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 原子与比特

原 子 与 比 特

 胡 泳

2016年，是《数字化生存》中文版问世20周年。这些年来，我和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在中国至少会面四次，还在MIT的媒体实验室偶遇过一次。每次一起活动时，总会听到人们问他一个问题：《数字化生存》出版后到现在，哪些预言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

这其实考量的是一个未来学家透视水晶球的能力。尼葛洛庞帝预测到的东西太多了：在微软、苹果等尝试手写笔技术的时候，尼葛洛庞帝坚持认为，手指是最好的手写笔。他希望将来有一天由界面代理人打点我们的生活，这正是Google Now、Siri和微软小冰正在努力的方向。他预测到了电子书和个性化报纸，他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移动比特，而不是原子”，相信人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数字化，不论是新闻、娱乐还是性。

一位读者对我说：20年前读《数字化生存》，觉得是科幻书；现在读，觉得是历史书。这堪称对一个未来学家的最高礼赞。

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年代，或许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数字化生存”。它意味着娱乐世界与信息世界充分融合，并且开始具备互动性；它意味着计算机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而你时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它构成一种平等主义现象，使人们更容易接近，并允许在一个大而空洞的空间内，听到小而孤独的声音；它令组织扁平化，打破传统的中央集权，把大一统的帝国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家庭工业；它使网络真正的价值越来越和信息无关，而和社区相关。

就像空气和水，数字化生存受到注意，只会因为它的缺席，而不是因为它的存在。我们看到数字化生存成为一个过时的东西，人们充满兴奋地谈论的新话题是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太空探索等。电脑和移动设备都越来越索然无味，因为它们将逐渐消失在其他物体中：自清洁衬衫，无人驾驶汽车，服务机器人，智能门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语的药丸。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我们将住在电脑里，把它们穿在身上，甚至以它们为食。有一句英文谚语说，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你（An apple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以后我们或许可以说，A computer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粒计算机，医生远离你。

这样看来，数字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今年有出版社决定重出这本引领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开山之作。于是，我请作者为中国读者写几句话。尼葛洛庞帝应邀所写的序题目叫做《Been Digital》，可以译为《数字化之后》。在后数字化时代，真正令人惊讶的变化将出现在别的地方，比如，我们如何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管理自身。

但是且慢。想想“无马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这个在汽车刚刚被发明出来时的说法。仿佛被遮罩遮住了双眼的马一样，汽车的发明者无法预知汽车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变，包括我们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获得新的商业模式和创造新的衍生业务。打个比方，你很难在有马和马车的日子里想象汽车的无故障保险。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我们总是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其实是倒着走向未来”。 

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失明，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我们的认同感和社区感真正共存于真实和虚拟领域的世界。爬过山的人知道，爬升越高，空气越稀薄，但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缺氧的滋味，因为我们尚未攀爬到数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都还没有来到山脚下的数字大本营。

这也就是我发现的今日数字生活的悖论之所在：当下关心数字商业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关心数字社会基本问题的人少而又少。我们需要解决的数字社会基本问题太多了，比如个人隐私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意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化革命远未到结束的时分，或者说，“been digital”（数字化之后）的问题，比“being digital”（数字化之中）的要严重得多。

我把这些冲突统称为“旧制度与数字大革命”的冲突。其产生的原因在于，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社会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层面。其中一种制度形式叫做组织管理。我们仍然在用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管理信息化时代的业务，换言之，我们面对比特世界的时候，却秉持“原子思维”。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组织就仿佛在甲板上蹦蹦跶跶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而大多数的企业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形成和发展的。 

世界在数字化，然而，你却会不断看到遗留下来的“原子思维”的病理症状。报纸想象纸张是其本质的一部分，电信公司想象距离越长应该收钱越多，国家想象他们的物理边界很重要。这些想象都是病态的。

制造业的一种常见病态是，总是想象硬件是硬件，软件是软件。为什么不可以想象让原子和比特一体化？彻底打破数字化与物理之间的墙，将数据转化为物品，把物品转化为数据？当原子与比特合一的时候，我们将迎来“个人制造”（Personal fabrication）的时代，也不妨把它叫做“社群制造”的时代。个人和社群，可以使用综合了消费电子和工业机床的机器（或许可以叫做个人制造器），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社区里设计和生产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新的数字化技术使得我们制造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制造都有可能。这将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比如，它将改变工作的性质、金钱的性质，甚至整个经济的性质。进一步，它还会改变人本身。想象一下，一个“个人制造器”能够制造任何东西，甚至复制它自己，这个自动化的工厂系统完全脱离人的控制会怎样？科幻小说家菲力普·狄克的小说《自动工厂》，就描述过这种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旧制度与数字化大革命的冲突中，我们对互联网的思考一定会达到一个层面：在充分联网的环境下，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人的定义？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性？这其实是互联网文明的可能性问题，最终的含义是人的可能性问题——我们可能会到达“后人类状态”。

同与尼葛洛庞帝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建筑学家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有一个比喻：人不过是猿猴的1.0版。现在，经由各种比特的武装，人类终于将自己升级到猿猴2.0版。谈到“后人类”，让我援引一下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话，她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这样写道：“如果说我的噩梦是在一个后人类文化中，人们只把他们的身体作为时尚的配件而不是存在的基础，那么，我的梦想则是，后人类在拥抱信息技术的可能性的同时，没有被无限的权力和无身体的不朽的幻想所诱惑，承认和庆祝作为人类条件的有限性，并且理解人类生活被嵌入于一个复杂的物质世界之中，我们的持续生存端赖于这个世界。”