要饭的。
乞讨之于要饭，就如同红包之于车马费，换个说法，境界大不同。增加了一点蒙胧感，少了一点羞涩感。
然而本质不变啊。红包分为两种，一种叫给你个面子。比如医生收红包，官员收红包。送的人恭恭敬敬，收的人坦然自若。份量少了还不行，收不收还得看心情和场合，一旦收下，送的人才能放下心来。
另一种，那真的跟要饭差不多了。比如记者收红包。排排座分果果，数量也很有限，金主们心情好，客套地说声“谢谢，你们辛苦了”，心情不好的话，挥挥手也就打发了。保不齐回来的路上，几个记者还能凑在一起，互相询问红包的大小，活像小时候到亲戚家拜年讨红包。
我虽然是有记者证的人，但是没有当过采访记者，没有收过红包，也不知道具体的行情。但曾经身在媒体行业中，多多少少知道，红包是衡量一个媒体老司机能力大小的重要评判标准。
本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闷声发点小财，睁只眼闭只眼装回猫头鹰也就过去，想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媒体和媒体人跳将出来，对说了真话的姜同学口诛笔伐，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这是何苦?
失败的人最敏感，一个衰落的行业最脆弱。与其说姜同学作为前记者调转枪口讥讽记者要饭，是一种“吃完社会主义的饭，砸社会主义的锅”式的恶趣味，倒不如说他撕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让这个行业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一面。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很长时间以来，媒体和记者被戴上了太多的高帽，时不时还自己加点戏，什么无冕之王，什么第四权，什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现在是时候清醒清醒，明确一下自己的定位了。这就是一份普通的职业，既不高尚也不低贱，免不了有些灰色地带。你要想让大家接受收红包是可以理解的行业惯例，那就得承认媒体并没有多少公信力，以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有人说，姜涞这样恶搞自己曾经的同行，是双商不高，到哪一个行业都混不下去。我想说，正是因为有了太多双商太高、到哪里都能混好的人，这个社会才会变成今天这个鸟样子，精于盘算，利益至上。
所以，我们需要姜涞这样的叛徒和挑衅者，来打破这虚假的和谐。一句难听的真话，胜过一万句漂亮的谎言。
但是说真话，真的好难。不仅需要梁静茹不断地给予勇气，还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